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香是明代西南屈指可数的爱国女政治家，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为祖国统一和边疆开发作出了划时代贡献的彝族杰出代表。其历史功绩的感召力，不断跨越相对的时空，使之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
自明清以来，称颂奢香的志史、诗文不绝于文献。在民间，关于奢香的故事传说则可集大成出版。建国前后，反映奢香的话剧、影视的问世公演，使奢香由实在的人物变成艺术的人物，活生生地展现于千百万观众的面前，名扬海内外，也使奢香由有历史功绩的人物，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可作爱国楷模的人物。明代开朝皇帝朱元璋封奢香为“顺德夫人”，只意味着封建统治者给一位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德贤赞颂。过了数百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奢香被肯定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国政治家，其墓被国家批准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一评估，公正地复原了奢香的历史形象。对奢香这样一个政治家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已经成为惯性的就事论事的认识水平上，而应当突破封建制时代“愚忠”皇帝的一般化的逻辑，对奢香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分析，恢复其政治家的历史面目，以弘扬其爱国思想与实践。有感于此，撰写本拙作，以便开展研究。
一、扯勒奢氏与水西安氏
（一）扯勒家世及奢香
据彝文献载，奢香出生于“扯勒”世家，“扯勒”为彝语，系汉记彝音，为奢香家族彝姓，因彝族用双姓所致。彝族用汉姓，始自接受汉文化以后的明代。初取汉姓时，有被赐姓者，有借彝姓的第一个音为姓者，有翻译彝姓后取译意的同音近音为姓者。由彝姓转汉姓，既不完全脱离彝姓的影子，又遵循汉族“百家姓”的用字规范，奢香之“香”，源于“扯勒”之“扯”，是借彝姓的第一个音的近音，但不遵循汉字的用字规范，可见取“奢”为姓，为的是便于与汉族打交道。民间传统，彝语“奢”意指黄金，故“奢”即黄金，不过附以美好的愿望而已，不足为据。从汉史看，“奢”当始用于明代，即奢氏被封为永宁宣抚司时期起使用。
奢香先世，可上溯到彝族“六祖”分支时代。“六祖”即汉文记载的武、乍、糯、恒、布、默六系，是彝族君长笃慕之六子。六祖时代，约当秦汉之际。恒部向今川南开疆拓土，以叙永、古蔺一带为中心，建立君业，发展宗法奴隶制。自秦汉经魏晋至隋朝，完善奴隶制。到唐代时，达到鼎盛时期，彝称“扯勒尼”、“尼”即大宗主；汉称蔺州，疑“蔺”即“尼”之音转。宋时，沿袭唐代的奴隶制。至元始，建立土司制度，设永宁路。明初，因封建王朝统治实力的加强，设永宁宣抚司，土官为主政，流官为辅政兼监控，土司制度得到完善。奢氏为川南最大的彝族土司，从秦汉到明初奢香所处的时代，统治川南叙永、古蔺一带千余年。奢香墓碑记：“奢香乃宣抚蔺州之女”。“宣抚”与唐代的蔺州为不同的朝代，然奢香为蔺州“扯勒”后裔是准确的。
明代的彝族土司均为朝廷命官，从受封的意义上说，土司制度被视为是彝族地区进入封建领主制时代的标志，从土司统治区域的彝族社会内部而言，则还沿袭着浓厚的奴隶制，有封建性的生产方式的萌芽或产生，但不意味着彝族社会进入了封建时代。永宁宣抚司，地处彝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过渡带，其西、南为彝族统治实力强大的水西、乌撒、芒部诸土司辖境，奴隶制盛行；其东则由近及远是汉族统治由弱到强的封建社会。因此，奢氏土司处于王朝统治较强的地区，也面临着王朝征讨彝区时首当其冲的危险，在政治上只能以保持与明王朝一致的态度，纳贡归附，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不会举兵反抗。奢香生长在元末明初奢氏所处的战乱环境中，思想必然受到深刻的政治影响，清楚民族压迫的残酷性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因此，她幼时即学习汉文化，对汉族有较深的了解。作为世代统治川南地区的彝族土司之女，她悉心研读封建王朝的历史，当然知道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顺则抚，叛则剿”的恩威并施的政治政策，同时也知道西南地区各民族土司顺逆封建王朝所得到的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因此，有理由说，奢香后来成为爱国政治家，与其家世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及其所受的幼年时期的教育分不开，即是说她成为政治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天然的因素，没有“扯勒”世家没有“永宁宣抚司”所处的由汉区到彝区的特殊的过渡地理区域，就没有后来的爱国政治家的奢香。持这种历史的观点，就可以把数百年民间传说所附给奢香的神秘色彩抹去，使之成为实在的有血有肉的人经过长期磨炼成长起来的政治家。
（二）水西安氏及奢香
明郭子章《黔记》说：“安氏之先浴火者，蜀汉时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唐阿佩、宋普贵、元阿画皆以历代开国时纳土袭爵，居水西，号‘大鬼主’。”明曹学全《贵州名胜志》和《明史》、《大定府志》等地方志史有类似的记载。仅此可知蜀汉时安氏先祖浴火就有资格被封为国王，已有统辖一方的势力而受封建王朝所重视。其实，水西远祖可追溯到笃慕时期的秦汉之际，早于蜀汉之世。据彝文献记载，水西安氏先世为笃慕后裔中的默部支系，自今云南东川经今赫章可乐逐渐扩大疆域，最后落居令大方，至妥阿哲之世，基本确定疆域。妥阿哲，即是汉史所称的被诸葛亮封为罗甸国王的济火，系水西安氏远祖中杰出的君王，遂以其名阿哲为安氏之彝姓，沿用后世，至今安氏后裔仍被称为阿哲家族。郭子章所说的阿佩普贵、阿画皆为安氏先祖中著名君长，分别为唐宋元三代开国时期向中央王朝纳土、称臣、行贡的彝族土酋。自济火被封罗甸国王后，水西安氏辖地又曾被封为罗氏鬼国、毗喇国等，以国的名称存在至元代止。元统一中国后，水西地区再行土司制度，被称为罗甸军民安抚司、亦奚不薛宣慰司等，明代，前后设贵州宣抚司、贵州宣慰司、水西之名，据《明史》载：“洪武初，同宣慰宋蒙古歹来归，赐名钦，俱令领原职世袭。及设布政使司，而宣慰司如故。安氏领水西，宋低领水东”。所指水，即今鸭池河，河西即水西，河东即水东，自此有水西、水东辖区之分。安氏之姓，据民间传说，为明太祖朱元璋所赐，不足为信。据《黔记》、《大定府志》载，则“霭翠故，子安的袭。十四年授亚中大夫，其后遂以安为姓”。推考，安的之“安”，当为阿哲之“阿”的音转，取彝姓之第一个字近音为汉姓，符合彝族取汉姓之规律，当可信。自安的始，彝姓阿哲家被称为安氏，与水西连称为水西安氏，往往与水东宋氏对称。析阿哲辖地为两半，让同宣慰宋氏独立邻水外“六目”地即水东，宣尉安氏领水西，改安、宋昔日之隶属关系为平列关系，既可证明初安氏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影响，也说明明廷已采取措施尽力缩小安氏势力，不析其地，恐有后患。到明末天启年间，安氏之影响渐次削弱，但明王朝的压制措施日趋残暴，为保存仅有实力，出现了波及云贵川三省的“奢安反明事件”，震动朝野，明廷平息这次起义，花了不少人力和物力。至清康熙年间，本已处于安定的水西地区，因云贵总督吴三桂的反清野心和清王朝“一举两得”的政策，导致安坤被逼造反。以安坤案件为标志，水西地区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安氏转盛为衰，长达一千四百余年之久的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被颠覆，其地析为黔西、大定、平远三府，为改土归流打下了基础。雍正七年，满人鄂尔泰在贵州改土归流冰西安氏土司势力灭亡，仅存无足轻重的房系土目而已。土目势力，经清中晚期至民国，一直存在于新中国建立止。
奢香由永宁出嫁水西之时，为明代初年。因其出生年月不详，故其何年出嫁水西，嫁时岁数多大均无定论之说。清道光十年黔西知州吴崇梁《明顺德夫人奢香墓诗》中有“华年十四嫁通侯，二十孀闺守孤子”之句，但又有12岁出嫁之说，只有存疑。奢香远嫁水西，为永宁、水西土司世代姻亲的继续，属彝族等级内婚制现象，本不足探索。元代远嫁乌撒的曾任四川行省右丞的实卜（实即奢）和远嫁水西的曾威震全国的反元将领奢节，均为永宁土司奢氏之女。按彝族通婚原则，既可嫁乌撒、乌蒙、芒部土司，也可嫁水西、普安、播勒土司，均无不可，故奢香嫁水西霭翠纯属偶然。但是，奢香嫁到水西，对奢香成为爱国政治家却具有必然性。从此，水西成为奢香活动的政治舞台，这个舞台促进了她的政治倾向和爱国思想的形成，也促成她爱国措施的实现。使之成为一代彝族最杰出的爱国政治家，为贵州乃至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明初水西政治形势与奢香的政治主张
明初的水西，既不同于元末之水西，亦不同于明代中晚期的水西，正处于战后和战前的和平年代，但随时面临着政治上的归附或造反的重大决策。
首先，由元王朝因征八百媳妇在困水西掠夺人财物引起的奢节被逼造反的战争，前后长达十余年，元王朝动用数省兵力轮番镇压，才使起义得以平息。奢节之后，既沉重地打击了元王朝的统治，并由此而引发了全国各地反元斗争，又使水西及毗邻乌撒、乌蒙、芒部、扯勒等地彝族土司的统治实力，特别是安氏的统治基础受到削弱。因此，即使受残酷的统治，也只得被逼归附朝廷，无力联合反抗，整个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而百废待兴，休养生息，让民众平静生活，方能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过奢节事件之后，元王朝总结了经验教训，又实行安抚政策，委以水西彝族土司霭翠为四川行省左丞兼顺元等处宣慰使。元王朝以右为大，左为次，故霭翠重位列为右丞之后而与右丞干级，为省一级的土官。按元代官制，中书省与行省官员品秩相同，霭翠为二品之列。元末明初的水西土司，辖地广阔，包括今黔西北大部分地区，北以赤水河为界与永宁宣抚司相连，南及普定（今安顺），东靠播州（今遵义），西连乌撒（今威宁），今黔西、大方、毕节、纳雍、织金全部和水城、金沙部分，均属水西领地，加上分割给水东宋氏统领的“水外云目地”，则涉及清镇、修文、开阳、普定等县。其地东可经黔东入湖广，南可下广西，西可进云南，北可上四川，所处地理位置可控制滇川黔边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水西境内，“勒四十八部”，均为同宗旁系，行动统一，拥有强大兵力；同时民族众多，有八种“苗”，“夷苗仡佬龙仲蔡家”，均具有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水西境外，普定、普安、乌撒、乌蒙、芒部、东川等土司，与水西同祖支，世代生死与共，联合反抗，王朝难于迅速剿灭。可见，元庭委以霭翠要职，是明智的政治措施。水西之重要，元王朝知之，彝族土官知之。水西之劣势，亦如此。元末这段历史，对奢香在政治上的成熟，起到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其次，朱元璋平定中原，建都南京，建立明王朝后，对治理西南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政治措施，概括起来不脱离历代统治者一贯使用的两种政策，即政治上的招抚和军事上的征讨，顺则安抚，叛则用兵。为消灭元朝残余势力，有效统治西南，明庭先行招抚政策，争取各族大小土司。在贵州，尤重视元末即已委任要职的土司霭翠的势力，说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众乃可定也”，又分析道：“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由此可见，朱元璋把水西地区提高到平定云南统一版图的战略地位来看待。正当他用武力攻取还是用政治安抚水西难以决定时，霭翠以政治家的胆识作出了积极的行动，在其他彝族土司犹豫不决之时，于洪武五年（1372年）遣使入京，表明归附明朝之意。朱元璋抓住这一机会，袭元惯例令霭翠、奢香领原职，世守其土。这一政治决策，既使水西地区避免了兵患，也为明庭统一云南减少了阻力。继之，朱元璋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令霭翠为宣慰使，明确水西土司位居贵州“诸土司之上”，以继续发挥霭翠在统一云南中的作用和招抚其他土司。明庭对水西政治争取获得成功后，进兵云南，沿路攻克重庆、成都，荡平割据势力。大兵压境之际，元朝残部梁王巴匝刺瓦尔密联合播勒、乌撤、乌蒙、芒部等彝族土司，举兵反抗，企图割据一方，抗拒自守，与明军展开殊死搏斗，结果明将顾成征普里，胡海洋征乌撒乌蒙，反抗斗争被镇压。是时，如果霭翠、奢香凭借水西险要地势和兵马，联合诸土司反明，则明军不可能迅速攻克滇川黔边境，并且十万兵马也难定彝族诸部。但是，奢香准确把握时势，断定元王朝残余灭亡指日可待，因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继续与明廷修好，遣使贡马、贡粮，迎接明军过境，攻取云南，统一西南，为国家统一出力。
云南归属明朝，意味着版图统一，但朱元璋的卫所屯田制措施，直接涉及了彝族土司的根本利益，于是东川、乌蒙、乌撒诸土司又联合叛乱，明廷再次发兵镇压，大败土司诸部，仅乌撒“斩首三万余级，获牛马万计”。此后，屯田制度政策方以较顺利的实施。这次叛乱中，水西地区也未卷入战火，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维持了社会的安定。
综观明初，水西霭翠、奢香对明廷采用了与其他土司不同的政治对策，因此实力有所加强，社会发展进程也得到加快。乌撒等地区，则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状态，与水西相比滞后现象突出。水西与乌撒地区的这种不平衡性，到清氏仍为明显。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霭翠、奢香不战求和的政治主张，未必出于甘心情愿的决策，也未必有利于长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政治主张，是时势所逼而不得已的忍辱策略。
三、马阎王的暴政与奢香的政治远见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无法改变其反人民的阶级本性。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摧垮元朝的统治地位，当上皇帝，便以封建帝王的身份推行其残酷的政治措施。对西南民族地区，则采用了历代王朝所不曾普遍使用过的屯田制度，在社会发展还处于前封建社会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实施封建生产关系，掠夺土地，迫使少数民族人民离乡背井，从坝区、河谷移居深山野岭，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朱元璋这种以屯田为形式解决屯民落籍问题以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政策，主观上是为维护全国统一而采取的积极有效措施，具有应当加以肯定的进步性，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实质上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立足基础，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则直接清除了各族土官的政治势力，控制了民族地区的反抗力量，意味着各少数民族只能逆来顺受也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这种封建帝王意识支配着明廷的所有政策措施，以致在任命官员上，也未能摆脱这种意识，这就为暴政埋下了祸根。在进兵云南之前，为有效统治贵州，朱元璋招抚各民族土司的同时，又加速在贵州建立军事机构，以随时镇压各民族的反抗。洪武四年（1371年），置贵州卫，同时在永宁置永宁卫。贵州为霭翠故乡，永宁为奢香故里，设贵州永宁二卫，说明永宁、水西对稳定西南之重要，甚而可以说二卫之设置即控制霭翠和奢香后家扯勒势力，亦知明廷削弱扯勒、水西土司势力之意图，顺则利用，反则征剿，正反两面看，朱元璋均没有轻视对水西、永宁地区的经营。洪武五年（1372年），明廷再三考虑后，为实施朱元璋的政治措施，控制贵州交通要道，派国舅马烨任贵州都指挥使。马烨到任后，始终推行“政治威严”的残暴政策，放弃朱元璋的政治安抚策略，制造民族隔阂，挑起事端。云南攻取成功，元朝残余势力被颠覆后，马烨以屠杀镇压为主要手段，肆无忌惮地威胁各族民众，尤以辱杀各族土酋为快事。其残暴行为，在民间影响甚劣，到了谈虎变色的程度，以致老百姓称之“马阎王”。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马烨的暴政达到了顶峰，他以打击土官为突破口，企图一举消灭贵州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占领土官辖地，强行改流，时贵州诸土司中，水西安氏实力大，影响广，能号召众土司。马烨认为只要制服水西宣慰使奢香，其他土司必然惊恐而献土，改流就可顺理成章，则可实现明廷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可向朝廷报功求赏，升官发财。同时，马烨作了充分的武装准备，一当诸土司联合反抗，就谎报朝廷，制造土司作乱的依据，请求明廷增兵，以达其“尽灭诸罗”的目的。是时，有人污蔑奢香，马烨借机向奢香开刀，将奢香抓到贵阳，用彝族最忌讳的“裸体鞭打”手段侮辱奢香，以引起事端而后镇压。马烨此举在黔西北、滇东北彝区传开，激怒了乌撒、乌蒙、芒部等诸土司，纷纷相互联络，准备统兵反抗暴行。奢香所属四十八部头目，领兵“咸集香军门”示威，“愿尽死力助香反”，一场影响云贵川三省安定的民族反抗战争正在酝酿着。从社会基础和当时诸土司的武备看，这场战争爆发，其来势之猛，反抗之彻底，将超过元末奢节起义，明廷不用数省兵力不足以镇压，而且归附于明廷不久的云南亦大有起兵联合反抗之势。但是，奢香非常清楚，自元末奢节起义以来水西政治上的得失，又看穿马烨多年来的险恶用心，因此冷静地应变着时势的变化，细心地对付着马烨的暴政。在明确应当继续增进与明廷的友好关系这一根本的政治路线后，奢香忍辱负重，克制自己，向诸土司表明“反非吾愿”的态度，并揭穿马烨的用心劝说安抚部属，又与水东女官刘淑贞取得共识，寻找对策。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为彻底消除冲突祸根，安民保境，并报马烨“一辱之仇”，奢香找到了对付马烨两手并用的良策，先请刘淑贞进京，向朱元璋报告马烨激变真相。刘到京都，向明廷陈诉贵州政事及马烨暴政行为后，朱元璋认为马烨与奢香之间的关系事关西南政局，遂召奢香进京呈报马烨所作所为。弄清事实真相后，朱元璋以开明的政见，不徇私性，辨明是非，坚持其安抚土司的政策，支持奢香的大局为重的言行，令马烨赴京问罪。至此，这场由马烨激化而引起的久拖未决争端，因朱元璋的公正立场而和平解决。奢香夫人在这场争端中，是彻底的成功者，充分显示了其成熟的远见卓识的政治胆略和气概，既感服了贵州各族土司和民众，又击败了握有贵州军事大权的都指挥使马烨，同时又进一步争取到了明廷的信任。她的政治主张和措施，是她爱国思想的又一次闪光的反映，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分裂和割据、维护团结和统一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作用。
四、奢香在古代经济、文化发展中的贡献
“马烨激变”妥善处理结束，水西地区日趋稳定，已具备发展经济文化的社会环境，于是奢香对经济、文化的发展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最有影响者为龙场九驿的开辟和汉学的兴起。龙场九驿，据乾隆《贵州通志》载，东起“偏桥、水东，以达乌蒙（昭通）乌撒（今威宁）及容山、草塘”。《贵阳志·九驿志》记，为龙场（今修文县附近）、陆广（今修文县西境）、水西（今黔四县城）、奢香（今黔西西溪）、金鸡（今大方东境）、阁雅（今大方县北）、归化（今大方西）、威清（今清镇）、谷里（今黔西东南）。《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嘉靖《贵州通志》等书记载，则无清威，而多毕节一驿。九驿，大多在水西境内，凡四百余里，概内“安氏使责国分段供亿”，每驿各县驿马及铺陈自18至24正、副，以供官差、使往来使用。自明初开通以来，直到近代清毕（毕节——清镇）公路开通之前，一直是沟通黔西北与贵阳间的主要交通干道。而且，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沿九驿往四方东走湖广、南下广东、西边云南、上接四川，与邻省衔接，大批汉族通过军、民、商屯、流寓、商旅等途径移入贵州，对贵州经济开发起了重大作用，甚而陈恩等汉人还在土司政权中担任要职和“汉目”，因通婚而融合于少数民族。随着九驿的开通，明王朝在驿道各要隘设置卫所，命军士屯垦，又大量迁徙、招募民户分给土地垦殖，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据《黔南识略》说，建于洪武四年（1371年）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贵州卫和贵州前卫，到嘉靖时，贵州卫已有水陆田地48029亩，贵州前卫有水陆田37056亩，建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的毕节卫，到嘉靖时有水陆田地64008亩。设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乌撒卫（今威宁），到嘉靖时有水陆田地84938亩。设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赤水卫（今毕节北），到嘉靖时有水陆田地57288亩。总计各卫军士开垦的土地，自明初以来二、三百年间，即不下数十万亩乃至百万亩之多，加上未作统计的民屯、商屯和各民族所开垦的田地亩数，整个黔西北的经济开发，已由牧业型走向了农业社会，“悉是蛮夷，刀耕火种，纳粮不多，军卫屯田，蓄积亦少，官仓所贮，不支半年”的落后状况得到改变，水西地区贡奉的税粮额达八万石。“岁贡马及廪积，自是道大通而西南益辟”。这是社会经济开发史上的划时代的进步。这一进步的转折点是龙场九驿的开辟，而龙场九驿的开辟，是奢香对贵州经济开发的辉煌贡献。就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言，其意义不亚于击败“马阎王”。在这里，奢香的爱国思想体现在开发明朝边疆的政治措施上。
道路的修筑，驿站的设置，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冶炼业的进步，毛制品、漆器、咂酒等地方特产闻名于全国。继之，集市贸易活跃，社会生产得到全面发展。
黔西北汉学的兴起，是奢香夫人在文化发展上的又一大壮举。唐宋元以来，彝族土官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均由“通司”翻译方能交流，明初，奢香数次进京，与明庭使臣频繁交往，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深为先进的汉文化所吸引，便以身作则，学习、引进汉文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霭翠寿终，奢香经明廷“恩准”而代袭其职，摄水西宣慰使，进一步加强与明廷的友好关系。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亲自派遣年龄尚幼的儿子安的赴京入国子监就读，在其影响下，播勒、乌撒、芒部诸彝族土司，亦相继派子入京师学习，派子“留学”之风在土司阶层一时盛行，并以是否入国子监学习为袭位的必要条件，形成制度。安的学业结束返回水西，明廷赐给三品朝服，准袭衣金带，作为水西宣慰使继位人。安的返归故里之年，明王朝改变土司子弟京师太学人为土司辖区办学，在明廷支持下，奢香置办贵州宣慰司儒学，开了黔西北地区官办汉文学校的先河。由派土司子弟太学到土司辖区置儒学，标志着汉学进入黔西北各民族社会，同时意味着汉学走向民间，因此它对于传播汉文化和各族人民与汉族的交流具有社会意义，不为土司子弟独占，文化教育是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基础，汉文化的教育，引进了汉族的生产技术，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元末明初之际水西地区的经济、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相对滞后的现象得到改变，为明代中叶水西地区封建领主制的高度奠定定了基础。
五、对奢香功绩的评价
如何客观系统评价奢香的历史功绩，如何理解奢香爱国思想及其在一生活动中的体现？似乎已不成问题。细思之，却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奢香去世后，朱元璋“遗使祭之”算是对一个有作为的少数民族土官过世的重视，一般土司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厚遇的。然而她生前朱元璋给她的各种赏赐及进封的“顺德夫人”，始终体现着封建帝王与土司之间类似于主奴的关系，只不过把奢香当作“顺德”的妇人而已，根本不存在应该有的人格上的平待问题，也不视之为对明初有特殊作为的功臣。以马烨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者，则视奢香等土司为异己，随时准备“尽灭诸罗”，不可能对奢香持公正的看法。比较而言，明清两代不少封建文人对奢香的评价算为分明是非。如明贵州提学副使吴国伦，曾咏诗道：“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木穿蒙葺。至今承平二百载，道犹同风。西溪东流石齿齿，呜咽犹哀奢香死。中州男儿忍巾帼，何物老妪亦青史。君不见蜀道之辟五丁神，健为万卒迷无津。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吴氏为明代中晚期人，其诗虽“闻”而作，但为时不远，接近事实本身。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奢香的崇敬之情。惟诗不提马烨之残暴，可见明代的官场不视马烨为罪臣，故忌而不谈。
随着时代的发展，奢香爱国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日渐受到公允的评价。清道光年间，修奢香祠，又经大定知府王绪昆而立的奢香墓碑，碑文称奢香为“勋重竹帛，在国为功臣”，“实千古伟人”等，可算是清代官方对奢香的评价，较之明人，较为客观。建国后，奢香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她的爱国思想，她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才被人们所普遍理解和广泛赞颂，从话剧、电影、电视剧到报刊、教材，均有奢香历史功绩的反映。奢香之墓，被先后列为省级和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而拨款扩修。但是，对奢香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实践的研究至今存在着就事论事之嫌，难免疏漏、肤浅，致使奢香成为空虚的政治家，甚而有人觉得奢香不过是个唯皇帝之命是从的“顺德”忠君而已。造成这种印象，直接影响到奢香作为爱国政治家的声誉。
综合以上探讨，笔者以为奢香是一位全面的政治家，她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及实践具有必然性、完整性，概括如下：
首先，她出生于永宁土司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较早获知土官统治的历史和治理地方的得失，耳闻目睹永宁宣抚司与中央王朝和周边诸土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二，作为明代贵州最大的土司，水西辖区广阔，民族成分众多，成为奢香政治活动的舞台，使之明了水西地区古今社会之变革，以及历代封建王朝对水西地区的抚、剿并施的政策，在霭翠影响下，认清明初水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和所面临的事关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时势所逼下，识时务，顾生存，明智地以维持与明廷之间的友好关系为总政策，作出政治主张，采取政治措施。霭翠未死之前，奢香参政，处理政务，已经成为成熟的政治家。
其三，霭翠去世后，按彝族惯例，经明廷“恩准”，奢香继替夫职，摄水西宣慰使，这为她实现政治抱负提供了权力上的保障。因此，她在位期间，排除干扰，始终坚持并进一步发展霭翠的维护统一的主张，采取措施，付诸实践，避免战乱，力争和平，既为国家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又保住了水西的辖境和实力，因此，既赢得了朱元璋的支持，又取得了诸土司的拥戴。
其四，全国统一后，水西地区严峻局势得到缓和，社会日趋安定，民众安居乐业，奢香以务实的姿态，采取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开辟龙场九驿，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农牧产品的交流，为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主张学习汉文化、置办儒学堂，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奢香在经济、文化上的措施，使水西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其五，奢香在与明廷的交往中，有迹象表明她具有反抗残暴的一面。对待马烨剥衣鞭打，她忍辱负重，公开表明“反非吾愿”的态度，但四十八部能“咸集香军门”，与她的默许有关，这是对马烨的警告。在进京争取朱元璋支持时，特请水东女土司刘淑贞前往，自己留在水西，并与刘约定时限，以作对策。刘氏入京期间，水西地区处于战备状态，以防明军镇压。朱元璋召奢香进京时，奢香已知明廷的态度，遂亲自前往控告马烨罪行。如果朱元璋念亲情、护马烨，或刘淑贞逾期无音讯，则奢香必反无疑，众首领“愿尽死力助香反”即成现实。求和不成，被逼而反，当不视之为叛乱，而视之为正义的反抗。
同时，可以看出“世世保境”是奢香的目的，只要达此目的，奢香不会反抗，水西与明廷的友好关系不会中断。故当明军数次进兵乌撒、乌蒙、芒部地区征杀而血流成河时，水西霭翠、奢香为自身利益，袖手旁观于毗邻，这是不能称颂的。但是，在这点上也体现了奢香“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明智之举。
总之，奢香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具有必然性和完整性，其一切政治主张、措施和经济、文化上的举措，主观上为保住水西的统治地位和辖境作了明智的有效的努力，客观上则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开发水西，为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称之为明代西南杰出的爱国政治家是公允的。
原载：禄文斌著，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1月1出版，《彝学弘论》；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