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4年第４期。
摘要：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有许多图案，这些图案是“三星堆人”的“文字”，表达了特定的“图语”，有些“图语”又与特定的器物本身的“物语”相结合形成综合性寓意，而且有些图案与古彝文字相同、相似，属于“图画文字”，这些“图画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在彝族的历史文化视角下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三星堆文化是以祖先崇拜为思想基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环境中，“三星堆人”祈求日月神和祖先神来战胜洪涝和地震灾害的一种祭祀文化，其秉承了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的“鸟啄鱼”的地震文化、“以刻画祖先眼睛为特征”的石峁文化、夏后氏的“禘祭黄帝”文化和中原二里头的使用牙璋的祭祀文化，是华夏文化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中绽放的奇葩，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彝族历史文化；三星堆文化；物语；图语；图画文字
一、前言
自从1986年6月至9月发现并发掘广汉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到今发掘3至8号祭祀坑以来，三星堆许许多多造型奇特的文物惊现在世人的面前，有人亢奋、有人困惑，更有人揣测文化的来源，什么域外文化，什么外星人文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三星堆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环境中涌现的以祭祀文化为特征的华夏文化之一,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二层含义：第一，三星堆文化历经夏、商、周，我们称夏末至周宣王时期（公元前1750—前800年）为“中期古蜀国”[1]。“中期古蜀国”夏为梁州，而且是夏的发祥地。《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禹兴于西羌”，黄剑华先生认为：“大禹治水首先就是从蜀地开始的，大禹先用导山治水的办法治理岷江，取得了成功，才推广到了九州。”[2]李伯谦先生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西周时期的豳公盨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上的铭文确认“大禹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3]商代以后原夏属梁州，依然赓续夏治，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的“征蜀”“伐蜀”就是这种分治状态的有力证明，因而“中期古蜀国人”（以下简称：三星堆人）继承和发扬了夏后氏祭祀日月神和“禘祭黄帝”的文化。第二，殷商时期祭祀文化风靡，“祀与戎”成为了国家之大事，“三星堆人”以祖先崇拜为思想基础，把祭祀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狂热的境界。
“特定的环境”也有二层含义：第一，“中期古蜀国”进入了青铜器文化时代，改变了人们以往通过泥塑和木刻偶像的祭祀方式，有了把金和青铜崇拜与祖先崇拜相互结合的工艺、技术环境；第二，“中期古蜀国”处在成都平原，水灾和地震成为了他们最大的灾害，他们极度渴望获得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
正是“三星堆人”在极度渴望获得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奇葩，“三星堆人”的精神寄托或企望已经达到了极度亢奋、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三星堆人”人向何人、何物诉求力量和祈福消灾呢？众所周知，以日月和眼形怪异的面具、人像为特征的是三星堆文化的主题。在彝族历史文化里，日月神和祖先神是力量的源泉，日月神崇拜和以眼睛为特征的祖先文化是彝族文化的精髓，滇东南彝族支系阿细人从古至今都要通过祭祀日月神和祖先神来获取战胜敌人、灾害的力量[4]46，彝族的这种文化与三星堆的文化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且，根据《贵州通志·前世志》的记载得知：彝族先民从希慕遮到笃米共三十一代居于蜀，从夏末跨越了整个商代到了西周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三星堆和金沙一带繁荣的时代。《彝族源流》(人的根本•阿武源)的记载更是具体：“阿武往南方迁徙，来到了有九条大河的地方，……阿武在九条河边选择益毕叟舍录河岸定居了下来。”[5]117其中“益毕叟舍录河”就是指鸭子河,其彝语意为“流经祭祀之地的鸭子河”，阿武是希慕遮后第二十五代古蜀王[6],其年代恰好也落在三星堆文化时期。显然“三星堆人”和彝族具有相同的文化元素和共同的时空框架，日月神和祖先神的祭祀文化是“三星堆人”和彝族具有共同体意义的文化底层，这是在当时的时空框架里民族交往、文化交融的结果，如林向先生所说：“一般来讲考古学文化是历史上‘人们共同体’（氏族、部族或民族）在物质上的反映，文化因素的相通，意味着人们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交流；大量的或基本的文化因素相同，则表示人们共同体之间族的亲缘关系。”[7]因此，从彝族历史文化视角研究三星堆文化就可能揭开笼罩在其上的神秘面纱，特别是释读出三星堆器物上的“图语”（包括图画文字）和器物本身的“物语”是打开这个神秘之门的钥匙。
二、三星堆器物上的“图语”和器物本身的“物语”文化
（一）“三星堆金杖”“金沙射鱼纹金带” “龟背形网格青铜器”
1号坑出土了金杖、金面罩[8]，3号坑和5号坑也出土体量巨大的金面具，其中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宽37.2厘米、高16.5厘米，重约100克，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9]在金沙遗址I区也出土了金射鱼纹带、金四鸟绕日饰、金面具。[10]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这么多的金器，这些金器绝对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具有特定寓意的“物语”。金，彝语为[ʃi],凉山一带彝族曰[si],滇东南彝族支系阿细人曰为“少”[ʃa:]，与天鼋同言。彝族支系阿细人十二生肖中无蛇，有天鼋，也谓“少”，也寓意为轩辕氏（黄帝）。《国语·周语下》有：“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先生认为：“黄帝号轩辕氏，是‘天鼋氏’的拟音转写。”高贵而威严神圣的金面具代表着轩辕氏，它可能是戴在象征祖先的青铜人像或者木偶、泥偶人像上的（祭祀者、祭师、蜀王都不能戴，如果戴了就是亵渎祖先黄帝），考证表明2号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像是古蜀人崇拜的祭祀对象——黄帝[4]46-52，戴着金面具的偶像也与大型立人像一样都代表着黄帝。彝族的这种“少为轩辕”的文化在《史记·五帝本纪》里也有相同的表述，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实际上“少典”彝语意为“轩辕氏”，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言如同一辙，这种共同的文化表述说明彝族的先民与华夏为同一共同体。金面具、金杖是“物语”，代表着祖先黄帝，或者黄帝所赋予的无穷力量。
图1 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金射鱼纹带
在祭祀过程中“金杖”“金射鱼纹带”象征的是“力量的法杖”和“力量的法带”，而不是“权力”。 文鹤先生认为“箭代表着权力”[11]，但笔者认为古蜀人最畏惧的是水患和地震，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是向日月神和祖先神祈求战胜灾害的力量，所彰显的是力量，而不是权力，所以金杖（图三十四，K1;1）[12]164、金射鱼纹带[10]（如图1所示）是古蜀人获得力量的魔杖和魔带。金杖上的“戴冠状人头”和金射鱼纹带上的“圆形人脸”分别寓意为太阳神或月亮神（在《阿细的先基》里分别为金龙神和银龙神），“箭”是力量的象征，都是从“太阳神”或“月亮神”射向“鸟”和“鱼”的，“鸟”为天，“鱼”为地，寄意为“日月神是天和地的主宰者”；在三星堆这个地震频繁的环境里，“三星堆金杖”和“金沙射鱼纹金带”上的图符还有另一层特定的图语，“鸟”寓为“地震的肇事者”，“鱼”寓意为“大地”，图语寓意为“祈求太阳神或月亮神用箭把鸟射死，制服大鱼，消除地震。”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就有这样的唱述：“天倒是生稳了，地还会动。那团团的地，铺在三个大鱼背上，鸡（鱼鹰）啄鱼的眼睛，大鱼跳起了，地也跟着动。天上的银龙神，把银链子放下来，叫阿托去拴鱼。大鱼拴好了，鱼跳不起来，地就平稳了。”[13]时至现代，滇东南彝族支系阿细人还有人说“地震是鱼翻身”。在远古的时候滇东南彝族支系阿细人认为人类居住的地是“如同铺在鱼背上的一团毯子一样在水里浮动”，这种朴素的文化流传至今，称地震为“miqi”。云南省楚雄一带的彝族人民口耳相传下来的《梅葛》也有类似的载叙：“公鱼不眨眼，大地不会动，母鱼不翻身，大地不会摇，地的四角撑起来，大地稳实了。”[14]所以“三星堆金杖”和“金沙射鱼纹金带”上的图案是“图语”，其与“金杖”“金带”的“金”所赋有的“物语”相结合，寓意祖先轩辕氏借助日月神战胜地震灾害的力量，即祭师手持的“轩辕氏法杖”和头上戴的“轩辕氏法带”。
图2 宝鸡北首岭遗址M52:（1）标本“鸟啣鱼纹彩陶壶”
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有一标本M52(1)“鸟啣鱼纹彩陶壶”（如图2所示）[15]，彩陶壶壶口呈蒜头形，上有小口，整个壶体对称均衡，具有稳定的结构特征，壶腹部绘有鱼鸟争斗的图案，形象十分生动逼真，充满了生活斗争气息。鱼又粗又长，画面中故意夸张了鱼的形象。向上凸起的壶口，口径只有1.5厘米，与同时期的平底陶壶造型差异较大，说明此物非生活用品。有的学者认为其反映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其实这是一件当时人们用于地震来临时祈求平安或供祀消灾的器物。“鸟啣鱼”是图语，特定寓意为“地震”，画面中故意夸张了鱼的形象，就是突出了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中的“铺在鱼背上的地”和《梅葛》中的“公鱼和母鱼撑着地”的文化。宝鸡处于著名的南北地震带中段与北段的交界处，区内有多条活动的断裂带经过，构造活动性强，断裂构造十分复杂[16]，是古今发生地震的高风险区。《国语·周语》和《史记·周本记》均有记载：“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在公元前51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今宝鸡一带频繁的地震可能成为了人们最恐惧的灾害，于是人们制作“鸟啣鱼纹彩陶壶”，将其放在祭台上供祀、祈祷，“稳定的结构特征”也具有地震来临时可“消灾保平安”之意。这是三星堆金杖和金沙射鱼纹金带上“日月神箭射鸟和鱼” 图语的文化源头，同时也说明“三星堆人”承传了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文化。
图3 7号祭祀坑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四川在线》截图）
据“四川在线”2022年6月14日报道，7号祭祀坑提取了一个“龟背形网格青铜器”（如图3所示）：“器物长61厘米，宽57厘米，体量颇大；‘盒子’应该分了上下两层，分别一次性浑铸而成。在盒子四角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龙头，网格表面和美玉之上都发现了大量纺织品残留，可能曾有丝绸包裹。”[17]这是一件祭祀日月神和祖先神，祈求获得战胜地震灾害力量的具有“物语”的法器，盒子和网格物语寓意为“鱼”，将丝绸铺在网格上寓意为“铺在鱼背上的大地”，四角雕刻的龙头物语寓意为“天上的金龙神和银龙神”，铜带就是“拴住鱼不动的银链子”，整个法器的“物语”寓意为“祈求日月神和祖先神，派金龙神和银龙神来消除地震，护佑人民。”《吕氏春秋》中也有“天道圆，地道方。”之说，方形的龟背形网格也寓意为地。这个法器施法时可能漂浮在水中，铜带也可能是固定之用。所以，7号坑是“三星堆人”通过祭祀祈求日月神和祖先神来消除地震灾害后的瘗埋坑，“龟背形网格青铜器”所寓意的就是彝族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中所说的“那团团的地，铺在大鱼背上，……大鱼拴好了，鱼跳不起来，地就平稳了。”和《梅葛》中所说的“地的四角撑起来，大地稳实了。”
显然，金杖、金带、龟背形网格青铜器是“三星堆人”祈求“日月神、祖先轩辕氏给予无穷的力量战胜地震灾害的法杖、法带和法器”，其以特定的器物“物语”和“图语”的形式表达了“三星堆人”的精神寄托和消除地震灾害的企望。
（二）石边璋是用来消弭地震和洪涝灾害的法器
三星堆二号祭祀瘗埋坑有丰富的祭祀遗物，给了我们为揭开三星堆祭祀之谜提供了许多物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要数刻有祭祀情景的石边璋（K2②:201）(本文仍用发掘报告的表述)，因为这件器物是解开二号坑祭祀之谜的关键物证，正如发掘报告指出：“特别是石边璋上遍刻的图案，应是蜀人祭祀礼仪的反映，……，为我们判断二号坑的祭祀性质提供了证据。”[18]
现在我们将石边璋上的祭祀情景图分成上下两部分，并把下部分（临近柄部的部分）图旋转1800即可得到图4所示的石边璋祭祀情景图案。这幅图案，表明了二号坑的祭祀性质。图案似乎与文字无关，完全是一幅图语，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祭祀情景中的各部分图案，就会发现有许多与古彝文异体字相同、相似的“图画文字”，而且可以用今滇南一带的古彝文来释读。这种现象我想引用冯时先生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冯时先生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的丁公陶文运用古彝文解读，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就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族文字体系是与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19]46众所周知，三星堆文化晚于龙山文化，而且赓续了中原文化，我们可以肯定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的人群和“三星堆人”在中原时的人群在龙山文化时期可能是属于一个共同体。
图4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石边璋及其祭祀情景图案
石边璋祭祀情景图案上下部分基本相同，均有五个层次，每个层次之间用双横线区分，只是下部分的第一层次中间少了一个人，多了一个圆环，以表示祭祀意图，突出两次祭祀之间人的差异。现在按图4所示的由上至下分五个层次进行释读：
第一层次：有三位站立的带着平顶圆帽的人（意指黎庶或不行祀礼的人），下部分图中中间位置的人由“”替代，这不是因位置有限而用“”替代，而是表示为“消失”或“死亡”，其与古彝文“”[20]435-437的字义相同，但把它放在两人中间位置，在彝族文化里就与“许多人”联系在一起，含义为“死了很多人”。实际上石边璋上下两幅图所表示的涵义是前后两次祭祀情景，下图的这一层“两人加圆环”图语意为“地震和洪灾造成了很多人死亡”，以强化祭祀的意图。黄剑华和陈宗祥二位学者都认为[21-22]这一组人是亡灵的象征, 而加以祭祀，即认为是祭祀对象。如果是“祭祀对象”就不可能将两手抱于胸前，这是“祭祀”的图语。其实这层图案所表现的是“立祀（三个人都站着祭祀）”，寓意为“不虔诚”和“让平民（平帽，会飘动的线类或草类耳坠）祭祀敷衍了事”，是告诫各诸侯王，大难即将来临，要率众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第二层：有两山，山内有带圆形的复杂图案，山间有“人逃难的船”，两山外侧有“卷状”图案。
第一，两山内部图案相同，黄剑华先生认为：“山峦重叠之状，是对神山的崇拜和祭祀。[20]用彝文释读为：山内上部分图案为“+ ಾ”组合，“”彝文字义为“乾坤”“宇宙”“天地”[20]107、115，配以“ಾ”图符, “ಾ”的图语为“洪水”。上部分图案寓意为“天地洪荒”。
山内下部分由两个类似古彝文字符或图符组成：“+︽”，其中“”的字义为“大地”[20]336，“︽”的图语意为“震动”“摇摆”，其似乎为古彝文意为“跌撞”“碰撞”的“ ”[20]113异体字。下部分图案意为“地动山摇”；图案中字符“”又置于台阶上，图语意为“地不稳”，即地震。如果是“山峦重叠之状”，就不可能有“”的图符，这是文字化的特定图语。
这些图符画在山内部，也就是山内部作祟的魔鬼，洪涝和地震是地下的魔鬼作怪的结果。
第二，两山之间上有“人乘船逃难”的图符，黄剑华先生认为是“古代蜀人天门观念的形象写照”[21]，陈德安先生则认为山间的“船”是亡灵回归祖地的舟船[23]。如果按彝族的图语文化来解读，则意为“洪水滔天，人们乘船逃往山顶”。实际上，无论是“天门观念”，还是“回归祖地”，都是指明亡灵的去向，这就变成了法师为死者超度亡灵，其与彝族不能用牙璋（载体）来祭祀亡灵的文化相悖（祭祀亡灵只能用铜铃，2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铃，是系挂在支架上由外部撞击发出声音的祭祀乐器[24]，非法师手执的用于超度亡灵的铜铃）。三星堆是在日月祭祀塔下祈天求祖的“社祭”之地，不是为死者超度亡灵之地，在彝族文化里祈天求祖之地和祭祀亡灵之地是严格区分的。并且，滇东南一带的祭司（毕摩）、法师（为亡灵念《指路经》的人）和巫师（尼泼和尼嫫）具有严格的职业分工，超度亡灵的法师和驱神辟邪的巫师是不能主持社祭的！
第三，两山外侧的“卷状”图案，黄剑华先生解释为“自天而降的两只巨手，作握拳状拇指触于山腰上，很可能是古代蜀人想象中作为天界神力的象征或者是神灵助佑的展示。[21]”如果从彝族文化来解读，应为滇东南彝族支系阿细文化“鱼鹰从天而降啄鱼”的生动表现，这个图符以古彝文字义为“啄”的“ ”字符[20]117和“鱼”组成。若将其放大就可以看出是两个不同形状的图符，右侧“鱼鹰啄鱼，鱼尾上卷”，左侧“鱼鹰啄鱼，鱼尾下卷”，这是特定的图语，语意为地震。其与前面金杖、金射鱼纹带和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啣鱼纹彩陶壶”上的“鸟和鱼”图语一样，都表示为地震。所以，这一层的语意是“鱼鹰啄鱼，地动山摇，洪水漫天，怀山襄陵，蜀人乘船逃往山顶。”
第三层：这一层陈宗祥先生认为“是几何形云雷纹，它起了隔开的作用。[22]”其实这里的图语所表示的是“天旋地转，洪水滔滔，大地一片汪洋”的情景。
第四层：图案上有戴高帽的人跪祀，这种“高帽”在其它的人像中没有见到，与彝族祭祀中专用的法帽“维庹”相类似，可能是“三星堆人”祭祀礼仪中的专用帽子。这层图案所反映的是“告诫各诸侯王者（戴着下坠的贵重的耳坠），要虔诚跪祀，行祀礼。” 陈宗祥先生认为是“三位跪坐的妇女积极地参与祭祀神山，可能为巫祝之类的人物。”[22]其实跪祀的三个人不是妇女，而是代表男性诸侯王，戴耳坠的男性在西南夷人中普遍存在，而且二号坑处于三星堆祭祀区内，与祭祀祖先神和日月神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按照彝族祭祀文化特点来看女性是不能出现在这种“力量型祭祀”场合的，所以应为“众诸侯王跪祀”。
第五层：笔者也赞同陈宗祥先生的观点 “悬置于左边神山内侧山峰处的一种粗大的弯尖状物，从形状上看，同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一样，可知刻画的应是象牙。”[22]而且是“用象牙的魔力杀水神的巫术”，其与 “洪灾”相对应，表明了二号祭祀坑的祭祀目的。 汉郑玄注：“神，谓水神龙罔象。”高注云：“罔象，水之精也。”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象牙是从山上抛沉于渊谷之中的，实际上《周礼·秋官·壶涿氏》说得很清楚：“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显然，这里象牙的作用是“以沉入渊中杀死水妖，消渊见陵”。彝语曰大象为“huo”与“防护”“辟邪”“消灾”近音，同时大象是力量的象征。在彝族文化里象牙就是大象的替代物，常用象牙来驱妖降魔、消灾解厄。经笔者走访调查，滇东南一带的彝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还有将象牙埋在夏季会发生水涝的凹地里，以避水灾，祈求丰收的习俗。从这点看，彝族文化与《周礼·秋官·壶涿氏》所言雷同。
两山外侧的插璋，黄剑华先生认为“图案画面中刻画的玉璋，是作为祭祀山川的祭品使用的，也就是说画面表现的是插璋祭山的情景。”[21]但是黄剑华先生没有道出用玉璋祭山的意图，没有与“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形成因果关系，更没有把三星堆这个地震频繁、水患严重的环境相联系。实际上，“沉象牙、插玉璋”所要体现的祭祀意图是“消水患，平地震，稳山川，减少人的死亡。”牙璋，在彝族文化里是用与日月神对话和汲取日月神能量的法器。在云南省弥勒市的西山区彝族居住地西一镇沃寨和西三镇洛坎，还有保持完好的两座日月祭祀塔（如图5所示），其上就有指向天穹的石璋，现在依然是周围村寨彝族人民祈天求祖、祈福消灾的地方。三星堆，彝语为“邛之卤”，有人认为“‘邛之卤’即‘邛波习卤’，义为‘大雪山之麓’。”[25]这种解释并不确切，“卤”释为“麓”，显然是受汉语的影响，准确地说彝语“卤”为“祭祀”之义，“邛之卤”义为“大盆地里的祭祀之地”。
图5 云南省弥勒市西三镇洛坎村保存完好的古代日月祭祀塔
所以，石边璋并非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璋邸射，以祀山川”的“时节性”或“年祭性”祭祀祈祷活动中使用的法器，而是针对地震和洪灾来临之际的一次意义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法器，所刻画的图语和“图画文字”是这次祭祀活动的前因后果，整个图案意为“蜀地各诸侯王：天地洪荒，地动山摇，即将有黎庶涂炭。切不可让黎庶敷衍典祀，要率众诸侯王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要将象牙沉入谷渊之中，杀死水妖，才会消渊见陵。要插璋以平地震，才会稳固山川，才可保黎庶生命。”
朱乃诚先生认为：由牙璋改制的“石边璋”是“从中原地区传播到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之后被改制为玉璋。……二里头文化牙璋流传到成都平原的过程，不仅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传播，而且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一支系人群的迁徙。由此推测三星堆文化中可能还保存着二里头文化所属的夏文化或夏王朝的某些文化特点与礼俗。”[26]这句话确实道出了“三星堆人”及其文化与夏王朝和夏文化之间的关系，“三星堆人”将夏文化与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文化和蜀地的地震、洪涝灾害相结合，以“图语”（包括“图画文字”）和“物语”（石边璋本身也属于祭祀的礼器，以镇山川）的形式，寓意了祭祀的目的。
（三）青铜立人像是“三星堆人”始祖黄帝的象征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9]就如黄家祥先生所说：“在众多的青铜像中，这件立像是最为特殊的，它不但是全身像，并且特别高大、华丽，可见它所代表的人地位崇高，……，具有较为典型的代表性。”[27]所以，进一步研究青铜立人像，揭示它所代表的人物形象，成为了解开三星堆之谜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1、青铜立人像是“三星堆人”记忆中的黄帝形象
青铜立人像日角龙颜、垂衣裳而立，人像超凡，其衣上有“轩辕”图案（如图6所示），“轩辕”为何人？春秋时期的《五帝德》说：“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龙体。”《竹书纪年》则曰：“黄帝轩辕氏，……龙颜有圣德。”《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也有：“黄帝生日角龙颜。” 可见“轩辕”为黄龙、日角龙颜。这些记载均在春秋之后，却所描绘的“轩辕”形象出现在了商时的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身上，说明“三星堆人”在商时就有了“轩辕黄帝”这一华夏始祖文化，有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意识，而且成为了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源泉。
图6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K2②:149、150）及轩辕图示
穿轩辕服饰，垂衣裳而立，应为黄帝的形象，《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何谓乾坤？《易·说卦》说：“乾为天……坤为地。”试问群巫之长（包括主祭者）、蜀王、尸主、职主谁有如此高贵、配得上服饰“轩辕”、盖取诸乾坤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三星堆人”的始祖黄帝！
张守节《史记正义》有：“黄帝，中央含枢纽之帝。”《春秋·台诚图》有载：“轩辕，主雷雨之神。”黄帝为天地枢纽之帝，以雷电为媒介，实现“天、人、地”的沟通和合一。雷电就是“天龙”，杨俊伟先生也认为：“龙是雷电与蛇结合的产物，起源于先民对雷电这一自然现象的动物化想象。”[28]黄帝能把日月之神的力量通过“雷电”为人类消灾解难。青铜立人像“双手极度夸张，握成环形”就是这种天与地之间的沟通渠道，起到了“中央含枢纽”的作用。有学者认为青铜大立人像手执之物应为象牙[29]，但象牙只能作驱妖降魔、消灾解厄，并不能“盖取诸乾坤”；发掘者推测所握持的是牙璋之类的物品[12] 231-235.，这种推测也许是因为和其一起出土了“刻有祭祀场景的石边璋”。尽管“牙璋是夏代、夏王朝、夏部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玉器。”[30]但是在祭祀场合“牙璋”一般由祭司所持的礼器，大型立人像是“三星堆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偶像，他所象征的是“总览乾坤”，体现的是“沟通天地的管道功能”[31],不可能手持一件牙璋。因此，青铜立人像实为“主雷雨之神”的黄帝之形象，穿过手环的是虺虺而下的雷电（天龙）。立人像服饰“着鸡心领左袄长襟衣，后摆呈燕尾形。”所体现的文化就是“圣人与众不同、神人与凡人不同、阴阳不同。”黄帝之所以能成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就在于其具有“永存的与众不同的智慧和能量”，这种能量正是“三星堆人”获得战胜灾害的精神力量源泉。
又按《世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所载，尧舜并非为蜀人（三星堆人）之祖，蜀人不会铸像以祀，“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蜀人祖先唯有黄帝可能，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肯定了“黄帝垂衣裳”治天下的传说。
战国时期古籍《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就有“轩辕之国”之说，虽然其没有将轩辕与黄帝相联系，但春秋时期的《五帝德》已经有了这种文化的联系，青铜立人像的出土便成为了“轩辕黄帝”的地下出土文物证据，“轩辕黄帝”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商代就已经形成。
2、青铜立人像座上有“轩辕氏”铭文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座上花纹图案[18]就是“轩辕氏”的铭文（如图7所示），《史记·天宫书》说：“轩辕，黄龙体。” 《淮南子·天文训》更明确：“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兽黄龙。”早期的甲骨文中，“黄”字就是乌龟和天龙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其兽黄龙”说明了轩辕图腾就是“龟蛇龙”，李贤注曰；“龟蛇合体。”青铜立人像所衣之上的轩辕图案也就是龟蛇龙。周时《献侯鼎》上的铭文字符“天鼋”的“鼋”就是“龟”，其与“天”字合为一体便是甲骨文“鼋”字，郭沫若先生考释周代《献侯鼎》等铭文后说: “天鼋，即轩辕”[32]。
图7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座上花纹图案及拓片
青铜立人像座上花纹 “轩辕氏”图案大角戴冠，展翅飞翔，如天神一般，东汉高诱注有：“黄帝,古天神也”[33]。青铜立人像座上的“轩辕”图案头也由“六方内加二个圆圈”组成，即为“圆龟”的象形文字。如果仔细观察，它的基本图案也类似于由古彝文字义为“龙”的字符“ ”[20]182-183和“龟”的字符“ ”[20]43-44组成，也就是说这个图案体现了“龟和龙的合体”，所以这个“图案”从彝族的文化视角来看也是“轩辕”，显然彝族文字体系与华夏文字体系具有共同性，都表明了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座上花纹图案是轩辕氏铭文。
3、青铜立人像的头饰塑造了黄帝“总览乾坤”之大气
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认为：“大型立人像头戴花状高冠，冠顶中间似盛开的花形，两侧似叶。冠下段饰两周回字形纹图案。”[18]其实立人像戴的头冠由太阳冠、圆形的玉琮（“回旋”图案有八列，上下两层，有意“内圆外方，八方象地。”）和中轴对称的一对玉蝉组成（如图8所示），这是“三星堆人”对黄帝形象的描绘，从这一点来看三星堆文化也与彝族文化一样把黄帝、日月作为战胜灾害、邪恶的力量源泉，都认为黄帝头上戴着的太阳冠可以传递天意和日月的光芒，照亮人们前行，赋予人们无穷的力量。它象征着太阳、象征着力量，可以普照大地、力挽狂澜。皇甫谧《帝王世纪》注释也有“《书》正义引作‘黄帝日角龙须’”，这里的“日角”就是“太阳冠”，青铜立人像座上花纹也饰有“龙须”。
图8 青铜立人像头冠局部截图
青铜立人像冠饰以玉琮和玉蝉，玉琮为本祭祀地，其具有“沟通天地的管道功能” ，玉琮上置“太阳冠”，彰显出“立人像与太阳神的贯通能力”，也体现了“三星堆人”祭祀黄帝和日月神的初心。中轴对称的玉蝉，意为受禅于天，如学者汤淑君所说：“采用严格按照器形结构分区和中轴对称的构图方法来表现，在图案构成上属于严谨的格局。他体现了‘天命’的威严。”[34]毋庸置疑，立人像饰以太阳冠、玉琮和中轴对称的玉蝉，彰显出了黄帝具有的“总览乾坤，天地人合一”的超凡能量和具有的天命威严。
春秋时期的《国语·鲁语》有：“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面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西汉《礼记·祭法》也有同样的记载，郑杰祥先生认为“夏后氏禘祭黄帝，足见夏人认定自己出自于黄帝族，与古老的黄帝部落存在着悠久的血缘关系。”[35]也就是说，“禘祭黄帝”是夏文化的重要内容,再根据朱乃诚先生三星堆文化“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一支系人群的迁徙。”[26]的观点，“三星堆人”有来自中原代表夏文化的族群，与“黄帝部落存在着悠久的血缘关系”，他们必然赓续了“夏后氏禘祭黄帝”的文化。又由易谋远先生的“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26]和《彝族源流》所记载的彝族先民在古蜀时的武洛撮（武卧米）时代“武古笃是掌管雕像、雕俑、塑偶的人，专门负责塑立祖先神像予以祭祀。[5]113”得知，“三星堆人”和彝族都有共同的始祖黄帝，并曾在同一个共同体里塑造了始祖黄帝予以禘祭。不过他们祭祀黄帝，不仅仅是因黄帝为自己的始祖，更重要的是黄帝有总览乾坤的超凡能力和天命威严，可以请“天上的银龙神，把银链子放下来，叫阿托去拴鱼。大鱼拴好了，鱼跳不起来，地就平稳了。”或将“地的四角撑起来，大地稳实了。”
三、以眼睛为特征的祖先文化是彝族和三星堆的文化底层
段渝先生认为：“所谓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36]这里强调了“不同区域”和“共同文化因素”，前面讲过“三星堆人”和彝族这两个族群都具有日月神和祖先神祭祀的共同文化因素，而且都以眼睛为特征来刻画祖先神。滇东南彝族有两部从古至今世代承传的诗经，一部就是《阿细的先基》，另一部是《阿细的指路经》。《阿细的先基》是为教育在世的人们要知道祖先来历的，以及叙述祖先所经历的坎坷历程。而《阿细的指路经》是给死去的人指明回归祖地路径的，即指明灵魂的幽冥世界去向。滇东南彝族对祖先的记忆刻画以眼睛进化为特征，在《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中生动地描述为“蚂蚁瞎子代、蚂蚱直眼睛代、蟋蟀横眼睛代、筷子横眼睛代和我们这一代”五代人。流传于哀牢山滇中南一带的彝族史诗《查姆》也有类似的载叙：人类经历了“独眼睛时代、直眼睛时代、横眼睛时代”[37]，《查姆》是用古彝文字记载的书面文学，也以通过刻画眼睛为特征来追忆人类的三代祖先。
从三星堆各个祭祀坑考古发掘出来的大型青铜人立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所刻画的眼睛来看确实反映了《阿细的先基》中的“前四代人”（如图9所示为1、2号祭祀坑出土的人面目），这也许就是当时“三星堆人”对祖先的记忆刻画。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查姆》与三星堆文化之间有三个关联性：第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祖源，早在三星堆文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种以眼睛为特征的刻画祖先的文化；第二，“三星堆人”和彝族有共同的始祖，并都秉承了以眼睛为特征的祖先文化；第三，“三星堆人”与彝族先民在共同的时空框架里有过交往、交流和交融，形成了共同的文化。
图9 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的人像面目与《阿细先基》中载叙的人类前四代人
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是从古至今世代口语相传的叙事史诗，其中“世上的几代人”部分以眼睛的“进化”为主线，全面生动地叙述了祖先蚂蚁瞎子代人、蚂蚱直眼睛代人、蟋蟀横眼睛代人、筷子横眼睛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历经晒死、烧死、淹死的磨难，以及坚忍不拔、砥砺前行的精神。彝族是崇拜祖先的族群，认为借助祖先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邪恶和困难，祭祀祖先就是请求得到祖先的庇护或祈求得到战胜邪恶的力量。从石峁遗址出土的神灵石雕的面部表现情况来看，石峁人与三星堆人都以眼睛来刻画祖先的灵魂（如图10所示为石峁石雕人头像[38]和三星堆青铜面具[18]）。沈长云先生认为：“文献记载黄帝原本也是北方戎狄族的祖先，……石峁古城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39]易谋远先生认为：“彝族是以黄帝为始祖的属于祖国北方古戎狄部的昆夷之苗裔。”[40]两位学者都提到了“黄帝”和“北方戎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彝族的源头，这也是彝族人民从古至今所坚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图10 石峁文化、三星堆文化、彝族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底层
从石峁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两地遗址出土的物证来看，以眼睛为特征的祖先文化是黄帝部族的特征文化，这就把石峁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彝族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进一步夯实了“青铜立人像是‘三星堆人’始祖黄帝的象征”的结论。
四、结语
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既有来自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鸟啄鱼”为地震的图语文化，也有源自石峁的“以刻画祖先眼睛为特征的文化”，也赓续了夏后氏的“禘祭黄帝”文化和中原二里头用牙璋祭祀的文化。研究表明 “三星堆人”与中原、甘陕等地区早期文化的交流互动，都秉承了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9]。谷斌先生也认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有着相同的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信仰基础，甚至祭祀方式上都比较相似。”[41]可以说“三星堆人”始终以开放的观点不断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先进的思想，与内地主体之间的多元交融与兼容并蓄，始终坚守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是，三星堆文化具有他的独特性，无论是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祭祀所使用的礼器，都赋有了特色鲜明的“古蜀文化”，特别是大型青铜立人像，以精美细腻的制作技术强化了人像超凡的一面，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罕有其匹[9]。这样超凡的人像，谁能与其般配？唯有“三星堆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始祖——黄帝！“祖先崇拜”是夏商周时期各个王朝治理国家的思想基础[42]，朱乃诚先生也认为：“成都平原地区的牙璋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或四期之后从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中原以外地区使用牙璋的人可能是原中原地区的夏遗民或夏部族的后裔。……三星堆文化继承了中原地区夏部族使用牙璋的传统，并发展成为古蜀国国家层面的祭器。”[30]朱乃诚先生的这句话中肯定了“三星堆人”是“夏遗民或夏部族的后裔”，夏后氏的“禘祭黄帝”文化必然成为了“三星堆人”的思想基础，并贯穿于整个三星堆文化之中。 所以“禘祭黄帝”，塑造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三星堆人”的偶像——黄帝，祈求力量，战胜地震和洪涝灾害的祭祀成为了中期古蜀国的大事。
尽管目前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文字”，但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一个普遍使用“图语”和“物语”的文明社会，丰富的“图语”和“物语”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与中原不同的文明世界。而且，如果从彝族的历史文化视角来看，刻有祭祀情景的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案是“图语”、“物语”和“图画文字”混合使用的器物，是有“文字”的物证。刻有祭祀情景的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画文字”就如冯时先生所说的“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19]49
“三星堆人”与彝族既有历史上共同的时空框架，又有共同的祭祀日月神和“禘祭黄帝”的文化，都有以通过刻画眼睛为特征来追忆祖先的文化。三星堆文化是以祖先崇拜为思想基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环境中，“三星堆人”祈求日月神和祖先神来战胜洪涝和地震灾害的一种祭祀文化。本文从彝族的历史文化视角来释读三星堆金杖、金沙金射鱼纹带、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啣鱼纹彩陶壶”、7号祭祀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青铜器”、刻有祭祀情景的石边璋和大型青铜立人像上的“图语”、“物语”及“图画文字”，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
图11 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刻纹铜片”
以图语来表达人的一些特定的语言方式，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中也发现一件“刻纹铜片”（如图11所示）[43]，这是滇王举行特定大典祭祀活动之前下达给各部要供献的“供品”的“滇王诏敕令牌”，其上的鹰凤就是“滇王”，鹰凤所抓的物品也就是“令牌”， 各图符表示为物件和数量。
用“图语”和“物语”来交流和沟通这种文化现象在彝族社会里还普遍存在，如：家里有女坐月子、大年初一或因事不准外人进屋，在家门口挂上一顶斗笠，以此告诉访客不能进屋；20世纪70年代前，男女青年约会的地点用石块压松枝来告知；用双脚跪地、抱拳于胸的人图来表示祈求和祭祀；用扁壶或葫芦来物寓（物语）为身孕。笔者也耳闻目睹了1970年云南通海、峨山、建水等地发生大地震时，在村子的公房里（离通海震区直线距离只有60余千米）就有“鱼鹰啄鱼，人离房屋”的地震宣传画和村干部的“鱼翻身，地震了”的抗震动员。
总之， “三星堆人”与彝族先民曾经有过相同的时空框架，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这种大量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虽然目前尚未能证实“有共同体之间族的亲缘关系”，但可以从彝族的历史文化视角来研究三星堆文化，用彝族的“图语”、“物语”文化和古文字来解读，可以使三星堆器物上的图案（包括“图画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并得到了符合当时祭祀性质的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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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树乔，1961，男，彝族，云南大学软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系统工程和民族历史文化。
原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4年第４期；文稿来源：作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