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学术过往，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由于本人缺乏方法论的运用，一直以来学术成就平平。王明贵教授等所著的《经典韪书萃选精评》五卷本即将出版，邀我为之作个序。借此，我想提出彝学研究必须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意在一是检讨自己，二是供大家借鉴和参考，以期不断推进彝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突破。眼前的《经典韪书萃选精评》就是一个新的进展和突破。
纵观人类社会思想史，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彝学研究博大精深，涵盖了众多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研究彝学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和考古及其他证据，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科学方法论可以是应用广泛而历久弥新的经典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可以是彝学本身实际存在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材料。
关于彝族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学的方法论来研究彝族先民最早的来源问题。语言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发展而随之产生发展的，人类语言记录记载了人类的发展过程。因此，人类语言是追溯民族起源和扩散迁徙的一项重要的工具。我们可以通过人类语言的研究，来帮助我们解开有关民族起源与迁徙的谜团。一是通过语言古生物学理论：利用许多古词来推断这个民族原来的居住地的地理环境。二是迁移理论：语言愈分歧的地区说明分化的时期愈早，也愈接近其原始的居住地。语言的起源和传播、分化、演变，是跟人群的起源和迁徙、分化、演变高度一致的。根据这一理论原始彝民族的先民刚开始说着同一种语言，没有方言的差别，随着人口的增长，然后向不同的方向扩散、不断分化。人群的分化导致语言的分化，彝语就形成许许多多的方言。从彝语的许多古词来看，彝族最早的居住地不可能是寒带或极寒带，而且离海较远，因为没有这方面古词的存在。从今天彝语方言分歧最大之地来看，即六大方言都存在的地方，就是彝族先民最早的居住地。根据这一条件我们认为彝族最早的发源地在今云南省昆明以西包括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地区，因为彝语所有的方言都在这一片区域内存在。
研究彝族历史的方法，还可以在彝族历史中去找寻，比如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彝族家谱，就是打开彝族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因此，运用彝族家谱来研究彝族的历史，也是一种方法论。彝族家谱不仅是排列家支男性成员名字的谱牒，也载入了许多与家族渊源有关的历史文化史料，这些材料实际上是对彝族社会发展史的一些真实的记录，为我们研究彝族历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完整而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彝族家谱中可看出彝族进入父系社会之前可能曾经经历过很长的母系社会历史。从彝族家谱中可看出彝族先民长期居住在滇池周围和金沙江两岸。从毕摩家族的谱系，可以厘清彝族宗教的发展史。凉山彝族的历史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我们可以从彝族族谱来厘清凉山彝族复杂的等级关系之渊源。
数千年来彝族先民不仅建立过古滇国、夜郎国等诸多政权，而且创造了青铜器、漆器、天文历法、毕摩文化等古代文明，较早地创造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符号系统——彝文，并用彝文对彝族社会历史、天文历法、宗教礼俗、哲学思想、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做了宏富的著述，为我们的子孙万代留下了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彝文可以说是彝族文明的一个巅峰，文字的产生，与文明及其文明制度的形成有关，可能与国家制度的形成有关，在彝族六祖分支之前，彝文早已是非常成熟而完备的文字，但彝文的历史解决不了，彝族的历史就没有办法进行断定。
研究彝文的产生及其历史，我们也不能凭空说它的历史有多长，应该把它放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坐标上来分析和探讨。人类文明的标志，主要是文字的发明、金属制品的产生，城市的出现等等，而这些文明的产生与农业文明息息相关。从全世界范围的考古发现：凡是农业文明产生较早的民族和地方，这些民族和地方就会较早地创造了文字在内的许多文明。
在西亚地区考古遗址发现在公元前9000—8500年左右就进行了小麦的驯化，公元前8000年后，产生了绵羊和山羊畜牧业的起源。随后到公元前3200年，居住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创造了苏美尔文字，在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产生了圣书字，在古印度产生了阿拉帕文字。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腓尼基人用当时熟悉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基础上，简化成了方便的22个辅音字母，无元音。这22个字母，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字母文字，这是腓尼基人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贡献。
腓尼基字母（Phoenicia Alphabet）也就成了全世界字母文字的始祖。这套腓尼基字母传到西方，派生出了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派生出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成为了所有西方国家文字的字母，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斯拉夫字母成为包括俄文、乌克兰文、卢森尼亚文、白俄罗斯文、保加利亚文、塞尔维亚文、马其顿文等的字母。腓尼基字母传到东方，它派生出阿拉美亚字母，由此又演化出印度、阿拉伯、希伯莱、波斯等民族文字的字母。中国的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傣文等字母也是由此派生演化而来的。
在东亚地区的中国黄河流域的河北磁山文化等遗址发现10300~8700年左右驯化了黍和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发现稻谷壳和碳化了的稻谷凝块，证明我国已有10000年的栽种水稻的历史，是世界上种植水稻最古老的国家。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余姚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大量的稻作物质遗存、打谷场的遗迹，遗存稻谷相当于12万斤新鲜谷物。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产生了甲骨文。考古证实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属同一文化区，但是甲骨文为什么没有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产生于黄河流域。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甲骨文是目前公认的汉字系统的源头。但是，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也不是一条单纯的主线，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在汉字起源的萌芽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根据考古认为：甲骨文的萌生期，大约在中国考古期的仰韶时代和大汶口时代（约公元前5000—前2500年），这一时期发现文字符号的特点，是单一象形文字符号为主。甲骨文的发展期，大约在中国考古期的良渚和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300——前2000），这一时期发现的文字除单一的刻画文字符号外，还有多字刻文。甲骨文的成熟期，大约在殷商和西周时代（公元前1600年——前771年），甲骨文走向成熟。
根据对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和科学基因测序发现苦荞的驯化始于西南，之后在一地区产生了彝文及其西南夷的文明。
根据考古发掘，在云南发现有历史较远的苦荞粒。云南澄江学山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时代（石寨文化）的荞子粒，石寨文化（滇文化），玉溪市澄江县右所镇的学山上，位于抚仙湖流域 ，发现墓葬遗址、房屋遗址（半地穴式和杆栏式并存）、连接房屋的道路、灰坑等遗迹的古代聚落遗址。浮选荞子粒 149 粒；22 粒子粒特性测定结果：长 2.89mm，2.43mm。这也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考古发现历史最长的苦荞粒。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10余家科研机构，从我国西南地区搜集野生和农家苦荞资源上千份，苦荞基因测序的农家种原本，基本选择了西南彝族地区栽种的苦荞样本。结合来自其他十余个国家的苦荞品种，构建了涵盖野生种、农家种不同层次的510份苦荞核心种质资源；经基因组测序，从中挖掘到超过109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全面系统构建了苦荞基因组变异图谱。通过生物学分析，将510个种质分为一个野生群体和两个栽培群体，从分子水平证明了苦荞起源中国的西南地区。
栽培驯化荞的起源地区必须首先有野生荞，有关专家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发现西南地区野生苦荞有10余种。植物学家通过植物多态性值的高低来判断野生时间的长短，多态性值高，表明其存在的时间很长，演化历时长；多态性值低，说明其存在是时间短，演化的历史短。在野生苦荞分布区域内，云南北部野生苦荞的多态性值0.012，为最高，西藏东部为 0.009，四川中部与南部为 0.008，分别为第二和第三，多态性值相对较低。因此，云南北部可能是驯化栽培苦荞的初生起源中心。
据相关机构的专家研究，苦荞的传播路线为：苦荞从起源中心再到次生起源中心，逐步再向外传播，先在南方再到北方，形成中国南北栽培苦荞的两个独立分支。再由中国北方传播到韩国、中亚、俄罗斯、欧洲以及北美地区。
中国西南地区苦荞的驯化文明，其历史可以追朔到很遥远的世代，为后来的西南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以前，我们对西南的研究仅局限于文献的记载，而文献记载的历史又很近。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西南地区已经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仅云南就有57处。同时，还在云南发现了380余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
通过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可以推断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创造者，就是当地最早的原生居民。这些西南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就是西南夷的先民，他们可能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驯化和种植苦荞了。
稳定的农业，为西南地区文明奠定了生活物质基础，之后，就产生了文字和青铜文明。在大渡河以南的四川西南部，包括近期发掘的盐源青铜文化遗址、贵州西部、云南等地发现了大量的青铜文明遗址。早期青铜文化在这些地区出现，说明西南夷作为原生民族，很早就已经在西南大多数地区形成，而不是来自北方氐羌的后裔。
西南夷作为族类群体，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首次以华夏的眼光进行了记载。此后随着北方和南方移民的迁入，西南夷逐步与其他民族融合，但是，在没有汉文记载之前的西南地区灿烂的文明历史，其幕布还没有完全揭开，相信通过考古发掘，在不远的将来，会逐步展现中国西南的灿烂文明，为中华民族文明增辉添彩。
文字的产生，对社会历史的飞速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书写了浩如烟海的知识体系，为后世子孙和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的彝文历史典籍，这些文献承载有完整的哲学知识体系、数学知识体系、天文历法知识体系、传统教育思想体系、医药知识体系等等，这些知识体系都保留在这些历史典籍和彝族社会日常生活之中，但至今我们还没能完全把这些知识体系从我们的历史典籍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彝族先民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文明成果，然而我们对彝族文明及其贡献的研究则远远不够，产出的研究成果能解决问题的也不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科学的方法论。
在这方面王明贵教授等的《经典韪书萃选精评》为我们起了个好头，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通过书法艺术的视角，首次全面系统梳理了彝文古籍文献的书法艺术，站在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度，不仅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门类，而且让古代韪书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于世界。既有书法鉴赏的美学价值，更有书法研究的学术新价值。
《经典韪书萃选精评》根据不同的书法载体进行述评，分为《金铭石刻卷》《木刻铜版卷》《纸书云南卷》《纸书四川卷》《纸书贵州广西卷》共五部，规模宏大而精雕细琢。《经典韪书萃选精评》不仅方法得当，提出新的韪书理论观点，在历时的作品梳理和共时的区域作品比较中，提出韪书的三种区域字体代表形式：正书体、横书体、竖书体，及其所代表的区域：贵州广西区域、云南区域、四川区域。提出韪书传统“左翻倒念”是正确的行款格式，“横写竖读”是过渡的、特殊行款格式，“横写横读”是规范彝文格式，“右翻正念”是错误格式，并对其进行概念定义与逻辑实证，发前人所未发，启今人所不知，示后人应坚守。
相信《经典韪书萃选精评》的出版，会引起社会和学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我与王明贵教授是多年的朋友，见面时总以谈彝学研究为乐，他学识渊博，知识面宽而广，功底扎实深厚，思维敏捷。他在彝学特别是古籍文献学领域独辟蹊径，苦心探索，成果丰硕。衷心祝愿王明贵教授在彝学研究上不断地更上一层楼。
是为序。
2024年1月15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