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至9世纪的东亚地缘格局中，南诏、唐朝与吐蕃形成独特的三足鼎立态势。南诏凭借洱海地区的战略区位，在两大强权间实施弹性外交，其策略演进深刻影响着西南边疆的政治走向。以往研究多依赖传世文献，存在视角单一与记载偏差问题。本文以《南诏德化碑》为核心出土碑刻史料，结合敦煌吐蕃文书（P.t.1287等），采用史料互证方法，系统梳理南诏与唐、吐蕃关系从“联唐抗蕃”到“附蕃反唐”再到“归唐抗蕃”的三阶段演进，剖析地缘压力下南诏外交策略的动因、特征与实质，揭示三足鼎立格局中弱势政权的生存智慧，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局限，为理解中古西南边疆民族关系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关键词：南诏；唐朝；吐蕃；地缘博弈；外交策略；南诏德化碑；敦煌文书；史料互证
南诏德化碑（图源：微博-Leo没有昵称）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738年南诏统一洱海六诏后，迅速崛起为西南地区的重要政治力量，与东亚大陆的唐朝、青藏高原的吐蕃形成长期对峙与互动的三足格局。这一格局打破了此前唐蕃二元对抗的态势，西南边疆成为三方权力博弈的核心场域。南诏在夹缝中逐步完善外交策略，通过依附、结盟、叛离等手段实现政权存续与疆域扩张，其外交实践既是地缘环境的必然产物，也重塑了区域政治秩序。
传世文献如《旧唐书·南蛮传》《新唐书·南诏传》《蛮书》等对三方关系多有记载，但存在明显局限：唐朝文献侧重中原视角，强调“天朝上国”叙事，弱化南诏主体性；吐蕃文献遗存稀少，传世记载碎片化；南诏自身文献失传殆尽，仅能通过间接记载窥其全貌。而出土碑刻（以《南诏德化碑》为代表）与敦煌吐蕃文书的发现，为突破史料瓶颈提供了可能。前者作为南诏官方叙事的直接遗存，后者作为吐蕃视角的原始文献，二者与传世文献形成互证链条，可矫正记载偏差，还原三足博弈的真实图景。
本文通过两类出土史料的互证研究，厘清南诏外交策略的演进脉络与地缘逻辑，不仅能深化对中古西南民族关系的认知，更可为弱势政权在强权博弈中的生存策略研究提供历史参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启示。
（二）研究现状述评
学界对南诏与唐、吐蕃关系的研究已形成丰富成果。早期研究以传世文献为核心，如方国瑜《南诏史论丛》系统梳理南诏历史脉络，探讨三方关系的阶段性特征；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通过文献考订厘清史实细节。随着出土史料的发现，研究视角逐渐拓展：针对《南诏德化碑》，学者们围绕立碑年代、作者、碑文释读等展开考证，袁嘉谷、李根源、方国瑜等学者通过碑文与传世文献比对，纠正了《云南通志》将“纪功碑”与“叛唐碑”误判为两通碑的谬误；日本学者藤泽义美通过碑文记载推定立碑年代为766年左右，为断代研究奠定基础。
敦煌文书的利用推动研究向吐蕃视角延伸，如借助P.t.1287吐蕃赞普传记文书，学者们探讨吐蕃对南诏的册封制度与同盟关系，发现吐蕃对南诏的称谓为“兄弟之国”，而非传统认为的“属国”，修正了对蕃诏关系性质的认知。赵心愚等学者则通过《南诏德化碑》与传世文献互证，指出张虔陀事件背后吐蕃的暗中介入，突破了单一归因于边官欺压的传统观点。
现有研究虽已注重出土史料的运用，但多侧重单一史料的解读或双边关系的分析，缺乏对三方博弈的整体性审视，且对两类出土史料的系统互证不足。本文立足地缘博弈视角，以碑刻与敦煌文书为核心，构建“南诏叙事—吐蕃叙事—中原叙事”的三重互证框架，全面解析三足鼎立格局下的外交策略博弈。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采用史料互证法、地缘政治学分析法与阶段演进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史料互证方面，以《南诏德化碑》（南诏视角）、敦煌吐蕃文书（吐蕃视角）为核心，结合《蛮书》《新唐书》等传世文献（中原视角），交叉验证史实，辨析不同叙事的偏差与成因；地缘政治学分析方面，聚焦洱海地区的战略区位特征，探讨地理环境、资源分布对三方外交决策的制约与推动；阶段演进法方面，依据南诏外交重心的转变，将三方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逐一剖析各阶段的策略特征与博弈逻辑。
研究创新点主要有二：其一，构建双重出土史料互证体系，突破单一史料与单一视角的局限，更精准地还原三方互动的真实过程；其二，从地缘博弈视角切入，将南诏外交策略置于整体区域权力结构中分析，揭示弱势政权“以势制衡”的生存逻辑，深化对中古西南边疆政治格局的认知。
德化碑局部（图源：微博-菲Q）
二、核心史料概述：碑刻与敦煌文书的价值定位
（一）《南诏德化碑》的史料价值与叙事特征
《南诏德化碑》矗立于南诏都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为南诏王阁罗凤时期所立，由清平官郑回撰文，全文原约3100字，现存800余字，碑文通过明代《云南通志》收录得以完整传世。作为南诏官方纪功碑，其史料价值独特且珍贵：其一，叙事视角的主体性，碑文以阁罗凤功绩为核心线索，记载了南诏统一洱海、合并诸爨、天宝战争、附蕃扩疆等关键史实，是南诏自身政治立场与历史认知的直接表达；其二，史实记载的完整性，碑文对天宝战争的起因、过程记载详实，尤其详述张虔陀“谗构”“离间部落”及与吐蕃“阴谋共灭我”的罪状，为解析唐诏反目提供了南诏视角的关键依据；其三，外交意图的隐蔽性，碑文在赞颂阁罗凤功绩的同时，巧妙平衡与唐、吐蕃的关系，既对吐蕃表达恭承（“明明赞普，扬干之光，赫赫我王，实赖之昌”），又为归唐预留余地，体现了南诏外交的灵活性。
需注意的是，碑文作为纪功碑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存在叙事偏向：为合理化附蕃反唐行为，刻意强化唐朝边官的过错，弱化南诏自身的扩张诉求。因此，需结合其他史料进行辨析，方能还原历史真相。
（二）敦煌吐蕃文书的补充价值与视角优势
敦煌吐蕃文书中，与南诏相关的史料以P.t.1287赞普传记、P.t.1288大事记年等最为重要，弥补了吐蕃视角史料的缺失。P.t.1287文书记载了赤松德赞时期吐蕃与南诏的同盟关系，明确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兄弟之王”），证实双方为对等同盟关系，而非吐蕃对南诏的单方面控制，修正了传世文献中“南诏为吐蕃属国”的记载偏差。大事记年文书虽在748-754年、765年以后存在缺漏，但对天宝战争前后吐蕃与南诏的军事协同记载，可与《南诏德化碑》相互印证。
敦煌文书的视角优势在于：作为吐蕃官方档案，其记载更侧重同盟关系的运作与军事协作细节，揭示了吐蕃“联诏抗唐”的战略意图——借南诏之力牵制唐朝西南防线，趁机扩张河西、西域疆域。同时，文书中关于吐蕃对南诏的物资支援（如岁供丝帛）与军事征调记载，也为解析蕃诏同盟的破裂埋下伏笔。
（三）史料互证的逻辑与路径
三类史料的互证需遵循“视角互补、偏差辨析、史实还原”的逻辑：以《南诏德化碑》的南诏核心叙事为基础，用敦煌文书验证蕃诏关系的性质与互动细节，用传世文献补充唐王朝的应对策略与整体背景。针对记载偏差之处，结合地缘环境与政治利益进行成因分析，如《南诏德化碑》强调“不得已而叛唐”，敦煌文书凸显蕃诏同盟的对等性，《新唐书》则强化“边官失德”叙事，三者偏差本质上是各方基于自身政治立场的叙事建构。通过辨析偏差，可更清晰地把握三方博弈的核心诉求与策略逻辑。
三、地缘博弈下南诏外交策略的阶段演进与史料互证
（一）第一阶段（738-750年）：联唐抗蕃，借势崛起
南诏统一六诏之初，实力相对薄弱，洱海地区处于唐朝与吐蕃的双重压力之下：唐朝为遏制吐蕃南下，需扶持地方势力构建西南屏障；吐蕃则试图拉拢南诏，突破唐朝防线。在此背景下，南诏选择“联唐抗蕃”策略，借唐朝之力巩固政权。
《南诏德化碑》记载，皮罗阁统一六诏时，“遣使入朝，求授章服”，唐玄宗赐其“云南王”金印，正式确立藩属关系。碑文虽未详述联唐抗蕃的具体军事行动，但提及“破吐蕃策”，可与《蛮书》记载印证——南诏配合唐朝军队攻打吐蕃支持的越析诏，逐步统一洱海地区。敦煌文书P.t.1287记载，此阶段吐蕃与南诏冲突频繁，吐蕃神川节度使多次与南诏交战，证实南诏对唐的依附姿态。
这一策略的实质是弱势政权的“借势生存”：南诏借助唐朝的政治认可与军事支持消灭内部竞争对手，唐朝则通过南诏实现对西南边疆的间接控制，形成共同对抗吐蕃的同盟。地缘上，唐朝通过南诏阻断吐蕃与洱海地区的联系，吐蕃则因南诏的倒向而被迫收缩西南战线，三方形成初步的制衡态势。
（二）第二阶段（750-794年）：附蕃反唐，对等博弈
天宝年间，唐朝边官的高压政策与战略误判，导致唐诏关系破裂，南诏转而与吐蕃结盟，进入“附蕃反唐”阶段。这一转变的导火索为张虔陀事件，以往研究多归因于边官欺压，而史料互证显示，吐蕃的暗中介入是重要推手。
《南诏德化碑》将张虔陀罪状列为首条：“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明确指出张虔陀与吐蕃勾结，试图消灭南诏。这一记载可与敦煌文书相互印证，P.t.1287提及天宝年间吐蕃使者频繁出使南诏，显然在暗中联络。《新唐书·南诏传》记载阁罗凤曾遣使向唐朝谢罪，提出“愿还所虏，得自新，且城姚州”，遭鲜于仲通拒绝，进一步激化矛盾。天宝战争中，南诏与吐蕃联军大败唐军，《南诏德化碑》记载“仲通仅以身免”，敦煌文书则记载吐蕃与南诏的军事协同细节，证实双方同盟的有效性。
蕃诏同盟建立后，双方形成对等关系：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给予金印，号“东帝”；南诏则向吐蕃纳贡，出兵配合吐蕃作战。但同盟的脆弱性已初现，敦煌文书记载吐蕃对南诏的军事征调日益频繁，且在战利品分配中不公，《南诏德化碑》虽对吐蕃多有恭承，但字里行间仍保留对唐朝的隐晦态度，为后续归唐埋下伏笔。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吐蕃趁机扩张，对南诏的控制逐渐加强，同盟关系开始松动。
（三）第三阶段（794-902年）：归唐抗蕃，制衡求生
吐蕃的贪婪压榨与唐朝的策略调整，推动南诏再次转变外交方向，于794年与唐朝举行苍山会盟，正式归唐抗蕃。这一阶段南诏的外交策略更趋成熟，核心是“以唐制蕃”，维持三方制衡态势。
敦煌文书显示，吐蕃对南诏的控制不断强化，不仅要求南诏王子入质，还强征盐井、金矿，加重赋税与军事征调，导致南诏不满。《南诏德化碑》虽未记载此阶段史实，但苍山会盟文书可补其缺，盟书明确“誓为汉臣，永无离贰”，一式四本分别藏于神祠、洱海、祖庙与唐朝，彰显南诏归唐的决心。《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唐朝剑南节度使韦皋看透蕃诏矛盾，主动遣使联络南诏，以“兄弟之礼”相待，打消南诏顾虑，促成同盟。
归唐后，南诏与唐朝联手对吐蕃发动军事打击，收复被吐蕃占领的土地，敦煌文书记载吐蕃在西南战线接连失利，失去对洱海地区的控制。同时，南诏也借机扩张疆域，增强自身实力，形成“唐诏同盟抗蕃”的新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南诏的归唐并非完全臣服，而是保持相对独立，通过平衡与唐朝的关系，避免再次陷入被控制的局面，体现了“制衡求生”的外交智慧。
四、南诏外交策略的特征、实质与地缘影响
（一）外交策略的核心特征
结合史料分析，南诏外交策略呈现三大特征：其一，弹性适配性，始终以自身实力与地缘格局变化为依据调整外交方向，从联唐、附蕃到归唐，无固定立场，唯以利益为核心；其二，对等博弈意识，即便在依附于唐或吐蕃时，仍试图维持相对独立地位，如蕃诏同盟中坚持对等关系，归唐后保留自主军事与行政权；其三，叙事建构性，通过《南诏德化碑》等官方叙事，合理化外交转向，如将叛唐归因于边官压迫，将归唐塑造为“复归皇化”，争取政治合法性。
（二）策略实质与生存逻辑
南诏外交策略的实质，是弱势政权在强权博弈中的“地缘套利”与“生存最大化”逻辑。洱海地区的战略区位，使其成为唐蕃必争之地，也为南诏提供了博弈空间：南诏通过依附一方、制衡另一方，既避免被单一强权吞并，又借外部力量实现政权巩固与疆域扩张。从本质上看，南诏的外交选择并非单纯的“叛附无常”，而是基于地缘压力与自身利益的理性决策，是山地政权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生存智慧。
（三）对区域地缘格局的影响
南诏的外交策略深刻重塑了中古西南地缘格局：其一，打破唐蕃二元对抗态势，形成三足鼎立的动态平衡，延缓了吐蕃对西南的扩张，也减轻了唐朝西南防线的压力；其二，推动南诏政权走向成熟，通过与唐、吐蕃的互动，南诏吸收中原文化与吐蕃制度，完善政治、军事体系，成为西南地区的稳定力量；其三，促进民族交往交融，三方的军事协同、物资交换与文化互动，加速了洱海地区与中原、青藏高原的民族融合，为西南边疆纳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五、结论
7至9世纪的南诏、唐朝与吐蕃三足鼎立格局，是地缘环境与各方战略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南诏作为弱势政权，在夹缝中形成了“弹性适配、对等博弈、叙事建构”的外交策略，其演进历经联唐抗蕃、附蕃反唐、归唐抗蕃三个阶段，每一次策略转向都与地缘格局变化、各方实力消长密切相关。
通过《南诏德化碑》与敦煌文书的互证研究，可修正传世文献的记载偏差，还原三方博弈的真实图景：蕃诏关系并非传统认为的属国关系，而是对等同盟；张虔陀事件背后存在吐蕃暗中介入，唐诏反目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南诏的外交转向并非“叛附无常”，而是理性的生存策略。三类史料的互补与辨析，不仅深化了对中古西南民族关系的认知，更揭示了弱势政权在强权博弈中的生存逻辑——以地缘为依托，以利益为核心，通过动态平衡实现政权存续与发展。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局限，如敦煌文书的缺漏部分无法完全补全，对南诏内部政治势力与外交决策的关联探讨不足。未来可结合更多出土文物（如格子碑）与民族学资料，进一步细化南诏外交策略的内部动因，为理解中古边疆民族政权的外交实践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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