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暮冶之北，重重大山包围之中。
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近年来一个被称为“僰（bó）人”支系的奇特族群（以下简称丘北“僰人”）日益引起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僰人，一个自先秦即文献有征的古代民族，已经给学术界留下一堆未解的问题，聚讼多年而难定。在一些学者提出丘北“僰人”为古代僰人后裔之后，丘北“僰人”为僰人研究引出一系列新的争议性话题。
2011年初，本报记者启程前往云南丘，北开始寻“僰”的历程，进行田野考察，查阅史志文献，并采访了对丘北“僰人”进行过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者。
记者尽量保持谨慎客观，剔除丘北“僰人”为僰人后裔的预设前提，只把丘北“僰人”作为一个特殊族群加以考察，并将他们与古代僰人进行对比。
1 丘北“僰人”史料探源
“僰人”二字最早何时出现在新中国的文献中？他们是清代、民国文献中所载的“僰人”吗？
丘北县史志办的范正光在查阅大量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撰写的《丘北白彝“僰族”称谓由来》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僰人”情况。
丘北地方文献中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僰人”二字的？范正光向记者介绍道，在民国《丘北县志》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文献中就有关于“僰人”的记录。由于丘北县在历史上是偏远地区，文化落后，建置几经兴废，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才编纂了第一部县志。民国《丘北县志》中的“人种”一节，记载有“僰人”和“白夷”等族群。
新中国成立后，“僰人”二字在官方文献中最早是何时出现的呢？范正光介绍道， 1950年9月23—28日，丘北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选出代表150人，其中僰族1人。这是“僰族”名称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丘北县政府文件里。
“僰人”这一称谓是何时从正式文献中消失的？范正光指出，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僰人”被划入彝族，而据他目前所见，1963年8月16日《云南日报》报道，云南省少数民族归系和统一工作告一段落，僰族归入彝族，此后，“僰族”称谓就从丘北县历史文献资料中消失了。
那么，民国《丘北县志》的编纂者们记录“僰人”是根据什么呢？
记者登录国家图书馆网站查阅了部分有关的数字方志。历代《云南通志》中屡有“僰人”的记载，然而颇为混乱。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七“种人”所记有“僰彝”，但这个“僰彝”不类今天的“僰人”。乾隆《云南通志》文字描述与前基本相同，而径自写为“僰人”。在“种人”一节记载有若干使用海贝装饰头饰的族群。而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九“族性考一·氏族之衍变”记有“僰人”、“白衣”等，又言“僰即白蛮，与僰夷别”，云云，虽然仍显混乱，但是这一部分的考辨较有参考价值。
丘北县清代属广西府（此为云南之一府，非今日之广西）。在记者查阅的方志中比较能确认的是今天的“僰人”先祖生活在乾隆《广西府志》卷二十一“土夷”记载的“摆衣（五嶆多）”，五嶆即今天的丘北县舍得、官寨一带，是今天丘北“僰人”聚居区。府志又在师宗州列有“僰人”，不能确定是否异名同实，还是别有所指。
根据范正光对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梳理，以及查阅的部分清代史志文献，记者得出几个结论：
其一，丘北“僰人”问题的确其来有自，并非凿空之论，不是近年来“被制造”出来的。至于丘北“僰人”与古代僰人是否存在关联，则是另一个问题。
其二，由于种种原因，史志文献中关于“僰人”的记载存在同名异实、异名同实的情况，有待结合其民族特征，进一步辨析。
其三，记者翻阅史志文献发现，1949年前的史志文献（如康熙《云南通志》、乾隆《广西府志》、民国《丘北县志》等）记载的“僰人”都非今日丘北“僰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民族登记工作的同志在填写表格时，根据什么写下“僰人”二字不得而知。是否存在阴差阳错、音近致讹的可能性呢？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应该注意的。
2 丘北僰寨实地考察
生活在“世外桃源”的丘北“僰人”一度极端贫困，扶贫工程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处境。
在当地学者管鹏的建议下，记者决定前往树皮乡倮子地村和舍得乡白泥塘村进行实地考察。据管鹏介绍，倮子地村算是僰寨中居住环境最好的村子之一，而白泥塘村则是居住环境最恶劣的村子之一。
在管鹏和丘北县扶贫办彭俊杰陪同下，记者一行驱车前往。在树皮乡政府略作停留，乡书记马兴龙安排工作人员老吴陪同前往树皮乡倮子地村。
倮子地村与树皮乡海拔较低的地方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冰封景象，树枝上垂挂着冰凌。几头放养的黑猪在村里溜达觅食。稍微靠近房屋，狗就疯狂地吠叫起来。
近年来，在政府扶贫工作帮助下，倮子地村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彭俊杰说，当地其他居民原来都说，在“僰人”村民的屋里扔一块石头就能从屋这头滚到那头，因为屋里啥东西都没有。
在丘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红林提供的资料中，记者看到一份丘北民族宗教局2002年的丘北“僰人”生活贫困状况调查表，当时扶贫办的同志在僰寨调查后，对丘北“僰人”极端贫困状态使用了“难以置信，令人震惊”八个字。管鹏告诉记者，他去调查过的村民，有的家庭连床都没有。保守地估计，这几年的扶贫工程让丘北“僰人”进步了至少二十年。
从倮子地回到县城，我们继续与舍得乡政府和白泥塘村联系，然而由于冻雨压倒高压线导致停电，电话也打不通。丘北县扶贫办彭俊杰曾在舍得乡工作多年，对路况非常熟悉，决定第二天驾车直接带记者上山。
白泥塘村位于丘北县城西北方向约63公里处，海拔在2000米以上，路况明显比倮子地艰难。汽车在山道盘旋上升，雾气四合，隐约可以看到路右边就是山崖。路上汽车突然就穿出了浓雾，从雾气弥漫到清清朗朗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有一种进入了“世外桃源”的感觉，难道这就是“僰人”逃亡选择定居的地方？
在舍得乡休息片刻，壮族同志侬仕房、彝族同志杨会成陪同我们继续前往白泥塘村。车很快进入典型的岩溶地貌，成片石林铺展在眼前。穿过一片好几米高的石林后，我们便进入了白泥塘村。
村子的格局较为大气。随着政府扶贫工作的开展，全村大部分民居都已经改建成结实耐用且颇为美观的石头屋。
村民的精神面貌相对较好。好几家的男人们都在改建房屋，正在修葺老屋的“僰人”青年小黄和记者打招呼，邀请记者进屋休息，还主动留下联系方式。听说记者要参观，有的村民还主动带路。路过村中的水塘，正在浣洗衣服的“僰人”妇女们也与我们交谈起来。比较而言，白泥塘村虽然更为偏僻高寒，但整体呈现出一个更为开放和善的状态。
3 丘北“僰人”生活面面观
“僰人”日常生活特色鲜明，对外联系也逐渐加强，但在生老病死问题上的戒备心依然严重。
通过对倮子地和白泥塘的实地考察，记者对丘北“僰人”有了粗略的了解，应该说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很有特点。
在云南，各具特色的民族服装既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也是各民族区分彼此的“符号”。就丘北“僰人”而言，男子的服装已经失去特点，而女子的服装仍保留了鲜明的族群特色。
其中最具特点的是被称为“马笼头”的民族服装。作为使其自身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或族群）的服装，“马笼头”这一符号可以说是我们寻找“僰人”最重要的钥匙之一。
丘北“僰人”主要种植玉米。舍得乡由于地势高寒，玉米口感更佳，在舍得乡，香甜的苞谷饭让记者连吃了好几碗。
在饮食方面，嗜酒是“僰人”最明显的特点。僰人嗜酒（有的甚至酗酒而“自暴自弃”）这一现象可能潜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和苦痛记忆？有的学者就将二者联系起来，因为在历史上的九丝大战中，“僰人”就是因为大醉而被明朝军队偷袭破城。
由于近几年地方政府扶贫工作的开展，大部分僰寨的民居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记者在倮子地和白泥塘看到，这些石屋外观坚固稳重，极有地方特色。丘北“僰人”爱石、敬石，管鹏说，如果说他们真有一个所谓崇拜的对象，那无疑就是石头。
交通也是近年来政府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现在，汽车都能开到僰寨。有的“僰人”家庭还购买了摩托车、三轮车等机动车，到邻近村寨务工，这些细节都促使“僰人”加强与外界的交流。
由于“僰人”族群的戒备心理，来访者进入家庭深层关系还是比较少的。如果说衣食住行通过几天的考察还能得到初步的直观认识，那么他们的生老病死则较难观察。
在倮子地村，一对“僰人”夫妇邀请记者进屋烤火休息。尽管记者反复询问他们的姓名，但两位老人只告诉记者他们儿子的名字。管鹏告诉记者，“僰人”进入老年后，就把全家大权交给儿辈，所以只会告诉你当家人的姓名。
在有关部门的报告中，记者看到，政府已经组织医生进僰寨，为“僰人”同胞检查身体。
通过记者浮光掠影的观察，丘北“僰人”仍然具有强烈的独具魅力的民俗特色。然而管鹏对这些民俗的逐渐消失深感忧虑，“可以说，不到二十年，这些大部分都将消失”。
4 葬俗和“祖棺”
盛殓先人“灵魂”的祖棺是“僰人”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于这种葬俗还需进行更深入的解读。
根据目前的调查研究，丘北“僰人”精神信仰层面的文化现象似乎不多，然而，他们的“祖棺”以及奇特的葬俗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也引起记者最为浓厚的兴趣。
丘北“僰人”一般对某一个体的去世并不看重，然而，他们很重视作为一个族群对先祖的追念和族群整体生命记忆的延续。
丘北“僰人”不重视对逝者尸体的处理。60岁以上的老人去世后，由族长（或“头人”）用铜片剪取逝者的侧影，称为“取魄”。然后逝者的尸体就被放到山石间，而不再祭扫。族长将剪取的铜片放入祖棺中，然后携带祖棺入山，在山崖间寻找一处隐密的地方藏起来。在白泥塘村，由于村长外出，不能取出祖棺。在记者要求下，村民老何陪同记者前往祖棺作一番观察。
出白泥塘村，很快进入石林地貌，作为一个族群的栖息之地，这里的生存环境的确非常恶劣，几百年来丘北“僰人”就在这样的石头森林中倔强地生活着。
在石笋石柱中穿行了约二十分钟，拐过一片巨石阵，我们来到山崖下的一块巴掌形的巨石前，白泥塘的祖棺就藏在这块巨石的半腰。老何立刻朝着祖棺跪拜起来。对这种种相似现象，还需要作严谨的辨析。比如据说丘北“僰人”一般农历十月十会祭扫先祖，取回祖棺，清洗灵魂铜片，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九丝大战就发生在农历九月，两者有某种吻合关系。记者在查阅《彝族文化与彝族发展》时看到，在彝族中存在以十月为岁首的中国古历法遗俗，壮族、瑶族等民族也有十月十祭扫的习俗，丘北“僰人”十月十之祭恐怕也与此相类，与明代九丝之战时间很难联系起来。
然而，丘北“僰人”为什么剪取祖先的灵魂而弃置尸体（或者说因某种原因不能处理尸体），并携带祖棺迁徙？这些问题让人费解。
5 复杂的民族心理特征
“僰人”因生存环境导致的内向、保守的心理特征亟须进一步的文化和教育启蒙。
在丘北采访期间，丘北“僰人”的心理特征给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让记者深感困惑，其一，这种心理特征是什么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的？其二，如何才能改变？
“僰人”明显比较保守内向。在倮子地，虽然在当地同志的陪同下，当记者走进一家院落，希望与这家村民攀谈时，他还是在记者走近时默然地闪躲开了。同行的乡干部告诉记者，“僰人”基本不和村外人交流，对外人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近年还算有所好转了。
舍得乡人大主席张炼权就是“僰人”，他告诉记者， “僰人”是一个弱势群体，缺乏人才，教育落后，他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报》发出呼吁，让全国更多人来关心 “僰人”的发展。
在白泥塘村，记者特意来到村小学。村里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在这里上课。这一天正好是小学放假前一天，一二十个“僰人”小孩在校园里嬉闹，看到记者走进校门，孩子们四散“逃”开，躲在角落里观察记者。
小学只有两间教室，记者走进教室，黑板上写着“舍得乡白泥学校”、“首都”等字样，看来是最近的课程内容。孩子们偷偷凑到窗子外偷看。几个胆子大的孩子走进来“挑衅”记者。记者拿出相机拍照，一个大点的女孩子向全体学生大声喊道：“小心！不要让他拍进去了！”
在记者的努力下，几个孩子在记者采访本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鲁马英，7岁；顾远清，8岁；申建伟，8岁。
当告别白泥塘小学时，这些可爱的“僰人”小孩让记者依依不舍，鲁马英等几个孩子站在屋檐下，与记者挥手告别。
6 “僰人”研究日益兴起
丘北“僰人”及其文化的巨大学术价值吸引了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
民族学家、贵州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翁家烈是最早对丘北“僰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翁家烈告诉记者，早在80年代，他就来到丘北进行田野考察，提出丘北“僰人”是古代僰人的后裔的学术观点。
在丘北县，朱发飞、管鹏等地方学者对丘北“僰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而在川滇“僰人”历史核心区的兴文县等地，很多地方学者也来到丘北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云南丘北、四川兴文等地的学者已经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学术联系。
云南民族研究所白兴发研究员是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专家。作为丘北人及一名彝族学者，白兴发对丘北“僰人”研究具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他指导的民族学研究生邱运胜已经完成了一篇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学位论文，这很可能是第一篇以丘北“僰人”为研究题目的学位论文。
自然科学者也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宿兵研究员是遗传学专家，在他的指导下，研究生石宏做了丘北“僰人”父系和母系遗传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宿兵向记者介绍，当时他们与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云南僰人32 份男性DNA 样本进行Y染色体单倍型以及mitochondrial DNA（mtDNA）单倍型分析，结果发现云南僰人的父系和母系遗传组分都表现出典型的南方人群的遗传特征。他们的进一步研究结果支持僰人的遗传族源为东亚南方人群后裔，这与考古学的推论相一致。结合历史和考古学证据来探讨僰人的起源和史前迁移，为揭开“僰人悬棺”这种独特的考古文化的起源和史前传播提供了遗传学的研究证据。
在离开丘北时，丘北县的同志向记者透露，他们正在计划举办第一届丘北“僰人”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学科的学者到丘北。在丘北的短期寻“僰”之行后，记者认为，即使丘北“僰人”并非古代僰人的后裔，以多学科综合研究法深入研究这个奇特族群的来龙去脉、奇特葬俗以及心理特征，仍是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69期独家报道“僰人”大寻踪文章之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报》记者 曾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