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诏国（738年—902年）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境内“白蛮”与“乌蛮”两大族群的互动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缩影。本文以语言为核心切入点，结合文献记载、考古遗存与民族学资料，探析白蛮与乌蛮在语言形态、文化实践中的差异与互动，阐释语言作为身份标识在族群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梳理二者从地域部落分化到文化共生、身份重构的融合轨迹，揭示南诏国多族群融合对西南地区民族格局形成的深远影响。研究表明，白蛮与乌蛮的融合并非单一同化过程，而是以语言互通为基础，通过制度借鉴、宗教共生、物质交融实现文化共振，最终推动族群边界模糊化与共同文化认同的形成，为后世西南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根基。
关键词：南诏国；白蛮；乌蛮；语言；身份认同；民族融合
一、引言
隋唐时期，云南洱海及周边地区族群林立，“白蛮”与“乌蛮”作为两大核心族群，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逐步形成并互动频繁。南诏国的建立，实现了洱海地区六诏的统一，为两大族群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政权载体。长期以来，学界对南诏国民族史的研究多聚焦于族属考辨、政治制度与文化遗存，虽涉及白蛮与乌蛮的差异对比，但以语言为纽带探讨身份认同建构与融合轨迹的系统性研究仍有待深化。
“白蛮”与“乌蛮”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族属称谓，而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汉化程度差异形成的文化分类。樊绰《蛮书》载“言语音白蛮最正”，此处“正”以唐代中原语音为标尺，暗示白蛮语言与汉语的亲近性；而乌蛮语言则保留更多本族群特质，部分部落需“三译四译，乃与华通”。这种语言差异不仅是族群文化特质的外在表现，更成为身份认同的核心标识。本文通过解析语言在族群互动中的功能演变，结合文化互动的具体实践，还原南诏国时期白蛮与乌蛮的融合过程，为理解西南地区民族关系史提供新的视角。
二、南诏国“白蛮”“乌蛮”的语言形态与身份标识
（一）族群分布与语言基底
南诏国境内的白蛮与乌蛮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野，这种分布格局直接影响了语言的发展形态。白蛮主要聚居在洱海以南、以东的平坝区域及滇池周边，包括今大理凤仪、祥云、弥渡及昆明等地，这些地区交通便利，与中原及蜀地往来密切，为汉文化的渗透提供了地理条件。史料记载，白蛮“其言语与汉略同，唯四声讹重”，部分名物称谓虽有差异，但整体可与汉语实现一定程度的互通，且多数白蛮部族采用汉姓，如杨、李、赵、张等，进一步强化了语言与文化的汉化倾向。
乌蛮则主要分布在洱海以北的山地林谷及滇东地区，涵盖蒙舍诏、浪穹诏、邓赕诏等部落，其中蒙舍诏（南诏王室）为乌蛮核心支系。乌蛮所处地域相对封闭，受汉文化影响较小，语言保留了氐羌系统的固有特质，“四声讹重”更为显著，且部分部落语言与汉语差异极大，需通过翻译方能交流。考古发现显示，南诏早期王室可能使用彝文（乌蛮文字）发布文书，公式图城遗址出土的有字瓦上，彝文“是蒙氏城”的释读的佐证了这一推测，说明乌蛮语言在统治阶层早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二）语言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载体
在南诏国多元族群环境中，语言成为区分白蛮与乌蛮身份的关键符号。白蛮以语言近汉为特征，主动吸纳汉语词汇与语法结构，这种语言选择与其汉化导向的文化策略相呼应。白蛮“上栋下宇，悉与汉同”，丧葬行土葬，遵循汉地礼仪，语言的趋同性成为其融入中原文化体系、塑造“熟蛮”身份的重要手段。
乌蛮则以语言的独特性维系族群认同，其语言中保留了大量反映游牧与部落文化的词汇，如“诏”（王）、“容”（兄）、“睑”（州）等，这些词汇被纳入南诏官制与地域命名体系，成为乌蛮文化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乌蛮推行父子连名制，这种命名方式通过语言传承维系族群血脉记忆，强化部落内部的文化凝聚力。值得注意的是，南诏王室作为乌蛮后裔，在统一六诏后并未排斥白蛮语言，而是形成“双语并存”的格局，对唐交往使用汉文，内部治理则兼顾乌蛮语言与文字，这种语言策略为两大族群的共存奠定了基础。
三、语言互通视角下白蛮与乌蛮的文化互动实践
（一）政治制度中的语言融合与文化借鉴
南诏国建立后，推行“汉制为体、夷制为用”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设计直接推动了白蛮与乌蛮的语言与文化互动。中央官制借鉴唐朝“六部”设立“六曹”，后细化为“九爽”，行政文书通用汉文，王室成员研习《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促使汉语成为官方主流语言。但同时，南诏保留了乌蛮“鬼主”制度，地方部落首领兼宗教领袖“鬼主”通过本民族语言传达政令、主持祭祀，形成“汉文行政、夷语治民”的二元格局。
《南诏德化碑》作为南诏官方文书的典范，以汉文撰写，碑文既体现儒家“德政”理念，又融入乌蛮政治伦理，如“德以立功，功以建业”的表述，既是对中原儒家思想的吸纳，也暗合乌蛮“尚战死、重德行”的传统。碑文中标注的“骠信”（王）、“清平官”（宰辅）等称谓，源自乌蛮语言却以汉文书写，成为语言融合的直接例证，反映出南诏统治阶层通过语言调和实现族群政治认同的策略。
（二）宗教与艺术中的语言共振与文化共生
宗教信仰的多元共生为白蛮与乌蛮的语言互动提供了文化场景。乌蛮的本主崇拜（土主信仰）以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为核心，通过巫师（鬼主）的语言祭祀维系族群信仰；白蛮则受汉地佛教与道教影响较深，宗教典籍多以汉文书写，却融入本土语言解读。南诏密宗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梵文经咒与乌蛮图腾、汉文注解并存，崇圣寺三塔塔身的梵文经咒与彝族“金鹏鸟”图腾共生，语言的多元表达成为宗教文化融合的载体。
艺术领域的语言互动更为鲜活。《南诏奉圣乐》作为献给唐朝的乐舞，既包含洱海渔歌的质朴旋律（乌蛮与白蛮口头音乐语言），又借鉴唐宫燕乐的编曲范式，歌词中融入“震旦”“俚柔”等南诏本土词汇，实现了中原音乐语言与西南族群语言的融合。节日庆典中，“星回节”（火把节）保留乌蛮“燃火驱邪”的口头祝祷，同时融入佛教“祈福消业”与道教“天人感应”的汉文教义阐释，语言的互通使多元文化内涵在节庆中实现共生。
（三）物质文化中的语言渗透与习俗交融
白蛮与乌蛮在物质生产与生活习俗中的互动，推动了语言的渗透与融合。服饰方面，贵族身着唐式锦袍却披乌蛮披毡，女子头饰融合吐蕃“瑟瑟珠”与汉地“步摇”，相关器物的命名既保留乌蛮语言词根，又吸纳汉文称谓，形成独特的语言混合现象。工艺领域，南诏“浪剑”以乌蛮锻造技艺为基础，吸收吐蕃淬火法与汉地错金工艺，其名称“浪剑”中“浪”源自乌蛮地域称谓，“剑”为汉文表述，体现了语言与工艺的双重融合。
饮食与丧葬习俗的互动也伴随着语言的交流。白蛮行土葬，遵循汉地“三年捡骨重葬”习俗，相关礼仪称谓多借用汉文；乌蛮行火葬，“人死后三日焚尸，骨灰埋掩”，祭祀用语保留乌蛮本土词汇。随着族群交往的加深，部分白蛮部落吸纳火葬习俗，乌蛮也借鉴汉地丧葬礼仪的称谓，语言的互通使两种丧葬文化逐步兼容，族群习俗边界逐渐模糊。
四、白蛮与乌蛮的民族融合轨迹及身份重构
（一）融合起点：地域分化到政权统一的族群聚合
南诏国建立前，洱海地区的白蛮与乌蛮处于部落林立的分散状态，族群边界以地域、语言与习俗为标识，互动多局限于贸易往来与局部冲突。乌蛮诸部（六诏）以游牧与山地农业为主，保持着相对独立的部落认同；白蛮则以平坝农业为基础，汉化程度较深，形成与乌蛮不同的文化特质。唐朝支持下，蒙舍诏（乌蛮）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打破了原有的地域族群壁垒，使白蛮与乌蛮被纳入统一的政权体系，为大规模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政权统一初期，南诏推行“因俗而治”政策，尊重白蛮与乌蛮的语言与文化差异，同时通过官方文书、教育制度推广汉文，推动语言互通。王室成员的跨族群联姻进一步加速融合，如南诏王与白蛮大姓杨氏的联姻，促使双方在语言与习俗上相互借鉴，族群身份从“部落认同”逐步向“政权认同”过渡。
（二）融合深化：文化共生到身份模糊的族群调适
南诏中期（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交流的频繁与文化的深度互动，白蛮与乌蛮的融合进入深化阶段。语言方面，形成“汉文为主、夷语为辅”的通用语格局，白蛮语言中融入更多乌蛮词汇，乌蛮（尤其是统治阶层）也普遍研习汉文，双语者数量增多，语言边界逐渐模糊。《太平广记》引《玉谿编事》记载，南诏星回节上，骠信（王）与清平官赋诗，诗句中“震旦”“俚柔”等南诏本土词汇与汉文格律结合，体现了语言融合后的文化表达。
文化层面，宗教信仰、艺术形式与生活习俗的共生，使族群文化特质相互渗透。白蛮的农耕技术传入乌蛮山地，推动乌蛮社会经济发展；乌蛮的图腾崇拜与祭祀礼仪被白蛮吸纳，丰富了白蛮文化内涵。族群认同不再局限于原始的语言与地域标识，而是形成以“南诏人”为核心的共同身份认知，这种身份重构以语言互通为基础，以多元文化共生为特征。
（三）融合结果：族群重构到文化传承的历史积淀
902年南诏国灭亡后，白蛮与乌蛮的融合并未中断，而是在后续的大理国及历代政权中持续深化，最终推动族群重构与文化传承。白蛮逐步演化为今白族的先民，其语言（古白语）吸收乌蛮词汇与汉语语法，形成独特的白语体系；乌蛮则作为彝族先民的核心支系，在与白蛮、汉族及其他族群的互动中，保留核心文化特质，同时吸纳多元文化元素，形成不同彝族支系的文化多样性。
南诏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为西南地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奠定了基础。语言作为融合的核心纽带，推动了白蛮与乌蛮从族群分化到文化共生的转变，其融合轨迹表明：民族融合并非单一族群的同化，而是通过语言互通实现文化共振，在保留族群特质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这种融合模式，对后世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实践。
五、结论
南诏国时期白蛮与乌蛮的民族融合，是以语言为核心纽带，在政治、宗教、艺术、物质文化等多领域展开的系统性互动过程。白蛮与乌蛮的语言差异的初始身份标识，随着南诏国的政权统一与制度设计，逐步从族群边界的“分隔线”转变为文化融合的“连接线”。通过“汉制夷用”的政治策略、多元共生的宗教艺术、互通互鉴的物质习俗，两大族群实现了语言的互通与文化的共振，推动族群身份从部落认同、政权认同向多元共生的文化认同转变。
这场融合既保留了白蛮与乌蛮的核心文化特质，又形成了新的共同文化元素，为后世白族、彝族等西南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历史根基。南诏国的民族融合实践表明，语言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载体，其互通互鉴是多族群实现文化共生与身份重构的关键路径，这一历史经验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以及当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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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管鹏，男，彝族，1978 年 12 月生，群文馆员，现任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深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年，醉心文学、音乐与民族文化研究，从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沃土中汲取创作养分，创作领域广泛，涵盖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及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等多个门类。笔耕不辍间，其作品累计 600 余篇（首、则）见诸《人民日报》《歌剧》《云南日报》《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民族》《今日民族》《民族音乐》《民族时报》《云南群众文化》等各级报刊杂志，曾多次获行业表彰，多部作品斩获各类奖项。
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巍山县巍宝山、南诏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