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最高水平的杰出学者。这类学者独树一帜，学有专精，影响巨大，被称为学科带头人。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刘尧汉就是当代彝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他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创办和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立下了开拓之功，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从山野采获了一个又一个丰硕的鲜果，为弘扬彝族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了突出贡献，让我们追寻刘教授的人生足迹，去领略其用生命铸就的学术风采。
刘尧汉先生１９２２年７月出生于云南楚雄哀牢山区的彝族家庭。１９４２年考入云南大学，在费孝通教授指导下凭借第一手调查材料写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一文，这是他对自己所出生的奴隶主家族史前后作了十年调查研究的成果。
它解决了国内外史学家都存在的一个悬而未解的难题，即奴隶制生产方式究竟是如何向封建制生产方式过渡的？这篇论文被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发现，他特地写了一篇推荐文章，称赞这篇论文是他最喜爱的论文之一。它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乎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下，摘出‘历史轮廓’一项，借《史学》的地盘和吉士们会面”（见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宇闺中的稿件》，载《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４日“史学”专栏）。范老将刘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随即在学术界传为美谈，青年刘尧汉也因此一举成名。
１９５３年３月调京工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在学术界时值南诏统治者蒙氏族属久悬不决，争论颇多且涉及境外的“泰族说”。基此，为解决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的民族成份问题，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西南民族研究室的派遣，青年刘尧汉深入到南诏开国君主细奴逻的故乡——蒙化（今巍山县）及至周边哀牢山域进行实地考察，并查获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后裔的三份父子连名的彝文宗谱；并查知南诏蒙氏家族也具有彝族现存的灵台、火葬、巫画等多种文化特征，这些与南诏相关的民俗事象与彝文父子连名宗族形成互证，据此写成《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二期，为南诏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民族学研究新证。这一重大成果澄清了涉及我国领土完整的重要史实，平息了国际学坛对南诏族属问题的争端。你知道吗？我国是火药和火炮、突火枪等火器的故乡，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从１５世纪以后，火药和火器的改进、发明，似乎已经转向西方，似乎中国再没有什么创造了。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刘尧汉在他的《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中确凿地证明：我国哀牢山彝族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创造的手抛葫芦飞雷，就比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手榴弹，早了半个世纪。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就是这样一位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的彝族学人，在大小凉山和哀牢山，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川、滇彝族的村村寨寨，常常闪现着他的身影。通过成年累月的工作，他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作出新的结论。然而，文革期间，正值中年的刘尧汉以“历史反革命”、“臭老九”的双重身份历尽坎坷。
１９７９年拨乱反正，他以饱满的热情，立志在有生之年以彝族文化为切入口，追本溯源，为揭开中国文明源头之谜作大胆的尝试。１９８５年出版了《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它阐明：对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具有深远影响的道家及道教，及源出彝族及其远古先民羌戎原始道教的虎宇宙观，它由羌戎伏羲先天八卦所表达；其中隐含对世界现代科技有广泛影响的电子计算机基础二进制数学；此先天八卦和二进制又隐含于彝族十月太阳历之中。《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则凭借彝族十月历，揭开了中国文明源头之“谜”，翻开了中国文明史研究的新篇章，为改变中国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末尾地位，为恢复中国是世界文明鼻祖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可靠的、新颖的证据。个人的学术成就并未让他满足止步，他渴望培育人才的意向与楚雄彝州加快发展的需要一拍即合。１９８３年４月，刘尧汉教授智力支边受聘创建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率先在中国３０个民族自治州中开辟了培养专项族别文化研究的少数民族人才基地。诚如上海复旦大学文化史家蔡尚思教授所说，“我很盼望其它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齐，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
建所２０多年来，在刘教授的带领下，立足楚雄彝州，驰骋滇川黔桂，开拓了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的研究专题。刘教授指导彝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田野调查出发，抢抓活史料。由于受现代文明的影响，活史料正在消失，若不及时抢救，终将无法弥补。刘教授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进而利用各种途径、手段加以全力抢救。例如：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民间知识分子，彝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均掌握在他们手中。然而，经过文革浩劫，出现“断层”现象，８０年代后，尤其是进入９０年代以来，精通古彝文的毕摩已十分稀少，进行抢救己迫在眉睫。为此，刘教授拟定《彝巫列传》的写作计划，于１９９０年指导青年学子李世康承担写作任务。当１９９４年《彝巫列传》出版时，列入传记的大部分毕摩在近年内相继去世，庆幸抢救及时，一些重要活史料才得以存留。其社会调研的初步成果纳入所办《彝族文化》，自１９８５年始至２００５年止，刘教授主编《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简称《丛书》）全套已面世４０本。均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大型的学术研究丛书以开其先河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刘尧汉著）和继后出版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刘尧汉、卢央合著）二书作为《丛书》的主要基石。其中绝大部分专著都是楚雄籍的作者（包括在楚雄工作者）独立撰写或与外地作者合作完成。主要著作有：杨和森（彝）著，《图腾层次论》；龙建民（彝）著《市场起源论》；卢央（彝）著《彝族星占学》；刘小幸（彝）著《母体崇拜》；普珍（彝）著《中华创世葫芦》；吉克·尔达·则伙（彝）口述，吉克·则伙·史伙（彝）翻译，刘尧汉（彝）整理《我在神鬼之间》；刘德荣、李世忠（彝）等整理《铜鼓王》；王天玺（彝）、何兆伯合著《论哀牢山彝族起义》；杨凤江（彝）译著《彝族氏族部落史》；杨继林、申甫廉合著《中国彝族虎文化》；曲木约质（彝）著《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普珍（彝）著《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世神话》；李世康（彝）著《彝巫列传》；钟仕民（彝）著《彝族母石崇拜》：钱成润、史岳灵（白族）、杜晋宏（彝）合著《费孝通〈禄村农田〉五十年》；王敏、朱琚元（彝）合著《楚雄彝州本草》；刘宇（彝）著《凉山彝族英雄时代》；海乃拉集（彝）、曲木约质（彝）、刘尧汉（彝）合著《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朱炳祥、普珍（彝）合著《摩哈苴彝村文化符号的人类学还原》；余宏模（彝）著《明代彝族女杰奢香》；李世康（彝）著《彝族神鹰》；杨甫旺（彝）著《彝族纳楼土司世家》；李朝真（彝）、段志刚（白族）合著《彝州考古》；王天玺（彝）著《宇宙源流论》；唐楚臣著《中华彝族虎傩》；普珍（彝）编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关联》；普珍（彝）著《彝族羊文化与吉符、》；朱琚元（彝）著《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王光荣（彝）著《通天人之际的彝巫“腊摩”》等等。其中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彝族作者所写专著。这些著作均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方法，运用文献古籍、考古文物、调查记录和口碑材料，深刻而新颖地揭示了彝族的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科学技术、哲学民俗等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刘尧汉教授称其《丛书》中每一本都是“彝族山野妙龄女郎”，各有千秋。
对于选题，刘教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任何一篇文章或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新内容或是新观点，才有学术价值。为此，刘教授指导弟子的文章专著，要求首先要在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观点来源于材料，然后再优化选题，突出中心论题。例如：普珍女士所做葫芦文化研究专题就是按照这一要求进行的，《中华创世葫芦》这一课题，在历经了多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层层推进，由最初的阶段性成果，逐步扩展为系统性研究，提示了葫芦崇拜贯穿于彝族的人生历程。主题也不断深化，由最初的“彝族母体崇拜”到“彝族破壶成亲、魂归壶天”再到“彝族破壶成亲、悬壶济世、魂归壶天”，选题在三次变更中最后优化确定，成为现在该书的书名。类似的事例在彝族文化的专题研究中还有许多，这是彝研所彝族文化整本研究的治学特色。
可以说，《丛书》每个选题、每一本书都凝聚了刘教授的心力和智慧以及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其中刘尧汉、卢央合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书是发掘研究中华文化的重大成果，尤其是向天坟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天文学史中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破译了中华文化中“三十六”和“七十二”这两个成数的千古难解之谜。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在彝区又发现民间遗存着比十月历更为古老的彝族十八月历，十八月历的发现打破了墨西哥玛雅人十八月历的唯一性和神秘性，具有重大的科学史价值。学术无国界，１９９０年１月５日，法国海外科学院在巴黎举行“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专题讲座报告会，由该院的世界历法权威乔治院士作报告。１９９０年春，刘教授和他的学生朱琚元合写《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一文，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双月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此文被译成西班牙文刊载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大学学报，古老神秘的彝族历法，又一次引起世界有关历法专家的兴趣。研究的目的在于运用，１９９５年初，刘教授向楚雄州委政府建议：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兴建彝族十月太阳历广场。经论证投资７０００万元人民币该项目得以实施，到１９９９年火把节期间第一期工程竣工并对外开放，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这是彝学研究成果逐渐由社会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刘教授２０多年如一日的悉心指导下，一批彝族文化研究人才茁壮成长，已先后为楚雄彝州培养出研究员４名，副研究员４名，助理研究员１１名，形成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以彝族中青年为主的彝族文化研究专业队伍。在新世纪开局之年的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刘尧汉教授的学术成果和《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公开出版，在国内学术界和读者群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仅就《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从１９８７年３月３１日至今，已先后报道了１０余次之多。彝族文化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广泛注目、赞扬，也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肯定和鼓励。刘尧汉教授于１９９０年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１９９２年９月在楚雄州首届科技大会上获社科突出贡献奖，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刘尧汉教授因对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１９９７年９月成为中国学坛上众人瞩目的“东方之子”；２００６年荣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荣誉称号，其所培育的彝族学子普珍研究员也一并荣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荣誉称号。
当赞誉纷至踏来之际，刘教授却淡泊名利。当他回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时，深情地说：“像我这样的中等智慧学人，想在社科研究方面有点成果，没有指引和支持者是不行的。指引者是费孝通教授，现在我教彝族青年各写其家乡、家族、氏族、家庭，就是早先费先生教我的做法。费先生教我做出的成果，范文澜先生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这对我精神上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今天，我还教我的彝族学生继续寻找“山野妙龄女郎”。另一位支持者是夏康农教授。１９５６年，全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时我因“历史问题”，谁也不肯要我参加。夏康农负责四川组，他出于惜才而主动要我同他赴四川凉山州调查，令我心情舒畅；而今每忆起他死于“文革”，不胜怅惘！更重要的支持是云南省楚雄州州长普联和与楚雄州历届领导，聘请我去创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兼任所长，出成果、育人才，以弘扬中华彝族文化。彝族文化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和反响，这全赖普联和的信任和楚雄州重用所致；而这又与云南人民出版社程志方编审早先支持出版和大力宣传，是分不开的。”
刘教授一番感言意味深长！为中华民族争光！这是刘教授学术奋斗的唯一目的。名利，他不想；健康，他不顾。年逾八十的刘教授，正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责任，为探索中国文明源头终身不悔；为培养彝族学子殚精竭智。他心系彝山彝水，仍在孜孜以求的事业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附：刘教授学术简历及其撰写的主要代表作如下：
刘尧汉教授简历：１９４２年８~１９４７年７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读书；１９４７年８~１９５３年２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助教、讲师）；１９５３年３~１９５６年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助理研究员）；１９５６年９~１９７７年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１９７７年５~１９７９年１２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１９８３年４至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出版专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刘尧汉，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刘尧汉，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刘尧汉、卢央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我在神鬼之间》（刘尧汉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５月）《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刘尧汉与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彝乡沙村社区研究》（刘尧汉，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
本文来源于《彝学研究网》 作者：普珍 李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