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毕摩文化；彝族；史学；地位；作用
毕摩文化是指在彝族社会中以从事民俗宗教活动的毕摩为主传播的彝族传统文化。这一文化的范畴，从发展的层次上讲，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梭斋（有的地方称苏尼）为主专司祭祀、祈福、镶灾、招魂、指路的原始宗教文化；二是以毕摩为核心，用经文诵读祭祖、指路、作斋、作祭、看病等为内容的具有文字记录的传统文化。毕摩文化是从梭斋（或苏尼）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梭斋是无文字史前的原始宗教文化的代表，毕摩是彝族进人文明时代后出现的宗教领袖。彝族社会发展到“兹”（君）、“莫”（臣）、“毕”（师）三位一体后，毕摩又是政治军事的领袖成员之一。
从传承的形式而言，又分为无文字的口传毕摩文化和有文字经典的毕摩文化。口传毕摩文化是在民族融合中，由于本民族文字消失而出现的一种非历史正常发展状况下出现的一种缺陷型文化。传承形式上的两种毕摩文化都具有本民族传史、从医、镶灾等功能。
本文以毕摩文化为核心，探讨这一传统文化在彝族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毕摩文化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
毕摩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是彝族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内容上讲，它包括彝族的语言、文字、文学、哲学、风俗、伦理、历算、医学、农学等。从形式而言，一是仪式，二是经典。仪式和经典是毕摩文化的核心和基本部分。毕摩文化的核心是毕摩们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是别于世界三大宗教和中国儒学、道教的一种崇祖信神的文化。毕摩识彝文，通晓彝经，精悉宗教礼仪，有法器法具和宗教经典，能吸收、翻译外来的文化。它的性质是一种不同于民众文化的特殊的宗教文化，建筑在彝族原生信仰的基础上，跨越时空，源远流长，对彝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毕摩文化起源于彝族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公社时代，是彝族原始宗教发展到完备阶段的产物。① 据彝文史料记载，最早的祭司（毕摩）系彝族先民部落首领密阿迭。他曾“教人做斋，以供奉祖先”。据有关学者推测，密阿迭约为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人。彝文文献《尼苏夺节》和《文字起源》记载，能人尼拾搓在同洛山栽金树银树各一棵，金银树各开3500朵花，尼拾搓邀东西南北中五个贤人，照花描文字，造了7000字，后编六卷书。以尼拾搓为主的大能人史称天师六毕圣。凡人图纳上天求学，把书带至彝区，分别在东南西北中五方传授彝文，传播彝经，即弟子奔兹白努、奔生博吉、奔耄阿武、奔若阿同、奔倪阿吉，史称他们为地师六毕圣。②今滇南彝族毕摩把尼拾搓、图纳视为毕摩始祖。
彝族社会步人阶级社会便确立了“兹”（君）、“莫”(臣） 、“毕”（师）三位一体的政权，“君施令，臣断事，师祭祖”，概括了兹莫毕三者的主要职能。毕摩产生之后，即“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③ 从而标志着毕摩文化的形成和诞生。当然，毕摩文化不是一个时代一次就形成的，随着彝族社会的发展而使毕摩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
汉唐时期是毕摩文化形成经典的阶段时期。主要标志是产生了一批毕摩著述的彝文经籍，汉史称为“夷经”。滇南彝文文献《苏颇》《苏膜》成书年代在汉朝。④据李延良先生推断，《宇宙人文论》约成书于唐朝中叶至北宋末年之间。⑤滇南彝文文献素称“百科全书”《吾查》《们查》两卷，大多学者认为，成书年代不晚于汉代。这些巨著，绝非一朝一夕、一两个毕摩所能完成的，而只能是一个时代的大批毕摩才能完成。
明代是毕摩文化向民间发展时期。主要标志是彝文金石铭刻和大批的彝文经典论著问世，如贵州大方县的《成化钟》、云南武定县的《凤诏碑》、云南楚雄彝州发掘的木刻本《劝善经》、医药书《彝药志》，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据有关学者考证，《双柏彝药书》比《本草纲目》早三十年。此外，大量的祭经祭典、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伦理道德的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明清时期又是毕摩文化向不同形式发展的时期，在全国彝族毕摩文化中形成不同书写艺术的地方经典。明清改土归流后，毕摩由统治阶级变为平民百姓，从事宗教活动，但不脱离生产劳动，为彝民祈福禳灾和治病，有的著书立说，翻译汉文经典，传授传播彝文彝经，根据职能的需要，规范经典。主要标志是：清同治四年（1865）云南元江三马头彝族知名人士白里才、白路新等16人赞助银两何四八甲毕摩刊刻《色尾处莫》4800余行的伦理书，云南石屏县木刻印刷《礼法经》，滇南彝区译著《唐王游地府》《西游记》；四川凉山彝族木刻本《玛木特依》；传抄于清咸丰四年（1854）的《祭祖献酒经》、传抄于清道光四年（1824）的《取净水经》。彝族毕摩还汇集大量彝文单字，以便传授学徒，将其按同音字集排列方式，编写成形式各异的字集或字典，如《元阳彝文同音字集》《弥勒彝文同音字集》为之典型代表的字集或字典。此外，清朝云南临安府（今建水）组织毕摩会考，《色尾处莫》的刊刻者何四八甲毕摩就是其中的一员。从大量现存的彝文文献不论宗教经典和其他文献而言，大多传抄于清代，少部分传抄于清末民初，或民国中后期。
总之，明清改土归流，毕摩流落到民间成为平民，但都识彝文、做彝经、知天象，能断阴晴，执行祭祖灵和祭天地以保佑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宗教活动。《开化府志》卷九载：毕摩“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土官甚尊敬之。”毕摩文化为“究天人之际”，毕摩既是天文学、人文学集于一身的人物，特别重视星象和太阳运行规律，熟悉九大行星和二十八星宿。
毕摩还规范民俗礼仪。不论是祭祀习俗，人生礼仪包括出生、成人、恋爱婚姻和死亡丧葬礼仪，还有各种节日庆典，都离不开毕摩的主持和指导。如结婚，由毕摩主持婚礼，唱《酒歌》；丧葬，毕摩念《吾查》《们查》及《指路经》；节日庆典毕摩要讲唱本民族史诗。因此，彝族各种习俗的兴起、发展到定型，毕摩都起了重要作用。毕摩还在彝族医药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彝谚说：“不懂医药不能治病的毕摩，只能算半个毕摩。”当然，彝族医药的发展也离不开全民一致的探索，但集大成者，非毕摩莫属。
毕摩文化的另一个载体和内容，就是用自然宗教、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的形式，记录彝族习俗、历史、伦理，并以自然宗教和祭祀仪式、安灵仪式活动形式来传承和传播毕摩文化。如丧葬礼仪的《吾查》《们查》《查诗拉诗》《指路经》《祭早饭经》《送魂经》《招逝者魂经》《家谱》等，自然宗教活动《祭天地经》《祭龙经》《祭山神经》等，还有原始巫术括动的《百解经》《咒人经》《驱鬼经》《驱邪经》和祈求祷告活动的《祈福经》《祈安经》《招魂经》等，均无不是毕摩文化的载体和主要内容，这些毕摩文化都贯穿于整个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
二、毕摩文化中的彝族史学
毕摩文化包括了整个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与彝族史学有关的，有各家支、各家族的《指路经》《谱碟》及《送亡魂经》《招逝者魂经》《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洪水泛滥史》《六祖魂光辉》《查姆》《吾查》《们查》《滇资彝古史》《阿黑希尼摩》《勒俄特依》《训世经》等。各地方的彝族《指路经》有不同路线、时间、背景以及内容。毕摩经典中的彝族迁徙史可分为笃慕洪水以前的远古迁徙史、笃慕之子六祖上古分支迁徙史、中古各支系迁徙史和元明之后宗族家支迁徙史四个阶段。
笃慕以前元古迁徙史，根据彝文文献《吾查》《们查》《苏颇》《苏嫫》记载，远古彝族有尼、濮、罗三大支。彝族自称“尼”起源于母系氏族对女祖魂的崇拜，共同的族称为“尼颇”，即尼人，“尼”具有天、母、女的含义，“尼”字古音与“夷”同。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从尼部中分出来，“罗”为虎为太阳。罗部还没有从尼部化分出来，濮部就从尼部中分出来了：濮以表示男祖魂的葫芦为崇拜对象，是彝族进入父系社会以后，从尼部中分流出来的。因此，至今居住在红河两岸的红河、元江、个旧、建水、石屏、屏边、元阳自称濮拉颇，大多不知笃慕为何人，也不知六祖分支之事，只知道他们祖先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彝族祖先分支出来的。彝族尼、淮、罗三大支，经过分支北上又南下，历史长河演变过程中，属于尼部彝族的有诺苏、纳苏、阿哲、阿西、撒尼等支系，人口约占整个彝人的五分之三。罗部后裔包括阿勒颇、老务颇、阿务颇、腊鲁颇、阿鲁颇、倮倮颇等支系；濮部即包括今渡拉颇、淮瓦颇、母基颇、腊欧颇、阿普颇等支系，罗濮后裔约占彝人的五分之二。《汉书·西南夷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都有记载；濮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居于楚西南，史称“百濮”，大概包括云贵川到江汉流域以西。《逸图书·商书·伊尹朝献》中记载，濮人向商王朝献“短（矩）狗”，魏晋以后汉史文献又把濮僰混同，形成了在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误区。在彝族中，尼、濮分支较早，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产物，濮部作为祟拜代表男祖魂的葫芦而出现，但他们仍属于尼部的系统。⑥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说，彝族濮拉支系可能是彝语支民族哈民族纳西族尚未从西南夷（尼）部分支出来之前就分支出来了，其分支比彝族和哈尼族分支早得多。濮部分支后大多居于滇南红河两岸干热河谷地带，有的学者认为，濮拉为濮人、濮族，是濮水（滇南红河江）的濮人濮族，是古代濮人之后裔。《汉书·地理志》载：“仆（濮）水（指今滇南红河江）出缴外，东南至来唯人劳。”朱希的《云南濮族考》说：“余谓仆（濮）族因仆（濮）水而得名，不如谓仆（濮）水因仆（濮）族而得名，犹僰道因僰族得名也。”《中华民族史》云：“濮，今称倮倮（彝族）。”《云南民政概况》云：“濮蛮，此类夷（彝）人，散居山里，普思（普洱、思茅）沿边极多。红河一带谓之卜拉（濮拉）, 金河（金平、河口、屏边）一带谓之蒲拉（濮拉），大概系同种。”
秦汉时，从尼部中分流北上的濮罗都相继回到尼（夷）故地南中周围。这部分彝族回归后使西南夷更加强大。汉武帝想用武力征服都不得不凿昆明湖，以练水军，以备万一。又夏商之际彝族先民一部分就从南盘江流域进人了金沙江流域，北上到陕、甘、青地区，大部分继续居古滇王国和古夜郎国周围，创造了古滇国文化和古夜郎国文化。
根据大量的彝文文献记载，在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尼部落就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在今天四川地区有“宜”“能”两大支彝族先民部落，“宜”部落居住在川南宜宾，“能”部落居住于成都附近。“宜”乃“尼”方音翻译者的错误，“宜”即为“尼”，彝族始祖希幕遮的十二世孙迫勒道娶了宜部宜考姆的女儿考姆舍楚为妻，生九个儿子，幼子道慕宜和孙子慕宜赤都是与宜部落联姻的。能部落与汉文献记载的“蜀国”有很大关系。⑦《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西南彝志》记载古夷人武德本、武古笃、武陀尼、武淮所等部族，均未列“六祖”系统。武德本的后裔居于今昆明、禄丰一带的彝族世代称他们远祖为武德本。云南沪西、弥勒阿西支系，相传他们的祖辈很早就住于罢第黑（今贵州威宁草海），继与濮人争夺，转战于“那于”（金沙江），后移徙今弥勒、沪西、开远一带至今。⑧各地彝族《洪水泛滥史》和方国瑜《彝族史稿》认为，约公元前3000年前，彝族一首领仲牟由（笃慕）避洪水，从巴蜀一带取大葫芦作舟，跨过金沙江迁居乌蒙山东川一带开始，第一次彝族内部原居先民与北上南下的先民大汇合之后人丁兴旺，分支开疆拓土。尔后在古滇国先后出现了以俄木罗（开远）、俄罗（楚雄）、纳添（今疑晋宁石寨山）为中心的部族联盟制政治体系，并把社会分成等级制进行统治。总之，彝族六祖之父笃慕，春秋时代，因蜀地“发洪水”无法生存，从今四川宜宾迁至云南洛宜山一带居住。云南民族大学张纯德先生进一步考证说，笃慕在蜀遇洪水，到洛宜山避难于，洪水后到今昆明大普吉一带设歌场，与其他部落女结婚迁至东川一带。后部民渐增，迁居昭通地区及昭通市郊区葡萄井附近。⑨
笃慕之子六祖分支的上古迁徙史，即六祖分支的情况。《洪水泛滥史》和《指路经》说：洪水泛滥时，人类都遭殃，只有笃慕一人因仙人指点，取大葫芦作舟避洪水得于幸存，漂流到滇东北洛宜山居住，包括今禄劝、会泽、东川及四川会理等地。这一地区立体气候明显，土地肥沃，有大量铜矿资源。笃慕率领自己的部民开垦出大量的肥沃土地，冶炼青铜，打制铜器，自称“洛宜白主”，汉史将其称为“邑君”。由此可知，这些邑，是指一个个的彝族村寨，它们分布在山间平坝之中。⑩《六祖魂光辉》记载，洪水消退后，由笃慕主持祭祀，实行六祖分支，由他的六个儿子，分别率领六支民众，向不同的方向迁居发展。六祖后代，当他们找到依山旁水的地方时便定居下来，开垦经营生息繁衍。《西南彝志》记载，武、乍二支系在向云南中部、西部和南部分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当一地民族融合，成为今天云南境内彝族、白族及其他一些彝语支的兄弟民族的先民。据《且兰考》记载，乍支系有由云南发展到国外去的。糯、恒二支系向四川雷波、四川凉山发展。且恒支系先为乌蒙部（今昭通一带），其后裔的一部分于中世纪进入凉山,今称“古候”家。布支系最早分布在今云南宣威，一其后分支到威宁”称“纪俄格”家，另一支分支到安顺，称“冷冷格”家，还有分支到北盘江上游的。默支系先居东川、会泽，后二十世孙勿阿纳迁居赫章、毕节、大方，经鸭池河到贵阳，建立了地方政权，为罗甸水西王国的前身。六祖分支相当于公元前30世纪初，距今约5000年。11
由此推知，彝族六祖分支地点在洛宜山。属于毕摩文化主内容的各地《指路经》的终点90%以上都指到昭通、东川、会泽之间的洛宜山一带和昆明、滇池周围。《指路经》中所阐述的迁徙源头与六祖分支地有关。如：
罗平彝族先民迁徙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洛宜山出发，经一带的元谋、楚雄、最后抵罗平定居；另一条从洛宜山经东川、昆明、通海、曲靖、路南、泸西等地最后定居宣威。
彝族先民从洛宜山出发，经元谋、禄丰、安宁、昆明、篙明、东川、宣威、贵州盘县，最后又转回宣威定居。
峨山彝族先民从洛宜山出发，经昆明、西山、晋宁、通海、石屏，最后定居于峨山的好谢山。
双柏彝族先民从昆明出发，经峨山、新平、易门、绿汁江、吹风山、石碑山、莫科山，最终定居于双柏县。
禄劝彝族先民从昭通出发，经鲁甸、巧家、寻甸，到禄劝、云龙乡、罗奔山、阔莫山等地定居。
红河县彝族先民迁徙路线有三条：一条是从昭通葡萄井出发，经宣威、曲靖、洛宜山、晋宁、昆明、江川、通海、建水、石屏，最后在红河定居。一条是从洛宜山出发，经晋宁、东川、寻甸、昆明、玉溪、峨山、新平、石屏、元江，最后定居于红河。一条是从贵州草海周围出发，经威宁、宣威、东川、寻甸、昆明、通海、华宁、建水，最后定居于红河县阿扎河乡境，他们称他们的祖先为“德史”，即他们为德史部之后裔。
石屏彝族先民从洛宜山出发，经昆明、晋宁石寨山、通海河西、建水、石屏异龙湖、赤瑞湖，最后定居于石屏大桥乡一带。
四川普格彝族先民从昭通出发，经昭通通晒河、镇雄、布拖，最后定居于普格。
四川甘洛彝族先民从昭通出发，经美姑、昭觉、西昌、冕宁、喜德、越西，最后定居于甘洛。
四川盐边彝族先民从洛宜山出发，经金阳、会泽、威宁、美姑、雷波、昭觉、西昌、盐源，最后定居于盐边。
贵州大方彝族先民从会泽出发，经宣威、会泽、威宁、赫章、水城、纳雍，最后定居于大方。贵州威宁彝族先民从昆明出发，经昭通、曲靖、会泽、草海，最后定居于威宁。
以上的迁徙路线出发点都在昆明滇池周围，尤为昭通、东川、会泽一带。“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彝族的先民就活动在今云南的昆明、楚雄、玉溪、红河、曲靖、昭通等六个地州市所辖区。”
另外，红河州彝族阿务支系最终指向昆明翠湖边；撒尼支系指向澄江县；阿西支系有的终点在大理，有的指向昆明；母基支系的终点在蒙自、开远；濮拉支系有的指向开远乐白道，有的指向大理点苍山脚；阿哲支系的终点则在昭通、毕节一带，有的由昭通北上还有七八个地点。各支系迁徙终点不一，南来北往，东去西来，最后集中到红河南北两岸。又各支系离开终点的时间不同，淮拉支系离开终点的时间，大致从汉武帝挥兵击昆明开始，而其他各支系大多是蜀汉诸葛亮五月渡泸入滇以后离开原居地。弥勒、开远、华宁阿哲支系，由于内部纷、唐宋时离开大方、毕节，经赫章、威宁、宣威、曲靖、罗平、路南、宜良、澄江、通海、峨山、建水利民，渡南盘江居于此地。由此可见，家支家族大迁徙在汉魏晋时期。其原因是诸葛亮入南中，移动大内迁，越州地区蜀人人彝族地区，导致了彝族军事联盟为主的政治体制的完全崩溃和瓦解，被迫或愿意内迁的现象。
唐宋时期是彝族姓氏、家族迁徙时代。其中主要是内斗纷争、冤家械斗、互相掠夺等原因造成。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派凡御史严正海协助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在统一斗争中，六诏之一越析诏与蒙舍诏发生冲突，诏主波冲之兄于赠率残部败逃金沙江北，最后被阁罗凤消灭。诏主和大臣及其亲随们虽被消灭了，但其部属子民们为躲避战乱和灾难，忍辱负重，扶老携幼，沿金沙江而下，谋其生存，图其发展。多少年后，终于来到昆明，与原先生息繁衍在昆明的阿西颇合为一处。与部分阿西颇、阿哲颇继续往南迁居今弥勒、沪西两县，在弥勒建立“自杞国”与大理国抗衡，形成宋代长江以南大理、罗殿、自杞三国鼎立格局。南诏国国王被郑买嗣杀害，南诏国内让，施浪诏后裔的施氏从大理洱源县，顺红河江而下，在元江因远坝渡红河南下，定居于绿春县牛孔彝族四大寨。同时，南诏国彻底崩溃和瓦解，部分国民如彝族濮拉支系从大理点苍山脚被迫迁出，顺红河而下，经新平、双柏、元江，迁居红河两岸的红河、石屏、元阳、建水、个旧、金平、屏边、河口等县的干热河谷地带。有少部分淮拉支系再迁居今越南莱州省北部。
元明清时期，元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立土司、卫、所、营，实行军事制度。明清改舍，朱元璋实行移民戍边，军屯、民屯、商屯在西南彝区大量出现。《云南通志·兵食志》记载；云南省军屯人数达29万之多，军屯田土面积为130多方亩，占全省耕地面积310万亩的42%。建水为全省军屯36卫所之一，驻五个千户所共2340余人。有屯田面积43655亩，同时还广泛实行民屯和商屯，1384年明朝廷又迁江南大姓以实云南，两年后沐英又将留戍云南的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部司兵部家属迁云南，相当一部分到了弥勒、泸西、蒙自、建水、石屏等地坝区屯垦。这样，不仅把彝族历史上的民族形式的行政职级取消，而且土司、土舍、土官改流，把彝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体制完全统一在中央皇朝的范围内，更加快西南彝区政治体制改体和瓦解。濮拉支系的后裔原来居住的开远坝、大庄坝、蒙自坝，弥勒部、阿庐部、阿僰部、居中部居住的泸西坝、弥勒坝、虹溪坝，开远坝，在明洪武年及其以后变成军屯民屯的重要基地，内地迁入的人员增多，彝民渐少，部分向红河江外或向内地山区大量流动，开始形成支系之间交错杂居的现象。
从现存彝文《指路经》和《家谱》看，红河州彝族尼苏支系是世居建水、石屏的古老土著民族，部分从外地迁人，元明之际往江外或向内地山区大量流动迁居，彝族濮拉支系包括母基颇、倮倮颇、阿普颇、阿鲁颇是世居开远、蒙自坝区的土著民族，明清之际流落到内地山区和红河江外及今越南莱州省北部。
《江城县概况》说：“江城阿渣寨的彝族由玉溪、元江、新平、建水等地迁入定居的。”（绿春县志）说：“本县彝族是在清雍正七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29一1775）间，先后从元江、元阳、建水、石屏等地迁入。”《红河县志》载：“县境内彝族，有自称‘尼苏颇’‘卜拉（濮拉）颇’两个支系清时期由元江马头、石屏、建水、开远等地迁入。”《元江县民族志》载：“建水县‘张氏’, 石屏县‘白氏’彝族迁徙到元江。”《元阳县志》载：“唐南诏和宋大理国时期曾在通海、蒙自、建水一带居住，部分南渡红河，大部分在境内的芭蕉岭、牛角寨、沙拉托、水卜龙等村寨居住。
红河宝华彝族迁徙路线：从建水城出发，经建水官厅，渡红河南下，上安庆，最后定居于宝华村；元阳水卜龙彝族迁徙：从建水城出发，经建水官厅，渡红河，经南沙，最后在水卜龙定居；绿春牛孔彝族四大寨迁徙路线：从建水城出发，挂经建水官厅、元阳，最后迁居此地。红河大新寨李八一奎毕摩家迁徙路线，从建水出发：经石屏坝心、石屏阿约山，渡红河，经红河垤娜、龙车，最后定居于大新寨。所以，有人说建水、石屏是彝族尼苏支系的聚散地。
三、毕摩文化在彝族史学中的作用
纵观整个彝族毕摩文化，在彝族史学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又在以下几方面：
1. 为彝族历史的断代学提供了文献依据。中国历史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各个阶段又以朝代分为若干朝，以酋长、皇帝世系时间为依据断代构成中国史学中的链式结构体。
彝族史学由于没有认真发掘毕摩文化中的史学部分，有些人用汉史断代时间来套彝族史，有些用故事神话推测彝族历史，均有不足之处。现在编纂《中国彝族通史》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关键是史学中的断代学、职官等基础性的东西发掘得不够。
毕摩文化中以君长长子血缘相连的谱系提供了彝族史学断代根据。如《西南彝志》 载，彝族历史发展经历过哎哺到公元前8世纪360代，尼能81代，什勺80代，米靡31代，举偶28代，邛部86代到清康熙三年（1664）六个重要时期，共685代人。
2. 提供了整个彝族历史不同阶段的史料，并从中了解到彝族古代国家体制，西南民族关系史的发展情况等等。彝族先民曾经在以云贵高原及金沙江畔为中心的广阔疆土上建立“古莽国”“哀牢夷王国”“古滇王国”“南诏国”“罗甸水西王国”等数十个以独立政权存在的部落联盟形成及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过程。据考证，公元前13世纪，在周王朝的最西边的南部有一个范围较大的西南夷国家，史称“古莽国”；公元前316年，以笃慕为首的彝族在今成都以西以北及云南地区建立强大的国家，史称“蜀国”；公元前280年彝族在今云南一带建立了“古滇王国”；公元738年彝族首领皮逻阁统一云南建立了“南诏国”；公元前135年贵州彝族建立了“夜郎国”, 宋代贵州彝族建立了二“罗甸国”。
四川彝文《创世纪》和《训世经》说，在雯治世烈之前，尚有四个王朝，共33代，皆系女系氏族王朝，即“尼妳——舍什——姑乌——嫫舍”。每一个女系王朝的名称之后都带有“毕”字，当为女性的“罗施鬼主”之名，可知宗教上的“罗施鬼主”，在母系女权氏族社会中已经开始存在了。
滇南彝文文献《裴妥梅妮》和《吾查》记载说，君王骨灰盒是用金铸成，臣子骨灰盒是用银铸成，毕摩骨灰盒是用铜铸成，匠人骨灰盒是用蔑编成，庶民骨灰盒是用葫芦破成。打制骨灰盒，等级不能同。富用高贵货，穷取价廉物。《物始纪略》记载：“君又分九级，各掌各的权。九级又下分，臣也分九级，九级分九等。”说明当时彝族社会不仅出现了贫富分业，弃出现了金银铜铁的器物和金属生产工具，且有从事这方面手土业的人；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相当森严，不能逾越。
彝文文献《爨文丛刻：呗耄献祖经》记载了毕摩的代数，说太古时候，史兹史得家先有毕摩，后来女里家有人做毕摩，其后什勺家的人做了8代毕摩，接着格俄家的人做了9代毕摩，米靡家的人做了11代毕摩，最后邛部的人做了20代毕互茸。这是用彝族毕摩的世系代数来说明彝族的历史经历了哎哺、尼能、什勺、米靡、举偶、六祖等彝族上古六个时代。
3. 弥补了古代彝族自然科学史研究的空白。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历法和生产工具的铸造及农业、手工业、医药和科技发展等几个方面。
天文历法方面在《西南彝志》《天文学史》中记载，哎哺时代的中后期毕摩能人观察植物的生长具有季节性，君以树纪年，臣以石纪月，后“哎哺奢堵基，住在大地门，记录九重天，他辨识天象，天象千万样；他辨识天文，住在地中央，整理天上知识，分析地上见闻”。逐步形成了天文历法知识，掌握了天文历算、四季八节产生和交替规律及四方八卦。约商周时期，彝族毕摩发明创造使用了“十月太阳历”“十月兽历”及其以后《宇宙人文论》。它们已成为彝族至今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历算工具，引起我国科技界越来越重视并载人史册的科学历法和宇宙规律，填补了历算方面的空白。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尼苏夺节·开天辟地》记载了“天如把伞，地圆像鸡蛋”的“地球圆蛋说。”《捡太阳经》以动人美妙的神话传说，叙述了远古彝族先民认识到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宇宙运行规律。
《彝族源流》和《们查》及《阿赫希尼摩》记载，早在彝族母权制兴盛时期，农业自然科学有一定发展犷开始栽种麦、稻、黍、荞等为主的农作物。并开始利用植物的秆；纤维、柔韧的枝条和动物的毛发等编织器物和纺织产品，此时还种麻织麻布，种桑养蚕吐丝纺织丝织品，还打制金属首饰佩戴，并有了从事手工业者。毕摩还利用本身掌握的彝文化优势，一经掌握药物，就用彝文记录药物名、病状、方子，在毕摩文化的经典中，如前面提到的《彝药志》《双柏彝药书》及《启谷书》《元阳医书》《哀牢彝医书》《诺苏浓启》《寻药找药经》《献药经》《看人辰书》《医算书》《采药炼丹经》等。《父母恩情经》记载了彝族生育观，说“天上一甘露，慢慢往下落，落在父身肩。这一滴甘露，父身藏三月，母身怀九月。一月像露珠，二月绿细叶，三月变团圆，四月如蝌蚪，五月变人形，六月长四肢，八月兔儿蹦，九月离母体。”这与当今研究人体生育资料相一致，“睾丸内精24 个小时均生殖，排出的精子是三个月前产生的。” 可说彝族毕摩“父身怀三月”的科学论断。
四、关于彝族史学中的几个问题
综观彝文文献和元明清以前有关汉文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有如下几个问题：
1. 从汉文文献来说，元明以前有关彝族史学较为模糊，如《史记》《蛮书》《后汉书》等，对西南彝族历史的记载可说是廖若晨星，模糊不清。元明清编纂的滇川黔《通志》《志略》《府志》《州志》《县志》及二《元史》《明史》《清史》等记载了有关彝族历史，尤为清朝时期所编的各种史料，比较明确地记载了彝族支系分布、彝族人口、服饰、节庆、饮食等。但是，汉文献记载的彝族历史，一是没有系统性，一笔代过，一言概之，或者零零散散；二是没有全面性和完整性；三是带有统治阶级的偏见，出现不科学不客观的论述。
2. 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大都以宗教形式反映，在叙述上带有或多或少不客观的成分。如“百科全书”式的数部创世史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六祖魂光辉》等，彝族历史文献《指路经》《送亡魂经》《招逝者魂经》《饯行经》中各地彝族迁徙史较真实详细，尤以《六祖魂光辉》《六祖谱系》分支原因和地点较明确，但由于时间久远，难以考证确切的分支地点和分支的具体年代，以及迁徙的具体路线，给彝族史学中的编年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另外，与彝族有关的“古莽国”“夜郎国”“古滇王国”“哀牢夷国”“自杞国”的国都在今何地？第一个国王是谁？传了几代国王？历时几年？均无法考究。
因此，要搞好彝族史学，除了以毕摩文化中的史学为基础外，还要结合考古学资料和田野调查及汉文史料，才能弄清彝族的形成、兴盛、解体，以及各地各支系的迁徙时间和路线。综合其他学科进行研究，才能得出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彝族通史》资料。
① 何耀华 《彝族社会中的毕摩》，载《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二期。
② 李八一奎译，孔昀整理 《尼苏夺节·文学、伦理》，云南民族出版1995。
③ 罗文笔译，丁文江整理 《班文丛刻》（甲编）。
④ 师有福 《试论＜裴妥梅妮一苏颇＞的内容和成书年代》，载《彝族古籍研究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⑤ 李延良 《 彝族哲学著作＜字宙人文论＞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四期。
⑥ 师有福 《 从神权等级层次看彝族古代社会结构的审美意识心理）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 1997年第一期。
⑦⑩ 陇贤君《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⑧ 陈英《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调查》，载（四川贵州彝族社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
⑨ 张纯德《彝族始祖笃墓若干问翅的探讨》,载（彝族古籍研究文集》，云南大学出版杜，1993。
王林馥、陈英 《彝族六祖经流及其年代问题》，载《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张庆芬 《浅谈彝文古籍〈指路经〉》，载《彝族古籍研究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师有福 《从〈指路经〉中看彝族先民的迁徙》，载《彝族文化》1998年第三期。
见《江城县概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见《绿春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见《红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见《元江县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
见《元阳县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图片：蒋志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