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许多学者纷纷致电云南人民出版社，希望得到该社出版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他们特别看重的是其中两部：《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海外学者们说：“如果这两部书所述属实，那么世界文明史、世界历史、世界哲学史、世界天文史都应该重写了，当然，最该重写的就是中国哲学史和天文学史。华夏文明向来称为五千年文明史，可是有了彝族十月历，中华文明史又当向前推进。”
这套丛书的主编及《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的作者就是著名彝族文化学者刘尧汉。对于这两本书的意义，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文化思想史家蔡尚思评价说：“现在研究中国通史尤其是上古史、原始社会史部分，再也不要停留在书本上了，不仅要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相结合，而且要到民族地区去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把书本与出土器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有王国维与其他考古家；把书本与社会历史调查结合起来研究的，我要说的刘尧汉教授就是其中一例。”
日前，笔者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著名的彝族文化学者刘尧汉教授。我面对的是一个清瘦、眼睛里闪着智慧光芒、充满睿智的老者。回忆自己的一生，刘尧汉总结自己是：幼学孔孟――不知其忌；长习科学――扩大视野；晚阅老庄――一知半解。如果说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微末成就的话，其原因就是：别人是“走马观花”，我是“蹲点栽花”！
1941年，刘尧汉进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刘尧汉三年级时，时任云大社会学系主任的费孝通找刘尧汉谈话，刘尧汉将家里的情况告诉了费孝通。刘尧汉父亲有兄弟十人，父亲是老大，其家族是南华的彝族土司，奴隶主出身，祖父时成为封建地主。费孝通听完后，当即决定让刘回乡作调查，研究自己的家族史。一个多月后，刘将一个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交到了费孝通手里，费孝通看完后对刘说：“你今后就继续做这个事吧！”这就是刘尧汉后来的成名作《一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的早期范本―――刘氏家族史。他通过对自己出生的奴隶主家族史做了前后十几年的调查研究，解决了国内外史学家们一直悬而未解的难题：奴隶制生产方式是如何向封建制生产方式完成过渡的？1956年，刘尧汉将这篇文章寄给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范文澜先生，刘尧汉星期五将文稿寄出，范文澜星期日即做了回复，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范文澜在1956年5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以《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为题专门写了一篇推荐文章。范文澜称赞这篇文章的特色是：“正在于所用材料几乎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可稽”。范老同时还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不良倾向指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成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中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下。”
这就是后来刘尧汉教授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寻找‘山野妙龄法’”命名的由来，这也是刘尧汉教授一贯坚持和推崇的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就是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取新资料（活资料），再与考古资料和书本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规律性的认识。当笔者问及他坚持这一研究方法的缘由时，他告诉我：“希望从实地调查出发，联系实际，搞有实际意义、别人没做过，又能有独立发现的学问。”也正是坚持了这一研究方法，刘尧汉教授在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1947年寒假，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到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同年，刘尧汉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留校任教。1951年暑假,杨?与刘尧汉带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到武定民族地区实习，搜集了许多资料,撰写了调查报告。上世纪50年代初，刘尧汉用双脚走完了哀牢山方圆400余里，调查了李文学农民起义遗留在哀牢山的后裔，取得了第一手的资料，范文澜看过刘撰写的调查报告大为赞赏，他说：“刘尧汉这人，还有好东西在后头呢！”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夫人严汝娴教授在滇属泸沽湖畔对摩梭人存留的原始母系制遗俗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对这个地区的原始母系制度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宁蒗彝族自治县茅家乡调查了解到了彝族十月历的详细情况，后来又在禄丰县罗申乡得到重要补充，于是，一篇《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的论著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1983年，已是年过花甲的刘尧汉毅然接受楚雄州的邀请，出任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担负起挖掘整理彝族文化，培养彝族青年的重任，对于研究工作的艰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近年来，我带领彝族青年往返于金沙江两侧的滇、川、黔三省山谷间，曾大雨淋漓乘骑入哀牢山，顶烈日爬鲁魁山（属六诏山脉），冰天雪地徒步登乌蒙山，不分冬夏来往于川、滇大小凉山，为的就是寻访‘山野妙龄女郎’”。在他的带领下，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一个以“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五十册）的出版及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为标志的“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宣告诞生了。
对于刘尧汉教授此举，十世班禅大师曾评价说：“一个人首先要热爱他自己的民族，然后爱他自己的家乡，最后才谈得上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刘尧汉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