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唐王记》又名《唐王书》或《唐王游地府》等，是一部流传于云南峨山、新平、双江、红河、元江、绿春、江城等地的彝族古典文献。该文献以盛唐为背景，通过假借当朝诸多历史人物形象，描写纵横于阴阳两界所发生的种种奇事，传达给人们扬善弃恶的思想理念。本文研究所取的版本《唐王记》发现于红河州绿春县牛孔，全诗六千余行，是目前所见篇幅最长的抄本。[1]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全书构思巧妙而独特，语言流畅，既有诗歌的韵律和凝练，又兼具小说的细腻与恢弘。
一、汉文本的演化概述
吴承恩《西游记》第11回最早讲述了刘全进瓜完整故事，基本内容是刘全妻子李翠莲拔金钗斋僧，因此被丈夫刘全责怪其擅出闺门，不守妇道。李翠莲撇下一双儿女，负气自杀，刘全悔恨不已。恰逢唐太宗还阳，放榜召入冥进瓜者，刘全舍家弃子，揭榜入冥进瓜，最终夫妇得以还阳。但李翠莲因身亡日久，尸首无存，恰直唐太宗之妹玉英公主猝死，翠莲遂借尸还魂。夫妇二人得唐太宗厚赐，欢喜还乡。
实际上，作为虚构的传说故事，刘全进瓜故事可谓独立性很强，可以追溯其前期的演化从而形成其后期合流的整个过程。因着其自生的单线发展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并被后人不断加以改编创造，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多样的故事版本。
（一）故事前期演化概述
这一部分内容，可称为故事的“分流与聚合”，所谓“分流”，分别指“斩龙”、“游冥”、“进瓜”三个故事元素的独立发展，而“聚合”则指三者在发展过程后期的相互融合及其与西游记故事主干的聚合。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内外两股动力的作用。
（1）斩龙故事的独立发育
斩龙故事原型应源自于神话，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神话”到“人话”的蜕变过程。此类型故事反映出中国农耕民众长期面对“水患困境”并极度渴望将其克服的普遍意识，是由与之相关的“斩蛟神话”和“龙王传说”糅合而成。大致故事情节为：卜卦者为渔夫指点下网处和时间，渔夫下网得鱼甚多。被夜叉得知，回宫报告了龙王。龙王化为人形，与卜卦者就雨时和雨量赌赛。天帝降旨命龙王施雨，雨时雨量竟与卜卦者所言相同。龙王求胜心切，听从邪谋，推迟雨时、克减雨量。龙王到卦肆逞凶，卜卦者道破真相，龙王转向卜卦者求助，卜卦者告知斩龙者乃魏征，指点其向唐太宗求救。龙王在太宗梦中献珠求救，太宗得珠许救。太宗借故下棋留住魏征，不想魏征梦中斩龙。直至龙头落地，君臣二人方才互道原委。
以上故事情节，若以故事发展为序，可划分出四个主要的叙事冲突：龙王与卜卦者的矛盾;龙王与魏征的矛盾;龙王与太宗的矛盾;魏征与太宗的矛盾。这四个冲突层层推进，但四者的形成年代却并不一致，其中最古老且最能暗示本故事神话前身的当属魏征与龙王的矛盾，即“龙”与“斩龙者”之间的矛盾。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上古英雄神话“英雄除恶”的母题。神话中的英雄都是“半人半神”的，而本故事中的当朝宰相，仙界的“人曹官”魏征恰恰符合这一特征。故事模式也相同：动机产生（奉旨斩龙）—动机受阻（太宗救龙）—动机实现（梦中斩龙）。但因本土的“龙”乃瑞兽，是汉民族的图腾，故在早期本土神话中很难寻到斩龙的情节，但斩“蛟”故事却不在少数。蛟是本土一种介乎于龙、蛇之间的想象中的生物。“斩蛟故事”之所以一再被人们重述，是因为水患是以农耕为生的汉民族民众经常遭遇的破坏性的生存困境。到了唐代，人们将此故事附会到颇有神异色彩的魏征身上，于是出现了“魏征斩蛟龙”的故事。然而，斩蛟故事中的蛟，大多只是不具人格的巨型生物，此类故事的情节又过于机械化、程式化，缺乏戏剧性。于是，在故事不断的流传过程中，人们在講述故事时，逐渐将其与后期的龙王形象糅合在一起。将“水患”出现的原因解释为龙王发威或渎职。
（2）游冥故事的自生发展
纵观整个故事形成，“游冥”无疑是故事的叙事重心，从现存的文本资料看，其独立发育的轨迹也更为明晰。它原就是一个自足完整的故事，最早可见于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原文如下：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曰：“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曰：“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来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日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2]。本则记录中，太宗入冥起因是“冥官问六月四日事”，与“魏征斩龙故事”并无关联。其实，张鷟在文中对唐太宗入冥原因已交代的很清楚，“六月四日事”，是指发生在唐高宗祖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公元626年7月2日）的“玄武门之变”，当时秦王李世民发动流血政变，诛杀兄弟元吉和建成，登上帝位。这一事件虽然在彝文传本中已经模糊不清，但彝文传本中仍保留了太宗在冥间被元吉和建成兄弟拦住去路的情节，由此可追溯到此情节的本源。至此，唐王入冥还并未与刘全进瓜和相国寺故事等民间故事发生联系。同时，从内容看，它也与民间流传的“游冥故事”尚有一定距离。民间“游冥故事”的叙事重点更多的在于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描写地狱种种惨怖景象，从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而本文中关于“太宗入见冥官”的细节语焉不详，倒是对“官皆天命”的宿命论颇感兴趣，反映的正是上层流通阶层的思想意识。
随着流通渠道的扩大，故事受到民间叙事习惯的强力干预逐渐凸显，到了《入冥记》里，故事无论是在叙事形态，还是在审美效果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民间“游冥故事”的叙事兴奋点也必然为其吸收。《入冥记》阙略严重，我们看不到类似的描写。但在百回本《西游记》第十回后半部分，连续有三段韵语描写地狱景状，这正符合“说话”艺人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3]的宗旨。
（3）进瓜故事的自身发展
故事情节见前文所述《西游记》第十一回。就故事本身而言，它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发育阶段。“入冥进瓜”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太宗入冥”情节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若我们剥离时代性因素，将该故事还原为基本的叙事模式，即：男主人公丧偶，通过为超自然力量服务，使配偶转生。不难发现，此类模式的故事在进瓜故事之前实则早已存在，如《列异传》中的《蔡吏妻》：临沂蔡吏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乃盛设酒肴，毕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吏方惊，乃知所至非人间耳。掾出门，乘马所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书讫，帝命坐，赐酒食。仍劳问之曰：“掾家属几人？”对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4]。本篇同进瓜故事一样，讲述的同样是男主人公入冥，为神明服务后，使妻子还生的经历。此类模式的故事之所以一再被“重述”，因为它同样涉及到人类经验史上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困境——丧偶。对于纤弱的个体生命来说，丧偶之痛对心灵造成的伤害也是深痛的。人们出于对丧偶者的同情，担心自身遭遇同样的不幸和逆境，便只能在故事中凭借想象超自然力量的干预，克服丧偶之痛，在讲述、聆听故事的过程中获得心理上的疗救。此类故事经不同的时代讲述者加工，被打上了各个时代的烙印。到了话本小说中，故事围绕均州大富人家刘全夫妇的生离死别、悲喜境遇展开，更加贴近市民的生活和情感经验。
现存的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残文中，“游冥”故事逐渐回归到重心地位。它承担起衔接前后情节的主要任务，同时以话语狂欢来营造娱乐氛围，或用大段韵文再现地域景观，借机说教，“劝诫”功能开始发力。
二、汉彝文本流变研究
经过与汉文传本相比较后发现，在彝文传本中，此叙事长诗虽以《唐王游地府》而命名，但据其故事情节来看，乃是由“魏征梦斩龙王”（简称“斩龙王”）、“唐王游地府”（简称“游冥”）及 “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简称“进瓜”）三个单元构成的。故事结构安排上，仍延续了汉文传本中“魏征斩龙”为“游冥”之因，“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为故事之果的逻辑线索。且在此彝文传本中，对主要人物“唐王李世民”、“大臣魏征”、“刘全夫妇”的性格和人物特征并未做出太大的调整，人物姓名也依旧保留了汉文传本中的姓名，并未对此进行“彝化”处理。但两者在故事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语言风格、表现手法、情感丰富及教化多元上又有所差异。
（一）文本形式的变异
从表层上看，彝文传本与汉文传本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除语言文字外，文学体裁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文传本主要以戏曲及说唱文本为主要体裁，而彝文传本则是以五个音节为一句完整话语的韵文体，即彝文传本是将汉文传本的相关故事改编为长篇叙事诗。
（二）故事背景及人物的丰富与删减
虽然在彝文传本故事中，对人物关系并未做出调整，可以说是基本保留了其在汉文传本中人物关系。在大部分人物的姓名及性格特征上，也体现出高度的延续性，如翠莲好施行善;刘全颇有些武断，但对妻子用情至深;唐王英明心善，信守承诺;龙王臆断孤行;魏征刚直不阿。但故事传入彝族地区后，彝族人民仍在个别人物及故事背景上有选择的做出了“彝化”及部分删减。彝文传本故事中游历地府的唐朝天子唐太宗生活的城市并非长安城，而是被自然的移植到了彝族人民心目中的京城纳铁城中。传统故事中魏征所斩的龙王，也“彝化”为彝族人民所认为的“龙塔纪”，而非“泾河龙王”，至高无上的天帝也相应变为彝族所认为的“策更资”。曾经在《翠莲宝卷》中挑拨刘全夫妇关系的反面人物“王婆”，在彝文传本中并未见踪影。彝文传本中，唐王之所以昭告天下寻找黑白葫芦，是因为天君策更资的母亲过寿，礼物中独缺黑红葫芦，而阎王听闻此物在阳间，便托付唐王代其寻找，好向天帝之母献礼祝寿。唐王之所以到地府参与断案，也是阎王奉天君策更资的天旨行事。且策更资在天旨中明确表示，要求在唐王断案后，带其采参观地府，以起到告诫世人的作用。可见，在该文本中，天君策更资这个“彝化”的人物，对整个事件的推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合理的解释了唐王入冥及寻人入冥献瓜的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人神共治的观念。
（三）故事情节的丰富
彝文本《唐王游地府》中，恰如其文本名一样，故事的叙事重心最大程度的凸显了唐太宗游历地府的所见所闻，对“游地府”这一过程有着详尽的描写。文中阎王奉天君天旨，要崔判官带领唐王游历“阴间十二城，宝塔十二座，三十六牢狱，七十二酷刑”，经笔者详细整理，唐王在地府所到之处及所见所闻如下：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彝文传本中对唐王在阴府的所见所闻的描写程度，可以说超越了以往任何一部作品。对行恶之人在地府受到不同惩罚的描写的亦十分详尽，包括了“行骗、偷盗、淫乱、欺压他人、不孝父母、不敬妻子、谋害丈夫、无商德、放火、下毒、不尊重动物乱捕杀、懒惰、无公德、佛口蛇心”等种种罪行，都有相对应的残酷刑罚的详尽描写及对恶人来世的判定。唐王颇有感触，在所到之处，留下了相应的劝告世人的文书，这在以往的传本中均无出现过如此细致的描写。唐王游地府过程中大部分内容延续了汉文传本中的地名及刑罚，但也有部分内容，带有明显的“彝化”色彩。如文中提到几处阴府地名及人名，在崔判官向唐王介绍时，便出现了彝汉两种不同的命名：“思乡里，彝文书上说，思念山”，“黑三台，彝文书上说，金竹高山坡”，“狂风里，彝文书上说的旋风山”，“女人城，彝文书上说的妇人给过路人喝的是聋哑水”，“纸钱里，彝文书上说，阴间纸钱山”，人物有“大东大武王，彝文书上说，独子阿武王”，其中，“彝文书上说”几个字，明显的将阴府带上了浓重的“彝化”色彩。其中部分人物如：在地府专管赐子的“俄祈念睦嫫、俄祈念年嫫、俄祈念朵嫫、俄祈念姬嫫 ”四姐妹，从其名字来看，也是典型的彝族人物。文中唐太宗许诺还阳后为冤魂除邪超度，所请的人物并非是汉文本中的“和尚”或“法师”，而是彝族社会中的宗教人物“毕摩”。文中还有一处提到毕摩官有判别善恶之人，善人送入“康寿司”享福，而恶人则投入大黑牢受苦的權利。可见，在一部有着浓重宗教意味的文本中，彝族人民自觉的将在彝族地区从事原始宗教和文化活动的重要人物“毕摩”加入其中。文中文本将之前传本中所描述的汉族“地府”及“地府”中的部分人物、地名转变为彝族人民观念中所认可的“地府”。通过这样的改编，拉近了文本中所描写的“地府”与彝族人民的距离，使得整个故事就像发生在彝族社会中，而非千里之外的汉族地区，从而更好的起到劝善的作用。在传本开头，有一段类似于宝卷中“独白”的内容，聪明男人们，智慧女人们，切莫再插话，细细听我讲，皇帝唐天子，善良李翠莲，还有唐翠玉，故事传后人……皇帝唐天子，灵魂游地府，心灵受洗涤，地府走一回，阴间理和规，清楚又明了，呈现世人前，亲自走一回，见闻传后人。抄写唐王书，世上的人们，认真去拜读，理德记心间，切莫乱作为……老人和小孩，无论谁拜读，不要损坏书，倍加去爱护。唐王伦理书，世上不多见，今日有此书，难免又遗失。想到未来事，决定把书抄……”透过这段毕摩抄写该传本时的“独白”，可以明显看出毕摩是将该故事归类为伦理书，抄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劝诫后人“礼德记心间，切莫乱作为”。加之前文提到对地府中恶人所受种种残酷刑罚而好人所受优待的描写，可以说，该传本将之前汉文传本，尤其是宝卷的劝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将有限的人生延向无穷，消除了世俗对死亡恐惧和空虚，满足其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同时，以地狱为主要执行所，贯通来世的果报机制可谓赏罚分明，公正不爽，既可以缓解现实苦难带来的压力与痛苦，又可以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相信从善必然获得美好的生活，从而对听者心灵与行为作出指导、规范。
参考文献
[1] 普学旺、艾芳、李海燕译注：《唐王记》，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2016年版。
[2]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 宋·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5] 赵毓龙，《西游故事跨本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2013年。
[6] 蔡华，《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7] 《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资料选辑》第一辑， 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编1986年版。
[8]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9]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原载：《西部论丛》2020年2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