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汉（1922年7月-2012年11月），男，彝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马街镇沙坦郎村人，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终身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刘尧汉先生少小离家到镇南（今南华）县城读小学；1939年升入楚雄中学；1942年考入云南大学生物学系；1943年转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投身于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研究事业；1947年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社会学系助教；1953年晋升为云南大学讲师。同年3月，调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研究所工作；1970年下放到河南信阳专区“五七干校”改造；1980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教授）；1983年接受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的聘请，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来到楚雄智力支边，兼任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化研究所所长。
刘尧汉先生学术专长为民族学与民族史。从学术上对唐代南诏国为中国领土提供了有力证据；对中国文明的源头作新的探索，弘扬了彝族文化。他主编《彝族文化研究丛书》42本，代表作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等，并以此证明中国文明居四大文明古国之首。他极力促成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建在楚雄。1990年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荣获国际和平传媒使者称号。2011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97年10月9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节目曾播放刘尧汉教授在楚雄致力于彝族文化研究的事迹。美国林肯大学、法国海外科学院等著名院校曾邀请他到校作学术报告。英国伦敦剑桥国际人物撰记研究中心将其编入《世界名人录》。刘尧汉先生一生调查研究成果颇多。
刘尧汉先生（前排右起第五人、戴眼镜者）
我初次见到刘尧汉先生是1990年2月26日。我当时在南华县人武部工作，是因为于1995年5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南华县志》，于之前的1989年8月编纂成初稿交评稿会评议。我被政府办通知参加评议会。那时的我，经常给国家、省、州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写稿，那时还没有手机，电视机也还很少，信息来源不广，大家都喜欢通过看报刊杂志、听广播了解信息。有一次，我的老领导，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普恩泽对我说，一次在县委常委开会时，县委常委、县妇联主席邓楚琼问，我们南华县有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叫普金华的人是哪个单位的人？普政委回答她说普金华是我们红土坡乡的武装部长，是个年轻人。因为大家时常能看到和听到我的文章。所以我在县里有一定的知名度，许多领导都认识我，认为我善于学习，思维敏捷。之前我在红土坡乡武装部工作时，也是在《西南民兵》杂志和《云南日报》《楚雄报》（那时还不是日报）《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刊播过一些文章以后被调到县人武部工作的。所以县里一些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活动都会通知我参加。这是对我的文化素养和能力的肯定。所以我都很认真、很努力的对待。
这次参加评议会的州、县领导有时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李春和，州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德盛，以及州史志办的新老领导和史志专家，还有云南大学的两位教授；县领导参加的有时任南华县委副书记、县长邢志显，县人大主任高子正，县政协主席赵凯，县政府副县长王树龙，以及县政府办、史志办、县委党校、县财政局、县档案局领导和县史志办全体干部职工及当时已退休在外地被邀请回来参会的部分领导干部。还有当时在县内有较高知名度的张兆舫等几位文化人。我们县人武部参加评议会的有时任县委常委、县人武部党委书记、政委普恩泽，县人武部党委副书记、部长胡家银，我当时是县人武部政工科干事。评议会有50多人参加。
评议会是在南华县老十字街下去的县政府老招待所一楼会议室进行。会上，我看到刘尧汉先生座在主席台上，戴着一副有色眼镜，身体消瘦，但精神矍铄，给我的感觉是既有气质又是一位慈祥的老者，据说他当时68岁。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南华县志》编纂委员会顾问。我看到他面前放着一本薄薄的像练习本一样的笔记本，便用一支没有外壳的复写笔芯，直接握着笔管芯作记录。我有些奇怪，应该说是他的习惯。他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讲话时一口的南华马街腔，马街“土语”。会间休息时我找了个机会，那时年轻自信胆子大，我直接走到他面前敬了个军礼说“刘教授好！”他伸出右手与我握手，我礼貌地用双手握住他的手。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问我是什么时候当兵的？那尼尼人？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那我们还是一条路上的人尼，我83年回家乡搞民族调查回克过一次了，路通到乡里面了，不容易，变化很大啊！”休息了一会就又接着开会。会后大家在一起合了个影。说初见刘尧汉先生，其实也是最后一次见了，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刘尧汉先生了。
这一次评议会上评议的这本《南华县志》于1995年5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我看到了刘尧汉先生写的《序一》，第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我是南华县马街乡的彝族，县志编者要我写序，甚感亲切。本世纪30-40年代之间，我从交通闭塞的马街、兔街山乡赴县城念小学和楚雄念中学，需四、五天才能抵达。1983年夏初，我从北京回到楚雄，从南华县城赴家乡作民族调查，乘车半天便抵达。这与早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由这一山乡巨变也反映了全县经济和历史发展的空前革新，在此状况下编写出来的县志，必然展现出新时期的风貌。”
我的这篇文章是有感而作用。我有一天突然来灵感，我想起我与从我们南华县马街山乡走出去的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彝族教授还有一面之交，也是一种缘分。因为一些写刘尧汉先生的同志便没有见过他。所以我还是幸运的。
仅以此文表达我对刘尧汉先生的敬仰和纪念。
（2023年9月19日）
（作者：普金华，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