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境内有400多个族群，他们将各自的族称上报政府，希望被政府识别为独立的民族。中国政府对这些族群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识别。1953年，首先确定了37个少数民族，1954年到1965年，又先后确认了17个民族，1979年确定基诺为单一民族，至此已确认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共有56个民族。但是，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尚有74，9341人尚未识别民族。（《中国民族统计》，1991）这就是说，中国的至少400个族群，现分别划分在56个民族里面，势必造成某些民族里有数个甚至数十个族群成分，而且还有一些还未确定族属。那么，政府是怎样识别民族的呢，目前这些族群是否认同政府划分的民族呢，特别是同时包含十几个族群的民族，其内部族群间的关系如何呢，他们是如何认同本族群，如何想象本民族，以及如何认识国家的概念。这些都是我很想知道很想探讨的。
本学期我有幸师从陈志明教授，他在族群的概念、族群认同、族群与权力、想象的社群等各种理论上都给我进行了精心指导，我感觉到多有收获，很有进步。对上述问题也有了一些较为清晰的认识。现根据我所熟悉的中国少数民族情况为例，结合所学理论，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族群的某些问题及现象作一些论述。
本文按以下理论排列：1、族群定义和界限问题；2、主观或客观认同问题：“求同存异”的客观民族识别；“求异存同”的主观族群认同；3、族群与权力关系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族群认同；人民代表制度与族群认同；计划生育制度与族群认同；招生优惠制度和族群认同；4、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问题：中华民族和国家概念问题；藏族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问题；彝族想象的社群和国家概念问题。
二、族群的定义和界限问题
族群现象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不管这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族群有以下属性：（1）是一个人们结合体，共同体内的人们分享共同的风俗习惯；（2）是一个人口较多的群体中的一部分；（3）其文化认同可以是后天形成的，认同的消失也可以是后天的；（4）族群首先是自我认同的，同时是被别人认同的。（5）是一个文化携带单位。
族群和其他的如权贵群、宗教群体、秘密仪式群体和兄弟会一样，是现代政治体制下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隐性”组织。同一族群的人有共同的风俗习惯，或称为文化。族群都属于某一个人口较多的群体，不然的话它就不该称为族群，而应该叫民族。族群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体系比如国家体系中有内在的关系。族群的文化认同可以是后天形成的，认同的消失也可以是后天的。例如，非洲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城，移民群体豪萨人和西西伊博人，在20年代，有各自的宗教、语言和传统文化。但是，40年后，两个族群走过了两条相反的路：豪萨族群深深强调他们的文化认同并呈现出排他性。他们只说豪萨语，而且只和他们自己中间的人交朋友和打交道。西伊博族群，则失去了自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传统文化遭到完全的破坏，他们整体上受到其他不同族群的人们的影响。他们可以很流利地说主体民族犹汝巴语，并不带本语言的口音，而且把犹汝巴人当作他们的伙伴。由此可见，族群认同和认同的转移是后天的，而不是传承的和一成不变的(abnercohen,1974）。
族群首先是自我认同的，通过它可以把人们组织和联系起来。族群有不同的发展过程。观察族群的发展过程可以转换调查研究的主题，从而从内部的规律和历史来分开民族群界限和这些界限的保持。
乔健（1997）对族群做了一个概括：造成族群认同的主要原因不是文化的，而是社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对抗。更进一步的是，对于族群认同的一种要求，一种社会的要求，引申出来对于文化的认同。
keyes(1979)认为：a、一个人可以属于不同的族群；b、民族同化：所谓两个族群的同化，并不是说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别减少了，而是把这些差别重新给予一个界定，这是最根本的，当然也有一些差别是消失了；c、族群认同是通过文化表现出来的，是通过信仰、神话和民间历史表现的，这些文化方面在支持对于族群的界定。比如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的karen人。d、民族适应：对于一个少数民族群体，重要的是怎样在一个大环境里生存。有些就会采取宗教的形式，透过宗教来确认他们是不同的，并相信他们最终能够变成独立的。所以，他们不是一种实质的政治对抗，而是一种宗教运动。
在barth之前，学者们常常认为一个种族等于一种文化等于一种语言和一个社会等于一个拒绝或抵制其他文化的单位。这种看法受到barth的反对，他认为这个公式会妨碍我们去理解族群现象及其在人类的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barth,1969）。
族群是一个文化携带单位，人们的分类和族群的地方群体成员，必须依靠特殊的民族文化来展示出来。明显的文化形式可以逐条分布于生态学效果特征展示。族群看起来很象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区分族群间的特征时，要认清并不是从整体上完全不同，只是行为人把它们作为区别的特征而已。一个排他的群体，其自然延续性是很清楚的：依靠一个界限的持续。社会有关联的要素便于辨别成员，但不是公然地与其他要素区分开来。
关于界限，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当然是社会的界限。民族界限疏导社会生活，它需要区分开行为的十分复杂组织以及社会关系。要认同另一个人作为同一个族群的成员，暗示了评估和判断尺度的分配。族群只是坚持重要的单位，如果他们暗示标示不同的行为，例如坚持文化的不同。在族群的界限方面，michaelmoerman对naroll的六个族群认同的衡量标准进行了批评，它们是：特征分布、地域接触、政治组织、语言、生态调节、地方共同结构。moerman认为：语言、文化、政治组织等不能完全地发生共同的关系，某一个尺度限定的某些单位不能同时发生于其他被另一尺度限定的单位；作为文化我们希望指"一种类型、一系列计划、对生活的蓝图"，那么结合这些尺度所限定的单位，包括naroll建议的结合，是偶尔的或突发的"文化承载单位"；常常很难辨认语言、文化、政治、社会或经济的传承性，从而划出界限(moerman,1965)。moerman总结说，族群在个人、集体和区域上是暂时的，并且人们会变更自己的认同；各种非成员者可以使用非常不同的称谓；同一成员的人并不一定总是对他们自己使用相同称谓。他建议，我们要发现用于民族识别（标签）的不同分类尺度，比较为相互作用的存在物的尺度，决定这些尺度是否有意识地操作，并且分析维持的和反复灌输该尺度的实践的机械性，通过成员们认同他们自己或被其他人认识。
三、主观或客观认同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走向高级，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资料高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分配关系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民族的理想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过程是一个使人类相互溶和、趋于统一的过程。这个理想化的理论，指导了5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当时的民族工作者由此强调不同族群间的相同之处，忽略不同之处，强调民族识别的客观材料，忽略各族群的主观意识，也即“求同存异”。前文我们谈过，族群的认同首先是自我认同，同时这些认同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同。在被划为某一个民族后，中国境内的大部分族群对其族属是认同的，只有少部分族群认为当初识别有误，要求更改族属或重新识别为一个新民族。而认同了族属的族群，并不等于说也认同同民族中的其他族群。因此，同一民族内的族群，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就会强调该族群的认同。不管是不认同族属的族群也好，不认同同一民族中其他族群的也好，它们都极力显示与相关族群不同，我们称之为“‘求异存同’的族群认同”。下面分别讨论如下：
1、“求同存异”的民族识别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从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进行的，共有近2000个人参加了这次民族识别。以云南的工作为例。在50年代初，由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省统战部、云南大学、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28个人组成“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以下简称“识别组”），对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二次民族识别工作。这次识别工作是在已经定下了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对自己上报为单一民族的39个族群单位进行了分门归类，采用的是客观的求同存异的归类方法。
在识别永胜县“支里”、“倮族”、“水田”、“子彝”、“黎明”的5个族群时，“识别组”说“相传都是在洪武调卫时迁来。景泰云南志（1454）载有今永胜‘境内多罗罗，皆黑爨之种，披毡跣足，蓬头而椎鲁尤甚，其俗大都与沾益州相同。’这表示各单位移居年代已久，而且与东部彝族支系有关系。今日谁都不能记忆迁徙路线，但都说是从东面或南面迁到现住地。”由此证明其历史上有共同来源。
在识别永胜县“支里”、“倮族”、“水田”、“子彝”、“黎明”的5个族群时，“识别组”认为：“5单位的语言，都是彝语支中彝语的一种方言。他们与‘莨莪’、‘他鲁’、‘水彝’共8个单位，彼此之间可以畅通无阻地会话。”并附上以下表格（略）。
识别组认为：“由上表可看出，六个单位与‘水田’相同相近的比例数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各单位间的语法现象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确定以上七个单位的语言，只是‘彝’语方言中的不同方言”。识别组又进一步将‘水田’语与另一个县永平县的‘土家’（作者按：识别组已将其识别为彝族，不是指现在法定的土家族。）语比较，认为在875个词汇中，两者相同相近的词有537个，占全数的61％，不同的338个，占39％。“这表示‘水田’语和‘土家’语是很接近的彝语方言。”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水田语’、‘支里语’与彝语同属一个方言，识别组又列表将其与凉山彝语和碧江傈僳语进行了比较。其表如下（表格略）。识别组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上表可看出，‘水田’并‘支里’语与凉山彝语相同相近的，都比与傈僳语相同相近的更多；并且在与凉山彝语比较中，具有语音对应现象者较多，而与傈僳语比较中，则很少有语音对应现象。根据这些情况，更可断定‘水田’、‘支里’、‘倮’、‘子彝’、‘黎明’、‘莨莪’、‘他鲁’、‘水彝’等语言，是彝语方言。”
2、“求异存同”的族群认同
被识别为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群，多数是认同其族属的，只有很少所族群认为自己的族属识别有误，要求国家予以更正。例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笔者的家乡），有一个自称“尔苏”的族群，人口几千人，分布在柳姑乡。这个族群被识别为藏族。但他们坚持识别有误，认为自己是历史上的“西番人”，因此，自称“番族”，要求政府予以承认。虽然政府未予承认，但事实上，他们在任何场合下都说自己是番族，甚至在学校，注册表上写的是藏族，口里却说自己是番族。周围的民族只有彝族和汉族，大家也承认他们的这种称呼。在彝语里，叫这个族群为“喔柱”，而叫西藏藏族为“喇嘛”。
所谓“求异存同”，是指族群承认政府所识别的民族族属，但为了争取权力和资源，强调本族群的认同，强调本族群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点。比如，彝族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自治区，彝族内部的族群众多，族群间在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有所差异，因此往往产生不同族群因争取不同权力而表现出不同的族群认同。以选举人民代表为例，政府不是按族群分配人民代表名额，只是把彝族当作一个民族来分配，全国人民代表的名额往往只有数几名。于是，各族群就会为争取这几个名额而强调本族群的认同。彝族中的诺苏族群，又称凉山彝族，是彝族中人数最多的族群，也是保留彝族传统较多的族群。该族群强调人口、语言、风俗习惯等。同样，彝族撒尼族群，虽然人口没有诺苏族群多，但他们居住在闻名天下的风景名胜区石林的周围，他们以此为骄傲，处处强调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加上浓郁的民族风情，使石林成为风景和民族风情溶和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
苗族分布也很广，语言和方言差别也很大，也可划分为数十个族群。各地苗族为了取得权力和资源，会强调各自族群的认同。比如，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苗族可能强调文化，他们接触汉文化较早，有较高的汉文水平，同时保留了浓厚的苗族风俗习惯；贵州黔东南、黔西南的苗族，可能会强调苗族的传统文化，比如苗族刺绣，苗族服饰等；而云南边境地区的苗族，为了边境贸易的需要，可能会强调与越南苗族的渊源关系，特别是越南战争期间，有部分越南的苗族难民逃到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其后代有发了财的，愿意支援中国的同胞作一些贸易。
四、族群与权力关系问题
abnercohen对人类学的重要贡献是，把权力问题引进了人类学界，他注重权力，注重政治对族群的影响。而以前的人类学者忽略了政治权力，咎其原因，乃是因为在殖民时期，殖民地的人民不会对人类学者构成权力威胁，不需要强调权力问题。abner认为，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问题，就是政治原因，他甚至提倡把族群问题归入政治学。人类学界很重视另一个使用“权力”（power）的法国哲学家michelfoucault，他的概念是抽象而又比较广的，他认为只要有两者就有power问题，他把权力的范围推得更广。
abner在“隐性组织”一文中，谈到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用族群的概念来争取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此文是用功用主义的方法探讨的。keyes强调族群是延续下来的，是父母传授给子女的，是呈线性的，abner则使用功利主义。abner的另一本书customandpoliticsinurbanafrica的p190里谈到族群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文化行为。p194里也强调族群是政治、权力的产物。族群是分层次的。比如，马来的华人，对外是马来人，对内则强调是华人。又如彝族，对外是中国人，这是一层，而在国内与汉族在一起时，会强调彝族的身份。下面我们先具体举些例子，然后分析。
东北辽宁丹东满族情况
大家知道，满族是清王朝的缔造者，是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入关后，由于人数少，加上中国地方广大，民族和族群众多。为了加强统治，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手段，比如“雉发易服”制度，“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严重伤害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民族斗争此起彼伏。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还我中华”的口号，正集中体现了腐朽的满清政府的统治民族－－满族与中国其他民族已处于水火不容的地步。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为了避免受民族仇恨的牵连，许多满族人隐瞒自己的族别，改报汉族。在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是430多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第六位，而到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满族人口猛增到900多万人，增加了两倍，人口数跃居少数民族中的第二位，仅次于壮族。这些增加的人不仅是人口的自然生育增长，更多的是来自更改民族成分，是由原来的汉族改为满族的。
笔者曾到过辽宁省丹东市的满族地区。该市仅辖四、五个县，但其中就有三个满族自治县：凤城满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和宽甸满族自治县。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满族一样，这里的满族已不再使用满语，没有民族服装，没有特别的饮食......总之，从表面看，已经分不出满族和汉族。我是协助两位美国学者去调查满族的萨满情况的。我们走访了许多人，最后一无所获。很明显，萨满在这里已经失传。但是，调查过程是很有趣的，我发现人们很希望我们在这里“发现”萨满。因此不断地推荐一些跳神的巫师给我们，并千方百计证明他们与萨满有关。我们到了丹东市后，市民委派了一个人带我们到宽甸县，宽甸县民委、文化局又派专人跟着我们。在问及宽甸是否还有萨满时，他们都说有。我们观看了他们找来的“萨满”表演，他们在表演时要穿上特制的衣服，口里唱着一些调子，记得一个调子是关于“孟姜女”的，另一个调子是请“天兵天将”的。说这是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其祖师爷是唐朝时期的人，等等。完全跟满族的祖先来源是两回事。更有趣的是，当我们问跳神的这两个老人（都在70岁以上）知不知道萨满时，他们竟然不知道萨满是什么。不知道萨满是什么的人被当成萨满来介绍。反映了某些满族知识分子和地方领导主观的族群认同。
要取得自治的资格，有一条是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要大，而且是聚居的。据了解，为了取得自治的资格，丹东市范围内，规定只要证明某人的某一个直系亲属或姻亲曾经是“八旗”军士兵，不管是“满八旗”或“汉八旗”，均可改族属为满族。在80年代中期，大量原报汉族的人改为满族。丹东也就成为满族自治县集中的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