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乌蛮"是西南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部落共同体。西南彝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乌蛮发展史,乌蛮是今天彝族形成的主源。秦汉时期,昆明、叟两大族群经过数百年的分化、重组、融合,隋唐以后成为"乌蛮"的主源。至隋唐时期,"乌蛮"之称广泛出现于汉文献中,并正式为尚黑民族的一种专称。宋元时期乌蛮加快了重组和分化,分布格局基本定型,特别是"罗罗"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今彝语支民族的初步形成。明、清时期,乌蛮进一步分化、发展和融合,各民族名称的记载更加具体、明确,并逐渐演化、发展为今天西南地区彝族各支系。
关键词：乌蛮；昆明；叟；罗罗；彝族
基金资助：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彝族土司史研究”(项目编号17XMZ049)；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彝族族源研究”(项目编号16XMZ007)。
“乌蛮”是西南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部落共同体，与近代西南诸多民族有渊源关系。“乌蛮”称谓最早出现于《北史·周法尚传》，只有短短的10余字﹕“嶲州乌蛮反，诏法尚便道讨击破之。”据考，嶲州，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置，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自此，“乌蛮”成为西南古代民族中最为常见的称谓之一。
乌蛮来源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大凡涉及今彝语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绕不开乌蛮这个话题。特别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人口最多的彝族，更不能避开对乌蛮历史流源的探讨。可以这样说，西南彝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乌蛮发展史，乌蛮是今天彝族形成的主源。
一、乌蛮的前世
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甘青高原氐羌持续南下、西进和再南下，与西南地区的原住民族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先民。考古材料表明，今川东、川南、滇西、滇西北的新石器文化与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文化属同一文化类型，如现今彝区发现的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西昌礼州等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明显带有氐羌文化特征，说明彝族先民与氐羌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至秦汉时期，自西北南下的氐羌与西南原住民族交融，分化发展了牦牛羌、白马羌、昆明、叟、摩沙、蜀、邛都等族群，其中的昆明、叟两大族群经过数百年的分化、重组、融合，隋唐以后成为“乌蛮”的主源。
先说昆明人。昆明人是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最大的民族群体，《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昆明人居于“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地方可数千里”。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早期昆明人就沿岷江、雅砻江及横断山脉的几条大河不断南迁，到达今川西、滇西一带。张增祺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昆明人主要分布在怒江、澜沧江河谷，约在公元前12世纪，昆明人进入洱海区域，之后不断东迁到达滇池以西地区。[1](P34)西汉时期，昆明人主要分布在益州郡的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弄栋(今姚安)，越嶲郡的定笮(今盐源)、蜻蛉(今大姚)、遂久(今永胜)、姑复(今华坪)及东汉永昌郡的部分区域之内,也有一部分昆明人进入了滇东北、滇北、川南、滇东南及黔西地区。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在云南发生了一场昆明人的反叛事件，《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既然说“昆明诸种”，说明这些地方以昆明人为主，而且有较强大的势力。至魏晋之时，昆明人已分布在包括今四川凉山州、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及贵州省西部被称为“南中”的地域之内,成为西南古代民族中人口较多的“大种”，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此时的昆明人，处于“无大侯王”[2](P364)，“随畜迁徙，毋君长”[3](P58)的游牧生活状态，同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2](P364)
再看叟人，氐羌南下的一支演变为蜀人，强大时居于今川东、川南及滇北、滇东北及黔西交界处，及秦汉时蜀人的一支被称为“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2](P364)说明汉代益州郡已有叟人分布，并有相当势力，所以该书又云：“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2](P393)叟人与昆明人交错杂居，且分布较广，滇西、滇北均有叟人分布。叟人即嶲人，汉晋时期主要分布在越嶲郡，但在今川南、滇北、滇西北和滇东北等也有叟人与昆明人杂居。此时的叟人发展极不平衡，多数还过着“肉食衣皮，不见盐谷”[4](P2856)的生活。
由此可见，正是昆明人的“东进”，叟人的“南下”，两大族群杂居、分化、融合，在南北朝之时催生了“乌蛮”的出现。
前已述及“乌蛮”之称最早见于《北史·周法尚传》。但此时不仅仅是“嶲州”(今西昌)有乌蛮，而且对嶲州以外的乌蛮人们还知之不多，但至少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到滇东北、黔西及保山至大理等昆明人、叟人的分布区应均有乌蛮存在。乌，黑也。之所以被记载为“乌蛮”，它应该是由昆明、叟融合而来的尚黑民族的一种概称，是相对于“白蛮”而言的。
二、隋唐时期的乌蛮分化与发展
隋唐时期，“乌蛮”之称广泛出现于汉文献之中，并正式为尚黑民族的一种专称，此时的乌蛮不仅分布区域广，人口众多，而且建立了以乌蛮为主体的南诏国。
隋唐时期乌蛮的分布，按地域可分为三大区域。
1.北部乌蛮，即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及滇东北、黔西地区。《新唐书·南蛮传》说：“乌蛮与南诏世婚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巫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及与中国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5](P6317)该书又进一步说:“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又有东软蛮二姓，皆百蛮也，居北谷，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5](P6317)上述乌蛮“七部落”的分布与汉晋时期越嶲郡、朱提郡的昆明、叟的地域相重合，因此，这一地区的乌蛮是由昆明、叟融合发展而来，且较为集中。
2.西部乌蛮，即今云南大理至保山北部、楚雄州西部地区。唐初，在洱海地区有六大部落即蒙舍诏、蒙嶲诏、邓赕诏、施浪诏、浪弯诏和越析诏，除越析诏为摩些蛮外，其余均为乌蛮部落，也是由汉晋时期的昆明人、叟人分化发展而来。《云南志·六诏》说：“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6](P29)《新唐书·南蛮上·南诏》载：“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5](P6267)这里所说的“八诏”，应加上石和诏和石桥诏，分布于保山至大理、楚雄及永胜、华坪等区域，均为“乌蛮别种”。此外，在今丽江、兰坪、剑川等地有施蛮、顺蛮、长裈蛮，他们长期与蒙舍等五诏乌蛮相混合；在今楚雄州的禄丰、楚雄、牟定等地分布有白水蛮，大姚、永仁一带有蜻蛉蛮，皆为乌蛮的一部分。
3.东部乌蛮，即“东爨乌蛮”。《云南志·名类》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州、升麻州，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7](P47)这一区域的乌蛮主要分布在今云南滇中、曲靖、红河州、文山州及楚雄东部一带，在地理位置上居东部，又以乌蛮居多，俗称东爨乌蛮。这一时期的东爨乌蛮发展较为缓慢，还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大、小“鬼主”统治阶段。“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三译四译，乃与华通。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羊皮。”[7](P12―137)“夷人尚息，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每户出一牛和一羊，就其家祭之。”[5](P6315)东爨乌蛮盛行“鬼巫”,鬼主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原始宗教的祭师，农耕还不发达，“无布帛”，但“多牛马”，说明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首要地位。
南诏是以洱海区域乌蛮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隋唐之际，洱海周边及永昌(今保山)有乌蛮“六诏”，各诏之间的兼并和争夺异常激烈。发源于巍山坝子的蒙舍诏经过几代人的经营与发展，“部众日盛”，最后南诏王皮罗阁在唐王朝的力挺和乌蛮“三十七部”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的“五诏”。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王朝封皮罗阁为“南诏王”，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史称“南诏国”。从文献记载来看，唐、南诏时期的乌蛮主要分布在南诏国境内，只有少数散居于唐王朝统治之下，且当时的乌蛮是以“姓”为纽带的血缘族群。如“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皆乌蛮。……又有栗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嶲、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琵部落，阿诺二姓隶焉。”[5](P6317)说明南诏境内的乌蛮除了“诏”之外，“姓”还是其划分部落的主要依据，血缘关系是维系部落内部及外界的纽带。
南诏建立后，为了加强对洱海地区乌蛮的控制，把邓赕诏、浪穹诏等乌蛮、白蛮约20余万人徙往永昌，后又把滇西的数万户迁到洱海地区的西爨故地。《蛮书》卷六拓东城说：“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破西戎，徒施、顺、摩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同书卷四亦载：“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7](P47)这种民族大迁徙是痛苦的，它打破了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使乌蛮开始由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向以地缘聚居的民族集团转变，加速了各地乌蛮的分化、重组和融合，促进了东、西乌蛮的交往、交融和发展，为产生了新的民族成分和新的民族分布体系创造了条件。
南诏大规模移民改变了乌蛮的地域分布和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约近一个世纪后的南诏后期，这些互迁至爨区的乌蛮及乌蛮别种，打破地域、血缘界限，不断重组、分化出一些小部落，散居到邻近之地另立门户，这从东爨乌蛮的区域政治组织“部”的出现可以得到印证。部的范围相当于一个县，是一种封建领主统领的政治单元，在东爨乌蛮的分布区域，出现了“三十七部”的记载，这三十七个部是由东爨乌蛮不断分化、融合而来的。据《元史·地理志》载，实际不止三十七部，[8](P256)因为各部都处于不断兼并、分化、重组之中，极不稳定，所以文献中的“三十七部”只能是一个概数。
根据尤中先生的考证，东爨乌蛮“三十七部”分别是(1)白鹿部，在今云南楚雄市；(2)罗部，在今楚雄州武定县；(3)华竹部，在今楚雄州元谋县；(4)洪农碌劝部，在今昆明市禄劝县；(5)法块部，在今昆明市禄劝县东部；(6)普摩部，在今曲靖市越州镇；(7)哈迷部，在今红河州开远市北部；(8)于矢部，在今贵州省普安市；(9)罗雄部，在今曲靖市罗平县；(10)夜苴部，在今曲靖市富源县亦佐；(11)纳垢部，在今曲靖市马龙县；(12)罗伽部，在今玉溪市澄江县；(13)阳城堡部，在今昆明市晋宁县晋城；(14)落蒙部，在今昆明市石林县；(15)落温部，在今曲靖市陆良县；(16)师宗部，在今曲靖市师宗县；(17)弥勒部，在今红河州弥勒县；(18)维摩部，在今文山州丘北县至砚山县之间；(19)嶍峨部，在今玉溪市峨山县；(20)休腊部，在今玉溪市通海县西部；(21)嵩明部，在今昆明市嵩明县；(22)宁部，在今玉溪市华宁县；(23)王弄部，在今文山市回龙镇；(24)强现部，在今红河州蒙自市与屏边县之间；(25)仁德部，在今昆明市寻甸县；(26)罗部，在今楚雄州禄丰县罗茨一带；(27)屈中部，在今红河州开远市；(28)步雄部，在今玉溪市江川县；(29)强宗部，在今玉溪市澄江县阳宗镇；(30)休制部，在今玉溪市；(31)阿宁部，在今昆明安宁市；(32)弥鹿部，在今红河州泸西县；(33)因远部，在今玉溪市元江县因远；(34)阿月部，在今文山州马关县；(35)吉输部，在今红河州弥勒县境；(36)邑市部，在今昆明市石林县和宜良县之间。[8](P257)
从南诏境内外乌蛮的分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处于南诏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的洱海及周边的乌蛮，地理位置优越，加之白蛮的南下西迁，使洱海地区乌蛮的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促进和发展，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而地处南诏边缘的乌蛮，因受重视和开发不够，加之地理环境所限，其经济文化不发达，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特别是东爨乌蛮，由于长期受制于南中大姓，后又在“部”的分割领制，其社会经济较为落后。此外，在唐王朝境内还有部分乌蛮分布，唐王朝或对其实行“羁縻”统治，或设置郡县直接对其管理，其社会经济也发展极不平衡。
三、宋元时期乌蛮的重组与融合
宋元时期是乌蛮进一步重组和分化的重要阶段，乌蛮的组合更加细化，分布格局基本定型，特别是“罗罗”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今彝语支民族的初步形成。大致来说，宋代的乌蛮主要分为两大区域：北部为宋朝统治下的成都府路、梓州路的乌蛮羁縻州，即今四川省境内及黔西；南部为大理国辖下的乌蛮各部，即今云南省境内及黔西。
宋代成都府路的黎州是乌蛮的集中分布区之一。唐大足元年(公元701年)首置黎州，宋代仍置黎州，辖今汉源、石棉、甘洛等地。《宋史·蛮夷列传四》载：“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山后两林蛮，在州南七日程；曰邛部州蛮，在州东南十二程；曰风琶蛮，在州西南一千一百里；曰保塞蛮，在州西南三百里；曰三王蛮，亦曰部落蛮，在州西百里；曰西箐蛮，有弥羌部落，在州西三百里；曰净浪蛮，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曰白蛮，在州东南一百里；曰乌蒙蛮，在州东南千里；曰阿宗蛮，在州西南二日程。[9](P14231)上述诸蛮均为黎州乌蛮的不同部落，其中以勿邓、两林、风琶三部落最大。
勿邓原是邛部六姓中的一姓乌蛮，分布在今四川越西。宋代是勿邓部又被称为邛部川蛮，其内部也有众多的支系，酋长称“大渡河山前邛川六姓鬼主”。[9](P14232)两宋时期，勿邓部的势力有所扩大。“邛部于诸蛮中最骄悍狡谲，招集蕃汉亡命，侵攘他种，闭其道以专利。”[9](P14231)并将周边其他一些势力较弱的乌蛮部落纳入其统治。南宋“宁宗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邛部川……遂起兵攻两林蛮，灭之。”[10](P12590)于是，勿邓部的势力扩至两林蛮境内。在北宋和南宋初期，勿邓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扶持，双方政治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在南宋晚期的嘉定九年，勿邓归属大理国，大理国设建昌府管辖之。
两林部是乌蛮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分布在今凉山州布拖及其周边地区，为宋朝的羁縻地之一。“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辖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5](P6317)两林蛮内部有众多支系，有“百蛮”之称。南宋宁宗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两林蛮被邛部川蛮灭掉。
风琶蛮又作“丰琶”，《宋史·蛮夷四》载：“风琶蛮，黎州西南一千一百里”。约在今攀枝花米易县境。风琶蛮为叟人、僰人的后裔，辖有“阿诺两姓及诸蛮部落”，宋景德年间，风琶蛮与宋朝建立了羁縻关系。
除上述黎州乌蛮之外，宋朝境内还一些较大的乌蛮部落，如嘉州虚恨蛮、叙州乌蛮、泸州乌蛮等。“虚恨蛮”是宋代活动于今峨边一带的“乌蛮别种”。“虚恨乃乌蛮之别种，所居高山之后，夷人以高为虚，以后为恨，故名焉。其地东接马湖，南抵邛部川，北抵中部，地方三百里，疆落数十。”[11](P30)虚恨蛮为汉晋时期叟人后裔，明代发展为木瓜夷，清代为赤夷，近代黑彝甘蒲啻部分。[12](P143)
两宋时期，叙州的乌蛮主要为“马湖蛮”“南广蛮”“石门蛮”，合称“叙州三路蛮”。“马湖蛮”在叙州西北，因酋首为董氏，又称“董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马湖蛮者，西爨昆明之别种也。……西爨之地，在唐为殷、驯、聘、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隶戎州都督府。”[11](P883―884)“南广蛮”在今四川小高县、筠连至云南盐津、镇雄一带。“石门蛮”在今云南昭通、会泽、巧家一带，为“叟”的后裔，其俗“椎髻、披毡、佩刀，居必栏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斗，自马湖、南广诸族皆畏之。”[9](P14238)
宋代的泸州大致包括今四川泸州、宜宾南部及滇、黔交界一带。《宋史·蛮夷四》载：“泸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汉以来王侯国以百数，独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珑、白马氏为最大。”[9](P14243)北宋中期，乌蛮是泸州东南部最强大的族群。庆历初，这一带为“乌蛮王子”得盖所据，“得盖愿得州名以长夷落”。于是宋朝“诏复建姚州，以得盖为刺史，铸印赐之。得盖死，其子窃号‘罗氏鬼主’。鬼主死，子仆射袭其号，浸弱不能令诸族”。说仆射之后这一地区的乌蛮各部又陷入了纷争，其中又以晏子部和斧望个恕势力较强，“乌蛮有二酋领：曰晏子，曰斧望个恕，常入汉地鬻马。……二酋浸强，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纳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与供其宝”。[9](P14244)此后“罗氏鬼主”发展为“罗氏鬼国”，成为摆脱北宋羁縻的地方民族政权。
据地方文献记载，宋代的乌蛮大多分布在大理国境内。大理国建立后，乌蛮是其辖境内人口最多的民族，又都分布在以滇池和洱海东部为中心的地区，所以大理国以乌蛮各部为基础设置了“部”，“部”成为大理国的府、郡之下县一级的乌蛮自治地方。与南诏国时期相比，大理国时期的乌蛮有了更大的发展，分化、重组的步伐加快，形成了势力相当的“东爨乌蛮三十七部”。
北部乌蛮：大理国时期，北部乌蛮包括建昌府(驻今四川西昌市)、会川府(驻今四川会理)、东川郡(驻今云南会泽)辖下的20个部。其中，建昌府有乌蛮十二个部，即虚恨部，在今四川省峨边县境内；邛部，在今四川省越西县东北；勿邓部，在今四川省昭觉县境内；落兰部，在今四川省泸沽县；阿都部，在今四川省美姑县；沙麻部，在今四川省金阳县北部；两林部，在今四川省布拖县；科部，在今四川省宁南县；风琶部，在今四川省普格至德昌一带；巴翠部，在今四川德昌县东南部；屈部，在今四川德昌县城南。会川府有乌蛮三个部，即绛部，在今四川会东昌；黎彄部，在今四川会理县黎溪；麻笼部，在今四川会理县城东。东川部有乌蛮七个部，即乌蒙部，在今云南昭通昭阳区；乌撒部，在今贵州威宁县；易娘部，在今云南彝良县；茫布部，在今云南镇雄县；易溪部，在今贵州叙永县与黔西交界处；阿头部，在今贵州赫章县；畔部，在今云南会泽县。由于东川郡对乌蛮七部的控制较为松散，因而除畔部外都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状态。
中部乌蛮：主要分布在弄栋府(驻今姚安县)、威楚府(驻今楚雄市)、石城郡(驻今曲靖市麒麟区)、善阐府(驻今昆明市区)，辖有乌蛮三十二部。弄栋府辖境有众多乌蛮后裔，但大理国时期的弄栋府辖地比南诏要小得多，仅领今永仁、大姚、姚安及今攀枝花市仁和区的一部分。威楚府辖有乌蛮十三部，即白鹿部，在今云南楚雄市；华竹部，在今云南元谋县；罗婺部，在今云南禄劝县北部；洪农碌券部，在今云南禄劝县；掌鸠法块部，在今云南禄劝县东部；罗部，在今云南禄丰县罗茨；马笼部，在今云南新平县漠沙镇；罗盘部，在今云南元江县；因远部，在今云南元江县因远坝；步日部，在今云南宁洱县；思摩部，在今云南思茅市；罗陀部，在今云南思茅市南；步腾部，在今云南景洪市北部普文。威楚府是在原南诏拓东节度西部、弄栋节度南部、开南节度的基础上设置的，辖地较广，民族众多，但以乌蛮为主。善阐府境内有乌蛮八部，即嵩盟部，在今云南嵩明县；羊林部，在今云南嵩明县杨林镇；阳城堡部，在今云南晋宁县晋城镇；阿宁部，在今云南安宁市；罗伽部，在今云南澄江县；强宗部，在今云南澄江阳宗海一带；步雄部，在今云南江川县；落蒙部，在今云南石林县。石头郡辖内有乌蛮十一部，即落温部，在今云南陆良县；普么部，在今云南曲靖市越州镇；罗雄部，在今云南罗平县；纳苟部，在今云南马龙县；磨弥部，在今云南宣威市、沾益县、富源县境内；新丁部，在今云南寻甸县境内；于矢部，在今贵州盘县、普安、晴隆一带；弥鹿部，在今云南泸西县；师宗部，在今云南师宗县；弥勒部，在今云南弥勒县；夜苴部，在今云南富源县。中部32部的民族多数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如善阐府辖内乌蛮八部基本都是由徙莫袛蛮演化、发展而来，他们是近代彝族撒尼、撒梅、撒摩都的先民。
南部乌蛮：主要分布在秀山郡(驻今通海县)和最宁府(驻今开远市),辖有乌蛮六部，其中秀山郡有宁部，在今云南华宁县；嶍峨部，在今云南峨山县；阿僰部，在今云南建水县；纳楼部，在今云南建水县官厅镇。最宁府是大理国后期从秀山郡分立而设，境内民族以百越后裔僚人和乌蛮为主，乌蛮部落有哈迷部，在今云南开远市；舍资部，在云南今蒙自市。
总之，大理国时期乌蛮的分布基本状况是：北部是集中分布区，中部是主要分布区，越往南分布逐渐递减，反映了大理国时期乌蛮逐渐南迁的基本事实。
元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它对乌蛮的治理和乌蛮自身的分化、整合却又是划时代的。忽必烈灭大理国后，为加强对乌蛮的控制，在原乌蛮“部”的基础上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朝建立后又废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设置路、府、州、县，并根据西南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立了宣慰司体系，从而奠定了宋元以后西南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同时也促进了乌蛮后裔在元代以后逐渐演变、发展为现代西南民族分布格局中的各个单一民族。
蒙古军队征服西南地区的大多数乌蛮各“部”后，仿照蒙古军队的组织形式，在乌蛮各部的分布区设立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任命乌蛮的上层贵族担任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从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至七年(公元1257年)短短的几年内,在乌蛮分布区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十处。
公元1274年,元朝设立云南行省,把云南纳入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在建立云南行省的同时,便是用路、府、州、县的地方行政设置取代了万户府、千户所的军事组织。《元史·地理志四》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马站七十四处,水站四处。”[13](P589)元朝还在路府州县之上又设立宣慰司,使乌蛮分布区的路府州县隶于宣慰司之下。宣慰司是元朝实施羁縻制度的变体，是介于行省和路之间的分治机构。《元史·百官志》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13](P2308)对宣慰司官员的任用，“从宣慰都元帅、宣抚、安抚……诸官，都毫无例外地大批地引用土人为官”，“元代设立土官确已形成了‘一代之制’”。[14](P135)而从地方文献记载来看，元朝前期及中期的宣慰使任命基本以流官为主，而后期则以土官为主，但总体上实行的是土流合治。
元代的乌蛮随着从“部”到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到路府川县和“宣慰司”的层层推进，除罗罗斯宣慰司的乌蛮还较为集中之外，其余乌蛮被分散后于各地的路府州县，从而彻底打破了乌蛮以血缘关系集族而居的分布状况，转化为以地缘关系的散居或杂居，乌蛮的聚居区域基本固定下来，加速了乌蛮内部的分化、结合，产生了众多的支系，奠定了今天乌蛮后裔彝族的分布格局。
四、明清时期的乌蛮进一步分化融合与彝语支民族的形成
随着明、清王朝在西南乌蛮地区行政设置的完备和各种民族政策的执行，乌蛮民族分化、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演至清代，历史文献对乌蛮及乌蛮别种后裔的记述更加细化和详尽，虽然由于各地乌蛮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化进程不同，乌蛮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差异较大，地方史志和汉文献对民族名称有各种记载，但除了有的志书继续记称为乌蛮者外，更多的则以更加具体、明确的民族称谓来记述，如罗罗、撒弥、罗婺、罗武、爨蛮、喇乌、母鸡、山苏、车苏、朴拉、普特、扯苏、利米、聂素(苏)、马喇、阿成、阿戛、普岔、孟乌、普马、舍乌、孟人、披夷、鲁兀、麦岔、土人、个倮、罗缅、苦葱、腊欲、腊兔等等。即便是在罗罗内部，也有黑罗罗、白罗罗、妙罗罗、鲁屋、大罗罗、小罗罗、普拉罗罗、阿者罗罗、葛罗罗、撒完罗罗等，说明属于不同区域的乌蛮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并已向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
从分布区域来看，明、清乌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云南府、临安府、曲靖军民府、澄江府、广西府、寻甸军民府、武定府、元江军民府、丽江鹤庆军民府、北胜州、者乐甸长官司等；四川省的建昌卫、会川卫、越嶲卫、黎州、马湖府、乌蒙府、东川府、乌撒府、镇雄府、永宁宣抚司等地；贵州省的黎平府永宁州、黔西毕节卫和赤水卫、安顺州宁谷司、普安州、镇宁州、永宁州等，基本上囊括了今天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分布的区域。
至明代，“乌蛮”这一称呼逐渐被“罗罗”取代，成为今彝语支各民族的专称。“罗罗”之称始见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今贵阳)﹑曲靖﹑乌蒙(今昭通)﹑乌撒(今威宁)﹑越嶲(今西昌)皆此类也。”[15](P128―129)罗罗即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乌蛮。李京所记述的这部分罗罗，仅是指在贵阳以西经滇东北至四川凉山一带的乌蛮，范围还比较狭窄。这一部分乌蛮中包含了南诏时期北部“乌蛮七部落”之中的“卢鹿蛮”。“卢鹿”读音稍轻即为“罗罗”。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朝于黄毛梗以西的凉山地区，在乌蛮落兰部土酋建蒂并有诸部的基础上设置罗罗斯宣慰司，后朝廷逐渐把罗罗斯宣慰司境内的主体民族乌蛮称作“罗罗”，而后又用来泛指罗罗斯宣慰司周边、甚至西南地区与落兰部同属乌蛮的族群。天启《滇志·种人》中将乌蛮称爨蛮，“爨蛮之名，相沿最久，其初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黑水之内，依山谷险阻者皆是。”[16](P994)因此，“卢鹿”宋元时期以“乌蛮七部落”自称，至明代已演化为西南地区乌蛮统一的专称。
明代的乌蛮大多数已被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政体制中，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进一步加深，但由于各地自然环境的隔离以及与汉族接触程度的不同，各地乌蛮之间的不平衡性也在拉大，区域性特征更加明显，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不同支系之间有了差异，“名号差殊，语言嗜好”不同，其内部又有白罗罗、黑罗罗、撒弥罗罗、干罗罗、妙罗罗、罗武、摩察、普特、母鸡、朴拉、扯苏、土人等自称和他称，并成为今天彝族的直接先民。如临安府、澄江府、云南府等的乌蛮已基本纳入郡县统治，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渐习王化，同于编氓”，[16](P995)而在边远地区的乌蛮则不同，“其在蒙自、定边，尚称顽梗；……在江川、大理、姚安，皆称撒马都，大抵寡弱易治。”[16](P995)
清代西南地区罗罗的分布区域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地方文献对罗罗各支系的记述和分类更加详细，如黑罗罗，《滇南志略·云南府》载：“黑罗罗为滇夷贵种，凡土官营长皆其族类，……男子青布缠头，或带箬帽，布衣毡衫，如亦以青布蒙首，布衣，披羊皮，缠足著履，语言、饮食颇类齐民”。[17](P45)看来昆明一带的黑罗罗已有明显的汉化倾向，至少“言语、饮食颇类齐民。”而大定府的黑罗罗，“黑者为大姓，其人深目长身，黑面勾鼻，薙髭留髯。其俗尚鬼，又名罗鬼……死则均集所属，皆披甲驰马而往祭，以锦瑕毡衣裹尸焚于野，招魂而葬。性最蛮，主虽酷虐亦不肯二”。[18](P52)说明贵州毕节等地的黑罗罗受汉文化影响较少，还保留了乌蛮的传统习俗。又如白罗罗，“白罗罗于夷种为贱……居处依山箐，或居村落；男子以布蒙首，短衣，胸挂绣囊，著草履，妇女垂髻，蒙以青蓝布，缀海贝、锡铃为饰，缠足著履……其语言、饮食、输赋税均类齐民。”[18](P45)说明今昆明的白罗罗汉化程度比黑罗罗更深，已基本汉化。水西、永宁州等地的白罗罗与黑罗罗同俗，“人死，以牛马皮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为阿和，其俗相同，多以贩茶为业。”[17](P80)再如罗婺、朴喇等，罗婺主要分布在武定、禄劝，“男子髻束高顶，戴笠披毡，衣火草布，……有屋无床铺，以松叶籍地而卧；婚姻喜庆之事，结一松棚为宴，葬用火化；腰刀长枪，行坐不释，嗜酒好斗，狡猾难活。”[17](P46)但汉文化因素也不少，“知伦礼，颇华风。”[17](P81)阿迷州(今开远市)朴拉“山居火耕,迁徙靡常,衣麻,披羊皮,驽矢随身,专记仇杀,能毒人,其有恩者,淡然不忿。”[17](P117)而广南府(今文山州)朴拉“居高山峻岭,男子束发,裹头,插鸡羽,著青布衣,披羊皮,刀耕火种,数易其土以养地力；祭用牛、羊、豕，名曰三乐。”[17](P284)母鸡，分布在以临安府(驻今建水县)为中心的滇东南，“白母鸡，朴直小心，不能受屈，种旱稻、杂粮、棉花等物，居瘴地，衣服自为织染，饮食更属淡薄；始不用谋，财礼以牛，多至五六只；丧不用棺，无论山坡俱横葬。”而“黑母鸡，性如桀兽，居山负险，出入挟弓弩，卧以牛皮，四季拥炉以度长夜，种荞乌食。”[17](P107)
此外，还有爨蛮、妙罗罗、鲁屋罗罗、普拉罗罗、阿者罗罗、阿蝎罗罗、个倮、葛罗罗、卢鹿蛮、撒完罗罗、子间、撒弥、阿车、喇乌、山苏、普特、扯苏、黑乾夷、聂素、阿素、阿度、马喇、利米、阿戛、阿成、普岔、孟乌、普马、腊兔、甘人、孟人、披沙夷、披夷、舍乌、野蛮、腊欲、普利、鲁兀、阿晒、土人、麦岔、罗缅等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前已述及，“罗罗”最初只是对乌蛮中的“卢鹿蛮”的专称，至明清时期则用来专指今所有的彝族先民，成为众多共源于乌蛮的彝族先民的概称。明、清时期的各种罗罗及其不同支系，最后发展为现今西南地区彝族的各支系。
五、结语
考古材料表明，乌蛮的起源是多元的，但其主源是西北南下的氐羌民族与西南土著混融而成的昆明人、叟人，正是昆明人的“东进”和叟人的“南下”，加上汉晋时期郡县制的推动，最终在魏晋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西南地区新的民族族体——“乌蛮”。因此，乌蛮是昆明、叟经过长期分化、重组、融合的产物。隋朝时期，乌蛮发展迅速，成为西南地区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群体，具体是：分布在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到今滇东北、黔西地区的被记载为北部“乌蛮”；聚居于今云南大理州至保山市北部、楚雄西部的被记载为西部“乌蛮”；居于滇中﹑曲靖、红河等的被记载为“东爨乌蛮。”其中，以西部乌蛮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最高。此时的乌蛮已开始突破血缘的局限向地缘分布变迁，并不断发生分化、组合和融合。南诏是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并使乌蛮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空间，乌蛮演化成为彝语支民族先民的分野更加明晰。宋、大理国及元朝时期，乌蛮集团分化、融合的步伐加快，“部”和路府州县的设置彻底打破血缘关系的局限，基本形成了乌蛮后裔在今西南地区的分布格局，并不断有乌蛮及乌蛮别种向着单一民族发展。明、清时期，乌蛮集团进一步分化、发展和融合，各民族名称的记载更加具体、明确，而且这种融合、重组与历史上的汉族融入乌蛮的“夷化”不同，转变为乌蛮及其后裔的大量汉化，即部分乌蛮融入汉族、白族等民族之中。特别是到了清代，乌蛮及乌蛮别种的分化发展渐次形成了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相关民族如彝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阿昌族等，而概称“罗罗”的各种不同支系，则最后演化、发展为今天西南地区彝族的各支系。
从乌蛮的发展来看，在其不断分化、重组、融合的过程中，同源异流、同源同流、异源同流始终是其发展的主线。乌蛮各“姓”“部”从血缘部落到地缘族群的分化、发展，实际上是民族交往交流和民族认同的不断扩大与包容，深刻揭示了我国各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兼容并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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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1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作者：杨甫旺，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云南 楚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