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研究其类别构成、分布保存状况，展示其重要的研究利用价值，可更好地发掘、保护与利用这一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研究价值
西南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由于书写材料匮乏，常常把各种社会历史情况以本民族文字刻写在石质载体上，从而产生了数量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这些档案种类繁多，内容涉及到各民族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宗教、民俗诸多方面，在保存民族历史原貌与古代文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的构成
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是指建国前，各民族以本民族文字镌刻在石质载体上的，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的书史铭文。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按性质可划分为以下类型：
（一）碑刻。少数民族文字碑刻种类较多，按其用途的不同可划分为：
1、墓碑。西南地区遗存的少数民族文字墓碑分布广泛，有贵州毕节县的《安氏彝文墓碑》，云南大理的《故善士扬宗白文墓志》，西藏山南琼结的《赤德松赞赞普藏文墓碑》等。
2、寺祠碑。寺祠碑是各少数民族在修建寺庙、神祠等活动中刻撰的碑文，如西藏吐蕃时期的藏文《拉萨噶迥寺建寺碑》；云南大理白文《应国安邦神庙碑记》，武定县《矣木古彝文山神碑》等。
3、日历碑。日历碑保存下来的不多，有云南南涧县虎街山神庙内的彝文《十二兽日历碑》、楚雄县罗摩哨山神庙内的彝文《母虎日历碑》；西双版纳景洪县大勐笼清代的《大勐笼傣文九曜碑》等。
4、源流碑。源流碑主要记录少数民族家族世系源流和迁徙发展历史。如贵州大方县彝文《额旺把祖源碑》；云南寻甸县彝文《安姓籍贯源流碑》，罗平县的《戈丫彝文源流碑》等。
5、诗文碑。今存诗文碑以云南大理市博物馆内珍藏的白文《“词记山花——咏苍洱境”诗文碑》最具代表性。此碑为明代白族诗人杨黼所撰，刻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
6、纪功碑。这是西南少数民族为庆祝重大业绩而镌刻的纪念性碑文。典型的有贵州大方县蜀汉时期的《妥阿哲彝文纪功碑》，西藏拉萨建于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藏文《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等。
7、会盟碑。最具代表性的会盟碑是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其他还有西藏谐拉康赤德松赞赞普所立藏文《谐拉康盟书刻石碑》、云南曲靖明政三年的白文《三十七部会盟碑》等。
8、修路建桥碑。这类碑刻是少数民族在修路建桥之时，为纪念工程竣工而刻写的碑文，其中最著名的是贵州大方县的《水西大渡河彝文建桥碑》。
《水西大渡河彝文建桥碑》局部
9、山神碑。西南现存山神碑最为典型的有两块，一是云南武定县东坡乡矣木古彝村供奉的清代石虎彝文山神碑；另一块是武定县发窝乡康希德彝族村供立的民国彝文山神碑。
10、山界碑。西南地区发掘到的山界碑大都残损不全，比较完整的一块是武定县发窝分多村发现的《咪哩莫彝文山界碑》，有彝文137字，大清皇帝咸丰六年三月初十日立。
11、乡规民约碑。西南少数民族为护林保水、规范行为和扬善罚恶曾建立过一些乡规民约碑。如云南武定县的彝文《大西邑乡规民约碑》，碑文劝戒彝胞保护山林水源，抵御外人侵占，保护乡土完整。
12、焚书台碑。焚书台碑传世极少，贵州织金县保存有一方完好的明代焚书台碑，碑中有彝文62字，内容提供了彝族先民为死者焚烧书籍这一丧葬习俗的具体情况。
13、水文碑。云南新平新化乡雨勺村发掘到一块彝文水文碑，碑文内容有待于进一步译注考察。
（二）摩崖。西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常把本民族发生的重大事件、家世源流、功勋业绩等镌刻在摩崖上，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字摩崖，如云南禄劝县明正统年间所刻的《镌字岩彝文石刻》，洱源县邓川刻于元至正三年（公元1370年）的白文《邓川大元国奉训大夫都元帅段信苴宝摩岩》，丽江白沙刻写于明代的哥巴文《麦宗墨崖》；贵州六枝特区镌刻于南宋开庆已未年（公元1259年）的《拦龙桥碑记》；西藏林芝县米瑞区赤德松赞赞普所建的《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这些少数民族文字摩崖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
（三）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和日寺中遗存有许多刻满藏文的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其中有两处石经墙分别刻的是3966万余字的大藏经《甘珠尔》和3870余万字的《丹珠尔》；甘德县东吉多卡寺亦有石刻藏文《大藏经》，据统计，此石经的内容远远超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内容，所刻经片约有十万多块。此外，四川省也发现了这种藏文石经。这些珍贵的藏文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研究。
二、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的珍贵研究利用价值
现存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数量极其丰富，内容涉及到各民族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和宗教民俗诸多方面，有极高的民族历史研究利用价值。
1、对历代封建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设治经营状况有重要研究价值。少数民族文字石刻载录内地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治经营情况的史实十分丰富，如蜀汉时期的《妥阿哲纪功碑》发掘于贵州大方县青山彝族乡，内容记载蜀汉时期罗甸国彝族君长妥阿哲“助帝长者（诸葛亮）征运兵粮络绎不绝”，佐武侯擒孟获，“到了建兴丙午年，封彝君国爵以表酬谢”的史实。云南盈江县傣文《刀盈庭墓碑》携刻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碑文说：“光绪十一年，‘夏拉’（英国）人不断侵犯领地，清朝皇帝派兵驻扎在干崖旧城防守。光绪十四年，岑公保（岑毓英）巡边大理召见各土司，布置防务，并赐绸缎、枪支。光绪二十口年，皇帝派刀盈庭参加查勘滇、缅边界，曾到‘勐宛’（陇川）、‘勐卯’（瑞丽）等地，看到中国世世代代的领土被‘夏拉’人侵占，干崖土司在‘古里考’以外的大片土地亦被割去，争之不获，心里感到十分气愤。”碑文提供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驻防、勘界等方面的详细历史活动情况。这些记录内容翔实可靠，是研究历代封建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治经营状况的珍贵原始材料。
2、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情况有珍贵研究价值。如云南寻甸县多素村内保存的彝文《安姓籍贯源流碑》立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碑文记载了安姓彝族原为“百濮”之首族，有安姓、张姓、孙姓、李姓等支系，祖籍原居昆池官渡、怕南（黑龙潭）、木果得（跑马山），分为四十七族，后徙居徜甸、东川、禄劝等地，是了解寻甸安姓彝族迁徙发展历史的珍贵原始记录材料。云南禄劝县遗存有武定凤氏土司于“明正统年间至景泰初所刻”的《镌字岩彝文石刻》，有彝文570余字，碑文载录凤氏土司祖上四次作斋取福禄水的地方和罗婺部世袭首领自阿而至阿思等12代祖先作斋祭祖、拓土征战和建功封赐的家族史迹。对研究当地彝族的迁徙发展、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宗教民俗情况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3、对西南历史上民族关系状况有重大研究价值。以《唐蕃会盟碑》为例，公元801年，在唐蕃的一次冲突中，唐将生擒吐蕃统帅论莽热，吐蕃内部又发生冲突，因而，吐蕃向唐提出和解意向。唐朝为稳定周边局势，遂于公元821年和吐蕃会盟长安，公元822年又会盟于逻些（拉萨）。《唐蕃会盟碑》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就，追溯唐蕃历史，赞美汉藏友谊，记述会盟经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汉藏人民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其他重要的会盟碑如现存云南曲靖立于大理国段素顺在位时的明政三年（公元971年）的白文《三十七部会盟碑》等都对当地的民族关系状况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档案查考材料。
4、对西南少数民族科技状况有可靠的参考价值。如云南南华县哈苴何家村山有一块《十二兽日历碑》，碑题译为“母虎纪日谱”。碑题下刻两列日序或日谱，以彝文镌刻“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兽名，用以推算日序，是迄今发现对研究彝族十月太阳历有重大价值的最完整的一块彝文日历碑。西双版纳景洪县遗存有《大勐笼傣文九曜碑》，碑文中有“傣历1162年（公元1801年）”以及“官家百姓全体”、“协商”、“五百五十钱”等字。石碑的碑首刻有四幅用以推算时间的九曜位置图，此图推算出的时间正好是碑文中所标志的傣历1162年。碑首的九曜位置图对研究傣族天文历法知识有宝贵的研究价值。此外，云南新平县新化乡雨勺村还发掘到一块彝文水文碑，碑文内容有待于进一步译注考察。
5、对民族宗教情况有较高的史料查考价值。如云南勐腊县曼崩寨《曼崩寨铜顶塔傣文碑》建于傣历1125年(公元1763年)，碑文记载：“傣历1121年(公元1759年)，宗教内有名玛哈维亚伴亚的祜巴为首，领导着僧侣佛爷，宗教之外有勐腊之土司 ×××，勐舍歇大叭，勐伴大叭，大贡为首领导，上、下各区各寨的官吏、子民重修建这个塔，为时三年才完工。傣历1125年6月中，众人、佛爷聚会此处，大事祭赕。”这段记录反映了勐腊傣族群众敬奉小乘佛教的历史情况。云南定县发现两块山神碑，一块是坡乡矣木古彝村村旁所供奉的一石虎座基前所置立的彝文山神碑；另一块是发窝乡康希德彝族村山神树前供立的山神碑，落款为“民国二年二月十五日重修”。两碑内容为祈求全村人丁兴旺、六畜平安、五谷丰登。碑文对研究古代彝族自然崇拜原始宗教状况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在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状况、文学艺术、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民风民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利用价值，这些珍贵价值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利用。
三、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的分布保存
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石刻历史档案的分布极其广泛，各民族地区都有遗存。藏文碑刻历史档案主要有西藏拉萨西城建于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拉萨公元823年的《唐蕃会盟碑》，山南琼结的《赤德松赞赞普墓碑》，山南扎囊县桑耶寺建于公元779年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拉萨楚布寺建于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楚布江埔建寺碑》，拉萨立于赤德松赞赞普时期的《噶迥寺建寺碑》，阿里普兰建于吐蕃时期的《普兰观音碑》；云南迪庆德钦县立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的《法王皇帝圣旨碑》等。藏文摩崖有西藏林芝县米瑞区广久赤德松赞赞普继位后所建的《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谐拉康建于吐蕃时期的《谐拉康摩崖刻石》。此外，青海省泽库县的和日寺、德县东吉多卡寺和四川省的部分地方发现了许多刻满藏文的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
《镌字岩彝文石刻》
彝文石刻历史档案主要分布在云、贵、川三省。如云南楚雄双柏县有彝文碑17块，武定县有彝文碑464块。禄劝县还发现明代凤土司《镌字岩彝文石刻》和一处《护林保水告示》岩刻。红河州石屏县发现2块彝文碑，弥勒县有13块。昭通县发现清代《鲁米勒碑》和《彝族五扯碑》，巧家、威信等地也发现部分彝文碑。曲靖地区寻甸县发现清光绪五年的《安姓籍贯源流碑》和《垛马戛村彝文碑》，罗平县发现《戈丫彝文碑》、《小拢戛彝文碑》。贵州省大方县经普查有彝文碑刻246块，威宁县有墓碑16块。赫章县分布有100多块。此外，毕节、纳雍、金沙、织金、六盘水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彝文碑刻、摩岩，贵州省发掘到的彝文碑刻已有上千块之多。四川省现存彝文碑刻不多，目前普格县发现彝文岩刻一处，西昌附近发现多处彝文题记。
傣文历史碑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如德宏潞西市的《芒市土司放氏傣文墓碑》、《重修猛拱关帝庙傣文碑》，西双版纳景洪县大勐笼立于傣历1162年（公元1801年）的《大勐笼傣文九曜碑》、勐腊县曼崩寨傣历1125年（公元1763年）的《曼崩寨铜顶塔傣文碑》、景谷县水平乡普俄村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的《大仙人脚佛寺碑》和西盟县勐梭大寨的《大寨傣文碑》，盈江县芒蛙寨建于公元1907年的《干崖宣抚司刀盈廷傣文墓碑》，宝山县境内的《永昌府革除衙门税银傣文告示碑》等。
壮文石刻碑文使用古壮字或汉文加古壮字，半汉文半古壮字镌刻而成，如万承土司（今广西大新县境内）辖境有不少碑文，其中一块蠲免减免碑用汉文、古壮宇刻成。上林县智城山遗存有一方汉文夹杂壮文的唐代《智城洞碑》，文中使用了武则天时创造的异体壮字。有的碑文则全部是古壮字，如宜山县安马乡古育村有壮族歌师廖士宽的《廖士宽墓门碑》，建于道光十一年。附近还有一块古壮字碑，可惜50年代已毁。桂西发现的一块悼念因受封建婚姻迫害致死的情侣的古壮文墓碑，碑文为壮歌体，对研究壮族社会情况有一定的价值。此外云南丽江等地分布有《麦宗墨崖》、《阿敏灵洞题壁》等纳西东巴文、哥巴文等石刻；大理等地分布有《故善士扬宗白文墓志》、《山花碑》等白文墓碑。
参考文献：
1、王尧《吐蕃金石录》【M】，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
2、贵州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等编译《彝文金石图录》【M】第二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10月。
3、松秀清《格子吐蕃藏文石碑之我见》【C】,《云南藏学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9月。
4、张公瑾、黄建明等《民族古文献概览》【M】,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
5、华林《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M】,民族出版社2001年9月。
原载：《档案学通讯》2007(04)；文字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简介：肖黎煜，女，1973年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历史文献学学、民族历史档案学等领域。华林，男，1965年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档案学、民族历史档案学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