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的是云南丕且莫村彝族土掌房的变迁过程及其理论意义。土掌房在现代化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正在走向消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代化的冲击、政府的扶贫计划、建筑材料的减少等，其中又以政府政策和现代化的冲击影响最大。国家政策是和现代化密切联系的，当地政府认为，要改变农民落后的观念，就要灌输现代化的观念。文化保护工作应与政府的各项规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与学者和村民的合作是文化保护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彝族 土掌房 现代化 扶贫 文化保护
一、云南彝族土掌房问题的提出
2007年1月至8月，笔者在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丕且莫村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的是彝族土掌房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问题。
云南南部的彝族尼苏人居住在高山峡谷中，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理解、适应和依赖都反映在其建筑形式上。彝族村子常常选择建在山梁上。寨子的位置一旦被确定下来，人们就会选择一片树林作为村子的保护神，此即“神林”。神林通常位于村子上方，村子下方则被开成田地。人们靠山而居，就地选择木料、土料和石料建房屋。尼苏人用土砌墙，用土盖房顶，这种别具特色的房屋被当地称为“土掌房”。如同西双版纳傣族的干栏式建筑、大理白族的三坊一照壁、丽江纳西族的木楞房和迪庆藏族的平顶雕式建筑一样，土掌房被认为是云南最具特色的五种少数民族房屋建筑之一，在少数民族建筑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然而，土掌房在现代化发展和文化变迁过程中正在走向消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代化的冲击、政府的扶贫计划、建筑材料的减少等。其中，以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建筑的影响最大。在滇南民族地区，人们都希望住水泥平顶房，平顶房被视为富裕的象征，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所倡导的文化保护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呢?土掌房的消失还与政府政策有密切的联系。在云南，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筑被改建，边境地区的草房被改建成一种被认为是干净、理想的新型建筑，扶贫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住房改造。此外，土掌房的消失还有其自身的原因，如建筑土掌房需用很多木材，而国家对木材砍伐有严格的限制。土掌房在质量上不是很好，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问题。这些情况使农民不得不考虑建筑水泥平顶房，这一点在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尤为明显。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文化也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建筑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问题是，土掌房的这种变化是以文化消失为标志的，而且来势迅猛，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本文以丕且莫村为例，拟对土掌房的变迁与政府扶贫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认为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消失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发展规划、扶贫计划和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文化保护不能仅仅是学者的单纯倡导，而应与政府的各项规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与学者和村民应当就此进行密切的合作，这是文化保护工作的关键所在，尽管这一点很难做到。
二、丕且莫村彝族的居住环境与土掌房的特点和功能
(一) 丕且莫村彝族的居住环境
丕且莫村位于扬武镇鲁奎山上。鲁奎山因古代彝族部落首领鲁奎鲁克而得名，海拔2389米，一直是彝族人民的聚居地。然而今天，鲁奎山上的彝族村子已经不多了，在政府的扶贫工作中，很多村子都因为贫困，在政府的帮助下搬迁到河谷地带，村民的生活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是，仍旧居住在鲁奎山上的彝族村民则保持了原来的贫困状态。从扬武镇到丕且莫村有17公里，公路大多是狭窄的土路，每当天阴下雨时，公路就无法通行。山高坡陡是丕且莫村的特点，村子四周的山坡非常陡峭，除了村子下面有一小块凹地，几乎没有平地。耕地不仅距离村子远，还非常贫瘠。由于缺水，村民必须到很远的地方挑水。
村子后面是一片神林，人和牲畜都不能随意进入。每年的祭龙活动都要在神林中举行，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同其他彝族地区一样，丕且莫村祭龙时，只有男人才能上山，女人不得进入神林。此时，村内无论是谁都不得进行田间劳动，只有在祭祀活动全部结束后才开始劳动。
丕且莫村周围除了种植蔬菜瓜果之外，还种植玉米、土豆、高粱等高山作物，水稻则种植在距离河谷较近的地方。这里的环境资源包括了各种动植物，动物有麂子、野兔和各种鸟类，植物有丛生草类、各种野果和野花。据丕且莫村的老人介绍，这里的彝族过去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虽然技术落后，但大自然为他们提供了很多野生食物，再加上田间耕耘的收获，使他们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
丕且莫村地下还蕴藏有铁矿资源。鲁奎山铁矿就是依托丕且莫村的铁矿资源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曾希望通过开发这里的地下矿藏资源，招收当地村民为矿工，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以此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曾一度被命名为“鲁奎之路”，作为云南省乡镇企业的成功范例在省内推广。鲁奎铁矿作为昆明钢铁公司的主要矿源之一，也曾取得过辉煌的业绩。然而，“鲁奎之路”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由于矿藏有限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鲁奎铁矿进行了改制，工人下岗，农民回村劳动。后来的矿老板仍然持续不断地开采铁矿资源，并过上了非常富裕的生活，但丕且莫村的村民依然贫困和落后，该村今天仍然是云南省28个最为贫困的行政村之一。由此看来，“鲁奎之路”并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让当地农民富裕起来，相反，他们除了保持原来的贫困状态之外，还承担了露天矿开采所带来的环境后果。
丕且莫村的居住环境如同别的彝族地区一样，也与高山峡谷有密切的联系。当地彝族使高山峡谷有了一定的文化意义，而高山也塑造了彝族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事实上，彝族土掌房反映出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管是丕且莫村还是别的村子，土掌房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仍然重要，它是文化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彝族人从环境中获得了各种生活资料，包括狩猎和采集所得以及建筑所用的材料。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是其生存的基础，环境和文化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文化对于环境有积极作用，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和变化也有影响，不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了解另外的一个方面。
(二) 土掌房的建筑时间、过程、用料和文化意义
建土掌房，要看哪年能盖，哪年不能盖。盖房子的年头要与主人的整体运势一致。破土动工那天，要请毕摩举行仪式，在地基中心杀一只大公鸡，献一升米(米上有钱和盐巴)、四碗酒、一支松枝、四炷香，主人要跪下磕头，毕摩念经祈求神灵保佑主人。仪式结束后即可挖土，当地称之为“破土”。此时，要一面挖土，一面煮鸡肉，鸡肉煮熟后，主人、毕摩以及参加盖房子的人一起在建房地点吃饭。饭后还要看鸡卦，如果鸡卦不好，就要举行相关的仪式；如果鸡卦很好，破土后即可动工，但也可以稍停一段时间。地基要挖到地下最硬的一层，石脚至少要砌2尺高，一般高出地面1.5尺。立柱要择吉日，并在房屋中心杀一只大公鸡，请毕摩念经，主人在四周柱下磕头。柱子立在柱脚石上，墙不包柱，因为怕腐蚀或者被蚂蚁啃食。
从建筑材料上说，土掌房的墙有三种：石头墙、土墙和土箕墙。在丕且莫村，还是土墙比较普遍，制作土墙的方法是，用两块木板把墙的两边固定好，再把泥土放在两块木板之内，用木槌等把泥土夯实，然后拿掉木板，就成了一堵墙。当土墙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就可以上大梁和横木。
大梁和横木的选材都不能取雷打过的树木，也不能要死松。大梁和横木的方向要一致，不能错乱。大梁的树头要朝家堂方向，树根朝另一方向。横木的方向是头朝西边，根朝东边，像太阳一样，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
接下来就要填土了。填土也要择吉日，还要举行送“咪斜”仪式。“咪斜”是土地中的坏神，只有把它送走，家运才顺利。举行仪式时，毕摩在房屋中心杀鸡，献一升米(米上有钱和盐巴)、四碗酒、四支松枝、四炷香，还要在房子的四个角插上四面旗子。毕摩摇着铁铃法器念经，另一个人抬着一块烧烫的犁头，在房子的角落放下，浇点水在上面，表示那里的“咪斜”神已被送走。仪式结束后，便可填土。填土时，先把劈柴铺在木头上，劈柴要铺得平整，不漏缝隙，然后在劈柴上撒上厚厚的干松毛，在干松毛上面倒上稀泥，再填上干土。干土分两层，底上一层较薄，上面一层较厚，两层加起来的厚度为70厘米。干土必须是优质泥土，一般用人工从农田中背回来。土填好后，用锄头敲碎，用连杆打紧，用石磨拖平。填土期间不能有雨，否则就要重新把土挖出来返工，返工次数越多，房屋的质量就越不能保证，以后漏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新房子漏雨，要按照此程序返工；如果老房子漏雨，则需要再次填上捣碎的优质泥土。填土之日，如果是较小的村子，就必须动员全村人同时出动；即使是较大的村子，也要请相当数量的人来帮忙。请工在彝族地区不成问题，因为人们都有相互帮忙的习惯，当地称之为“换工”。
在土掌房的内部结构中，较为重要的是大门、灶房和火塘。在尼苏人的观念里，大门是男人的象征，灶是女人的象征，体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大门和灶决定着全家人的运气，因此，大门和灶的方向必须与主人的命相一致。从大门看出去，前面不能有尖山或与主人的命相不符的方位。如果此方位实在不能移开，就要在门前砌起一堵墙，遮住不吉祥的方位，或把门开向吉祥的方位。灶的方向要与女主人的属相和命相一致，灶的方向就是凑火(添柴火)的方向，凑朝南方，就是锅洞口在北方；凑朝北方，就是锅洞口在南方。只有这样，家里的猪鸡才好养，也养得大；相反，就会带来不好的运气。安装大门和打灶必须择吉日进行，择吉日要找毕摩，而具体的工作则由民间工匠来做。
火塘被尼苏人视为房屋的心脏，人们在这里商量和决定家里的大事，也在这里唱歌，喝酒，谈论古今。火塘代表了一种深层的文化涵义，它的方位、地点、石头、平台等都被赋予了神的意义，有的人家还把火神供在平台上。在有的地区，铁三角具有神的意义，终年不得搬动。火塘中的火常年不熄，象征香火不断。在火塘边，人们的言行举止要受到某些限制。
怎样挖火塘，以及怎样点第一次火，都是很有讲究的，有一整套的礼节和仪式，并且必须由老年人来主持。火塘靠着东墙，坑边用四块石头砌成，埋在土里。坑边靠墙一方砌出高1尺、长1.5尺、宽1尺的平台，用手堆放铁三脚、小锅、火柴、松明子、红糖等。第一次点火后，烧柴凑火的方向也就选定了，男女老少的座位随之排定，一整套不变的规则由此传承下来。火塘数目各地不一，在比较冷的地方，一家可有两三个火塘，除主火塘外，在卧室和楼上客房也都设有火塘；在比较热的地方，一家只有一个火塘。
火塘上方6尺高的墙上钉着两颗木钉，木钉上面放着猎枪。火塘前面埋着一根树桩，用于破松明子。火塘上面从木梁上吊一根铁丝下来，用于吊罗锅、土锅等烧水、煮肉、煮饭的炊具。火塘旁边放着各种日常用品，如桌子、土锅、铁锅、铁三脚、油盐罐等。在毕摩家，毕摩的神台和法器就放在火塘边的墙上。神台是毕摩的标志。神台的设置，是在墙上钉人两颗木钉，在木钉上架着一块木板，木板上面撒些青松毛和一些柏枝。松毛上面有三个酒杯，三个饭碗。神台下方有一个竹筒，用于烧香，两颗木钉中的一颗上挂铁铃法器。毕摩举行仪式回来，要在此祭祀毕摩神。
人们在搬家之后，要在楼房外边的墙上做一个“伙扎”，就是把竹棍钉在墙上，用木棍架起来，插上松枝和香。“伙扎”象征彝族的祖先神灵，每年除夕、初一、初二、正月十六、六月二十四等日子，都要在这里杀鸡祭祀，表示对祖先的尊敬。火把节之日，要换上新松枝，把旧松枝烧掉。
(三) 房屋结构与社会关系
丕且莫村彝族的土掌房分为楼上和楼下两层，楼上住人和储存粮食，楼下做饭和圈养牲畜。这种情况与彝族其他地区的土掌房结构有些不一样。在新平县老厂、新化、平甸等乡镇的尼苏人中，楼上用于堆放谷物、杂物和接待客人，楼下则是家庭成员居住和做饭的地方，大牲畜和猪鸡等圈在屋外。丕且莫村的彝族人主要住在楼上，长辈们睡在正房左边，子女的卧室是在耳房或者光线较好的地方，儿子的洞房通常在正房右边。火塘旁边有客床。
关于人畜混居的情况，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对于山区的彝族人来说，耕牛是十分重要的，人与耕牛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动物及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对于人与耕牛同住的情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把牲畜圈在住处之下，可吸引蚊虫叮咬牲畜，而人们在住房内做饭，则使房屋充满烟气，也可防止蚊虫飞人；另一种认为，人与牲畜同住，是很不卫生的，牲畜的粪便以及与牲畜有关的各种疾病会使人的健康受到损害，而且疾病还会加重村民的负担，因此，人畜必须分开，实际上，所有的扶贫工作都以此为中心展开的。
房屋的居住模式反映出彝族人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在传统的观念中，家庭成员的卧室是固定的，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成年人住在哪里，年轻人(或者晚辈)住在哪里。如果一个家庭分家了，通常是小儿子住原来的房子，父母与小儿子同住，大儿子则重新建房子。
三、扶贫工作与土掌房的拆迁
(一) 丕且莫村的贫困与扶贫工作
丕且莫村是云南省最为贫困的28个行政村之一，贫困成了丕且莫的象征。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来到丕且莫村之后，都会赞叹这里的彝族文化保存得好，但同时也为这里的贫穷而感到震惊。人们都在为丕且莫村想办法，希望他们既能保持民族文化，又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走上富裕的道路。
造成丕且莫村贫困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自然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高寒山区的特殊气候使这里既不能种烤烟，又不能种甘蔗，能够种植水稻的田地都在较远的河谷地区，种植相同数量的粮食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其次，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受教育机会少，农民素质低，观念陈旧。再次，是土地贫瘠，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灌溉只能靠雨水，而且又没有非农支柱产业。长期以来，村民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穿衣花钱靠救济”，人均年产粮不足300公斤，人均年纯收入只有310元。要解决丕且莫村的贫困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贫困，外村的女子都不愿意嫁到这里，致使该村已超过30岁的未婚男子比比皆是。村中卫生条件较差也是贫困的因素之一。疾病会加重村民的负担，无力负担医疗费的村民会因为疾病变得更加贫困。村民的教育水平也十分有限，很多孩子无法继续上学或者进入高一级的学校。所有这些，都是当地政府极为关心的问题。费孝通曾指出：“一个站在贫困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
丕且莫村的扶贫问题，有关方面已讨论过多次，政府官员和学者也都提出过各种建议，总结起来有下列几种：
首先，将全村搬迁到扬武镇的河谷地带。这一建议得到村民的支持，但由于政府无法为村民在平坝地区提供足够的耕地和宅基地，因此无法实现。
其次，根据丕且莫村的实际情况，发展山区优势产业，逐步脱贫。丕且莫村地处高山地区，这里的火腿在全县都很有名，很多商人都到扬武选购丕且莫火腿。鲁奎山上还有很多城市人喜欢吃的蕨菜，将蕨菜采回来晒干，即可出售。另外，这里的紫洋芋在市场上也很紧俏，每公斤售价可达10元。目前，扬武烟盒舞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正计划推出以“鲁奎鲁克”为名的土特产品，如果市场推销成功，就可以加大收购量，使很多村民增加收入。
再次，加大在教育和卫生上的投入，也有助于改善丕且莫村的贫困面貌。卫生的改善包括改造土掌房，以及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教育的投人则要使在读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普遍受益。
总之，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发展文化事业，强化科学技术培训和法律法规的普及教育，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扶贫工作中，土掌房的改造还涉及文化保护的问题。作为彝族古老建筑的代表，丕且莫村的土掌房保留了彝族房屋冬暖夏凉的特点，但同时也显得低矮、黑暗，而且人畜混居，家户相连。这些都使村民的生活相当不卫生，也不方便。另外，一旦一个家庭的土掌房发生火灾，灾难就会遍及全村。因此，土掌房的改造成了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对于土掌房的改造，却有着不同的看法，通常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是村民的意见，另一种是地方政府和外界的意见。
(二) 村民对土掌房拆迁的意见和做法
村民是土掌房的建盖者和拥有者，同时又是拆迁与扶贫工作的直接相关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拆迁土掌房，都将对村民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我们在调查中首先注意了解村民对于土掌房拆迁的意见和做法。实际上，他们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意识到土掌房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并且已经采取了很多相关的措施。据笔者的调查，村民通常的做法有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主动配合政府的搬迁政策，迁移到河谷地区和城镇附近。高山彝族搬迁到河谷地区和城镇附近的情况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有计划的搬迁，另一种是自己出钱搬迁。第一种搬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鲁奎山被认为是贫困的象征，新平县委、县政府为了彻底使高山彝族摆脱贫困，决定在坝区划出相当数量的耕地进行移民。当时迁移下来的人都在坝区得到了足够的耕地和宅基地，他们靠着坝区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交通条件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后一种搬迁，有的是到城镇盖房子、做生意，有的则是到坝区或者城镇附近租田地种粮食。对于土掌房的建筑情况，由政府有计划迁移到平坝地区的彝族，都是以村落为单位聚居，大部分继续住在土掌房里，但也有一部分人完全或部分地放弃了土掌房，盖起了瓦房或水泥平顶房，后者被认为是经济地位的象征。在彝族社会中，没有人为此指手画脚，人们都尊重他人的选择。至于搬迁到城镇地区的彝族，都是散居在以汉族为主的集镇中，不再建土掌房，而是建平顶房。另一些到坝区租田地种粮食的人只能租房子住。
第二，留在高山地区的村民，仍然住在较为破旧的土掌房里。由于经济、交通等原因，居住条件没有多大的改善。最好的人家也不过是加盖了一道砖墙，但主体结构和卫生条件并没有改变，人畜混居的情况也一直存在。村民的想法可分为以下几种：有人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让他们也搬迁到河谷或者城镇附近，彻底改变贫困的面貌。有人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钱让他们重建房屋，他们可以自己出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即使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全部费用，提供一半也可以，但如果要让村民自己出所有的钱，他们就有些无能为力了。有些退伍军人和初中毕业生希望政府能够从总体上考虑丕且莫村的发展，将发展地方经济和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结合在一起，使村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三) 外界的意见和地方政府的最终决定
地方政府把丕且莫村的住房改造看做一项系统工程。该工程考虑的问题并不限于土掌房，而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村民的幸福指数为目的，既要拓展村民的经济发展空间，又要照顾到民族文化的保护，还要考虑到政府和村民的承受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其他地区扶贫攻坚项目中的住房改造一样，丕且莫村土掌房的拆迁问题也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但在具体做法上则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来自部分政府官员和扶贫人员，他们主张将原来的村子用推土机彻底推平，重新建造一个村寨，新建的房屋仍然是土掌房，保留原有的一些特点，但要做到结构合理，卫生，人畜分居，家家户户不再连在一起。这样的新村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当地政府认为，新村建设应该以人为本，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目的，而非仅仅保护土掌房。尽管这种观点既考虑到改善农民的生活，又照顾到土掌房的保护，但是，全部推平重建的费用很大，同时也无法保留土掌房原来的文化特征。
第二种观点来自学者，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他们认为土掌房是人类文化遗产，目前，在云南已经很难找到像丕且莫村这样保存完好，整村连在一片，而且几乎不用砖头砌墙的土掌房了。因此，他们主张将这里的土掌房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果要进行维修，也只是做些简单的加固，不做整体改动。学者们认为，丕且莫村的经济情况可以通过发展彝族文化旅游来加以改善。但是，丕且莫村不一定会有很多的旅游者，如果村民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改善，扶贫工作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第三种观点是前两种方案的折中，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维修和改造，同时在结构上也进行较大的改动，但不是用推土机彻底推平。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既保存了原有的特点，又能使村民的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既提高了生活质量，又保护了土掌房。但由于原来的土掌房家家户户连在一起，结构已经固定下来。而且，目前所有的土掌房都已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大梁等木质构件已经腐烂，不仅房屋漏雨，而且墙壁也非常危险，很难进行局部维修和加固。换言之，维修后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倒不如彻底推平重建。
第四种观点来自上级人民政府，是前几种观点的综合，具体措施就是一部分搬迁，一部分就地改造。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研究，上级政府针对丕且莫村的情况，提出了“高退、中居住、低开发”的扶贫思路。“高退”指的是在高海拔地区退耕还林，“中居住”指的是村民主要居住在中海拔地区，“低开发”指的是开发低海拔地区的土地资源，发展种植业和林果业。具体的计划就是将丕且莫村的60户人家搬迁到它斗村，对其余人家的住房实行就地改造。
经过多次讨论和征求意见，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当地政府最后决定采用第四种方法。按照政府的计划，有60户搬迁到它斗村，它斗村的海拔在800－1200米之间，生态环境好，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地势平稳，土地相对肥沃，集中连片，适宜种植粮食和多种经济作物。这将有助于解决丕且莫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此外，对丕且莫村剩余的29户的住房，实行就地改造。搬迁和就地改造的扶贫项目包括安居工程、村道路工程、场地平整工程、农村能源建设工程、大牲畜圈改造工程、学校建设工程、科技文化室及活动场地建设工程、通电视工程、人畜饮水工程、灌溉工程、农田建设工程、通路工程、通电工程、养殖业工程和卫生室建设及素质培训工程，全部项目资金为905.76万元。
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为此，地方政府确立了如下一些原则，如统筹规划、政策配套的原则，群众自愿与政府引导的原则，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目标是通过项目建设，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植后续产业，增强发展后劲，逐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项目建设后一年内实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200元以上，逐步使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项目规划得到了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了项目所需要的全额资助，使项目有了可靠的资金保证。丕且莫村扶贫项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联系，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通常都有经费上的保障。
丕且莫村的扶贫既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还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在丕且莫村，搬迁户搬走后，他们的土地分配给未搬迁的村民，村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达2.12亩，人均果林面积达1.2亩，这对于改善经济、促进生态平衡都有重要的意义。丕且莫扶贫项目中与土掌房拆迁有关的是安居工程，按照规划，有60户搬迁到它斗村，该安置点将新建砖木结构瓦房或者水泥平顶房60套，其中还包括畜圈、厕所和沼气池。就地改造户将建设砖木结构土掌房，以保持彝族村庄原有的整体风貌和彝族村民传统的生活习惯。
四、关于丕且莫村土掌房变迁的思考
从丕且莫村的安居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搬迁户的建筑已经不具有土掌房的意义。它斗村的搬迁户建设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平顶房，彝族文化的成分很少，那些未搬迁的改造户建设的是砖木结构的土掌房，两者都与政府的计划有关。在乡村，政府的思想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潮流。要改变农民的落后观念，就要灌输现代化的观念；要让村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就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但是，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土掌房就会被改变，这种情况在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文化保护反映出村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它必须以村民的意愿为基础。只有建立在本族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文化的传承才有保障。但是，村民的意愿又受到社会潮流和政府导向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讨论文化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变迁、传承和保护在学术界已有广泛的讨论。张跃、刘娴贤分析了云南怒江大峡谷地区怒族传统建筑变迁的原因，认为怒族传统民居的变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即经济社会发展、建筑材料减少、保护意识的淡漠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这些原因与滇南彝族土掌房的变迁有一些相似之处，只是丕且莫村土掌房的变迁与国家政策和现代化的关系要更为密切。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住瓦房和水泥平顶房为荣，瓦房和水泥平顶房被认为是富裕的象征，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的办公楼已建成瓦房，农民仍住土掌房；80年代中期，政府盖起水泥平顶房，农民开始盖瓦房；进入90年代之后，政府开始盖非常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部分农民开始盖水泥平顶房，瓦房则已很普遍。现在的情况是，富裕者住平顶房，一般人住瓦房，贫困者住土掌房。土掌房已逐渐减少，瓦房和平顶房则逐渐增多，这是总的趋势。可以说，现在住土掌房者，并非要保护彝族文化，而是无钱建瓦房和平顶房。
在许多地区，少数民族的建筑及其精华正在受到被改变的威胁。张成龙、金日学认为，这些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许多有价值的民族建筑由于暂时未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被拆毁；文物古迹虽在，但它的历史环境遭受破坏，大大地损毁了它的价值；大量民居建筑群、民族村落被拆毁、被改造，新的建筑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技术应用方面，并未从传统建筑中汲取营养，建筑的传统性已荡然无存。建筑文化保护的问题在新村建设、地方扶贫和搬迁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迁建”式的保护——异地“迁建”，是当今特定情况条件下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解决了当期投入的资金问题，得到的是多重效益。“仿古”式保护除了本身的建筑意义外，更是对其所仿的“真古”建筑的最直接保护。民族建筑究竟是原模原样地保护，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建，究竟是另辟新区建设，还是就地改造，都需要深入的研究。
在云南省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学者们的批评与实际工作还有一些距离。2007年3月30日，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会议在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召开。有一个生态村项目试点是在文山壮族自治州邱北县的仙人洞村，这里的乡村旅游引起了关于彝族传统民居改建的大讨论。一个村民向大会讲述了他们的传统建筑被改造的经过。他说：彝族传统民居的改造是由旅游开发引起的，乡村传统建筑必须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但学者和记者都反对改造，主张原模原样地保护彝族传统建筑，而且这些学者和记者都非常愿意住传统建筑。问题是，学者和记者的住宿是不付钱的，他们的住宿并不会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相反，那些付钱的游客却不喜欢住彝族的传统民居，而喜欢干净和有卫生间的住房。这是问题的实质，所以必须进行改造。村民在大会上的发言让很多学者感触很深，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要建设既能反映本地区本民族文化，又能适应市场的时代建筑精品，就必须对本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有准确的把握，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走传承保护和市场开发相结合的道路。
笔者曾多次到鲁奎山的丕且莫村进行调查，看到过村民们在土掌房上跳烟盒舞。丕且莫村缺少足够的平地，所以人们常常在土掌房上跳传统的烟盒舞。一想到传统的土掌房将逐步消失，我不禁感到有些惋惜。面对着最后的土掌房，人类学家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墨菲曾指出：“随着贸易的扩大和技术渗透到地球上任一僻远之地，工具、知识和工业世界的方式的不断扩展，终将使人们之间很少差别、愈益相近，人类的全部活动景观会变得枯燥无味、单调沉闷。大概人类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种壮观景象永远消失之前所做的记载了。”
丕且莫村的例子说明，土掌房的变迁与国家政策和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土掌房的改造有很多是在国家的干预之下进行的，如移民搬迁、新村改造、地方扶贫等。在很多地方的搬迁建设中，村民房屋的设计图纸是由国家提供的，在这种固定的建筑模式之下，农民们没有办法考虑自己的文化背景，只能被动接受“他者”的现代居住模式。事实上，在民族建筑，特别是土掌房的建设中，无论是地点、方位的选择，还是用料和房屋结构，都与民族的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个设计者都不能对此不加理会。对于扶贫工作者来说，民族文化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在他们直接的倡导之下，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目前，政府衡量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有自己的模式和指标，而较少考虑到民族的信仰和文化。这样，人们就会牺牲本民族的文化以获得经济和生存环境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建筑首当其冲，常常作为落后的象征而被代替。丕且莫村的土掌房改造能够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就已经算做得很不错了。
与政府官员不同的是，人类学家致力于理解人类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包括对土掌房在内的文化机制进行全面描述和讨论。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学家不建议村民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学者们注重分析住房改造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最终的选择要取决于村民和地方政府。然而，我们应该相信和承认，城市建筑总是走在现代化的最前面，成为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标志。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变迁，一些地区的传统建筑已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能够代表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某些特定建筑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彝族的土掌房除非也能像丽江古城一样体现出一定的经济价值，否则，现代化的发展迟早会将其取代。
五、结语
笔者认为，在土掌房的变迁和改造过程中，以下几点应该得到强调：首先，要通过摄影、摄像、文字等手段，将土掌房的资料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下来。其次，要对土掌房的环境选择、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确立土掌房的在民族学，中的位置，再次，要召开由村民、政府官员和学者参加的有关土掌房变迁和改造的讨论会，确立彝族传统民居是否属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这是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扬武镇党委和政府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土掌房改造过程中，多方征求意见，就此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这是丕且莫村与其他地区民居改造项目的不同之处。
丕且莫村的研究案例证明了学者、地方政府和村民之间在土掌房改造与保护问题上的差异，尽管学者和记者都主张原模原样地保护土掌房，但没有一个学者和记者愿意住在丕且莫村。据地方政府官员估计，即使有人愿意住在村子里，最多也只是三个晚上。既然连自己都不愿住在低矮、黑暗、潮湿和卫生条件较差的房子里，那为什么还要阻止土掌房的改造呢?地方政府就是以这样的理由，对土掌房进行就地改造的。确实，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观点。当地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乡村经济的发展，村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彝族社会的全面进步。
总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变迁与现代化同国家政策有密切的联系，国家的倡导和扶贫计划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国家的移民搬迁、扶贫和新村改造计划，可以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深刻变化。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