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有着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文学、数学、军事、宗教等十余种或数十种学科的分类。从整理翻译出版的情况看，涉及的多是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文学、宗教等学科的内容，由于它们的内容丰富，因而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军事文献的整理翻译出版到目前为止，还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有鉴于此，译者以历经三年的时间，整理翻译出彝文军事文献选译的《布默战史》。根据彝族历史所经历的哎哺时期和尼能、什勺、米（慕）靡、举偶（格俄）、六祖为主先后统治社会的时期的划分，以掌握的现成资料，选取记录米（慕）靡——六祖时期、西汉、唐宋和清初一些战例或战论文献辑以成册，时间从约前6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中叶，跨度达两千余年，地点即空间涉及今云南的大理、昆明、曲靖、东川、昭通和贵州的毕节、六盘水、兴义、安顺等范围。
《布默战史》的辑成以文献记录的时间先后为顺序，关于米（慕）靡——六祖时期和西汉时期，选用了《笃慕战鄂莫》、《俄索毕余攻打苏僰武》两个战例，取的是布摩经中的消灾经类的《局卓布苏》里的《笃慕诺律》和《德施诺律》两篇，《局卓布苏》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东汉，其版本在布支系分布的云、贵两省都有普遍流传，在古乌撒部故地的今贵州威宁、赫章两县，所有彝族布摩都人持一个抄本，基于资料的掌握，《笃慕战鄂莫》是节选《彝族源流》第13卷《洪水灭顶》中一段的内容相同[1]，整理翻译时对照了威宁雪山镇禄氏布摩家传、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收藏的清代抄本《局卓布苏》里的《笃慕诺律》；《俄索毕余攻打苏僰武》一节，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收藏的收集于贵州威宁雪山镇一带禄布摩或余布摩家的清代抄本《局卓布苏·德施诺律》为主，整理翻译时，参照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藏书《阿芋陡世系》贵州威宁牛棚镇禄小月布摩的抄本，这两个抄本的传抄时间均为约清代的咸丰年间。
有关唐宋时期的战例与战论，选用的是《菲德论手段》和《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神奇剑》三个部分，出自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162号、249号两部藏书，该两部书都是摩史用的诺讴类（文史与艺文）文献，系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收集于威宁的雪山与龙街一带，大致转抄于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原书主和作者、传抄者的信息都不详，《菲德论手段》和《阿哲于乌撒两部的交战》与《神奇剑》，除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藏有各2～3个抄本外，至少还有3～5个单行抄本流传于贵州的赫章和威宁一带。根据书的内容推断，《菲德论手段》和《阿哲于乌撒两部的交战》、《神奇剑》的成书时间当为宋元之际，作者应为其时乌撒王室的一位有身份的布摩或摩史，然而更多的信息亦不详。《菲德论手段》这部分，原无小标题，而只有分段，译者根据书的内容，整理翻译时，在书题下加了8个相关的小标题。《阿哲于乌撒两部的交战》部分，以162号、249号藏书为主，整理翻译时对照了249号藏书，《神奇剑》的整理翻译同样参照了多个抄本，而这多个抄本都几乎没有出入。
明末清初的战例，选用了《阿哲与芒布的争端》和《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两个部分，系同一部书，成书时间据其记载推断，在清康熙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1681年～1690年）之间，作者系水西重要属目的四十八部之一的归宗家的佚名布摩，他生活在今贵州大方与纳雍两县之间，他以见闻或搜集的材料写下了这部书，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贵州境内成书年代最晚的一部彝文古籍，此书的流传范围多在故水西地的今贵州大方和纳雍两县与六盘水市的水城一带，后又经水城流传至威宁、赫章一带。《阿哲与芒布的争端》和《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翻译原本采用的是译者在1985年5月在威宁县猴场镇妥洛冲阿铺布摩家转抄的一个抄本，整理翻译时对照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藏的一部上世纪50年代的钢笔抄本，两个抄本间也几乎没有增减。原书没有书题，书题与《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中的7个小题是译者在整理翻译时加的。
彝族是一个有着尚武历史的民族，所以彝文文献记录军事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沿袭“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之俗，彝文文献在记史中，以反应祭祖为主的宗教活动和举兵戎以拓领地的内容尤为突出，记史与军事内容恰恰被融为一体，这也是彝文文献的一个特点。早在以尼能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彝族社会出现了兹（君）、摩（臣）、毕（师、司）、够（匠）、卡（将）、陆（民）、喽（女）、郎（男）的等级构架，米（慕）靡——笃慕——六祖的时期以后，举凡军事行动，以兹摩为统帅、尼宾为督军，若卡（骂色）为先锋、布摩为参谋的军事分工，布阵以三为基数，即左军、右军、中军，或演化为六，或演化为九，依敌情的变化而采取无穷的相应对策与措施。如果说彝族的这种军事特点、体系与制度等在《笃慕战鄂莫》的记载中已成型的话，在《俄索毕余攻打苏僰武》、《菲德论手段》、《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神奇剑》、《阿哲与芒布的争端》、《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等记载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完善、发挥并延伸。
《布默战史》整理翻译所辑选的这几部文献，记录古代彝族军事家菲德、折怒、可娄、厄德、鸠孜、阿俄等的军事谋略，以及他们对战略战术的研究、讨论，尤其以《菲德论手段》为代表；其余各篇则侧重于军事行动的记录，反应了彝族古代社会寓兵寓民的军事动员机制，军事行动的记录，采用散点透视而不是焦点透视的手法，描写军事指挥员熟练驾驭三军，把截击法、掉头断尾法、围点打援法等战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并发挥至极。故《贵州通志》等载：“水西罗鬼，掉头断尾。”
本书虽是军事内容的文献，但所反映的还是彝族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约公元前7～6世纪，通过与鄂莫氏族的交战，“六祖”的军事基础得以奠定，并得到了加强。
西汉末期，活动在今云南昆明市周边的“六祖”第六支的默德施部远征滇西的巍山坝子一带，灭掉“六祖”第一支的武支系长子苏僰武部，标志着布、默两支系对武支系九大支的彻底征服，彝族中以武僰（习惯上称“前武”）和“六祖”中的武支系的组合，而形成了史称的“白蛮”系统。
唐宋时期，以布、默、侯、糯四支系为代表的“乌蛮”势力崛起。经历东汉至隋这样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此时到达了鼎盛时期，他们的势力在贵州，覆盖了今天的贵阳及周边地区和黔西北、黔西南、安顺、六盘水等地区；在云南，覆盖了今天的昆明、红河、曲靖、玉溪、楚雄、大理、东川、昭通等地区；在四川，覆盖了今天的凉山和川西南地区。尤其是在毗邻的滇东、滇东北、黔西北、黔西南、黔中、川西南等地区，以水西、播勒、扯勒、芒布、乌撒、乌蒙、于矢、畔、磨弥等各部的势力为强大，为争夺土地、人口，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菲德论手段》、《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神奇剑》等这几部军事文献。
《菲德论手段》、《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神奇剑》等军事文献出自古乌撒地区，反映了乌撒部由弱到强的过程，在那周阿吉、德皤折怒之前，乌撒部弱小，“替人牵马，替人背包袱。”还被德施支系的水西、芒布、畔、阿头、易良、易溪、于矢等各部与侯支系乌蒙部瓜分了土地，兹摩君长被降为庶人，到那周阿吉、德皤折怒的时代（约北宋真宗年间），通过用兵征四邻，“大战四十七，只输掉三仗”，光复了乌撒部，拓宽了土地，并由此强大。战争激烈到乌撒、水西（阿哲）、乌蒙三家作为统帅的亲王那周阿吉、德楚仁育、举足尼迫在同一场战斗中战死的程度。
君位继承人选择的分歧，地界的争夺等利益的驱使下，同室操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明末清初时，在本属同根生的水西与芒布两部间就发生同室操戈的战争。
《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是对黔西北彝族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过后，一是黔西北彝族人口一度锐减，二是加剧了以文化为标志的民族特性的消失速度，即使经历三百四十余年后的今天也不可能恢复。《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这部文献，以彝族的视角，站在彝族的立场上，通过对战争的记录和叙述，反应吴三桂图谋割据西南，分离祖国，进而对水西君长（清水西宣慰使）安坤等和黔西北彝族人民的加害。
安坤抗击吴三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早在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受水西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的安坤，乐意接受清廷中央的领导，因而被封为“水西宣慰使加都督佥事”一职，据《贵州通志》十七[2]、《大定府志·水西安氏本末》等载[3]：安坤派遣部将汉把曾经、熊彦圣二人替洪承畴开道，击败明将艾能奇、刘文秀，势如破竹，攻入贵阳、进师云南。吴三桂取开州，降修文、广顺。随后又派曾经、熊彦圣二人助吴三桂破七星关，击败明将白文选，使之逃逸云南。直到吴三桂诬报安坤将为不轨的顺治十七年，安坤还积极为清廷效命抗清明将郑成功遣从永历皇帝的吕宏炀窜至水西之陇革潜谋起兵贵阳以应李定国，而永历败将权时泰、贺鼎、李健、王泗等亦匿于水西之陇纳，炀召与共事，时泰等从之，宏炀自称得永历王敕封，已为国公，以号召叛亡。安坤知悉后，很快报告了巡抚卞三元，清廷及时逮捕了吕宏炀等五人，消除了一起行将叛乱的隐患。直到康熙二年七月、康熙三年正月（1663年～1664年），先后将败逃水西的抗清明将刘鼎捉交清廷，“送贵阳杀之”，帮助清军擒获常金印等若干人。“坤自归附以后，数擒叛将有功，皮熊（明遗臣）藏匿山谷，屡遣人说坤，坤亦不从”。吴三桂这个反复无常，拥明又叛明，降清又叛清的大汉奸，怀着分离国土的狼子野心，要“以滇黔为根本”（《贵州通志·前事志》），北向清王朝争天下，图谋“事纵不成，可画长江而国（《圣武记》卷二）”。吴三桂深知水西地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清史稿·土司传》）”，“扼滇楚之喉，当粤蜀之要（《平远州志》）”，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其地山川险隘，林密箐深，行若登天，一夫防守，万人难进（《平远州志》）”，这样一块要地，掌握在忠于清王朝的安坤手中自然为“欲专滇黔”、“已阴有异志”，一心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吴三桂所不能容忍，他因此羞辱安坤，把安坤逼上死路，乘机加兵，据水西这块战略要地为己有，开辟出反清的通道。为达此目的，吴三桂不惜使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卑鄙伎俩，利用其死党大定总并刘之福捏造的一份报告，向清廷诬告安坤，让清廷批准他的罪恶行动，安坤正常的杀牲祭祖，按彝家传统习俗“集千人披甲胄，驰马若战”。由“诛求未遂，心衔之”的刘之福“因白之平西王吴三桂，言坤有反状，三桂具疏请征”。吴三桂于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报奏清廷：“贵州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臣念水西、马乃为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窥伺梗阻，臣欲为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4]。”仅一个月之后，清廷批准了吴三桂“应如所请，悉心筹划，相机歼剿”的报告。吴三桂迫不及待地以求“坤有妾美而体香”者“不得”为借口，而趁机发难。一方面，安坤申诉鸣冤的路已被早就准备同清廷分庭抗礼的一手遮天的吴三桂堵死，另一方面，清王朝同时视吴三桂和安坤为心腹之患，虽早已察觉吴三桂图谋不轨，但更需要让吴三桂和安坤在相互交战中彼此之间削弱实力，而坐收渔人之利。安坤被逼上别无选择的抗吴之路，实属无奈之举。假若安坤逆来顺受投降吴三桂，献自家心爱的美妾给吴三桂，那么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势必无颜再见水西父老，又必将为彝族人民所唾弃，难免随吴三桂反清，则更为清廷所不容，实在是要背定反清的历史罪名，因此，安坤抗吴的道路选择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如此，安坤尽管被害身死，冤沉大海，水西各族人民蒙受吴三桂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之苦，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但安坤的夫人禄氏（兹摩阿琅）与儿子安胜祖（兹摩阿格）和水西各族人民都不计前嫌，奋力协助清廷平定吴三桂叛乱。到了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清廷终于说出了“……前逆贼吴三桂因需索水西，不遂贪欲，捏奏水西反叛，竟自发兵剿灭，尽取其利，以为己有”（《清实录》）。算是不痛不痒地给了安坤和水西一个说法吧。
彝文文献《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印证了水西各族人民及君长（宣慰使）被逼抗吴实属无奈之举的史实，以《甲辰首战》、《濯色兹摩遇害》、《栖身阿芋陡》、《吴三桂叛清》、《益诺与归宗反目》、《助平叛洗冤》、《迎兹摩归来》为分段，叙述吴三桂进犯，安坤起兵抗吴，安坤（鲁德额菲）被出卖、兵败被擒身死，禄夫人乌蒙和阿芋陡避难，吴三桂叛清，原安坤属目益诺与归宗因不同立场的选择而反目打冤家，禄夫人指挥部下协助清廷平定吴三桂叛乱，禄夫人和安胜祖被迎回水西等过程。文中除记录描写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场景，还对忠奸人物进行了对比描写，如德额戳嘎拉的奸佞，骂色姆纠的忠诚与大义凛然。对吴三桂的认识是：“这一姓陀尼，莫与他通信，通信即为祸，莫杀牛待他，待他即凶险。武家平西王，没有诚信，降下了祸祟……一人心欠欠，让千人衔愤，善制造兵祸。”因而安坤是鹤鹃、虎豹、君子，吴三桂则是蝙蝠、狐狸、小人。安坤的理想是，“在冬三月里，端坐研古典，放开手中箭，听不到征战；春在三月里，到姆依署珠、朵诺益那嘎，这些地方，带猎狗狩猎，并挑选猎狗；到姆莫迂迭、洛博古诺，去练习赛马。”在吴三桂洪水猛兽般进攻下，安坤要和平，要远离战争的理想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罢了。
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是彝族历史上的一次刻骨铭心的重大事件，彝族布摩或摩史在清代的险恶环境中，用自己的文字，并以自己民族的写作方式，记录这场重大事件的过程，告诉后人历史事实的真相，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必然的。笔者整理翻译《布默战史》的一书，2007年9月已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可以说是弥补了彝文军事文献的一个空白，同时也证明了彝文古籍类别的丰富。
原载：王继超著《彝文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05-01。
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