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彝族学者王贵明先生新著《彝语诗歌格律研究》，是国际彝学研究最新成果。它在中国古代文论、彝族文学研究领域一枝独秀。作为与彝族同根共宗的彝语支民族纳西族的学者，我谨表祝贺，并相信这一成果将会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与推动。
大家知道，彝族创造了大量独具特色的诗歌传统，并以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并存，且有一定的格律形式。其中，以格律诗“叟口咪”即“三段诗”为彝族所独有。不过，对于彝语诗歌格律，至今鲜有系统研究的成果。故而，王贵明先生的此一贡献，为彝语传统诗歌格律认知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让学界充分了解到彝族传统诗歌艺术对世界艺术的独特贡献。
本著以彝族传统诗歌为具体对象，通过系统分析其格律、发掘其形式美，大大丰富了中国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学宝库，活化了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对充分展现民族文化多样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具有积极的意义。
显然，《彝语诗歌格律研究》重在探究彝语五言诗，尤其是其中的三段诗。其难点在于：此前，彝族文学史上诗歌格律研究成果积累不多，即便《彝语诗律论》也没有对此作过细致的分析，只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没有更多东西可供参考和借鉴，因而此项成果纯属创新。
在我看来，《彝语诗歌格律研究》深化了彝语诗论研究，对彝语诗歌类型作了重新定位，强化了对彝语诗歌格律要素的认知，建立起韵谱格律模型，值得高度重视。
一.在深化彝语诗歌理论研究方面
在彝语诗歌的理论中，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家举奢哲、阿买妮等有过一些格律方面的论述，当代有关翻译家和研究家也有一些研究。但是，这些都不够细致、全面，特别是对许多重要概念，诸如押韵、谐声、押调，特别是对扣、对、偶、连等都没有用诗歌实例做过论证，而《彝语诗歌格律研究》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的列举、分析和阐释。通过诗歌例子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它使这些有关概念更加明白、更有说服力，而且有理有据，足以证明彝语诗学理论并非虚妄。
二.在重新定位彝诗类型方面
过去，人们在彝语诗歌分类基本上局限于内容，如把彝语诗歌分为劳动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婚歌、儿歌、山歌等，还没有系统地从形式上对所有彝语诗歌形式进行分类。而本研究通过对所有彝语诗歌形式进行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梅葛”（也称为“咪谷”）是彝语诗歌总称，同时也是彝语诗歌“总括”的观点，认为它包括有婚嫁类诗歌的阿买恳、陆外、阿硕，以及丧祭诗歌的克洪、打歌调（部分形式）、曲谷、走谷、勒俄、诺沤、诺沤曲姐、尔比、克智、博葩、纪透、则透等形式。其中，以“叟口咪”即三段诗的包容性最强，可以包容曲谷、阿买恳、陆外、阿硕、克洪等许多形式。因此，在科学分类并且进行适当归纳的基础上，它把彝语诗歌分成了“叟口咪”、“勒俄”、“走谷”、“博葩”、“尔比”、“克智”、“踏歌”等7个大类，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三.在分类研究、突出重点方面
从对大量彝语诗歌的搜集、整理的情况看，“叟口咪”即三段诗、尔比、踏歌即打歌调等三种诗歌类型所见数量最多，它们也就自然成为《彝语诗歌格律研究》的重点所在。
“叟口咪”，彝语也称“曲谷叟口咪”。在彝语中，“叟”的意思是“三”，“口”的意思是“段、节”，“咪”的意思是“诗、文”等，合起来就是“三段诗”。 “叟口咪”的最大形式特征是每一首诗歌为五言句式，每一首诗歌都呈三段结构。其诗句在一首诗歌的各个段即章中，最少的有二句，最多的可以多达几十句、几百句。 在没有“三段诗”这个概念之前，“叟口咪”往往被称为“彝族三段式歌谣”。这是彝语诗歌中格律严谨的诗歌形式，从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它的标准诗歌格律形式。“曲谷”是彝族情歌的总称，它也是“叟口咪”形式诗歌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又，在彝语中，“曲”是“声音、唱”的意思，“谷”是“歌唱、玩”的意思。它们合起来就是“玩声音”、“唱歌”的意思。从总体上讲，凡歌唱都可以称为“曲”，也可以称为“曲谷”，但在实际生活中，“曲谷”主要是指情歌。根据一首“曲谷”的长短，往往把较短的情歌称为“曲谷叟口咪”、或者“叟口咪”，长篇的“曲谷”则专门用“走谷”作为称呼。“曲谷”除有作为情歌的职能，它还被称作“小道理”。因此，它不但被谈情说爱者所重视，也为彝族布摩、摩史所重视。彝族谚语说：“苍蝇是老鹰的兄弟，用不着去攫取肉食；做梦是死亡的兄弟，用不着去举办道场；曲谷是布摩的兄弟，用不着去翻书看。”在古代，“曲谷”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程序，依次为：谷直吼（献酒）—谷邳赖（清根叙曲谷起源）—兜（争歌）—斗把勺（寻伴侣）—乍（试探）—哲（商议、相约）—诸（求）—诸（催）—陡朵（出门）—沟（渡）—啥（合）—足（聚会、相会）—才尼（请入座）—开（排列）—口扑（开口）—叩（入题）—诃合（开场）—姐则杜颖则措（建感情树示恩爱）——（进入正题）—纠（分手）—合（送）—阁（退场）—姐则颖则给（断爱根情根）—颖写（招魂）—谷颖漏（退神）。读者耳熟能详的“曲谷”，有《天愿云不愿》、《月明的三月》、《开得艳的花》等作品。
“尔比尔吉”简称“尔比”。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龙之言语”，即将“尔”解释为“龙”，而将“比”解释为“鸣叫”。 “尔比”是一种形式短小、可以独立成句的诗歌形式，是一种“哲理诗”。它和汉语所称的格言、谚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尔比”语言生动，音节铿锵，颇具彝语诗歌格律特征，应用比较普遍，已有《彝族尔比辞典》等书籍出版。
“踏歌”一词古已有之，它与彝族的关系，来源于云南省巍山县巍宝山土主庙中一幅描绘滇西彝族打歌情景的绘画《松下踏歌图》，指的是流行于滇西、滇中、滇南方言区彝族“打歌调”。其内容丰富生动，曲调高亢优美，唱法别致，格律独特。打歌调，有固定曲调，能即兴创作、即兴演唱。关于“阿曲谷”，它既是歌词名，也是曲调名，是歌词和曲调的总称。打歌调的格律严谨，每首打歌调都有一定的格式、一定的字数和有规律的节奏，有“喜事打歌”、“忧事打歌”、“庙会打歌”等几个类别。
“走谷”与“曲谷叟口咪”比较而言，是彝族诗歌的一种形式。在多数情况下，“曲谷叟口咪”往往以“叟口咪”代称。“曲谷叟口咪”绝大多数是三段诗，如果除去格律不严谨的部分，则是完全的三段诗。“叟口咪”的篇幅一般都较短，为彝语诗学理论家所说的“前两段写物，后一段写人”结构形式，与朱熹所谓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情况有类似处。但是，“叟口咪”基本上是抒情作品，叙事非常简约，基本上没有故事，因此在彝族民间把它称作“小道理”。与之相对应的“走谷”就被称为“大道理”。彝语中的“走谷”有“完整、有头有尾、成对、一整套”的意思。著名的“走谷”作品，有《米谷姐娄啥》、《娄赤旨睢》、《娄克布汝与丕娄能妮》、《益卧布珠与洛蒂舍芝》等。
“诺沤”是一种古老的彝族诗歌体裁，尚不能用汉语对它进行准确对译。如果一定要“硬译”，“诺”在东部方言彝语中有“听、闻”之意，“沤”则有“是”之意，合起来有“诗传”、“史诗”等丰富内涵。“诺沤”在四川即彝语北部方言中译为“勒俄”，即《勒俄特依》；在云南滇东北与彝语东部方言交界的地方被译为“侬依”，即《侬依苏》。在许多地方的彝文古籍中，都有《诺沤》一类。
道光《大定府志 水西安氏本末》附录《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所引“夷书”中就有“曰弄恩，雅颂也”的记载。“弄恩”就是“诺沤”，属于摩史诗文典籍。摩史是彝族古代政权结构中“掌历代之阀阅，宣歌颂之乐章”的一种官职。“诺沤”一般在庆典、婚嫁和外交、社交场合中使用，《创世纪》、《建房记》、《阿可的宫殿》等都是其著名的篇章。
“克智”也称为“克哲”等，是彝族诗歌一个独特的种类。彝语的“克”是“口、嘴巴”的意思，“智”是“移动、搬迁、退让”的意思。其特征是口头性、灵活性和机动性很强。“克智”还被称为“克史哈举”、“克格哈查”、“克波哈险”等。“克史”即夸张，“哈举”即舌头灵便、巧语盘词；“克格”即嘴里说着玩的，有开玩笑之意；“克波哈险”是辩论、交锋之意。“克智”有时还被称为“克维”，即边缘语、开场白。在彝语北部方言区，“克智”相当发达，已出版若干种收集“克智”书籍。
“博葩”又叫“纳波”、“博葩木咪”，是彝语北部方言的称谓，意译为汉语之“起源”、“来源”、“来历”、“来源（或起源）论说”等意。在彝语东部方言中，这种诗歌体裁又被称为“纪透”、“物始纪略”等。在云南，就专门有此类诗歌《万物的起源》。这是彝语诗歌中“追根溯源”一类富有哲学寻根究底思维形式的诗歌体裁。《那史纪透》、《物始纪略》、《万物的起源》等即是这一体裁中比较常见的诗歌。
四.在强化格律要素方面
《彝语诗歌格律研究》对彝语诗学理论进行梳理和研究，提炼出了彝语诗歌格律的要素。这些主要观点是：（1）彝语诗歌有基本格律形式；（2）彝语诗歌格律代表形式就是“三段诗”；（3）彝语诗歌格律有押调、押韵、押字（押音节，扣字）等音韵形式；（4）“扣”是彝语诗歌区别于其他语言诗歌的关键特质；（5）“五言”是彝语诗歌的基本句型，“偶”和“对”（不同于汉语诗歌格律的范畴）是彝语诗歌的句式特征；（6）“连”是彝语诗歌格律的普遍形式（引号中的名称来源于彝族古代文艺理论）。
五.在建立韵谱格律模型方面
彝语诗歌格律研究的一个要务，就是建立韵谱和格律模型。
过去，人们对彝语诗韵曾有过一些研究，但仅止于建立韵部和韵目。本研究则通过对彝文的大量比较研究，在所有能够收集到的87046个彝族文字中选择了17650个建立了《彝语诗韵表》，同时将彝语诗韵韵目从360个扩展到了468个。
在对彝语诗歌格律要素进行充分的例证研究之后，作者所确定的彝语诗歌特色格律要素是“扣”，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格律形式是“叟口咪”即三段诗，从而根据三段诗句、段、篇（首）的结构特点，构建了彝语诗歌的格律模型。这一模型是彝语诗歌美学形式的抽象，具有很大的包容特征，适用于彝族所有有格律的诗歌。
彝语诗歌的格律模型的建立，确立了创作新的彝语格律诗歌的规范，也确立了检验新创作的彝语诗歌是否遵循格律的标尺。
我认为，这部著作具有多重价值：一是推进彝语诗歌从零星研究向系统研究的进步；二是推进彝语诗歌分类从单纯的理论概括向实证分类与理论概括相结合、以分类集中展示彝语诗歌类型工作的进步；三是推进彝语诗歌音韵从韵部、韵目的总结向韵部、韵目与全部诗韵的全面搜集和展示发展的进步；四是丰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类型，进而丰富世界文学类型；五是彝族三段诗的系统研究，为壮语三
段诗、汉语俳句和日语俳句等同类型结构诗歌研究提供参照，以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六是建立彝语诗歌标准格律模型，既为中小学彝语文教育提供了编纂教材的理论依据、诗歌材料，也为高等院校彝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教学提供了编纂教材的材料。
最后，我由衷期待本研究成果出版之后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学术与社会效益，在推动我国古代文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方面产生良好影响，为民族团结进步、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