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探讨的是丕且莫村彝族土掌房的变迁过程和理论意义。土掌房在现代化的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正在走向消失，引起土掌房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代化的冲击、政府的扶贫计划、建筑材料的减少等，其中政府政策和现代化的冲击影响最大。而国家政策和现代化又密切联系，政府的思想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潮流，改变农民落后的观念，就是灌输现代化的观念。因此，文化保护不能建立在学者的单纯意义的倡导之上，而应与政府的各项规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学者和村民的结合是文化保护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彝族土掌房；现代化；地方扶贫；文化保护
一、云南彝族土掌房问题的提出
2007年1月——2007年8月，笔者在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丕且莫村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的是彝族土掌房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问题。
云南南部的彝族尼苏人居住在高山峡谷中，对于自然环境的理解、适应和依赖反映在房屋建筑上。彝族村子常常选择在坚硬的山梁上，距离水源不远，寨子位置一旦被确定下来，就选择一片树林作为村子的保护神，即“神林”。神林通常位于村子上方，村子下方被开成田地，人们靠山而居，就地选择木料、土料和石料建盖房屋，房屋建筑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尼苏人用土砌墙，用土盖房顶，这种别具特色的房屋被称之为“土掌房”。如同西双版纳傣族的干栏式建筑、大理白族的三坊一照壁、丽江纳西族的木楞房和迪庆藏族的平顶雕式建筑一样，“土掌房”被认为是云南最具特色的五种少数民族房屋建筑之一，在少数民族建筑史上有一定的地位。[1]
然而，土掌房在现代化的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正在走向消失，引起土掌房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代化的冲击、政府的扶贫计划、建筑材料的减少等。其中，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建筑影响最大。在滇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都希望住水泥平顶房，平顶房是富裕的象征和人们的追求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所倡导的文化保护又有多少能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呢？其次，土掌房的消失还与政府政策有密切的联系。在云南，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筑被改建，边境地区的草房被改建成一种被认为是干净、理想的新型建筑，扶贫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住房改造。第三，土掌房的消失还有自身的原因，如土掌房建筑需要很多木材，而国家对木材砍伐有严格的限制；土掌房质量会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种种原因使农民不得不考虑建筑水泥平顶房，特别在经济较好的地区更是如此。
社会是变迁的，文化也是变迁的，少数民族建筑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问题是，这种变化以文化消失为标志，并且比任何时代都来得快和猛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特别是当文化变迁与现代化和国家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本文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丕且莫村为例，对土掌房变迁与政府扶贫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和消失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发展规划、扶贫计划和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文化保护不能建立在以学者为核心的单纯的倡导之上，而应与政府的各项规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学者和村民的合作应是文化保护的重点，尽管这一点很难做到。
二、丕且莫村彝族的居住环境与土掌房的特点和功能
1、丕且莫村彝族的居住环境
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丕且莫村委会丕且莫村位于扬武镇鲁奎山上。鲁奎山因古代彝族部落首领鲁奎鲁克而得名，海拔2389米，被誉为“两迤咽喉，全滇之重”，一直是彝族人民的聚居地。然而，今天居住在鲁奎山上的彝族村子已经为数不多了，很多村子都因为贫困问题在政府的帮助下移民到河谷地带，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仍然居住在鲁奎山上的彝族村寨保持了原来的贫困状态。从扬武集镇到丕且莫村有17公里，公路大多是狭窄的土路，每当天阴下雨时，公路就无法通行。山高坡陡是丕且莫村的特点，村子四周的山坡非常陡峭，除了村子下面有一小块凹地，几乎没有平地。耕地不仅距离村子很远，还非常贫瘠。由于缺水，村民必须到很远的地方挑水。
村子后面是一片神树林，对于彝族人来讲，神林非常神圣，任何人和牲畜不能进入。每年的祭龙就在神林中进行，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同其他地区的彝族一样，丕且莫村祭龙时，男人山上祭祀神林，女人在家做家务，妇女不得进入神林参加祭祀，村内无论是谁都不得进行田间劳动，只有在祭祀活动全部结束后才开始劳动。
丕且莫村周围除了种植蔬菜瓜果之外，还能种植玉米、土豆、高粱等高山作物，水稻种植在距离河谷较近的地方。这里的环境资源包括了各种动植物，动物有麂子、野兔和各种鸟类，植物包括了丛生草类、各种野果、野花和根茎。据丕且莫村的老人介绍，古代彝族人民主要靠狩猎采集为生，虽然技术落后，但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加上田间的耕耘，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然而，丕且莫村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鲁奎山铁矿就是以丕且莫村的铁矿资源建立起来的，“鲁奎之路”由前云南省省长普朝柱提出，方法是政府通过开发山区的地下矿藏资源，招收当地村民为矿工，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以此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此方法曾一度成为云南省乡镇企业的成功范例，在省内得到推广和赞扬。作为昆明钢铁公司的主要矿源之一，鲁奎集团当时的业绩辉煌无比。然而，“鲁奎之路”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由于有限的矿藏和别的一些问题，“鲁奎集团”改制了，工人下岗，农民回村劳动。后来的矿老板仍然持续不断地开采铁矿资源，并过上了非常富裕的生活，但丕且莫村的村民依然贫困和落后，他们今天仍然是云南省28个最为贫困的村委会之一。由此看来，著名的“鲁奎之路”并没有像原来所打算的一样让当地农民富裕起来；相反，丕且莫村除了保持了原来的贫困状态之外，还要承担挖露天矿所带来的环境后果。
丕且莫村的居住环境如同别的彝族地区一样，与高山峡谷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使高山峡谷变得更有文化意义，而高山也塑造了彝族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在文化与环境之间，人类变得更富有创造力。事实上，彝族土掌房反映出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管是丕且莫村还是别的村子，土掌房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仍然重要，它是文化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彝族人从环境中获得了各种生活资料，包括狩猎、采集和建筑。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和应用是生存的基础，环境和文化密不可分，他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文化对于环境有积极作用，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和变化又有影响，不了解其中的一方，就不可能了解另外的一方。[2]
2、土掌房的建筑时间、过程、用料和文化意义
建盖土掌房要看哪年能盖，哪年不能盖。盖房子的年头要与主人的整体运势一致。破土动工那天要请毕摩举行仪式，在地基中心杀1只大公鸡，献1升米（米上有钱和盐巴）、4碗酒、1支松枝、4炷香，主人跪着磕头，毕摩念经祈求神灵保佑主人。仪式结束后即可挖土，称之为“破土”，一面挖土一面煮鸡肉，煮熟后主家人、毕摩以及参加盖房子的人一起在建房地点吃饭。饭后看鸡卦，如果鸡卦不好，要举行相关的仪式；如果鸡卦很好，破土后可接着动工，也可以停一段时间。地基要挖到地下最硬一层，石脚至少要用石头砌2尺高，一般高出地面1.5尺。立柱要择吉日，并在房屋中心杀一只大公鸡，请毕摩念经，主人在四周柱下磕头。柱子立在柱脚石上，墙不包柱，因为怕腐蚀或者被蚂蚁吃。
砌墙的方法有三种：砌石头墙、夯夺土墙和土箕砌墙。[3]在丕且莫村，夯夺土墙的情况非常普遍，其方法是，用两块木板在墙的两边固定好，把泥土放在两块木板之内，夯夺成墙。当土墙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就可以上大梁和木头。
大梁和木头都不要雷打过的树木，也不要死松。大梁和木头的方向要统一，不能错乱。大梁的树头朝家堂方向，树根朝另一方。木头的方向是头朝西边，根朝东边，象太阳一样，东边起来，西边落下去。
劈柴和松毛都准备好之后，就要填土了。填土也要择吉日，还要举行送“咪斜”的仪式，“咪斜”是土地中的坏神，只有把它送走，家运才顺利。举行仪式时，毕摩在房屋中心杀鸡，献1升米（米上有钱和盐巴）、4碗酒、4支松枝、4炷香，在房子的四个角插上4支旗子。毕摩摇着铁铃法器念经，另一个人抬着一块烧烫了的犁头，在房子的角落放下，浇点水在上面，表示那里的“咪斜”神已被送走，仪式结束便可填土。填土时，先把劈柴铺在木头上，劈柴要铺得平整，不漏缝隙，然后在劈柴上撒上厚厚的干松毛，在干松毛上面倒上稀泥，再填上干土。干土分两层，底上一层较薄，上面一层较厚，两层加起来的厚度为70厘米。干土必须是优质泥土（一般从农田中人工背回来），土填好后，用锄头敲碎、用连杆打紧、用石磨拖平。填土期间不能下雨，否则要重新把房子上的土挖起来返工一次，返工次数越多，房屋的质量越不能保证，下雨期间漏雨的可能性越大。如果新房子漏雨，要按照此程序返工；如果老房子漏雨，则需要再次填上舂碎的优质泥土。填土之日，如果村子小的话，必须全村人同时出动；如果是大村子的话，要请相当数量的人来帮忙。请工在彝族地区不成问题，因为人们都有相互帮忙的习惯，称之为“换工”。
土掌房的内部结构较为重要的是大门、灶房和火塘。在尼苏人的观念里，大门是男人的象征，灶是女人的象征。大门和灶决定着整家人的整体运气，二者体现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因此，大门和灶的方向必须与主人的命相一致。从大门看出去，门向不能对准尖山和与主人不符合的方位，如果方位实在不能移开，要在门前砌起一堵墙，遮住不吉祥的方位，把门向打朝吉祥的方位。灶的方向要与女主人的属相和命运方向一致，灶的方向就是凑火的方向，凑朝南方，就是锅洞口在北方；凑朝北方，就是锅洞口在南方。只有这样，家里的猪鸡才好养，也养得大；相反，就会带来不好的运气。安装大门和打灶必须择吉日进行，择吉日要找毕摩，而具体的安装大门和打灶则由民间工艺师进行。
火塘被尼苏人视为房屋的心脏，人们在这里商量和决定大事，也在这里唱歌喝酒，谈论古经。火塘代表的是一种深层的文化涵义，它的方位、地点、石头、平台等都被赋予了神的意义，有的人家把火神贡在平台上。有的地区，铁三角具有神的意义，终年不得搬动，火塘火常年不熄，象征烟火不断。在火塘边，人们的言行举止被受到限制。
怎样挖火塘和第一次点火就相当讲究了，有一整套的礼节和仪式，并且必须由老年人来进行。火塘靠东墙，坑边用四块石头砌成，埋在土里。坑边靠墙一方砌出高1尺，长1.5尺、宽1尺的平台，用于堆放铁三脚、小锅、火柴、松明子、红糖等。第一次点火后，烧柴凑火的方向也就选定了，男女老少的座位随之排定，一整套不变的规则由此传承下来。火塘数目各地不一致，冷地方的人，一家有2至3个火塘，除主火塘外，在卧室和楼上客房处都设有火塘；而热地方的人家，一家只有1个火塘。
火塘上方2米高处的墙上钉着两棵木钉，木钉上面放着猎枪。火塘前面埋着一棵树桩，用于破松明子。火塘上面从木梁上吊一根铁线下来，用于吊罗锅、土锅等烧水煮肉，有的人家也用于煮饭。火塘旁边放着各种日常用品，如桌子、土锅、铁锅、铁三脚、油盐罐等。有毕摩的人家，毕摩的神台和法器就放在火塘边的墙上。神台的做法是在墙上钉入两颗木钉，在木钉上当着一块木板，木板上面撒着些青松毛和一些柏枝。松毛上面有3个酒杯，3个饭碗。神台下方有一个竹筒，用于烧香，两颗木钉中的一棵上挂铁铃法器。毕摩举行仪式回来，要在此祭祀毕摩神。毕摩神台是毕摩的标志。
搬完家后，还要在楼房外边的墙上做一个“伙扎”。“ 伙扎”用竹棍钉在墙上，用木棍当起来，插上松枝和香即成。“伙扎”象征彝族的祖先神灵，每年除夕、初一、初二、正月十六、六月二十四等都要在这里杀鸡祭祀，表示对祖先的尊敬。火把节之日换上新松枝，把旧松枝烧掉。
3、房屋结构与社会关系
丕且莫村彝族土掌房分为楼上和楼下两层，楼上住人和堆放粮食，楼下做饭和关大牲畜，有的人家楼下也住人，大牲畜关在屋外，但多数人家楼下都关大牲畜，猪被关在外面。这种情况与其他地区的彝族土掌房的结构有些不一样，在新平县老厂、新化、平甸等乡镇的尼苏人中，楼上用于堆放谷物、杂物和接待客人，楼下则是家庭成员居住和做饭的地方，大牲畜和猪鸡等畜圈在家外。丕且莫村的彝族人主要住在楼上，长辈们睡在正房左边，子女卧室在耳房或者光线较好的地方，儿子的洞房通常在正房右边。火塘旁边有客床。
关于人畜混居的情况，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对于山区彝族人来说，耕牛是十分重要的，人与耕牛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动物及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牛在彝族人的信仰中是最大的动物，耕牛与人居住在一起并不难理解。对于人与耕牛同住在一间房子内的情况，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畜圈在住处之下，使蚊虫叮咬牲畜，人类则可以避免，人们在住房内做饭，使房屋充满烟气，可以防止蚊虫飞入。[4]另外一种解释是众所周知的，人与牲畜同住一间房子很不卫生，因为牲畜的粪便及与牲畜有关的各种疾病会使人类的健康受到损害，而疾病会加重村民的负担。因此，人畜必须分开，所有的扶贫工作都以此为中心展开。
房屋的居住模式反映出彝族人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在传统的观念中，家庭成员的卧室是固定的，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成年人住在哪里，年轻人（或者晚辈）住在哪里。如果一个家庭分家了，通常是小儿子住原来的房子，大儿子则重新建盖房子。父母与小儿子同住，个别的人家会将老人分开，但这种情况较为少见。
三、丕且莫村的扶贫与土掌房的拆迁
1、丕且莫村的贫困问题
丕且莫村是云南省最为贫困的28个村委会之一，贫困成了丕且莫的象征，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来到丕且莫村之后都会为这里保存完好的彝族文化而感叹，也为这里的贫穷而震惊。人们都在为丕且莫村想办法，希望他们既能保持民族文化，又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走上富裕的道路。
据认为，造成丕且莫村贫困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自然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高寒山区的特殊气候使这里既不能种烤烟，又不能种甘蔗，能够种植水稻的田地都在较远的河谷地区，种植相同数量的粮食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强度；第二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受教育机会少，农民素质低，观念陈旧；第三是土地贫瘠，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生产只能靠雨水，无支柱产业。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生活在 “吃粮靠返销，穿衣花钱靠救济”的状态下，人均产粮不足300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10元，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因此，丕且莫村的贫困不是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贫困，很多村子的女子不愿意嫁到这里，未婚男子超过30岁的比比皆是。村中卫生条件也是贫困的因素之一，疾病会加重村民的负担，无力负担医疗费的村民会因为疾病变得更加贫困。村民的教育水平十分有限，很多孩子无法继续上学或者进入高一级的学校。所有这些，是当地政府极为关心的问题，费孝通曾指出：“一个站在贫困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5]
丕且莫村的扶贫问题已经讨论过多次，政府官员和学者都提出过建议，总结起来有下列几种：首先，将丕且莫全村搬迁到扬武镇的河谷地带。这种方法得到村民的支持，但显然无法实现，因为政府无法为村民在平坝地区提供足够的耕耘和居住土地。
其次，根据丕且莫村的实际情况，发展山区优势产业，逐步脱贫。丕且莫村地处高山地区，这里的火腿全县著名，很多商人到扬武选购丕且莫火腿。鲁奎山上还有很多城市人喜欢吃的蕨菜，将蕨菜采回来晒干即可制成地方特产；另外，这里的紫洋芋在市场上也很紧俏，零售价每公斤10元。目前，扬武烟盒舞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在制作“鲁奎鲁克”的土特产品，如果市场推销成功，可以加大收购量，使很多村民增加收入。
第三，政府在教育和卫生上加大了投入，使丕且莫村的能力贫困得到较大的改善。卫生的改善包括了改造土掌房、村道路、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对于教育的投入包括了在读的初中和高中生。
总之，丕且莫村的贫困问题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必须采取多样的扶贫方式，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文化事业，强化科学技术培训和法律法规的普及教育，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然而，扶贫工作中土掌房的改造又涉及到了文化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复杂，而且在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中具有普遍性，我们应当重视分析理论和现实意义。
2、土掌房的拆迁与保留：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丕且莫村的土掌房作为彝族古老建筑的代表别具一格，保留了彝族房屋低矮、黑暗、人畜不分、家家户户相连、冬暖夏凉的特点，很多学者认为土掌房的传统结构和文化功能具有人类学的研究价值。然而，这些特点中有的是此种房屋的缺点，如土掌房的结构低矮、黑暗、人畜不分等，[6]使村民的生活相当不卫生也不方便，户与户之间无活动空间。据当地领导介绍，有的人家死了人也无法抬出去。另外，土掌房极其危险，如果发生火灾，将给全村带来灾难。
因此，土掌房的改造成了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对于土掌房的改造，却有着不同的争论，通常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是村民的意见，另一种是地方政府和外界的意见。
（1）村民的意见和做法
村民是土掌房的建盖者和拥有者，同时又是政府拆迁与扶贫工作的直接相关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拆迁土掌房，都将对村民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我们在调查中首先采访了村民对于土掌房拆迁的意见和做法，他们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就遇到了土掌房与现代化之间的问题，并且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发展经济和提高生存能力。据笔者的调查，村民通常的做法有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主动配合政府的搬迁政策，迁移到河谷地区和城镇附近。高山彝族搬迁到河谷地区和城镇附近的情况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有计划的搬迁，另一种是自己出钱搬迁。第一种搬迁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那时的鲁奎山被认为是贫困的象征，新平县委、政府为了彻底地使高山彝族人民摆脱贫困，决定在坝区划出相当数量的耕地进行移民，当时移民下来的人在坝区得到了足够的耕耘和居住土地，他们靠着坝区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交通条件走上的致富的道路。后一种属于自己搬迁到坝区的彝族村民，有的到城镇盖房子做生意，有的则到坝区或者城镇附近租田地种粮食。对于土掌房的建筑情况，政府有计划地搬迁到平坝地区的彝族，都是以村落聚居，大部分继续保持土掌房建筑，但有一部分人全部或者部分地放弃了土掌房建筑，盖起了瓦房或水泥平顶房。后者被认为是经济地位的象征，但彝族社会中没有人为此指手画脚，人们都尊重他人的选择。自己搬迁到城镇地区的彝族，都是散居到汉族为主的集镇中，他们不再建盖土掌房，而是建盖平顶房。另一些到坝区租田地种粮食者只能租房子住。由此可见，在国家计划内的彝族村民仍然按照彝族的居住方式生活，而自己搬迁到坝区的彝族村民几乎与土掌房无缘。
第二，仍居住在高山地区的村民，他们没有能够在政府的计划范围内移民到平坝地区，仍然住着较为破旧的土掌房。由于经济、交通等原因，居住条件没有多大的改善，最好的人家也只不过增添一点砖墙，但主体结构和卫生没有改变，人畜混居的情况一直存在。村民的想法分为以下几种：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让他们搬迁到河谷或者城镇附近，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同胞在搬迁到平坝河谷地区之后生活逐渐好起来，也希望搬下山去，彻底改变贫困的面貌。另一些人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钱让他们重新建盖房屋，他们可以自己投工投劳，以便改善居住条件。如果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全部费用，提供一半也可以，但如果要让他们自己出所有的钱是不切实际的，村民能提供的是劳动力。还有一些退伍军人和初中毕业生希望政府能够从总体上考虑丕且莫村的发展思路，将发展地方经济和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结合在一起，使村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2）外界的意见和地方政府的最终决定
地方政府把丕且莫村的住房改造看成是一项系统工程。该工程考虑的不限于土掌房一项，它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村民的幸福指数为目的，既要拓展村民的经济发展空间，又要照顾到民族文化的保护，还要考虑到政府和村民的承受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其他地区扶贫攻坚项目中的住房改造一样，丕且莫村土掌房的拆迁问题是地方政府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一致，改变这里贫穷落后必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对于此，也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第一种观点来自于部分政府官员和扶贫人员，他们主张将原来的村子用推土机彻底推平，然后重新建造一个寨子，新村子仍然是土掌房并保持彝族原有的一些特点，但结构合理、卫生、人畜分居、家家户户不连在一起。这样的新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政府认为新村建设应该以人为本，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目的，而非仅仅保护土掌房，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首要考虑的。尽管这种观点既考虑改善农民生活又照顾到土掌房的保护，但是，全部推平重建的方法费用大，又无法保护土掌房原来的文化特征，未免有些可惜。
第二种观点来自学者，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他们认为土掌房是人类文化遗产，应该加以保护。目前，在云南已经很难找到像丕且莫村这样保存完好的土掌房，整个村子连在一片，几乎没有用砖头砌墙。因此，他们主张将这里的土掌房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果要修理，也只是很简单的加固，整体不作调整。学者们认为，丕且莫村的经济情况可以通过发展土掌房和彝族文化旅游来解决，但古老的土掌房必须得到保护。这种观点以保护为主，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很高，我国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视，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丕且莫村不一定有很多的旅游者，如果村民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改善，扶贫工作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当地政府决心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但又不想使传统建筑遭到破坏，传统与发展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第三种观点是前两种方案的折衷，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维修和改造，结构上进行较大调整，但不是用推土机彻底推平。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既保存了原来古老的特点，又能使村民的卫生得到改善，既提高了生活质量，又保护了土掌房。但由于原来的土掌房家家户户连在一起，结构已经固定下来，目前所有的土掌房质量都有问题，大梁、木头和劈柴都已经腐烂了，不仅漏雨，墙壁也非常危险，很难进行局部调整、维修和加固。换言之，维修后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倒不如彻底推平后重建。
第四种观点来自于上级人民政府，是前几种观点的综合，就是一部分搬迁，一部分就地改造。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研究，人们提出了“高退、中居住、低开发”的针对丕且莫村的扶贫思路。“高退”指高海拔地区的退耕还林，“中居住”指村民主要居住在中海拔地区，“低开发”指开发低海拔地区的土地资源，发展粮食、经济作物和果林。具体的行动计划就是搬迁60户250人到它斗村，其余人家就地改造。
经过多次的讨论和征求意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政府最后决定采用第四种方法，就是一部分人搬迁，一部分人就地改造。按照政府的计划，有60户250人搬迁到它斗村，它斗村的海拔在800—1200米之间，土地相对肥沃，集中连片，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适宜发展粮食和多种经济作物。这里，生态环境好，地势平稳，可解决丕且莫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此外，丕且莫村剩余的29户115人和起都得村28户102人实行就地改造。搬迁和就地改造的扶贫工程项目涉及到16项：安居工程、村道路工程、场地平整工程、农村能源建设工程、大牲畜圈改造工程、学校建设工程、科技文化室及活动场地建设工程、通电视工程、人畜饮水工程、灌溉工程、农田建设工程、通路工程、通电工程、养殖业工程和卫生室建设及素质培训工程，全部项目资金为905.76万元。
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为此，地方政府建立了如下原则：统筹规划原则，群众自愿与政府引导的原则，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统筹考虑、政策配套的原则，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目标是通过项目建设，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植后续产业，增强发展后劲，逐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项目建设后一年内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以上，逐步使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项目规划得到了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了项目所需要的905.76万元的全额帮助，这一专项资金的得来，使项目有了可靠的资金支持。丕且莫村扶贫项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联系，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项目通常有经费保障，列入了新农村的建设项目可以增加扶贫力度，按照新农村的统一规划实施。
丕且莫村的扶贫既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还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丕且莫村搬迁出去之后，搬迁户的土地退还给未搬迁的村民，村民的人均占有量得到了提高，人均耕地面积达2.12亩，人均果林1.2亩，扶贫的结果对于改善经济、促进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丕且莫扶贫项目中与土掌房拆迁有关的是安居工程，按照规划，有60户250人搬迁到它斗村，该安置点将新建砖木结构瓦房或者水泥平顶房60套，这些房屋建筑还包括了畜圈、厕所和沼气池；而就地改造的57户将建设砖木结构土掌房，以保持彝族原有的村庄整体建筑风貌和习惯。
四、丕且莫村土掌房变迁的理论思考
从丕且莫村的安居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搬迁户的建筑已经不具有土掌房的意义，它斗村的搬迁户建设的是钢筋混泥土的平顶房，彝族文化的成分很少，那些未搬迁的改造户建设的是砖木结构的土掌房，两者都与政府的计划有关。在乡村，政府的思想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潮流。改变农民落后的观念，就是灌输现代化的观念。要让村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就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但是，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土掌房会被改变，这种情况在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文化保护反映出村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它必须以村民的意愿为基础，只有建立在本族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文化的传承才有保障。但是，村民的意愿受到社会潮流和政府导向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讨论文化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变迁、传承和保护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张跃、刘娴贤（2007）分析了云南怒江大峡谷地区怒族传统建筑变迁的原因，认为怒族传统民族变迁的原因包括四个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建筑材料减少、保护意识的淡漠和国家政策的影响。[7]这些原因与滇南彝族土掌房的变迁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丕且莫村土掌房的变迁与国家政策和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住瓦房和水泥平顶房为荣，住瓦房和水泥平顶房者被认为是富裕的象征和人们的追求目标。70年代末，政府的办公楼和住房都是瓦房，农民住土掌房；80年代中期，政府盖水泥平顶房，农民开始盖瓦房；进入90年代之后，政府开始盖非常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部分农民开始盖水泥平顶房，瓦房已很普遍。富裕者盖平顶房，一般人建瓦房，贫困者为土掌房。土掌房逐渐减少，瓦房和平顶房逐渐增多，这是总的趋势。可以说，现在住土掌房者，并非要保护彝族文化，而是无钱建盖瓦房和平顶房而已。[8]
因此，许多地区少数民族的建筑及其精华正在遭受消失和被改变的威胁。张成龙、金日学（2005）认为这些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许多有价值的民族建筑由于暂时未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被拆毁；文物古迹虽在，但它的历史环境遭受破坏，大大地损毁了它的价值；大量民居建筑群、民族的村落被拆毁、被改造，不少地方随着旧城改造或建设新村，新的建筑无论从形态，还是技术应用方面，并未从传统建筑中汲取营养，建筑的传统性已荡然无存。[9]因此，建筑文化保护的问题在新村建设、地方扶贫和搬迁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拆迁、仿古、就地改造等，人们在探索不同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迁建”式的保护——异地“迁建”，是当今特定情况条件下一种有效的保护，解决了当期投入的资金问题，得到的是多重效益。“仿古”式保护除了本身的建筑意义外，更是对其所仿的“真古”建筑最直接的保护（潘有华、吴新建、斯满芳2004）。[10]民族建筑需要原模原样地保护，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建；是另辟新区建设，还是就地改造，都需要深入的研究。[11]事实上，没有一种方法是适合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为此，江厥中（2003）提出了一些整体性的原则，他认为保护传统的社区、街区要保护好真实的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的外貌风格，整修建筑，完善内部功能,也可以对传统社区、街区进行室内的维护和更新，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要采取行政措施，规定保护区域，制定保护政策，提出保护措施。杜绝随意在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现象；要积极改造城镇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要采取逐步整治的方法，切忌大拆大建、推倒重建的破坏性行为。精心策划、设计和施工，保存更多的传统历史文化信息，便于有时间从容地去筹集整治的资金。[12]
在云南省的实际工作中，无论地方政府还是农民，我们都看到了学者们的批评和实际工作还有一些距离。 2007年3月30日，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会议在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召开，生态村项目试点有一个在文山壮族自治州邱北县的仙人洞村，这里的乡村旅游引起了彝族传统民居改建的大讨论，一个村民向大会讲述了他们的传统建筑的改造经过，他说：彝族传统民居的改造是由于旅游开发引起的，乡村传统建筑必须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但学者和记者都反对改造，主张原模原样地保护彝族传统建筑，并且学者和记者都非常愿意住传统建筑，但问题是学者和记者的住宿是不付钱的，他们喜欢住不会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相反，那些付钱的游客却不喜欢住彝族的传统民居，因为游客喜欢干净和有卫生间的住房，这是问题的实质，所以必须进行改造。村民在大会上的发言让很多的学者感触很深，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说到底是一个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要做出反映本地区本民族文化又能适应市场的时代建筑精品，必须要有对本地区及民族传统文化的准确把握和巧妙运用，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赵灿2003），[13]方能走上传承保护和市场开发相结合的道路。
我多次上鲁奎山的丕且莫村，看到村民们在土掌房上跳烟盒舞，这是自然环境、传统文化与人类行为的一种和谐感觉。但一想到这些传统的土掌房将逐步消失，不禁感到有些惋惜[14]。面对着最后的土掌房，人类学家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如同墨菲所指出：“随着贸易的扩大和技术渗透到地球上任一僻远之地，工具、知识和工业世界的方式的不断扩展，终将使人们之间很少差别、愈益相近，人类的全部活动景观会变得枯燥无味、单调沉闷。大概人类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种壮观景象永远消失之前所做的记载了。”[15]当然，人们在土掌房上跳烟盒舞，除非是有意安排，否则，这种现象在彝族地区并非普遍存在，对对丕且莫村来说，由于缺少足够的平地，在土掌房上跳烟盒舞却又成了普通的事情。
丕且莫村的例子说明，土掌房的变迁与国家政策和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土掌房的变化有很多是在国家的干预之下进行的，如移民搬迁、新村改造、地方扶贫等。在很多地方的搬迁建设中，村民房屋建筑的设计图纸是由国家提供的，在这种固定的建筑模式之下，农民们没有办法考虑自己的建筑文化背景，从而被动地接受了“他者”的现代居住模式。事实上，民族建筑，特别是土掌房的建设，无论是地点选择、方位、用料还是房屋结构都与民族的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个设计者都不能简单地不理会这一点。对于扶贫工作者来说，民族文化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在他们直接的倡导之下，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政府衡量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有自己的模式和指标，而较少考虑到民族的信仰和文化。这样，人们就会牺牲本民族的文化以获得经济和生存环境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民族建筑首当其冲，成为落后的象征常常被代替。丕且莫村的土掌房改造能够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已经是做得很不错的了。
与政府官员不同的是，人类学家致力于理解人类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境况，对包括土掌房在内的文化机制进行全面描述和讨论，因为它们能给我们提供实际的和理论的意义。我们在认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同时，也在认识自己和整个人类社会。通常情况下，人类学家不建议村民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学者们注重分析住房改造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最终的选择是村民和地方政府的事。然而，我们应该相信和承认，城市建筑总是走在现代化的最全面，成为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标志使人们感到自豪，这种情况即便在乡村也如此，一些地区的古老建筑由于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变迁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新时代那种能够代表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豪华式砖混结构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传统建筑留给人们心灵深处的是一种社会记忆，除非土掌房能像丽江古城一样体现出经济的价值，否则，现代化的进程迟早会将其统统覆盖住。新式建筑是经济成功、现代化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在城市的住宅小区、大道、花园和广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城市规划，城市中较为富有的百姓也用混砖、平顶和瓷瓦来建盖住房，以此紧追时代潮流，而土掌房则被认为是穷人的标志而使很多人不屑一顾，这种新的思想与反传统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在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城乡和别的民族地区的乡村随处可见。
五、小结
通过上述的讨论，笔者认为，在土掌房的变迁和改造过程中，以下几点应该得到强调：首先，要通过摄影、摄像、文字等手段，将土掌房的资料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下来。其次，要对土掌房的环境选择、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上确立土掌房的地位。第三，要召开由村民、政府官员和学者参加的土掌房变迁和改造的讨论会，确立彝族传统民居是否属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这是问题的实质。这一思想一旦得到确立，接下来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事实上，扬武镇党委政府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土掌房改造过程中，多方征求意见和讨论的时间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丕且莫村与其他地区的民居改造项目所不同的。
丕且莫村的研究案例证明了学者与地方政府和村民之间在土掌房改造与保护上的差异，尽管学者和记者都主张丕且莫村原模原样地保护土掌房，但没有一个学者和记者愿意住在丕且莫村，地方政府官员估计，即使有人愿意住在村子里，最多也只是三个晚上，连自己都不愿住在低矮、黑暗、潮湿和卫生条件较差的房子里，那还为什么阻止土掌房的改造呢？地方政府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对于土掌房进行搬迁和就地改造的。确实，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观点，乡村经济的发展，村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彝族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地方政府首先要考虑的。
总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变迁与现代化和国家政策有密切的联系，国家的倡导和扶贫计划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换言之，国家的移民搬迁、扶贫和新村改造计划能够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深刻变化。
参考资料：
[1] 房屋建筑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在滇南的少数民族中，除了彝族尼苏人之外，还有傣、哈尼、拉祜、汉等民族都会建盖土掌房，彝族内部不同支系也建土掌房。但民族不同，土掌房也有区别。例如，彝族尼苏人与傣族傣雅人、傣洒人的土掌房就有很大区别，这些民居特点反映出不同民族的建筑文化。
[2] （美）唐纳德. L. 哈迪斯蒂著、郭凡、绉和译：《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版，第9页。
[3] 石头墙就是用石头砌成的墙。土箕墙就是用土箕砌成的墙，土箕有空心砖那么大，是农民自己制作的“土砖”，方法是将粘稠的泥土和干松毛放在一起搅拌，再将其放入一个木框架内，压紧，移开木框，粘土变成一个“土砖”，我们称之为“土箕”，晒干后很硬，土箕里的松毛就像水泥里的钢筋，使土箕不易断裂，土箕没有砖头那么结实，但砌墙很好，好的土箕墙维持70--80年没有问题。夯强就是用散土砌成的墙，但散土不好砌，必须要用两快木板在墙的两边夯稳，把散土倒入两块木板内，用木槌等把散土砸紧。拿掉木板，就成一堵墙。这样一直重复，墙也就越砌越高。
[4] （美）唐纳德. L. 哈迪斯蒂著、郭凡、绉和译：《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版，第121页。
[5]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页。
[6] 房屋低矮、黑暗的特点在云南少数民族民居中普遍存在，李莉萍（1997）对哈尼族的个案进行了调查，她写道：哈尼族民居常常堂、卧、厨混室，门窗开设甚小，一般常在墙正面开设门和较大些的窗，而在侧边和背面仅少开小窗（多在近灶处设置）或不开设窗，因此室内感觉较黑暗, 空气流通不畅，炊烟之时情况更糟，真似俗话所言“笑着入屋哭着出来”，烟雾缭绕，熏得人易落泪，室内墙壁、顶棚、家具都已熏得很黑，反射效果差。请参照李莉萍：《云南典型哈尼族民居热环境和光环境研究》，《云南工业大学学报》1997第4期。
[7] 张跃、刘娴贤：《论怒族传统民居的文化意义——对贡山县丙中洛乡和福贡县匹河乡怒族村寨的田野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8] 李永祥：《社会变迁中彝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与保护》，《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刊。
[9] 张成龙、金日学：《延边朝鲜族地区的“山水城市”观》，《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4 期。
[10] 潘有华、吴新建、斯满芳：《“迁建”“仿古”各有千秋：浙江横店古建保护工作的思路与经验》，《建筑》2004年第10期。
[11] 蔡锡泽：《大理民居建筑文化及保护建设》，《大理师专学报》2001年第51期。
[12] 江厥中：《塑造生态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民族村镇》，《城乡建设》2003年第3期。
[13] 赵灿：《浅谈云南民族建筑风格的传承与创新第》，《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4] 李永祥：《社会变迁中彝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与保护》，《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刊。蔡中涵：《原著民生药植物保护与传统医疗》，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学开发国际研讨会组委会编：《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学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94页。杨福泉：《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思想战线》1998年第5期。
[15] （美）罗伯特. F. 墨菲 著、王卓君等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