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1日下午，刘尧汉教授的妻子严汝娴及其女儿刘宇女士按照刘教授的遗愿，将其珍藏多年、弥足珍贵的2000多册个人藏书和他本人荣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证书无偿捐赠给我州，并将个人捐款20万元用于设立楚雄刘尧汉彝学研究基金会，实现了刘教授“落叶归根融入家乡泥土，将藏书捐赠楚雄州”的遗愿。

 

　　1922年，刘尧汉出生在南华县的一个彝族山村，早年就读于费孝通先生执教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刘尧汉晋升为云南大学讲师，同年３月中旬，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工作。这年，刘尧汉31岁。

 

　　1983年，受州委、州政府邀请，年逾花甲的刘教授辞别家人，不远千里只身南下，挑起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重任。这年，刘尧汉61岁。

 

　　走出彝山，又回到彝山。在历届州委、州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刘尧汉教授出版了大量的彝族文化研究成果，在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派——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其代表作《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是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两块基石。在著书立说的同时，刘尧汉教授又挑起了培育彝族青年学子的重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刘尧汉教授为旗手的“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在中国学界异军突起，一支以彝族中青年学者为主的彝族文化研究专业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年过六旬，是何种深厚的感情使刘尧汉教授离开北京回到楚雄？

 

　　午后，在普联和老州长的书房里，桌上两杯热气腾腾的绿茶散发出淡淡的醇香，老州长向记者谈起了刘尧汉教授到楚雄支边的点滴。“1983年，我专门到北京找到刘教授，聘请他到楚雄创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刘教授答应了。”老州长说：“刘教授到楚雄后，为抢抓活史料，带领青年学子跑遍了各个县，特别是有彝族的地方以及四川凉山、贵州毕节等地开展调查研究，为彝族历史文化的抢救、保护树立了旗帜和榜样。”

 

　　普老州长告诉我们，支边十余年来，刘教授大多数时间都在楚雄，即使过年都很少回北京。“过年过节有时我就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刘教授不会喝酒，但他还是喝上一小杯……”说起与刘教授的感情，普老州长透出无限的怀念与真挚。

 

　　离京支边数十载，刘尧汉教授抛开妻女儿孙，甘愿到边远彝州吃苦。他带领彝族青年深入彝区抓活史料，多少次历经艰险，病情危重之际，刘教授坦然留言：“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奋斗不止！如果我真的辞别人世，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川、滇交汇的金沙江里。”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心有大爱者，义薄云天！

 

　　2012年11月10日，刘尧汉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虽韶华流逝，但刘老先生在其学生的成长岁月里却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普珍是刘尧汉教授的开门弟子，如今已成为研究员的她，谈起恩师时几次潸然泪下，普珍说：“为使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教授不顾年老体衰，带领我们跋山涉水，搞田野调查研究。教授对民族文化、对彝族文化以及对彝州人民的热爱，一直熏陶感染着我们。”

 

　　作为刘教授的关门弟子，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李真谈起教授时哽咽着告诉我们：“教授教导我们一定要热爱彝族，热爱家乡，要交代清楚彝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要通过自己研究弘扬彝族文化。”

 

　　2013年，刘尧汉教授的骨灰在亲属护送下回归故里，安葬在楚雄陵园。刘尧汉教授能回家乡入土为安，妻子严汝娴十分欣慰：“这是他最大的心愿。生前他就一直想融入彝州的山山水水，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严汝娴说，研究、传承和弘扬彝族文化是刘先生毕生所求，是楚雄人民成全了他，“这块土地孕育了他的希望，撒下了他的种子，这里是他的家，现在他回家了。”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泪洒湿纸，书不尽意，以为缅怀。 

 

　　人生严师　学人追忆

 

　　刘尧汉教授创新民族学调研方法，提倡到山乡彝寨作田野调查，收集“活史料”，作为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一次，他带着我到彝寨访问彝老，步行10多公里山路返回村委会驻地。当夜，他认真查阅了我的调查记录，对不清楚的地方，责令我第二天再到调查地补充调查。当我的补充调查材料交他审验合格后，我们才转到下一个调查地。

 

　　刘教授时常告诫我们，从事彝学研究要有彝族情感，关心关注彝族发展。1986年春，他出资3000元，让南华县彝族大学生阿宗阳在山区搞核桃种植和嫁接试验，带动当地彝族群众种植核桃。这对我州核桃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　何定安） 

 

　　注：本文原标题“情洒彝山爱满怀——追记“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开创者刘尧汉教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