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古代发明有文字，贵州的阿哲家族以世袭方式统治西部地区长达1474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制度。特殊的历史文化对贵州彝族文学发展有很大影响，构成了彝文文学、彝族文艺理论、家族文学、毕摩文学、碑刻文学的个性特征；民间口头文学早于文字文学、彝文文学早于汉文文学、文学作品早于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彝族历史文化；贵州；文学发展；特征；规律
贵州彝族所居住的区域，主要是以毕节市和六盘水市为主的黔西北地区。这一地区地势高寒，土地贫瘠，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创造财富的自然条件较差。贵州彝族历史文化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形成和传播，对贵州彝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贵州彝族历史文化
为了生存，彝族先民努力和大自然进行斗争，获取生活资料，在贵州西部地区留下了许多生产、生活遗迹。
黔西县观音洞的考古发现，这一50-60万年前的文化遗址中，有许多人类使用过的旧石器和剑齿象等动物的化石，证明这里曾经生活过古人类。晚于观音洞文化遗址的水城硝灰洞文化遗址也发现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毕节的青场、何官屯等地，也发现有人类古文化遗迹。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中水考古所发掘的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的稻谷，证明殷商时期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学会种植水稻。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刻画有符号的陶器。刻画在这些陶器上的符号，彝文专家可以用流传和使用于这一地区的传统彝族文字进行识读，说明殷商时期这里生活的古人，与现在在这里生活着的彝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出土于赫章县铁匠乡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青铜手碓，上面有“乃祖祠手碓”五个彝文［1］，证明彝族最迟在汉代时期已经有成熟的文字体系。
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彝族六祖之中的德布部、德施部已经在贵州西部地区活动。彝族《诺沤》、《确匹恒硕》等古籍中，记载有“乍择地可道，可道与可乐”的历史，滇、黔、川连片地区彝族先民交错迁徙的情况十分频繁，有从黔地迁徙到滇地大理地区的益那氏，有从滇黔交界地迁徙到威宁、赫章、普安等县的武氏、乍氏等。赫章县汉代时期的文物遗址可乐夜郎文化遗址，发现有陶屋模型，各种兵器，各种首饰，铜鼓、铜釜立虎，各种铜带钩，特别是独特的铜鼓（铜釜）套头葬式，是世界上独特的一种套头葬形式。这种套头葬，只有彝文古籍《治星经》、彝族史诗《铜鼓王》中有相应的记载［2］。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里发现了铸有彝文的铜镜，上面有四句四言诗歌，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彝文古诗。同一时期贵州出土的铜鼓，还有六盘水市的六枝特区和黔西南州的普安县。这些铜鼓与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属于同一文化类型。
蜀汉时期，彝族默部君长妥阿哲帮助诸葛亮南征有功，被蜀汉政权封为罗甸王，建王城慕俄格在今大方县城一带，传说前后用了约八十年的时间，至今仍然留存下了许多遗迹，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刻立的《妥阿哲纪功碑》［3］，对这一重要事件有记述。
唐朝时期，彝族比楼支系迁徙到今毕节市城区，开创了新的居住地。居住在黔西南州贞丰县一带的彝族首领阿佩，又被唐王朝封为罗殿王，其别帅居住在黔西北地区，被同时封为滇王，至今贞丰县仍然有罗王亭遗迹。同时土目莫翁在大方县城北十二公里处，建立了九层衙。据《彝族源流》等史籍记载，居住在盘县、普安一带的彝族阿芋陡家，建立了雄伟的九十重宫殿［4］。安顺市的彝族播勒大革遗址，是古代彝族大宗之一的播勒氏所建。普安有彝族十二营遗址，这也是古代彝族大宗之一的阿外惹氏的营盘。
宋朝时期，居住在贵州（今贵阳）的彝族首领普贵向宋太祖纳土献诚，受封为矩州（贵州）刺史，同时被赠以王爵。《大定府志》卷五十一《文征一》记载了宋太祖《赐普贵敕》［5］。后来，由于与元朝的对立与战争，对马匹的需要成为朝廷的一项主要的军事需要，特别是南宋时期，北方主产马匹的地区被元朝攻占，贵州彝族地区盛产的名马，被宋王朝所看重，专门在广西地区设立了马市与彝族地区交换马匹，贵州的名马扬名远近，水西地区的水西马、乌撒乌蒙地区的乌蒙马等都是军事所需的重要畜力，《桂海虞衡志》等史志对这些都有生动的记载。
直到元王朝建立，水西地区是元王朝的十四个养马场之一，今存名字于息烽县的养龙坑，就是当年的养马场。元朝对贵州的开发，还体现在大力改善交通条件，打通了从云南经过贵州向四川、湖南等的驿道，使贵州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这也为明朝建立后，在贵州建省准备了扎实的交通基础。现在贯穿于贵州西部彝族地区的几条重要的驿道，正是元朝开始、明朝继续开发修建成功的。［6］这些古驿道至今还穿行在贵州的西部地区，驿道石头上深深的马蹄印，记录了几百年来开拓者的业绩。
明朝时期是贵州彝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今见于西部地区的各种彝文碑刻，是大大小小重大事件、有趣事件的记录，其中《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新修千岁衢碑刻》、《成化钟铭》、《宣慰岩刻石》等［7］，富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见证了明代贵州彝族文化的繁荣。明末时期，朝廷、官府的腐败日渐突显。作为世袭的贵州宣慰使的水西安氏，到安贵荣执政时期，与朝廷已经难以完全保持一致，他的思想的动摇，引起了与他交往甚笃的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重视，对他的一些不合朝廷规范的义务和责任的行为，和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王阳明及时给他写了三封信，劝告他走回了正轨。他修缮象祠后，请王阳明作了著名的《象祠记》，在文章中王阳明突出了德化思想，对安氏及其他土司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教育。安贵荣执政时期，经朝廷允许，水西土司、贵州宣慰使可以将官印交给宣慰同知后，经常回水西地区催租办事。实际此后的宣慰使的办公地，已经回到慕俄格古城即今大方县城一带。明朝后期，随着贵州地区卫所制度的完善，连接各处军屯的驿道和卫所已经对安氏统治的水西地区形成包围之势，感受到严重威胁和生存危机的安氏统治者，就在大山深处的卧这城即今纳雍县的乐治镇杨家湾的鹿花背梁岗下的大坝子边，建了一处宣慰府，至今遗址犹存。但是到了明末，官员的腐败，直接导致了奢崇明、安邦彦联合起义。起义失败，水西土司贬秩削地，一蹶不振。在今织金县的八步，后人修建了安邦彦的衣冠冢；而安邦彦故居遗址，在织金县官寨乡织金洞（原名打鸡洞）口一公里处，被称为“那威土目遗址”［8］，石墙上面还有许多刻画的花纹和图腾符号。明代水西土司经常向朝廷贡马，在《明实录》中记载的水西贡马次数，有26次之多。水西马因为其独特的爬山能力，被赋予“天马”之称，宋濂还受御命专门写作《天马赞》给予大力颂扬。明代，奢香夫人开始送子入京城学习汉文化，并且在水西地区开办儒学，朝廷也在国子监开办教育土司子弟的学业，并且编纂了《华夷译语》等工具书，彝文正式进入国家教育视野，彝汉文化的交流大大地扩展开来，送土司子弟到京城学习汉学，在贵州及其周围地区，一时成为风尚。
清朝在贵州实行的“改土归流”，改变了整个贵州彝族的政治地位、历史走向和文化根本，一切都要以中原王朝的取舍好恶为风向标决定彝族的命运。贵州彝族失去了统治地位，人口从多数变成了少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风俗也急剧转变。如过去实行的火葬传统被强行改为土葬，于是彝文墓碑大量出现，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同时，大量的彝文古籍在这一时期产生，著名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巨著在这一时期成书。学习汉文化已经是一种生存的需要，通过学习汉学博取功名是不能不走的一条大路。清末，黄思永等成为外出当官的代表人物，而毕节余氏、郎岱安氏等彝族代表人物，纷纷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等重要政治组织和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到国家政治和地方政治中来。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虽然整个彝族地区都已经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制度已经废除，但是在许多地方都还保留着土目。这些土目多数是土司的嫡系接受分封而独自拥有一块地盘，有的便趁机冒称土司，继续着对彝族地区基层社会的统治。为了维护统治，有的还设有囚禁人犯的监牢，养有武装力量。如威宁县牛棚土目在解放前仍然有四、五十人的武装。现在所存的牛棚土目庄园，其结构非常具有彝族特点，为七重堂，防卫设施较为合理。在水城县玉舍乡，土目庄园中专门修建了一个池塘，在池塘中修建了一座碉楼，被称为印楼。而修建于清末而今仍然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的大屯彝族土司庄园，占着有利的山坡地形修建，融合了彝族古代建筑、日本大和民族建筑和汉族建筑的元素，在大门边修建了有了望和防御功能的碉楼，其独特建筑形式具有唯一性。
民国时期，土目安庆吾等进入云南成为龙云统治集团的基层官员。大方县、金沙县等的杨伯瑶、李仿尧、张承业等以不同的形式参加革命，盘县彝族龙氏组织了盘县游击队参加革命，威宁的陆宗棠等策动有关部队举起了义旗，在中国革命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笔。民国贵州彝族人物，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留下了许多文字、文学作品。
新中国成立和民主改革之后，全国相继建立了3个彝族自治州、19个彝族自治县（均包括与其他民族共同建立的州、县），一系列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出台，为彝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成为彝族人民在新中国的主要任务。作为文化标志之一的文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从1950年开始，李乔、苏晓星、龙志毅等一批有影响的彝族作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用厚重的作品奠定了彝族当代文学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吉狄马加、禄琴等新一代彝族作家很快就以扎实的创作功力，引领了新时期的文学发展。贵州的彝族地区也顺应历史的潮流，加入了彝族文学发展的队伍中。
二、贵州彝族文学的主要特征
贵州彝族特殊的历史文化，决定了贵州彝族文学发展具有的个性特征。
第一，彝文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赫章县夜郎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可乐出土的汉代彝文铜镜上四言四句彝文诗歌［10］，中间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一直到当代的彝文诗歌创作都有数量众多且质量优良的作品，占据了贵州彝族文学史的重要地位。
第二，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共同成为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特色。彝文文学创作摧生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创立，以举奢哲、阿买妮为奠基人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在魏晋时期即得以创立，直到清代漏侯布哲等文艺理论家仍然在发展着这一独具特色的理论［11］，形成创作与理论共同发展的长河。
第三，家族文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贵州彝族古代家族世袭的统治方式得到从蜀汉到清初的历代中央政府的承认、封赐，形成了阿哲、扯勒等世袭统治家族。这些家族最早接触汉文化并通过学习汉文化进行文学创作，即使在失去统治政权之后，他们的创作也没有停止，这就形成了比较有影响的“阿哲文学家族”、“余氏文学家族”等特别的文艺风景。
第四，古代彝族文学的主要创作者是毕摩。古代彝文文学的作者，除了极少数的彝族统治人物和上层人物外，基本上都彝族知识分子毕摩。［12］
第五，碑刻文学形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碑铭形式与体裁一直是贵州彝文文学和汉文彝族文学的重要表达形式，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三、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规律
通过对贵州彝族文学发展主体脉络的梳理，通过对贵州彝族作家队伍的检阅，通过对贵州彝族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考察，可以发现，贵州彝族文学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体现出一些规律及其突出特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分析、思考，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先有口头文学，后有书面文学。彝族语言的产生早于文字的产生，彝文发明和成熟于殷商到汉代之间，而彝语则在人类学会使用语言的时候就产生了。语言的使用就是口头文学产生的源头，彝族的口头文学也早于书面文学。
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先有彝语文学、彝文文学，后有汉语文文学。彝语是彝族的母语，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最早是一个个独立生活的群体，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过方国、土司政权，阿哲家族以世袭方式统治贵州西部的时间长达1470多年，随着历史的发展才与其族群、民族的交往，在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接触之前，一直使用彝语和彝文传承彝族民间文艺，创作彝族文学作品。
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先有民间文学，后有作家文学。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口头创作与口耳相传，语言产生和使用的时候，民间文学就随之而产生了；后来发明彝文记录彝语，才有专门的作家用它来创作彝族文学，用文字创作是作家文学的主要特征。
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先有彝语文作品，后有翻译作品。就是说，在彝语文原创作品产生之后，才出现了把它向外界翻译、介绍。反之，外民族作品翻译介绍到彝族内部，也是先有外民族作品，然后才把这些作品翻译介绍到彝族内部。
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民间文学和彝文文学创作、传承的历史长，汉语文学其他民族文学形式创作、传承的时间短。考察彝族读者的阅读史，则是先接触本民族文学，后接触其他民族文学。
贵州彝族文学作品，是民间文学、经籍文学即毕摩经书为主要部分，在书面彝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彝文五言诗歌始终是主要形式，碑刻文学是贵州彝族文学的一个亮点，家族文学及其传承是贵州彝族文学的一大特色。广大人民群众是民间文学作者的主体。毕摩是古代作家的主体，其次是摩史。其他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和当代的小说、诗歌、散文发展迅猛，影视、戏剧还需要大力发展。
贵州彝族古代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成熟的文艺理论产生，并且一直连续不断地发展到清代。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特色十分突出，有别于中国其他民族的文艺理论，是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世界文艺理论宝库。
四、贵州彝族历史文化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贵州彝族历史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贵州彝族文学的发展过程、发展水平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形成了彝族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特征。同时，贵州彝族历史文化对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民间文学作为彝族文学起源最早的文学形式，现在仍然是贵州彝族文学的一支主流。历史上形成的民间文学形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对贵州彝族文学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它仍然是贵州彝族作家吸取文学营养的源头，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贵州彝族作家创作题材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是历史上由于彝文传承的范围较小，使用彝文写作的贵州彝族作家较少。这种情况在当代并没有多少改观，熟悉和能够用彝文创作的作家是很少的，这也影响到当代甚至今后贵州彝族作家的彝文创作数量和水平，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贵州作家彝文创作的数量和水平，可能还是一个数量少、水平低的状况。
三是贵州彝族文学进入近代、现代和当代时期，汉语创作的数量不断递增。随着民族团结、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和汉语普通话的推广，国家虽然在大力扶持双语教育，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但彝族母语在逐渐消亡，彝族文化影响也在缩小，这些情况将对贵州彝族文学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这就是汉语文学创作将会成为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主流。
四是随着作家学习环境、成长经历的改变，今后的彝族作家，大多数将无法接受彝族传统教育，接受的都是大众教育，贵州彝族作家将只有“彝族”这样一个身份符号，而他的作品中反映的彝族文化内容将会越来越少，逐步成为一种普世性的没有彝族特征的作品。也就是说，贵州彝族历史文化将来对贵州彝族作家的影响会逐渐变小。
五、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努力方向
在研究贵州彝族文学发展历程的实践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民间文学传承的历史长，时间跨度大，分期和断代困难较大。二是民间文学流传的地域交叉，在研究过程中只能以讲唱人、搜集地初步判断其地域。三是古代文学形式比较单一，首先语文形式是五言体诗歌，其它诗歌句式只发现一件《夜郎铜镜铭文》；其次是口头传承的散文形式，另外有一部民间古戏《撮泰吉》，其他体裁几乎没有。四是书面文学作者构成单一，除了毕摩就是摩史，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加入到彝文文学创作队伍中来。五是当代作家体现出“一长多能”的功力，不宜从作品类型上作单一归类。六是当代作家还在发展之中，评判和定位难。七是参照的理论体系少，分析作品的视角比较单纯。
通过对贵州彝族文学发展历史的考察，既展现了其巨大的发展成就，找到了其主要特征和规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研究贵州彝族文学的发展，用以指导文学创作实践，需要从以下一些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进一步结合贵州彝族历史，总结彝族文学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要把贵州彝族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放到贵州文学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来考察，放到整个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来考察，放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来考察，放到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来考察，在宽广的文学背景和广阔的历史空间中，来总结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规律。
第二，进一步结合作品的类型，运用广阔的视野，进行提纲挈领式的分析、归纳，提炼出适合贵州彝族文学的理论，从实践的层面出发，向创作经验、创作理论的层面升华。
第三，进一步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深化贵州彝族文学作品的艺术评鉴，参照同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思潮，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类似作品，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
第四，进一步结合民间文学变迁情况和民间文艺的新理论，明晰它们传播的地域，分析它们的演变规律。可以参考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的理论，从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中来研究民间文学。
第五，进一步结合主流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深入发掘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内涵。
第六，进一步拓展理论分析的框架，开掘古代彝族文学的多重价值。特别是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研究彝族古代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故事等，是十分有价值的理论体系。
第七，进一步总结贵州彝族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彝族文学的发展规律，用以指导当代和今后彝族作家的创作，努力推动彝族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学艺术大厦添砖加瓦！
贵州彝族特殊的历史发展，特别是阿哲家族与乌撒家族长达上千年的世袭统治，形成了较为特殊的文化积淀。加上民间口头文学，彝族文字使用于彝族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构建，深刻地影响了贵州彝族文学的发展历史，使其部分与彝族文学的总体发展相契合，另一部分则突显出了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必要的研究和总结，有利于深化彝族文学和贵州文学的研究，推进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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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贵（1966-），男（彝族），贵州纳雍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学、民族学。郎禹（1977-），女，贵州金沙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编辑学。
原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4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