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典籍，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中国不仅是文明古国，同时也是文字的泱泱大国。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佉卢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藏文、傣文、彝文、东巴文、尔苏沙巴文、古壮字、水书、方块白文、契丹字、女真字、蒙古文、八思巴字、满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就是历代各族人民在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背景下，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写成的一种书面文献。中国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产物，是文化大交流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具体体现。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不仅涉及众多的文种，文献藏量也十分庞大。以藏文为例，一个寺院收藏上百万卷典籍的不为个案。又如满文文献，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藏有满文档案320余万件。除寺院或官方机构收藏外，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少数民族文献藏于民间，至今无法统计出具体的藏书数目。各民族的典籍共同汇成了中华民族文献的大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丰富多彩的各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典籍凝结着历代各民族人民集体的智慧，记录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轨迹，蕴含着少数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一）哲学价值
在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涉及哲学问题的主要为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等。如藏缅语、苗瑶语等诸民族都有创世纪类的典籍，对大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以及动植物的产生与演变都作出了各自的解释。其方法大都以对大自然的观察，以自然辩证的方法进行解读。其中有些是唯物的，有些是唯心的。无论是唯物观的解读或是唯心观的诠释，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先民的哲学思考。
（二）宗教学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类的典籍数量众多。如纳西东巴文典籍95%都与宗教有关。另外，中国少数民族典籍涉及的宗教领域也相当广泛，与世界各大宗教都有密切联系。如涉及佛教的有：藏文典籍、回鹘文典籍、蒙古文典籍、满文典籍、傣文典籍、韩规文典籍、西夏文典籍等。涉及道教的有：壮文典籍、布依文典籍、苗文典籍、瑶文典籍等。涉及伊斯兰教的有：察哈台文典籍、小经文典籍等。涉及基督教的有：老傈僳文典籍、老拉祜文典籍、柏格理苗文典籍等。涉及原始宗教的有纳西东巴文典籍、彝族的毕摩典籍等。
（三）历史学价值
少数民族史学文献，对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用本民族文字写就的历史，其真实性与史料价值远远高于用其他民族文字著成的文献。少数民族典籍中涉及史学方面的著作也极为丰富，如彝文《彝族源流》、藏文《青史》、西夏文《天盛旧改新定律令》、察合台文《拉施德史》、蒙古文《蒙古秘史》、满文《满文老档》、回鹘文《玄奘传》等。虽然少数民族典籍对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或资料利用的习惯，学界对少数民族文献史料的利用，还不及汉文《史记》、《华阳国志》等普遍，少数民族典籍史料的开发与利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少数民族史学学科而言，利用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突破意义。
（四）语言文字学价值
人类文字起源于刻木记事，然后沿着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音节文字—拼音文字的轨迹向前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如同一幅人类文字发展史的画卷，各种类型都有涉及。如尔苏沙巴文典籍用属于图画文字的尔苏沙巴文写成，纳西东巴文典籍用属于象形文字的纳西东巴文写成，西夏文典籍用属于表意文字的西夏文写成，纳西哥巴文典籍用属于音节文字的哥巴文写成，藏文典籍用属于拼音文字的藏文字母写成。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有不少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专著，表明该民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如傣文《萨普阐提》、彝文《彝文字集》、西夏文《文海》等。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不像汉文有《尔雅》等专门记录古代词汇的专书，研究少数民族古语及方言主要从文献中发掘语料。如成书于唐代的藏文文献，蕴藏的是藏族吐蕃时期的古语，明清时期的藏文文献隐藏的是明清时的古藏语。从书面文献中发掘与采集而来的古语言资料，其可靠度毋庸置疑。
（五）文献学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少数民族典籍大多用本民族制作的土纸著成。由此，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出现了“藏纸”“东巴纸”“壮纸”“苗纸”“和田纸”等专用名词。其中有些纸作为文献用纸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如藏纸是用一种带有毒素的植物根茎制作而成，因而藏纸不会被虫蛀，再加藏纸厚实、韧性强，所以藏文典籍一般能保存数百年。藏纸作为典籍用纸其优越性是中原产的纸无法企及的。此外，藏族还有写在桦树皮上的文献，傣族有贝叶经，这些独特的载体形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内容。
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中华文明的四大标志之一。但汉文典籍中已难找到更为远古的汉字印刷实物标本，因而有学者对中华民族发明活字印刷技术之说产生了质疑。幸运的是在宁夏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西夏文活字印刷本，是目前所见世界最古老的活字印刷标本。从而证明中华民族的活字印刷技术至晚出现于宋代。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研究，文献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六）文学价值
少数民族文学的传世佳作大都以书面形式流传下来，成了少数民族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藏文典籍《格萨尔》、蒙古文典籍《江格尔》、柯尔克孜文典籍《玛纳斯》、彝文典籍《阿诗玛》、傣文典籍《召树屯》等都是世界知名的文学名著。世界上最古老的戏剧脚本《弥勒会见记》也是用回鹘文写成。
各少数民族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还对文学创作原理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思考、研究成果录于笔端。由此少数民族文学典籍中，出现了文艺理论专著，如傣族《论傣族诗歌》、彝族《彝族诗文论》等。
（七）文物考古价值
中国的许多文物古迹都留有少数民族古文字。如故宫里不少殿名用满文写成，敦煌莫高窟中的一些壁画，用回鹘文写了题记。记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物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文物宝库，而且在考古发掘中，它们往往是确定出土文物的民族属性和具体时代的重要依据，是打开历史文物真相的一把钥匙。
碑铭是中国少数民族古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字碑铭对文物考古的意义非同一般。如著名的藏文—汉文合璧的《唐蕃会盟碑》、西夏文—汉文合璧的《凉州感通塔碑》和刻有梵、藏、汉、回鹘、西夏、八思巴六体文字的居庸关刻石都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医学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各族人民在与大自然和疾病的抗争中，逐渐摸索出了适应本民族情况的医疗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典籍。如藏文中保存有始纂于8世纪的关于藏族传统医学的记载。今日的藏医正是由于有大量的典籍文献作支撑，已发展成为有理论、有实践的独立医学学科。在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医药文献是科学技术含量极高的一种。能造福于人类的许多少数民族珍贵医药文献，目前尚未得到开发与利用。
（九）天文历法价值
中国各民族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有着系统的理论建构，如藏族历法创始于7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已通用60年循环纪年，以五行阴阳与十二生肖相配合，年分四季，季有三月，月分大小。彝文《宇宙人文论》记载了天体运行一周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以此定出年界、月界，分出大月、小月，推算闰年、闰月，已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傣族的天文历法发展很早，并将汉族的干支纪时法与中南半岛通行的小历纪元纪时法融为一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傣族天文历法。中国古代天文学建树非凡，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少数民族的天文历法典籍，是中华民族探索自然奥秘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
中华文化兼容并包，汇细流而成大海，少数民族文字典籍是中华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全书共28册，按字源谱系分别收入自源文字的纳西东巴文、彝文，汉字体系的水书、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壮文、布依文，婆罗米字母体系的藏文、八思巴文、傣文，阿拉伯字母体系的察哈台文，阿拉美字母体系的蒙文、满文等14种文字的少数民族典籍，基本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典籍的整体性，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立项后，我们对入选典籍的条件、标准进行了充分讨论，确定将珍稀性、民间性和代表性作为选择典籍的三项主要原则。
（一）珍稀性
所谓珍稀性，是指入选的典籍既要有珍贵性，又要有稀有性。珍贵性包括题材内容的珍贵或版本形式的珍贵。本《汇编》入选的典籍有些已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如彝文《摩史苏》《彝汉教典》《百乐书》《尼苏》，水书《胜益》《通用大吉》，布依文《接魂大全》《献酒备用》，察哈台文《医药处方》等，其价值不言而明。
稀有性，指孤本类文献。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稀有性的特征非常突出。少数民族典籍多为手抄本，因而即使同一种文献典籍，也很少有完全相同的版本。如彝文《指路经》，虽然书名相同，内容与形式相近，但每一个祭师都是从自己所在的村寨开始“指路”，这样，不同地方的《指路经》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从这一点看，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的手抄本，大多为孤本，具有稀有性。本《汇编》所收典籍即以抄本为主，纳西东巴文、水书、藏文、满文等典籍均为抄本。《璧勤襄公列传》《职方志》等四部满文抄本典籍，不仅为北京地区满文文献中的孤本，而且品相相当完好，文献价值很高。
（二）民间性
在诸文种少数民族典籍中，除藏文、蒙古文、傣文典籍多数藏于寺院，满文藏于国家档案馆，西夏文藏于相关博物馆之外，其余文种的典籍大部分散存于民间。此次汇编，我们把收集重点放在民间，像藏文、蒙古文、傣文虽然在寺院中也能收集到相应的典籍，但我们仍然选择从民间选录。因为散存于民间的典籍，从珍稀性来说，一点不比寺院收藏或馆藏的少数民族典籍逊色。而且，由于它们很少甚至从未进入过研究者的视野，因此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如本《汇编》所收的藏文《迥孜卦图》是第一次面世的文献，其中保存着五行、九宫八卦、二十八宿星、十二生肖、生死轮回、灵魂去向、中阴过程等大量信息，许多本教大家也只是曾经听说过有这种文献，而从未见过；《章松大曜堆经》《章松大曜卜舞堆经》《消除诸堵魔经》等是记载本教民间信仰仪式的经文，保留着大量古代藏族的习俗，是研究藏族古代民俗的重要资料；《火蛇年日历》《铁鸡年日历》是融合汉历内容的楚浦派日历，也是研究汉藏历法交流的重要参考资料。以上典籍均来自于民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将各民族珍稀典籍汇编在一起，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集成的意义，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把散落于民间的文献集结在一起，对少数民族文献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更是起到了保存和积累的作用。
（三）代表性
收入本《汇编》的典籍是经过学者们再三比较，深入研究以后才确定下来的，多为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内容方面博大精深，形制方面独具魅力。
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典籍涉及的相关学科内容在本《汇编》基本得到了体现。如哲学类的有彝文《玄通大书》、宗教类的有藏文《堆之要义及明示经》，民俗类的有水书《大旺书》，文学类的有布依文《送花歌》，历史类的有满文《职方志》，教育类的有彝文《彝汉教典》、法律类的有傣文《芒莱法典》，医药类的有察哈台文《医药处方》，工艺类的有察哈台文《手艺人手册集》，地理类的有满文《皇舆山河地名考》，天文类的有满文《天文图说》等。
其次，入选本《汇编》的有关典籍能基本体现少数民族典籍载体与版本形式，也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绝大部分以纸质为载体，但不同民族往往使用的是本民族的特色纸张，各种纸的厚度、颜色、韧度有所不同，从而使少数民族典籍形式显得丰富多彩。入选本《汇编》文献涉及的纸有藏纸、纳西东巴纸、壮纸、布依纸、和田纸，此外，还有产于中原的宣纸和棉纸。
贝叶经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文献。在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以贝叶为载体的文献有傣文、藏文等。本《汇编》第十九、二十册即为贝叶经专卷。
中国少数民族大多有以金石为载体的文献。本《汇编》第九、十七册所收的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文金石文献，基本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金石铭文水平。
收入本《汇编》的少数民族典籍在版本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如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刻印本，纳西东巴文《赞颂东巴什罗》为手抄本。在手抄本中又分精抄本和简抄本，如满文《皇舆山河地名考》属于精抄本，壮文《毛红》属于简抄本。根据抄写年代的不同，彝文《尼苏》属于明代抄本，《百乐书》属于清代抄本，《尼亥尼司》属于民国年间的抄本。此外，藏族、蒙古族的典籍为长版型的梵夹装，纳西族为短版型的梵夹装；彝文《玄通大书》是特大的开本，而察哈台文《手艺人手册集》是袖珍式的开本；水书《庚甲》为毛装书，彝文《历算书》为线装书……总之，本《汇编》在选择典籍时，充分考虑了文献形式的代表性。
另外中国少数民族不仅在语言方面存在方言差异，连文字和文献也具有一定的方言性或区域性。如彝文典籍存在东部、东南部、南部、北部方言差异。傣族有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大方言差异。在本《汇编》中，我们力求把各方言代表性的典籍都收入其中，从而全面反映少数民族典籍的特性。
经千百年传承发展而形成的少数民族典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瑰宝。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古籍多为手抄本，甚至是孤本，且大部分少数民族古籍散存于个人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珍贵的民族遗产、中华记忆，在保存和使用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局限，不少民族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损失任何一本，都意味着一件文化遗产的消失！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以数码照相技术拍下原件，实施彩印，是最有效的古籍抢救办法。这样可以把底本的纸色、斑点、破损处、改校处等信息全都如实地保留下来。对文献再造而言，采用这种方式比重抄或重新排版印刷效果更好，更有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全书采用全彩影印方式，完美、真实再现了收集极为不易的各民族珍稀典籍本来面目，能准确反映原有材料的全部信息，可不必再触动原件进行学术研究，更可解除孤本消失的安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是一项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抢救性保护的文化工程。
典籍的作用在于交流共享、传播文化。但由于特殊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流通与共享的功能。既不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藏书者之间也不相互交流和交换，更谈不上开发、利用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通过古籍再造，使闲置的少数民族典籍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使珍稀的少数民族典籍可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转变为“动态”，写在古籍中的文化，也可以“活”起来。
与以往所出版的单一民族单一文种少数民族文献不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是多民族多文种古籍的汇编丛书，是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地对我国多民族文字古籍原件进行整理出版。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历法、经济、医药等各个方面，大部分材料为首次刊布，不仅可以展现出各民族在相关领域的鲜明特色，更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对推动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将起重要作用。
三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先后列入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和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中央民族大学张公瑾先生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共同创意。张公瑾先生由于精力原因和与生俱来的谦虚，又一次把机会让给了我们，由黄建明和张铁山负责《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的选编工作。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本序封笔的头一天子夜，张公瑾先生来不及看本《汇编》问世，就驾鹤而去。一代宗师给后人的精神思想、学术遗产是无数的，本《汇编》的创意留给后人亦是一份沉甸甸的绝作。
在文献采集过程中李鹏、李欣欣、徐丽华、韦如柱、姚炳烈、莫映广、普学旺、王继超、马曲博、阿吉拉则等做了大量工作。张公瑾、刘军、杨凤江等还把珍藏多年的珍贵典籍供我们拍照。
本《汇编》的英文翻译分别由周廷升、聂鸿音、顾松洁、张盈盈、区佩仪等来完成。
本《汇编》编写过程中，除每卷编者外，陈旭、毕桪、孙昉、吴贵飙、孙伯君、周国炎、牟昆昊、叶康杰、徐海涛、甘述玲、郑华栋、崔焱、李明月、毕舒颖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本《汇编》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福建人民出版社刘亚忠总编辑在百忙中始终对本项目过问，并亲自把关。本汇编是群体性的合作项目，涉及的编者众多，组稿与编辑工作相当繁琐，出版社史霄鸿、陈稚瑶等编辑不厌其烦，始终怀着精品意识处理每一幅图片，每一篇稿件。这种踏实与敬业精神赢得了各位编者的敬重。
在这里，向上述同志以及支持、帮助我们的所有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17年4月26日于中央民族大学
作者：黄建明、张铁山同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字来源：彝学研究网。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