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西是贵州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地方政权的指代，也是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同时还是一个从这个指代的名称形成之前和之后从历史上到今天对某一个地域文化的指代性称呼。水西名称的来历，源自于明代。当时在划分地域和行政区域时，以鸭池河为界，此水之东称为水东，此水之西称为水西。水西之地为贵州宣慰使安氏所领，水东则是贵州宣慰同知宋氏所领。
一、水西文化的历史渊源
1.水西历史脉绪
水西是以彝族为主体民族的地方，彝族之居于水西之地，源自彝族在六祖分支之后，彝族六祖中的第六支默部迁徙到贵州境内的黔西北一带，约在秦汉之际在此定居下来。在蜀汉之际，水西彝族君长妥阿哲曾经帮助诸葛亮南征，为其献粮通道，蜀汉政权平定下来。在蜀汉之际，水西彝族君长妥阿哲曾经帮助诸葛亮南征，为其献粮通道，对蜀汉政权平定南疆巩固后方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被蜀汉政权授官封王，准予袭职继统，后来建立了罗殿国，显赫一时。其后裔引以为荣，遂以阿哲之名自名其部，直到近代时期世人仍然称呼水西之地为阿哲米——即阿哲的地方。其后，水西彝族君长曾经世代受到封建王朝的封赠，世代都有一些著名人物被历史所记载，唐朝有阿佩，宋朝有普贵，元朝有阿画等等。到明代，水西彝族地方政权帮助明王朝进军云南，平定了元小梁王巴匝刺瓦尔密残余势力，使大明王朝的一统江山成为定局，水西彝族地方政权也由是得以继续世袭，其君长并被授予贵州宣慰使之职，并且“位居各宣慰之上”。据《明史》记载：“洪武初，同宣慰宋蒙古歹来归，赐名钦，俱令领原职世袭。及设布政使司，而宣慰司如故。安氏领水西，宋氏领水东”。这是“水西”一词明白记载入史志最早的所见。明代是水西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清朝时水西文化又有了重大发展。其后，水西文化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彝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总称，提到水西之时必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彝族文化联系起来。
2.水西文化地理
水西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明代所设贵州宣慰司的行政区域，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包括现在贵阳市的贵阳城区、开阳、修文、息烽，清镇的一部分；毕节地区的金沙、黔西、织金、大方、纳雍、毕节的一部分；六盘水市的六枝、水城；安顺市的普定的一部分。但是就后来和此前的彝族阿哲部统辖的影响的区域而言，其文化影响所及，还应该包括今黔西北地区的威宁、赫章连接云南的镇雄、昭通，六盘水市的盘县，安顺市的关岭、镇宁、平坝，黔西南州的普安，遵义市的赤水连接川南的古蔺、叙永等地。这些在彝文古籍《播勒迎亲对歌记》、《侯娄阿底的爱情与战争》、《益那史曲》、《哲珠喽儿与带布汝球》等等当中都有明晰的记载。这个文化圈包含了明代贵州宣慰使安氏家族所辖的水西四十二目之地和水外（即水东）六目之地——合称为“水西四十八部”，还有播勒、阿外惹、乌撒、芒部、扯勒等等彝族各君长所辖的一部分地域。
二、阿哲部辖地历代著名人物与水西文化的形成
彝族六祖分支时期的第六支黔部始祖慕齐齐，是水西文化的本源。这一支彝族迁徙到贵州西部地区之后，开始在此繁衍生息。到了蜀汉时期，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时，得到慕齐齐的后裔妥阿哲（有的汉文史志记载为济火、济济火或者火济）的支持，安定了蜀汉政权的大后方，妥阿哲也得到了蜀汉政权的封王之赠，由此奠定了水西作为彝族方国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同时奠定了彝族顾全大局、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基石，因此可以说，妥阿哲是水西文化的奠基人物。从此以后，唐朝的阿佩、宋朝的普贵、元朝的阿画等等都是秉承了妥阿哲开创的方国基业，把水西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元代有一个著名的彝族女杰奢节，是元末“宋隆济蛇节（即奢节）”起义的领袖之一，她的起义是在朝廷猛于虎狼的暴政逼迫之下顺应民意而高举义旗，也为水西文化中增添了不屈不挠为民请命而舍生取义的光彩一笔。因为爱国主义毕竟是彝族历史的光荣传统，就好像唐朝与南诏战争之后，南诏在战胜的情况下仍然刻立了著名的《南诏德化碑》表达对于国家的忠诚之意，奢节的起义实属被逼无奈之举。到了明朝，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贡献，促成了水西文化基本形成，这些人物有霭翠与奢香夫妇及其儿子安的、安国享、安国泰、阿哲遮麦、安贵荣、安万铨等。特别是奢香夫人，她在许多方面都对明代水西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奢香夫人继承了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团结传统，推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开辟龙场九驿工作研究西南地区的开发开放，建立健全完善了则溪制度等等，都是水西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上非常突出的特色。到了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编纂了著名的彝族史籍《西南彝志》的历史学家热卧摩史，用史笔对水西文化进行了极大的丰富。还有清代的许多无名文人，在水西这一片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彝文古籍和彝族碑刻，大大地丰富了水西文化的内涵。正是有历朝历代各种各样的著名人物的努力，才使得水西文化得以形成，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彝族历史地域文化。阿哲部辖地历代著名人物和无名文人学者，对水西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水西文化的主要特征
文化作为一个广义的用词出现的时候，它包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人类作为文化的创造者，通过创造人类自己的文化使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同时，人类文化也有其共通性的一面，这就是今天能够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基础。同时，由于所居住的地理环境和种族民族的不同，各民族文化也会体现出不同差异，甚至同一民族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历史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等等，也会有不同的差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就是这种差异最好的描述。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彝族历史地域文化，水西文化当然有它自己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限于篇幅，在此简要概述水西文化明显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几个主要特征。
1.物质文化方面
水西的物质文化由于其在地理上与地理环境相同的其他地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比如粮食以玉米、土豆、荞麦、芸豆、水稻等为主等。在千百年来人们对水西物产的记录和传播中，以三种特产最有水西的地域特色，这就是漆器、咂酒、水西马，其中又以水西马最为突出。建筑方面以宣慰府和九层宫殿（有的称为九层衙）为最有民族建筑特色。在交通方面以奢香夫人所开辟的龙场九驿及其后裔建筑的水西十桥为标志。
A.漆器暂且不说，关于咂酒和水西马。直到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过彝族地区的时候，初次饮到彝族咂酒，就赋了一首关于咂酒的诗，诗曰：“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亦低头。五龙抱住擎天柱，吸得乌江水倒流”。这就是水西地区的彝族用五根咂酒杆吸饮咂酒的生动写照。古代贵州地方盛产名马，水西马是古代贵州名马种之一，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中说：“产马之国，曰大理，曰自杞、特磨道、罗殿、毗那、罗孔、谢蕃、藤蕃等”。上述各处，除了大理和特磨道是在云南外，其余的都在贵州境内，而罗殿、毗那两处就是大方、织金一带地区，也就是说，这两处地方属于水西之地。这些地方所产之马，又以“水西马”和“乌蒙马”最为有名。田雯在《黔书》中说：“水西、乌蒙近于西，故多良马，上者可数百金，中亦半之，其鬻放外者凡马也。水西之（马）状甚美，前眎鸡鸣，后瞰犬蹲，膈阔膊厚，腰平背圆，秣之以苦荞焉，啖之以姜盐焉，遇暑渴，又饮之以齑浆焉，体卑而力劲，质小而德全，登山逾岭，逐电歘云，鄙螳螂而笑蝘蜓也。龙髭凫臆，肉角兰筋，志倜傥而精权奇也。有马如此，不可谓非良矣”。水西马作为著名的贵州名马之一，也荣过“爬山虎”的美名，唐宋以来一直作为贡品上贡。据《黔记》记载：“（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三十九部顺化王子若发等三百七十七人来贡马六百匹”。这些好马，到明朝初年，是明太祖朱元璋在“经略南荒”时所必不可少的战争、驿传、交通运输中不可多得的良物。据有关史料记载仅仅水西一地，在明朝洪武年间就上贡水西马35次之多，而奢香夫人向明朝廷贡马就是水西的一件重要政治事项。据研究，奢香贡马或者奢香遣人贡马的情况，就有按定制贡马，邀宠贡马，选贡名马，供驿传之马，谢恩贡马等形式。可见，作为水西特产的水西马，在水西的历史上曾经占据过重要的角色，成为水西的标志性物产之一。
B.关于龙场九驿、水西十桥。这是一个关于水西物质文化特色中关于交通方面的总概括。据史继忠先生的研究：“‘龙场九驿，水西十桥’，说细一点，就是‘龙场九驿、十八站，水西十桥、千岁衢’。‘龙场九驿、十八站’是明代前期的代表，‘水西十桥、千岁衢’是明代后期的代表”。《明史·土司传》载有明洪武十七年奢香“立龙场九驿”；《平远州志》载：“霭翠妻奢香为贵州宣慰使，置九驿十八站”。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所谓龙场九驿应该是指：龙场驿、六广驿、奢香驿、金鸡驿、阁鸦驿、归化驿、毕节驿等；所谓十八站，应该是指：卜野孥、木阁箐、龙场、蜈蚣、六广、青岗、谷里、朵泥、水西、雨那、杨家海、西溪、乌溪、金鸡、阁鸦、落折水、老塘、归化等站。龙场九驿全长约300公里，与今天的贵毕公路路线大致相同。所谓“水西十桥”，实际并不只有十座桥，而是二十几座，成化年间的一组为“前十桥”，万历年间的一组为“后十桥”。明朝正德六年赐进士翰林院周某所撰《十桥碑记》有关于前十桥的记载；万历二十二年赐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佚名所撰《重修十桥碑记》有关于后十桥的记载，名称与前十桥是不同的，后十桥是安国亨组织修建。“千岁衢”是安万铨组织修筑于大方城西南马场白布河左岸落启坡、刊山凿岩而建成的一条长约2公里的通衢，因解决了艰难的山岩交通问题，行路人“咸祝修路人千岁”，故名“千岁衢”，这是明代水西的一项重大交通工程。龙场九驿、水西十桥的建成，给明代的水西地区曾经带来了一次经济的大发展。现存的许多史料和山里碑石都对此有过记录。
C.关于宣慰府和九层衙。宣慰府现代已经看不到，其遗址在纳雍县东治镇，过去曾经被称为“卧这城”。明朝朱燮元的《督蜀黔疏草·水西彝族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中多处提及“卧这”；清朝道光初年安家元曾经在吴三桂焚毁的宣慰府遗址上修建“宣慰庙”；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被撤掉修建乐治小学。宣慰府遗址为五级，符合彝族以“五”之数为吉祥的传统观念，具有明显的彝族传统文化特色。九层衙在大方县城东约8公里处，府衙早已不复得见，但《大定府志》、《大定县志》等史志有记载，后书上说：“城东十五里有九层衙，久圯，惟阶石九层尚存，故名，此即宋初姚州之旧址”。然而其遗址九层尚历历可见。“三”是彝族认为吉祥的一个成数，三的倍数尤其是六、九等数彝族同样认为是吉祥之数，因此府衙建筑为九层自然是契合彝族传统文化。同样地，《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彝文史籍所浓墨重彩地描述的“宏伟的九重宫殿”，每一个大厅都给予了细致的描绘的就有23个（记载的却是24个，1个待考），其建筑特色在数量上都是三或者三的倍数。因此，宣府和九层衙都在建筑理念上传承予彝族传统文化思想，其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彝族古代文化特色，同时以明显的水西彝族建筑文化特色而区别于邻近的扯勒部的大屯彝族土司庄园。
2.制度文化方面
水西文化在制度文化方面的主要特色有三个，比如政权和族权合二为一的“家支制度”，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的“则溪制度”，以“九扯九纵”为特征的官僚制度。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则溪制度”。
A.关于“家支制度”。“家支制度”是彝族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水西彝族安氏政权的家支制度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彝文史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和诸多汉文史籍中对此都有记载。具体说来，其结构为“十二宗亲，四十八目（四十八部），一百二十骂裔，一千二百夜所”。朱燮元的《督蜀黔疏草·水西夷汉各目投诚借置事宜疏》中说：“今卑司宣慰安位之嗣当立，干系地方，时不容缓，就经齐集四十八目、一百二十宗亲、一千二百夜所及掌衙汉把、邻近土司、亿万叟童，选立亲支贤能”。其所奏中误把骂裔当作宗亲，实则宗亲只有十二。根据史料及水西安氏彝族内部的分封情况来分析，这是一种和周朝天子分封诸侯的情况相类似的家支内部以亲疏为原则进行裂土分封的一种政治管理制度，即由水西最大的统治者分封出十二宗亲，十二宗亲又根据亲疏程度分封出第三级四十八目，四十八目又根据亲疏程度分封出第四级一百二十骂裔，骂裔之下又分封出一千二百夜所，这样用血缘关系作为纽带来分割权利，以嫡长子继承制来稳定制度和传承政权，因而能够代代相传而成为著名的“千年土司”。水西的家支制度作为政权和族权的统一体，并不仅仅代表家族的利益，在民族矛盾突出时它代表民族利益，在阶级矛盾突出时它又代表阶级利益，而在同一宗族内部则起着平衡协调各家各房之间利益关系的作用，同时维护长房即最高统治者的权威。
B.关于“则溪制度”。“则溪制度”是水西文化的主要特色，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加地方特色的一种制度文化。
水西彝族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内加强管理，对外加强防御，建立起一套行政功能和军事功能兼而有之的“则溪制度”。其具体的情况是把统治区域根据十二宗亲的分封加上宗主的驻地一共划分十三个区划，每一个行政统治区域就称为一个“则溪”，这就是被史志所常常述及的“水西的十三则溪”。“则溪”是彝语“仓库”之意，有设仓征粮、驻军屯粮、治民赈粮、用兵输粮等等多种功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夷人所据，或箐名，或洞名，皆因险筑垒。如内地之城郭，而所属地界，多谓之则溪。如内地之乡邑，其号为则溪者十有一，而箐洞之属以累百计，未易悉数也”。参考《大定府志》和彝文史志《水西制度》，水西应该有十三则溪，分别为戛勒、安戛、胧胯、的独、朵宜、迂底、六慕、惹卧、以著、化戈、底苏、慕胯、火著。其他史志的记载在名称上有所不同。则溪制度的军事功能和行政功能相结合的记载较多，《大定县志》中说：“每一则溪置一穆濯为骂写，而以一穆魁镇之。则溪之下，又置骂裔、奕续（夜所），以领散地，咸称骂初。其要冲处，或置二、三骂写，而以一更苴统之。苗獠寨丁强亦为骂写、骂初，自统其兵而隶于穆濯之为骂写者”。穆濯、骂裔、奕续是行政长官的称谓，同时又身兼骂写、骂初等军事长官的职能，因而在史志中常常被误记或者混用，造成后来的读者有时无法进行区分，实际上他们都是则溪的统治者，身兼二职，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同时则溪统治下的人民也是身兼平民和兵士两种职能，平时务农，战时充军。《明实录.天启实录》记载：“按安酋土地，小半在水外，其盘踞水外为我肘腋之患者，则仡佬、龙、仲、蔡朵种也。平时则输之粟，有急则助之兵”。《明实录·崇祯实录》也说：“安氏寓兵于农”。由此可见，则溪的统治者是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两种职能两重身份，则溪的平民也是农民和士兵两种职能两重身份，这就是水西的则溪制度最为独特的特征。
C.关于“九扯九纵”。“九扯九纵”是明代水西彝族地方政权的一种特殊的官僚制度，属于士官制度的范畴，“九扯九纵”，明代汉文史籍中已经有记载，《明实录·万历实录》中说：“（水西）四十八目，千五百火头，九扯九纵诸党”。清朝的《大定府志·水西安氏本末》的记载较为详细：“其官有九扯九纵之目。九扯者，自上而下之等级，犹中国之九品。九纵者，分司掌事，犹中国之九卿。九纵之目不可得详，九扯则更苴、木魁、擢魁、补木、器脉、备所、骂色、貊拔、黑乍是也”。从这个记述中可以知道，九扯是指士官的九个等级，九纵则是士官的九种职司。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水西的最高统治者称为“苴穆”，是最高的一级。总理行政的长官是“更苴”，为第二品级。“濯魁”辅佐“更苴”，参与军机大事，是第三品级。“诚慕”掌祭祀，“白慕”掌丧葬，列为第四品级。“慕史”等是“苴穆”近臣，列为第五晶级。“骂初”、“骂色”等官列为第六品级。“濯苴”、“黑乍”等为第七品级。“弄都”、“初贤”等为第八品级。其余普通官员为第九品级。九扯实际上是上下统属的九个等级品秩。而九纵虽然没有明确分工的史料记述，但简要而言是水西政权所分设的九个办事机构，所以《黔西州续志》中引彝文古籍《十目姓氏仪理论》有说“为九室而居之”的情况。
3.精神文化方面
水西文化在精神文化方面，有着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涵。但是有的文化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与其他地方的彝族古代文化多有共通之处而自己的特色少，不在此赘言。从总体上说，水西文化体现了以彝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以彝汉文化交流为主线的格局，直到清朝雍正七年“改土归流”之后，才逐渐失去彝族传统文化的优势。兹在此择要说说水西文化具有特色的几个方面。
A.崇文不僵的文化思想。这就是说水西文化崇尚文化和文明但不是故步自封、僵化不前，而是不断地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又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以推进彝族文明的进程。明朝之前，水西彝族不是十分注重文明成果的积累，但是在明朝水西政治人物大量接触和接受汉文化之后，开始注意文明财富的积累。因而我们说明朝时期是水西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也是水西彝族文明成果积累最多的时期。在此期间，一是出现了彝文典籍中集大成时的巨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大作；二是水西地方出现了彝汉双语并行的生动局面，今存文物《成化钟铭》、《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干岁衢碑记》等都是彝汉双语文并刻其上，至清代时出现了一个彝汉双语文碑刻遍及水西彝族地区的繁荣局面；三是彝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成为一种时尚，《大定府志》中记载了《白皆土目安国泰译彝书九则》的情况（显然是用汉语翻译彝文），而明朝廷也编纂了汉文与彝文对照工具书《华夷译语》；四是水西地区汉儒之学逐渐勃兴，建立起了儒学学校，这主要是明初奢香夫人送儿子安的入太学之后，又在水西地区延请汉儒开办学校，学生实行“有教无类”的政策，各民族学子皆可入学，到明朝宣德十年，出现了水西教育史上的第一个进士张谏。奢香夫人还带头学习作汉诗，其后裔安国泰也有诗作传世。晋朝时期常璩作《华阳国志》时就指出了彝族文化十分发达，已经有许多“夷经”，并且指出“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消长出现了新的形势，两种文明之间互相渗透的结果，是汉儒之学的先进之处吸引了彝族开始向汉族学习，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明。这就是水西文化体现出的崇文不僵的文化思想。
B.尚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彝族古代的武勇曾经被历史反复书写。周文王曾经借助蜀地夷兵战胜过敌人。在凉山等地彝区传说：诸葛亮南征时曾经留下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的故事，据彝史考证，孟获是彝族蜀汉时期一个方国的首领，此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彝族人心胸宽广的情怀。水西彝族崇尚武勇，在节日和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往往举行各种比武活动，或赛马，或射击，或摔跤等等，不一而足，胜者往往得到主事人家的赏赉，更得到姑娘的青睐，会名扬四方。因此，明代的一些史书中常常记载水西“安氏寓兵丁农”，这些民兵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元明清三个朝代，由于朝廷的民族政策反复不一，政策好的时候各民族团结统一，而当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灾难深重的时候，水西彝族也会举起反抗的义旗。元朝的“宋隆济蛇节”起义，明朝的奢崇明、安邦彦的反抗，清初安坤的妻子儿子反吴三桂等等，都是在被逼无奈的时候作出的不屈的选择。这些都反映出了水西彝族尚武而又不屈的民族精神。
C.深明大义的爱国传统。所谓深明大义，是指水西政治领袖人物在重大的历史关头被迫进行抉择时，一般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作出必要的放弃乃至牺牲。这在水西的历史上不只是一桩一件。在蜀汉时期，诸葛亮南征时，为了国家的大局，妥阿哲就曾经为蜀汉政权献粮通道而得到朝廷的嘉奖封诰，成为水西方国基业的奠基人。明朝时期，贵州都督马烨采取民族灭绝政策“欲尽灭诸罗”，为激起事端寻找借口，竟然采用“裸挞”奢香以激起民变企图达到其罪恶目的。在这重大历史关头，是奢香深明大义采取“赴诉京师”向朱元璋告御状的办法，平息“四十八部齐集军门”的众怒，忍辱负重，从政治上战胜了“马阎王”。其后明朝政治逐渐腐败，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逐渐加重，导致安贵荣重修象祠，几度产生叛离思想，在王阳明的两封书信的竭力劝说之下，回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道上来。这些都显示出了水西重要历史人物深明大义，把爱国主义传统代代传承下来。
D.开发开放的进取意识。水西地区的开发，以明代最有成绩。奢香夫人修建了“龙场九驿”，“从此西南通而大道日益辟”，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和经济繁荣。此后，成化年间修建了水西的“前十桥”，万历年间又修建了水西的“后十桥”，后来又在险峻的山崖深河上修筑了“千岁衢”等等，以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从交通上入手，掀起了开发西南的一股热潮。另外，水西政权组织，还是一个开放开明的领导机构。今仍居住在大方县的陈氏汉族人，其祖先陈恩等人曾经是水西政权中的重要大臣；大方县的其他姓氏民族在明、清时期都曾是水西儒学学校中的教师。在反抗腐败进行的政治压迫的时候，各族人民都曾经并肩作战，为生存而斗争。通过不断向先进民族学习，积极进取，不断前进，不断开放本民族文化系统，不断发展自己的经济和丰富自己的文化，水西文化在这些方面体现出一种开发与开放的进取意识。
原载：禄文斌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1月1出版，《彝学弘论》；文稿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