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看《阿诗玛》和《五朵金花》，是印象最深而深切地感受到云南天地山川和人物之美的两部电影，有一种心驰神往的感觉。后来读书写书，对民族文化涉猎渐多，对彝族撒尼人所创造的“阿诗玛”史诗和阿诗玛这个人物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了它的分量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今，《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一书即将问世，在这本凝聚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和石林县本地学者心血和才思的著作即将问世之际，我有机会先睹为快，在这里写下如下一些感言。
阿诗玛的美丽传说可以称之为彝族撒尼人的心灵之音，文化之精粹。这部广泛流传于石林县彝族撒尼人中的民间叙事长诗，是撒尼人代代相传的民间创作，瑰丽非凡，美不胜收。它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撒尼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和撒尼人的道德伦理追求。阿诗玛的传说对撒尼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是撒尼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瑰宝。
阿诗玛剧照（杨丽坤 出演）
回顾阿诗玛从收集整理到形成蔚为大观的“阿诗玛文化”的整个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点，即国家和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态度和立场对后者文化的兴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期，由于“夏尊夷卑”的意识形态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精英阶层普遍推崇主体民族的庙堂文化而鄙视民间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更说不上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发掘。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民国年间开始有中国的民族学和民俗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调查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对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广泛而全面的收集整理。对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大规模的收集整理，主要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因此，《阿诗玛》广泛产生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是新中国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而取得的代表性硕果之一。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尽管阿诗玛的故事在撒尼人中已经代代流传，但其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撒尼人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乡村，对阿诗玛的各种口头传说文本进行了认真的收集整理，并在各种媒体和出版机构的大力扶持下，将《阿诗玛》史诗整理翻译本推向国内外，除了汉文译本，还先后翻译成英、法、日、俄、德、罗马尼亚、捷克、泰等国文字介绍到世界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逐渐奠定了《阿诗玛》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地位。
阿诗玛与阿黑（《阿诗玛》剧照）
如今，阿诗玛的故事在云南之外的地区广为传播，几乎已经成为美丽清纯的云南姑娘的代名词，可见其影响之大。而且，随着阿诗玛故事和各种相关文学艺术作品和歌舞剧、电影等的广泛传播，阿诗玛由原来比较单纯的民间叙事长诗逐渐发展为一种含义更为丰富和宽泛的广义文化。《阿诗玛》叙事长诗在创作、润饰、发展和日益完善的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撒尼民间文化的精粹，融入了优美动人的歌舞音乐、石林奇观、长湖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热情好客的民风、助人为乐的精神……在传承与流变中与撒尼民间音乐文化、舞蹈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民间绘画文化等互动共生，成为独具特色的“阿诗玛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撒尼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都深深地浸透着一种“阿诗玛文化”的气息，正如日本学者樱井龙彦所说，“在今天，《阿诗玛》已跨越了民间叙事诗这样的文艺体裁的局限，在歌舞剧、电影等的文化资源，石林、长湖这样的观光地，以及香烟品牌之类的经济资源中得到了广泛的活用。像这样原本作为口承文学的《阿诗玛》，超越了文学作品的空间，成为一种资源，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各方面得到了再生产和商品化。可以说阿诗玛不单单只是过去的遗产，更被当代的人们有效地活用着。”他因此把“这样的实践性的文化现象的总体，称作‘阿诗玛文化’。”[1]
相传是阿诗玛化身的石头
《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阿诗玛》收集整理、研究的学术史，也是“阿诗玛”从民间史诗向更广义的文化发展历程的全景记录，全书清晰而流畅地理出了阿诗玛的这一发展历程。该书对《阿诗玛》这一叙事长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认真的钩沉梳理，从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阿诗玛研究的理论拓展和深入的评介中，可以看出具有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学整理者和研究者的深刻影响。这也深刻反映了《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一书的学术价值。比如书中客观真实地论述了新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比较突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影响下的阿诗玛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当时收集者难免把具有时代政治特征的各种意识观念渗透进长诗的定稿当中，以阶级斗争作为意识基础来设计这部长诗的情节，然后塑造出相应的阿诗玛、阿黑等人物，并以此来设计特定的戏剧性冲突，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掩盖了阿诗玛这部口头流传下来的民间叙事诗反映古代撒尼人生活的各种真实场景和它的丰富性。。
显然，学术界对《阿诗玛》的深度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开放和学术的活跃而日益有了深度广度的拓展和探研，如有些学者对阿诗玛文本所反映出的“部落特征”和“英雄史诗”性质的探讨，还有对阿诗玛史诗的主题多样化的挖掘等，该书都做了系统详细的评介，如上世纪50-70年代时，普遍认为阿诗玛的主题是“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斗争”之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深入到“神对兄妹二人的乱伦欲望的暴露和惩罚”之说，“神对于阿诗玛出嫁后反悔的惩罚而最后嫁给岩石”之说，都打破了早期以“阶级斗争”说为主调的格局，开阔了《阿诗玛》研究的视界和领域，多了各种观点的碰撞。
《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的学术梳理和总结，也体现在对早期研究者以受古典进化论影响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来机械地研究阿诗玛史诗是产生在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抑或封建社会，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又将这部史诗的产生年代想具体定格在某朝某代或某个具体历史时间段的诸多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这些学术史的梳理都有利于今后拓展对《阿诗玛》这个作品所产生的年代的研究。依我之见，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其产生和发展必然会有随社会历史变迁的变异，我们会在当代翻译整理的作品中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及其社会文化的融汇之状，应打破根据一些缺乏相互联系的孤证而轻易地将作品的产生固定在一个特定时期来力图证明其具体产生年代的局限，而应根据对不同文本的认真比较，来关注和探究其历史变异和整合的特点。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随着对《阿诗玛》研究的深入，其视野不断扩大，内容涉及反映在阿诗玛史诗中的撒尼人的婚姻习俗，诸如舅权、抢婚习俗、撒尼人的择偶标准，父母、兄妹、哥嫂、公婆、丈夫等人的为人之道和社会伦理，《阿诗玛》对撒尼人婚恋习俗的重要意义，《阿诗玛》中所反映的撒尼人的宗教信仰等。该书也客观地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阿诗玛》中阿诗玛与阿黑之间关系的多种说法（即兄妹关系，或是情人关系，或是义兄妹关系，或是既是兄妹又是情侣）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本书也荟萃了《阿诗玛》研究数十年来学术界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和一些力图对“阿诗玛文化”作出高度概括的学术探索，多有新见，比如石林彝族学者刘世生在研究中提出了阿诗玛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表现为一种“欢乐文化”, 他说，“在石林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中，阿诗玛是一个‘只知道高兴不知道悲伤’的撒尼姑娘。撒尼人更被社会各界誉为‘欢乐撒尼’。”这种概括涉及到了一个族群的民族性和民族心理等深层的问题，使我们禁不住想推究，如果撒尼人有着明显的乐观向上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与他们的社会文化和信仰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也使我想起曾深入研究纳西族摩梭人文化的周华山博士也曾根据摩梭人的民俗和摩梭语“苏夺”(害羞)的含义而以“害羞文化”这个词语来概括摩梭人日常生活中与性相关的禁忌特征和社会制约。[2]尽管这些概括语并不能代表这个族群文化的全部，但都可以看到作者力图抓住族群文化中一些有特色和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而对民族性格特征进行深度挖掘的努力。
本书也对阿诗玛从原来一部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叙事长诗，通过翻译整理和再创造，逐渐向更为广义的“阿诗玛文化”拓广和发展的历程和路径进行了梳理。比如，在1953年初，就已出现了根据流传于撒尼人的民间故事《阿诗玛》而改编的京剧《阿黑和阿诗玛》；1958年，根据阿诗玛体裁创作出的用撒尼语编写和演出的舞台剧《阿诗玛》；1991年5月，云南省歌舞团以《阿诗玛》的传说故事和叙事诗为题材创作同名大型舞剧；1961年在日本产生了根据阿诗玛原型故事“回声姑娘”改编的广播剧《阿诗玛》。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电影《阿诗玛》的放映发行，影片中非常成功的演员形象和演技、歌舞音乐等，都极大地扩大了阿诗玛在国内外的影响。阿诗玛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美丽女性的象征，阿诗玛成为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阿诗玛为主题的工艺品、旅游广告、民族服饰乃至“阿诗玛”名牌香烟的应运而生，更使阿诗玛在中国广为人知。阿诗玛已经渗透到撒尼人及其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形成了一种影响广泛的“阿诗玛文化”。
《阿诗玛》出版后先后被翻译成英、法、日、俄、德、捷克、罗马尼亚等国文字出版，介绍到世界许多国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成为世界文学名著而享誉文坛。电影《阿诗玛》于1982年获得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2004年8月，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阿诗玛的故乡石林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交流《阿诗玛》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标志着阿诗玛正在产生较大的国际影响。
阿诗玛的研究还有比较宽阔的领域有待学者们去深入探索，比如和其他民族或族群同源异流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这里举一例，与彝族撒尼人同属一个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纳西人中广泛流传着一个阿莎咪的故事，民间有很多她的故事的文本，相传阿莎咪是个美丽的纳西女子，有的说她是丽江金沙江边达勒地方的一个美女，有的故事中则说她是纳西土司“木天王”的三女儿，而这个痴情女的最后结局是为了爱情而死，“阿莎咪”的多种文本都说她是在出嫁途中被狂风刮到岩上，变成了岩石上的女人或崖神；有的文本中说她被卷贴到悬崖上后，还会给人带来灾难。我注意到阿诗玛的一些传说文本中也有说阿诗玛化身崖神后，她也会给人带来麻烦，比如叫喊的回声会使人耳聋、耳鸣等。[3] 纳西人阿莎咪的故事中的情节与与撒尼人的阿诗玛故事的情节惊人地相同。[4] 这也为今后进一步探究同一语支的同类型故事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
本书的第七章讨论了“阿诗玛文化的理论意义与石林文化产业”。无疑，《阿诗玛》在当下的经济发展中也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借助阿诗玛的品牌推动旅游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契机，《阿诗玛》与旅游经济和文化产业的结合，自然也成为“阿诗玛文化”的当代构成部分，特别是作为民间叙事的文化文本《阿诗玛》发展至今所发挥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力的作用，成为“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独特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未来的文化产业和旅游发展中，如何保持阿诗玛这个民间形象的魅力，促进以阿诗玛为灵魂、石林奇观为身形的石林市旅游的发展，我觉得这既面临很多的机遇，也面临挑战。一个成功的民间文化形象，要长久保持她的魅力和引人入胜的品牌效益，避免因不恰当的过度开发而流于平庸和庸俗化，我想，这将是阿诗玛这山野绝世女子及其呵护者、开发者和研究者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一书论证和揭示了阿诗玛在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前景，但其能否按其预设方案获得成功，将取决于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悟性、理性和具体的运作行为。
上述这些，都会与阿诗玛艺术在民间的薪火相传、《阿诗玛》所反映的撒尼人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生态状况以及信仰等密切相关。我去年曾在西藏听了来自不同雪域牧区的格萨尔艺人演唱著名的《格萨尔》史诗，艺人中老幼妇孺皆有，我听到了种种他们“神授”而成为杰出艺人的传说。而他们那种对《格萨尔》虔诚而真挚的信仰和热爱，使我受到强烈的感染，使我领悟到为什么“格萨尔”史诗的生命力会如此强大，能在物质生活贫困艰苦的藏地高原能如此长盛不衰、深入人心的原因。《阿诗玛》的内容和形式虽然与《格萨尔》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我想是共同的，其根基与核心是那种本真的乡野艺术的天籁和魅力，以及人们对她的呵护与热爱之情。如果一种民间艺术最终剥离了与人们的生命和心灵生死相依的那种联系纽带，而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日益沉沦为纯粹的舞台表演化的“旅游艺术”和市场的装饰品和商品，那她的命运和生命力也将会遭到困厄。阿诗玛在撒尼人民和无数学者、艺术家的呵护和饱蘸心血和激情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这本《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对这些前人今人的种种努力和足印做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我们期待着后来者能创造出更为辉煌的续篇，能将阿诗玛文化弘扬广大，而这无疑将取决于我们对阿诗玛文化理解的深度、对阿诗玛这一撒尼文化遗产的爱心和真情，以及我们让阿诗玛这艺术形象在当代造福民众的开发尺度上的准确把握。
谨此为序，为阿诗玛祝福！为石林和撒尼人民祝福！。
[1] [日本]樱井龙彦：《“阿诗玛文化”的意义和活用》，赵德光主编：《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424页。
[2] 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香港同志研究社，2001年1月，162~167页。
[3] 《阿诗玛原始资料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4] 杨福泉《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34~144页。
注：此文被《中国文化报》以《阿诗玛不仅是遗产》为题选载，《国文化报》 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