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墓群，石器时代遗址，夹砂灰陶，石虎，青铜铃，两汉堂狼铜洗，堂狼山白铜……这些历史遗存讲述着巧家久远的过去和意蕴深邃的文化背景，但这断断续续的历史由于过于久远而显得神秘、模糊。为了解开一系列千古之谜，让沉睡的历史文化得到合理阐释，2008年春，巧家县委、政府成立了“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立以来，查考典籍、研读相关学术论文、展开“拉网式”田野调查，做了大量工作，对巧家县堂狼山铜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取得系列重大突破：史上著名的产铜之堂狼山在巧家县境内东部；巧家堂狼山区域是彝族的主要发祥地及“六祖分支”的地方；巧家堂狼山人开采、冶炼以堂狼山铜矿为主的银、铅、铜诸矿，留下了成百上千的采炼遗址，使堂狼山古遗址成为全国规模罕见的古代有色金属采炼遗址；巧家堂狼山古彝族开采堂狼山铜矿，使堂狼山成为古蜀国、商代的重要铜矿原料来源地，铸就了三星堆、商代青铜文明；堂狼洗、白铜享誉世界，成就了堂狼山作为“汉洗之乡”、“世界白铜之乡”的美誉，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堂狼山铜文化。
史上著名的产铜之堂狼山在巧家县境内东部
《华阳国志》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康熙《大定府志》载：“有祝明者（笃慕），居堂狼山中，以伐木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著名学者尤中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中载：在古蜀国版图上先后出现过28个城镇，堂琅城就属于其中之一。
古代典籍记述简约，但述及堂狼山时重点谈了其地的资源和彝族“六祖分支”事件。尤中先生的研究更把古堂琅的历史上溯至古蜀国时期。这座一直牵动着史学界的“堂狼山”究竟是古堂琅县地上今天的哪座山呢？
最早关于堂狼山的记录见诸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刘琳注：“‘堂螂县’的‘螂’又写作狼、螂、琅（汉洗作狼），盖其地多堂螂，故以为名。”著名学者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汉志》犍为郡有堂琅县，《续汉志》无，《晋》、《宋》、《齐志》朱提郡有堂狼县。按：‘狼’字作‘琅’，又作‘娘’，作‘螂’，并对音字。”由以上史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堂琅县得名于堂狼山，且山和县同名，县在山中，写法不同，是因为古人习用同音字、异体字之故。
《续汉志》朱提县（今昭通市）下刘昭注《南中志》曰：“（朱提）县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郦道元《水经注·若水》载：“（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去。”对“堂狼山”的地理位置、特点作了说明。所谓“朱提县”西南“二里”有“堂狼山”，时朱提郡朱提县辖境即约今昭阳区、鲁甸县境，此应谓在当时距朱提县西南边界（今牛栏江边）二里的堂狼山。《水经注·若水》又说：“朱提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也就是说，朱提郡郡治所在地（今昭阳区土城一带）距离它所管辖的堂琅县治所二百里，且堂琅县在它的西南。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堂狼县在今会泽、巧家之地，堂狼山出铜，明、清时期开采者，地区甚广，主要分布于汤丹、落雪、因民、茂麓、九龙等地，在今会泽之西，巧家之南，沿金沙江东岸，其地多属巧家厅，原为会泽，分地设治也。不识汉、晋时期产铜者，亦在此地区者。乾隆《东川府志·山川志》曰：‘堂狼山在巧家米粮坝，晋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军姚岳败李骧兵处，北距牛栏江边昭通府界百余里。’按：不说米粮坝之方位，惟距牛栏江边百余里，则在今会泽县迤车（以扯）汛以西至巧家城适中之处。未能确说地名，亦未能确定为古之堂狼山即在此否？”《新纂云南通志》说：“堂琅山在巧家东米粮坝……延袤百余里。”今巧家县城金沙江沿岸一带，自古即俗称米粮坝。而“延袤百余里”，且相对于金沙江沿岸县城一带的米粮坝的“巧家东米粮坝”，应在今巧家老店镇一带。邹长铭先生《堂琅县治所和巧家厅治设置年代初考》载：“我们把《南中志》、《晋书·王逊传》、《续东川府志》等史籍中关于堂琅山地理位置的记述综合起来作一判断，大体可以认为：堂琅山横亘于金沙江、牛栏江之间，绵延百里，其主峰雄伟、峻拔（山高三十里），盛产多种药草。”据以上史料，以朱提郡、朱提县为基本观察点，根据方位和距离，堂狼山为今牛栏江边的巧家县包谷垴乡、老店镇一带之山，堂琅县即在老店镇境内。
也有学者认为堂狼山（罗尼山）在会泽，有的则认为在东川，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在于，他们没有回复到历史上去看问题，重今轻古。堂狼山有三个非常明显的标志，一是从地理位置来看，牛栏江古称堂狼江，堂狼山应在古堂狼江边，这说明无论是堂狼山、堂琅县治所都不可能在靠近东川、会泽、巧家的金沙江边，只可能在会泽、巧家两县的今牛栏江边。二是堂狼山自古以产铜著称于世。考诸会泽、巧家、东川三地的矿冶情况，《会泽县志》记载，会泽铜矿品位一般0.5-2％，很少达到2％。由此可以看出，在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2％以下品位的铜矿，是不适于古人开采和冶炼的。而且迄今为止，在会泽县境内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银、铅、铜矿的采炼遗址；《东川铜矿志》、《东川府志》、《会泽县志》记载东川区铜矿的开采时间始于明清。明代以前无开采记载，也未发现明代以前的古代铜矿采冶遗址。而巧家县的包谷垴、老店、新店、小河、马树、炉房等乡（镇）富含品位极高的银、铅、铜诸矿，而且存在成百上千的古代银、铅、铜采炼遗址。这说明古代产铜的堂狼山就在今巧家县境内东部。三是堂狼山自古以盛产杂药著称于世。据不完全统计，在巧家县境内东部以药山为顶峰的堂狼山区域，至今仍是滇、川、黔交界地区少有的盛产各种药材的地方，已知的药用菌物和植物种类共达836种，如党参、柴胡、贝母、天麻、虫草、三棵针、三分三、岩白菜等等。其中，有不少中药材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是难于找到的，这不仅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日常所需的各种药品，而且向周围地区乃至内地提供了当时难于找到的珍贵药材，直至今日，古堂琅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虽已发生巨变，但在堂狼山区域的药山、老店等乡（镇）仍有不少公司和个体商家长年驻地收购药材。每逢集市，均有居民上山采收的各色药材大量上市交易。仅药山镇近二十家个体商贩每年向外地运出的中药材或制药工业用原料就达数百吨。堂狼山区域的老店、药山等乡（镇）一带已成为地区性的药材生产基地，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事实上，对堂狼山在今巧家县境内东部，前人早有定论，《民国巧家县志稿·舆地·山脉》载：“堂狼山，属五区二甲天生桥。”民国时期巧家五区二甲天生桥即今包谷垴、老店一带。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对堂狼山和处于堂狼山中的堂狼县的地理位置作了认定，“堂狼山在巧家县东部”，“堂狼县在巧家东75公里老店子”。中华地图学社1977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西汉益州刺史部南部（第28-29页）”地图上，将堂狼山中的堂琅县治所标在今巧家县境的老店镇境内。同样，在“东汉益州刺史部南部（第56-57页）”地图上，也将堂琅县治所标在今巧家县境的老店镇境内。《云南省历史地名考索》认定古堂琅县治所在今巧家老店子。《巧家县地名志》在“老店子”条简注为“汉堂狼县地”。《新纂云南通志》地图明确地将堂狼山的位置标为横贯巧家境内始于牛栏江边老店镇迄于炉房乡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
古堂狼山、古堂琅县以产银、铅、白铜闻名，但是以铜等金属制成的器物只有少量尚存于现今的博物馆，民间时有出土，但大多隐瞒未显，其它金属器物都难以觅其踪迹。按理，远在古蜀国、汉代已达鼎盛的青铜采冶，冶炼后铸造的器物应该是庞大得难以想象的数字。一直以来，希望找到更多的考古金属实物，也有很多人作了努力。但直到如今，除堂狼洗、青铜铃之外，没有人在堂狼山有重大发现。这对于闻名全国的盛产银、铅、铜诸金属的堂狼山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堂狼山既然从古代就大量开采银、铅、铜等有色金属，那么堂狼山中一定存在大量银、铜、铅等有色金属的采炼遗址。
为了印证这一设想，2008年4月开始，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对巧家堂狼山区域开展了有色金属采炼遗址的初步调查工作，调查工作主要由课题组成员马应富、徐有林负责。在历时5个多月的初步调查中，结果发现，巧家中部隆起的群山遍布古矿硐遗址，山体几乎被掏空。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地壳运动，地表侵蚀，人为破坏等因素，湮没于地表下的矿硐已经无法统计，仅能辨认和群众传说的古矿硐数以千计。其中，传说的铜矿硐694个，找到144个；传说的古铅矿硐492个，找到170个；传说的银矿硐339个，找到39个。这些矿硐的分布总体上呈两条矿带，一条是牛栏江沿岸东南一西北走向的铅锌矿带，包括老店、新店、小河、红山、东坪、茂租等乡（镇），其他乡（镇）有零星分布；另一条是东北——西南走向的铜矿带，包括包谷垴、老店、马树、炉房、蒙姑等乡（镇），其他乡（镇）也有零星分布。两条矿带呈“人”字形交汇于老店。
包谷垴乡铜厂沟，这个森林茂盛的普通山沟里竟然隐藏着一个传说有48口铜矿开采矿硐和一处炼铜遗址的铜矿采炼遗址群。通过对残存的保存较为完好的6口矿硐进行深入考察，发现其中只有1号矿硐前有开采时留下的矿荒，表明1号矿硐开采年代较近，其余的矿硐连开采时的矿荒都不在了，表明开采时间的久远。在对1号矿硐前矿荒掩埋生活表层的初步发掘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釉瓷碗、盘残片，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云南站站长陈浩先生的鉴定，这些青釉瓷碗、盘属于明代初、中期的器物。那就说明其余已深埋无法统计的矿硐，至少是明代以前乃至古蜀国时期就开采的了。
老店镇何家村，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一庞大的古铜矿开采遗址群。该遗址群位于今老店镇老店村上村村民小组治乐河左岸山坡上，分布在方圆2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当地人介绍，最辉煌的时候曾开采了360个铜矿硐，下村还有冶炼遗址，上世纪大跃进时期改田还挖到少量冶炼过的矿渣和炉底。在当地群众丁开明的带领下，课题组勘查了数十个古矿硐遗址，保存完好的硐已不多，只找到21个硐，他说现在还能找到遗址的硐有200多个，但大多数矿硐口被埋。由于山高林密，有些矿硐的具体位置当地人也搞不清楚了，如果在冬季，能找到四五十个保存完好的硐。这些矿硐的开采时间难以考证，丁开明说有2000年了，他们爷爷的爷爷都说不清楚。60余岁的马正友老人说是过去老店有个县城（即古堂琅县）的时候开采的了。在采访调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是“堂琅县时办的”，而且还有年长村民能说出堂琅县城的位置，讲述有关堂琅县时的“堂琅铜鼓”等传说。
铅厂是一个集镇名，但这个得名跟铅矿冶炼兴旺密切相关。老铅厂规模最大，位于铅厂村与法土南村交界处的山顶上，海拔2800米左右，今天堆积成山的炭渣犹存。后来铅矿冶炼又迁址到现在的铅厂街，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理想的人居环境，遂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兴盛一时的集镇。今天能见到的是集镇下面还有大约上百万吨的炼矿留下的煤炭渣。调查得知，最初，这里是渺无人户的深山老林，遍地是露出地表的煤炭，迤西卡、法土南、团林堡、大火地以及三合村的狮子洞等地的铅锌矿开采后人背马驮集中于此，就煤冶炼。铅厂遂得名，世代相传，沿袭至今。
老店镇团林堡长发洞的古银矿遗址，七里厂、狮子洞的古铅矿遗址；马树镇小米地银厂沟的古银矿遗址，草皮地铜厂沟古铜矿遗址，老厂古铜矿遗址；炉房乡炉房村石垭口、鲁德村丰乐厂、噜布村大丰厂古铜矿遗址；金塘乡大宝厂古银矿遗址；崇溪乡万人洞、马洪厂古铅矿遗址；新店乡八角厂古银矿遗址，迷羊洞古铅矿遗址，颜家口子古铜矿遗址；小河镇炉房沟、银厂沟古银矿遗址；东坪乡八宝洞、打厂沟古铅矿遗址；茂租乡大岩洞、四才洞、红发洞古铅矿遗址，铜厂窝、四六厂古铜矿遗址；大寨镇大宝厂、落吉古铜矿遗址；白鹤滩镇黎明村银槽子沟古银矿遗址，松梁村古铅矿遗址，核桃村孔家湾古铜矿遗址；药山镇发拉村铜厂沟古铜矿遗址……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古代，开发这样一座大型矿山，很难想象堂狼山的彝族先民们要付出少艰辛的劳动。
这些成百上千的银、铅、铜采炼古遗址，印证了历代学者对堂狼山在巧家县境内东部的认定。
奇怪的是，这么大规模的古矿开采遗址群却一直岑寂于群山深处，明清后开采的东川铜矿却后来居上，暴得大名。从历史上考察，无论是古蜀国时代，还是两汉犍为、朱提时代，巧家堂狼山都具有经济、文化辐射的区位优势，易得风气之先，故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了以开采铜矿、铅矿、银矿为主的冶金基地。随着岁月流逝，王朝的兴衰更替，数千年的开采，堂狼山的矿产日益枯竭，山被挖空了，采矿者才顺着矿脉寻向堂狼山之南的东川。在那里，一个又一个铜矿点被发现，东川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铜都”，不过，那是明清以后的事了。而堂狼山、堂琅城——距今3000～4000年前古蜀国时期的“堂狼山铜都”、“汉代铜洗之乡”、“世界白铜之乡”却逐渐被后人遗忘了。
现今巧家境内东部这座东北——西南走向的、因古代开矿而“伤痕累累”的山就是古堂狼山。堂狼山环抱的老店镇就是当年的堂琅县城所在地。对此，无论是典籍记载还是现实调查均作出了有力的佐证。
巧家堂狼山是彝族主要发祥地及“六祖分支”之地
1991年6月，位于堂狼山区域的今巧家小东门的石棺墓群被发现，出土一批陶器等文物。近年来，七里新石器晚期石棺墓葬群遗址、魁阁梁子古墓群的石棺墓群出土。这些遗址分布在今县城及周边距离较近的区域。专家推断，这些遗址上限距今约4000多年，下限约在商周时期。这是迄今为止，巧家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生活的遗存。这些古墓群的主人究竟属什么族群呢？
张宁先生在《论彝族“虎图腾崇拜”——兼论彝族的族源问题》中说：“1991年6月，在古堂琅县地，即今巧家县城所在地，在县政府基建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经云南省考古工作队清理28座石棺墓，出土了一件石虎，其造型生动，粗犷古朴。伴随着石虎出土的还有海贝、海贝珠、石镰、石锛、石镞、石碗和陶罐等文物，这些文物均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彝族文化特色。特别是石虎的出土，它就像仰韶文化和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象征生殖灵神——陶祖那样，是四千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崇拜虎灵神‘图腾’的再现……从古堂琅山中出土石虎这一典型事例看，它较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的时间还要上溯二千年左右，如此，不仅反映了彝族先民崇拜虎图腾历史之久远……目前，在全国彝族人口中，以‘罗罗’自称的要占60％左右，多年来关于彝族族源问题，一直是一个探讨的课题，究竟彝族的‘根’在哪里，其中一个颇具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在先秦时代中的朱提、堂琅山，……古堂琅县地‘虎图腾’——石虎的出土，或许在这方面找到了部分答案。”陈本明先生《昭通彝族简史探》里说：“巧家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虎，透出这样的信息，昭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的人们已开始创造和孕育着彝族文化的萌芽。”
再从陶器的颜色来看。巧家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属夹砂灰陶，未发现彩陶。范文钟先生在《昭通历史文化论述》中认为，黑色是古羌部族母系文化的表征。黑色崇拜也是彝族中共性较强的文化表征。彝族创世史诗《阿赫西尼摩》认为：世界是由远古时代的一位女酋长创造的，她是一位崇尚黑色的名叫阿赫西尼摩的首领，故取名也要采用“黑”义，她的名字中的“尼”就是“黑”的意思。在彝族历史文化里，“黑”有大、旺盛、美的意义，有的彝族支系自称“纳苏”、“诺苏”等，“苏”指人（族），意为黑人。彝族的传统服饰以黑色为主调，男子则全身着黑。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彝族尚黑的传统习俗。巧家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黑灰色的夹砂灰陶当为彝族先民烧制。
张宁、陈本明、范文钟等学者关于巧家古堂琅县地出土的石棺墓及其文物的论述，一个倾向性的结论是巧家县地生活的距今约4000年的以“虎”为图腾、崇拜黑色的古老族群就是彝族的先祖，彝族的“根”在堂狼山中。
那么，这些石棺墓的主人即彝族的先祖是从哪里来的呢？
孔祥卿先生在《彝文的源流·彝文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述及彝族的起源时说道：“彝族或者说彝语支民族源于古羌人的南下，这基本上已成定论，尽管也有一些反对意见，尚不能撼动这一说法的根基……羌人是游牧民族，迁徙不定，向东迁徙的一支融入华夏族，向西迁徙的后来成为吐蕃即今之藏族，向南迁徙的羌人种类最多，成为今彝语支各民族。”南下的羌人与早已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氐羌部落汇合后，共同形成今彝语支各兄弟民族。
彝族学者戈隆阿弘最新研究表明，伏羲、炎黄时代的西南古夷民族是一个庞大的古代民族群体，其分布的范围从西南逐渐分支向西北、中原迁徙发展，直到东海之滨。他认为，古夷文化揭示了中国文明的源头，羌实际就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一个分支。在古代世界性大洪水时，蜀地大水，无法为生，以畜牧为业的一部分古夷人，便往西北迁入康青藏高原生息繁衍，他们后来被称为“羌人”。《山海经·海内经》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生氐羌。氐羌乞姓。”这就是氐羌的来源。中国文明的源头探索，学者们最终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先民所创造的三星堆等古夷文化，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巧家堂狼山区域石棺墓主人与古蜀国“石棺椁”墓葬的蚕丛氏所属文化生态相同，处于同一个时代，且辖于古蜀国。《蜀本纪》载：“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凫、开明。”“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王傍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孔祥卿在《彝文的源流》中说“近几十年来，在茂汶、理县境内发现不少石棺墓，当地羌族传说为‘戈基’人墓，与《华阳国志》蚕丛死后‘作石棺石椁’相合。戈基人，羌人称之为‘窑人’，说他们生活在半山腰的石洞中，与《蜀王本纪》‘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相合。‘戈基’合音就是‘氐’，戈基人可能就是氐人。《说文解字氐部》：‘氐，至也，从氏下著一。’《氏部》：‘氏，巴蜀山名。岸胁之旁著欲堕者曰氏，氏崩闻数百里。……《扬雄赋》：响若氏溃。’知氏、氐皆巴蜀语。氏指河谷两岸凸出欲坠的高石，氐是下面的低地，从‘氐’得声的字多有低义，如‘低’、‘底’、‘柢’、‘抵’等。蜀族的后人蚕丛氏是养蚕抽丝民族，故不可能居住于高山，应当是生活在河谷地带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就是氐族。……氐羌经常连用，说明他们的关系密切，但氐羌并不完全相同。《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说明羌是高原游牧民族，而氐是生活在山间河谷地带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氐羌民族中发明养蚕的一支建立了古蜀国，古代蜀地生活着很多氐羌系的不同部族，和原来居住在这里的‘百濮’民族一起构成古蜀国。”
著名学者尤中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中载：在古蜀国版图上先后出现过许多城镇，蜀国的统治者们在城镇里设立机构，统治广大的农村地区。堂琅城就属于28个城镇之一。
古蜀国为何在堂狼山设置堂琅城呢？除了血缘和地缘因素外，还因为堂狼山区丰富而高品位的铜矿、铅矿等矿产资源。
从昭通出土的“妥鲁（堂狼）山里手辖印”（汉意：统管堂狼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一种传递军事信息的刻符木，相当于虎符）古彝文印可以看出，古蜀国在堂狼山建置堂琅城，令“堂狼山”族群统管堂狼山，统治当地的濮、焚、僚等族人口，控制着堂狼山的铜矿、铅矿资源的开发，对堂狼山实施有效管辖。“堂狼山”族群，通过采炼堂狼山中的铜矿、铅矿而不断发展壮大着。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时，蜀地堂狼山一带世居的堂狼山先民羌人、濮人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队伍。《尚书·牧誓》载：“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雾、微、卢、彭、濮人，称尔戈、立尔矛，予其誓。”
同时，堂狼山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青铜铃上关于杜鹃鸟的浮雕图案，说明“堂狼山”族群与鸟崇拜的彝族有文化上的一致性，也说明古代巧家“堂狼山”族群即今彝族的先民。
堂狼山古彝族群发展到约公元前8世纪时迎来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蜀地发生洪水，古蜀族的一支部族在一个叫“笃慕”的首领带领下来到堂狼山中，被“堂狼山”古彝部族及周围的部族奉为首领，笃慕成为彝族的第三十一世首领。笃慕与“堂狼山”古彝族不断融合，并因开发堂狼山的铜而使部族更加强大起来。方国瑜先生认为，笃慕只是彝族一个支系的祖先。但笃慕支系是彝族先民中最重要的一支，也是最早产生礼仪和典章制度的一支，后来笃慕族支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其他族支也接受了笃慕族支的礼仪和文化，故奉笃慕为始祖。
关于笃慕支彝族的历史，《贵州通志·前世志》载：“罗鬼夷书目：一世孟遮，自牦牛徼外人居邛之卤，为卤氏。”“邛之卤”是什么地方呢？据考证，“邛之卤”就是后来汉朝时的邛都，即今天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一带，与巧家堂狼山仅一江之隔。迁到“邛之卤”之后，28代以前，只有世系，没有其他活动的记载，直到29代武老撮时有一次民族大分支，武老撮的11个哥哥都“过河变了”，只有武老撮留在原地继续发展为彝族。到武老撮的孙子笃慕时，蜀地发生洪水，笃慕领着族群来到洛尼山，以后不断分化、融合，后笃慕将“堂狼山”古彝部族分为六个部落，由他的六个儿子分别率领一个部落向四周发展而去，形成现在的彝族。其中糯和恒二子（幺房慕克克、慕齐齐）的部族即分布在“实液中部”，即今滇东北巧家、鲁甸、昭阳、镇雄一带。彝族历史上的“六祖分支”即指此事。以后，分布于云、贵、川的彝族人民都把笃慕视为彝族的再生始祖，把彝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和彝族“六祖分支”的堂狼山视为彝族的圣山。
洛尼山（罗尼山）就是堂狼山。无论是古之典籍还是今之学界均有大量记述：《贵州通志·前世志》载：“三十一世祝明（笃慕）居泸阴之山。”“泸”即泸水，今谓金沙江。“阴”即水的南面。
“泸阴之山”即金沙江南岸的山。贵州彝文《指路经）说：“祖母住靡莫，父往堂琅地，孙往夜郎国，撑天地建国家，多同管理诸小国。”康熙《大定府志》记笃慕事：“有祝明者（笃慕），居堂狼山中，以伐木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四川凉山彝族《指路经》载：“去兮去兮，欲行路边站。堂狼山之旁，除秽摇神扇，倘若不摇扇，难把秽来除；人逝名犹在，倘若名不在，难把路来指。” 陈本明先生在《彝族史探》中明确指出：“洛尼山（洛宜山、罗业白、洛宜白）即汉代的堂琅山。”范文钟先生在《昭通历史文化论述》中说，彝族六祖分支的事件“就发生在堂狼山（今巧家县境域仍存此称谓）”。
学者陈本明、范文钟等先生认为笃慕就是古蜀国望帝杜宇。学者易谋远更明确指出，蚕丛可能就是武老撮，杜宇可能就是笃慕，杜宇被开明氏所败后来到云南，成为彝族的再生始祖笃慕。而刘汉尧先生在《彝族文化放言》中则认为笃慕是杜宇的儿子。笃慕和杜宇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考证，但彝族早在4000多年前就生活在堂狼山区域，彝族再生始祖笃慕在堂狼山中主持“六祖分支”却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古蜀国在经过它的鼎盛期后终于走向衰落。公元前316年，蜀王开明氏率军迎战更为强大的秦军，最终不敌，于是年十月兵败国亡。这段史实见于《史记·秦本纪》：“惠文君九年（公元前3 16年），司马错伐蜀，灭之。”
秦灭巴、蜀，夺取楚国的巫黔及江南地之后，于秦昭襄王统治的中期，分别设置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为了加强统治，在这些地区“颇置吏焉”。然而，《汉书·地理志》等史书不仅略且舛，各郡分统之县，几乎未提及。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说：“《志》于《禹贡》职方详矣，秦虽闰位，然实后世郡国之祖，而言之颇略，且多舛焉。嗣是言三十六郡者，无不辗转错出。”事实上，郡县制始于秦朝，郡下分设县若干。尤中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中指出，秦灭巴国、蜀国后，在全国范围设置郡县。废蜀侯国而建立蜀郡的时间是在秦昭襄王统治的中期（公元前285年）。当时，秦在蜀郡的中心区共设二十六县，堂琅县为其中之一。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因袭秦制而未改。《汉书·地理志》载：“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矣。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犍为郡，户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六。县十二：……堂琅。”也就是说，西汉时期设立的堂琅县是沿袭秦朝堂琅县而来，而秦堂琅县设于原古蜀国堂琅城所在地。秦汉以降，随着大规模的中原移民的到来，曾经的古蜀国辖地古堂狼迎来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数千年时光的堆积覆盖，古堂狼山人——彝族的先民们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却在苍烟落照里渐渐隐没了她应有的光芒……
铸就了三星堆青铜文明
从1933年开始，考古学家从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叫广汉的地方发掘出了大量震惊世界的文物，这就是距今5000～3000年的三星堆遗址。
在这些文物中有大量的标志着进入文明时代的青铜器，种类齐全，五光十色。包括青铜生产工具，如刀、斧、凿等；青铜兵器，如剑、戈、矛等；青铜礼（容）器，如罍、鼎、甑、釜、钲、编钟等；还有一批大型青铜雕像群。据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介绍，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可知蜀国青铜器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等四类。从目前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器的用铜总量来看，估计约在8—10吨，这还不包括冶炼和浇铸过程中的损耗。按地质学上的经验，天然铜矿的含铜量一般在10％—14％，也就是说，要想得到10吨纯铜，大约需要100吨铜矿。据《光明日报》2008年6月29日《云南边境的古老民族为何能懂三星堆符号》中载：“陈德安说，三星堆所有出土的青铜器，经物理化学测定都是低比值的铅，但是四川地区含有铅的铜矿并不多，尤其是低比值铅的铜矿几乎为零。这表明三星堆人所冶炼的青铜不产自本地，那么，三星堆的大量青铜又来自哪里？”近年来，学术界经过大量研究，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这些矿料来自巧家堂狼山，由居住在巧家堂狼山中的彝族先民开采。
从文化符号的比较研究中，众多的专家研究表明，三星堆随处可见的是古彝人的文字符号和古彝人的文化基因，这说明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巧家石棺墓出土文物石虎和夹砂灰陶陶器，众多专家研究表明巧家石棺墓以“虎”为图腾、崇拜黑色的“堂狼山”部族即今彝族先民。从石棺墓葬本身来看，这一部族与古蜀国氐羌系的氐系“死作石棺石椁”的蚕丛氏部族处于同一文化生态环境中。巧家？“堂狼山”部族石棺墓时期在距今4000年前，说明在这之前的数千年中，石棺墓的主人“堂狼山”部族的祖先也定然在堂狼山中开发铜、铅诸矿，发展生产。古蜀国为了加强对“堂狼山”部族的统治，控制堂狼山中铜、铅的采炼，在堂狼山中设置堂琅城。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笃慕氏因蜀地洪水来到堂狼山中，与堂狼山彝族融合并“六祖分支”，使彝族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说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古彝族一直在堂狼山生息繁衍。
著名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了三星堆后，在《自己民族的人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很清楚，这个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怎么样下来的？中间的环节还不清楚。可是，事实很清楚，在我们的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个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但是很早，五千年以前就应该有联系了。”
费孝通明确指出了三星堆与彝族文化有关系。他还指出：“彝族有宝贵的文字遗产，这个文字现在看来很久以前就有了，是象形文字、方块字，它与甲骨文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但将来可以搞清楚，我们可以通过文字的起源来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对彝族的文字，费孝通还指出：“彝族保留了很好的文字，长江流域在距今五千年至六千年之间保留了很发达的文化。”石鸣、李建在《彝族毕摩经书中的三星堆身影》中说：“我们翻看着毕摩经书，看着那些似曾相识，实际上却又异常陌生的彝族文字，想起了在西昌参观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时一位叫杨春的老彝人的介绍，老人在介绍彝族文字时说，三星堆文物上的一些刻画符号，和彝族毕摩经书上的一些文字几乎一样。许多的彝学专家到了三星堆，都不约而同地道出心声：三星堆处处都有彝族毕摩的身影。”
新华社《三星堆文化含有彝族“基因”》：“（2007年12月3日）报道：云南省探秘三星堆寻访南丝绸之路大型人文科考队沿着昆明往楚雄至祥云方向前进，科考队在楚雄进行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对比研究交流中，提出了三星堆文化中有彝族文化的基因。”
长期从事古彝文字研究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语委古籍科科长阿约铁日先生曾考察过几次三星堆，明确提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巴蜀图语完全是古彝文。他翻阅了许多的彝文古籍和三星堆的许多资料，发现巴蜀图语和古彝语的语法有惊人的相似，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后。他还用古彝文破译出了许多文物上的刻画符号。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李绍明以《从彝族神树崇拜看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一文提出了从现今彝族祭祀神树、铁柱的礼仪及内容，可推测出古蜀人祭祀神树之大体状况。
中央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主任王昌富以《三星堆与彝族文化共同特征研究》、《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等文章，用古彝文破译了大量的三星堆巴蜀文字，论证了三星堆与彝族文化的渊源。
云南著名彝学专家戈隆阿弘在《三星堆与古夷文明》中，深入研究了三星堆文化和古夷文化的关系，结论是：三星堆当属古夷文化遗存。
长期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的年轻学者摩瑟磁火先生考察三星堆后提出了九个联想：从三星堆青铜器到彝族的铜崇拜；从青铜神树到彝族的神树；从青铜人像到彝族祭祖仪式中的祖妣偶像；从压胜埋葬坑到彝族毕摩的黑巫术；从巴蜀图语到彝文；从青铜人兽像到彝族的鬼神形象；从蚕丛居石室到彝族的祖灵岩洞；从三星堆的宗教到彝族的宗教；从铜人、铜动物到彝族毕摩的泥。这么多的联想，其实都是彝族文化现象，全都分解在三星堆的各个角落。似曾相见的三星堆，是古彝族文化的展示。
彝族学者安东三进三星堆，道出了一个凉山彝人对三星堆的遐想。“鹰翔古国，龙腾蜀都”是他的感叹，联想到彝族人关于神鹰的传说，龙和鹰共同养育的古彝人就是支格阿尔的子孙。他把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龙鹰崇拜的记载联系到了三星堆的龙鹰神树和神鸟的文化内涵。安东用彝族传说中的彝族美女紫孜妮楂解释了三星堆二号坑的鸟爪人身像。他以“不朽的蟾蜍”、“雄鸡鸣晓三星堆”、“不落的太阳”、“玉璋——彝人的‘灭曲以莫’”、若月的狭古“奇眼的诉说”、“索辫壮的头帕”等的感叹和遐想，向往三星堆文化有个归属，回归原本。
云南省楚雄州的杨凤江先生对三星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研究，提出：三星堆是上世纪发现的让世人瞩目的文明之光，从出土文物中的彝籍、彝语、彝俗的考证和追溯，发现其中有许多彝族文化元素。他说，三星堆的彝族文化元素揭示了三星堆文明与彝族文化息息相关。
凉山彝族土司的后裔哈娜使格从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入手，翻阅了大量史料，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是彝族的祖先建立了蜀王国的繁荣”的观点。史料记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笃慕）都是古夷（彝族）人。就鱼凫来说，带有许多彝族古老的习俗，其椎髻、语言文字、人名姻缘习惯、夷氏谱系等都属于古夷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彝学会副会长马拉呷从古彝文字、彝族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民风民俗、宗教仪式等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各种刻符和青铜人像进行对比研究，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古蜀国是彝族的先民所创建的文明古国。他说，可以用古彝文典籍破译三星堆之谜。
从目前众多的研究成果来看，三星堆文化内涵中最明显最厚重的就是彝族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之比较研究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彝族的先民古夷人。
再从矿料的科学测定来看，三星堆、殷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巧家古堂狼山。
科学研究表明，三星堆青铜器，其铜料据测定所含铅的比值都在10％～15％之间，还有很多是在10％以下，而含这种低比值铅的铜产于今滇东北一带。
《考古中国》载：“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铜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这些含有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昆明市东川区区长田文曾将东川区的铜矿送去检测，东川铜里的铅的同位素比值正好就在这个范围内。现今东川区的铜和古堂狼山的铜恰好在同一个矿带上，古堂狼山的铜的同位素比值与现今东川区的铜的同位素比值是相同的，古堂狼山的铜的同位素比值与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也是相同的。而今东川区的铜的开采据《会泽县志》记载始于明清时期，秦汉之前开采的只有古堂狼山的铜。
同样，对殷商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也得出殷商部分青铜器矿料从云南经古蜀国来到中原的结论，这说明云南的铜矿矿料在古代已大量通过古蜀国进人中原。
在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指导下，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采用“化学检测分析法”、“仪器检测分析法”二种方法中的“化学法”、“发射光谱法”、“燃烧碘量法测定硫”和“硬度计测定法”来成功地测定了91件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物的合金成分，结果表明殷朝铸造青铜器的铜矿料来自云南金沙江流域的巧家一带。
金正耀、李晓岑等先生分析了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发现其中一些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很低，这种比值很低的异常铅矿质在商代的青铜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共几十件）。同时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永善、巧家的铅同位比值最低（207pb／206pb分别为0.745和0.747），而具有这类低比值的异常铅的矿物产地至今在我国其他地区未见。李晓岑根据大量地质铅同位素分布场进行对比，指出云南矿质在商代中原青铜器中广泛存在，认为商代“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某地。这就证明了，早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已经被开发利用了”。
金正耀等人的研究随后得到了国外专家的证实。日本名古屋大学山崎一雄教授等人也对日本收藏的两件中国商代铜戈作出原料来自云南的结论。美国史密斯博物馆学院沙耶里（E．sarrd）等人认为，西周、东周中原地区的部分青铜器，其青铜原料也与云南有关。
屈小强、李殿元等主编的《三星堆文化》载：“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质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蜀滇近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的极少，锡料却必须仰给于云南。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就取之于云南的。大概其铜、锡原料也离不开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段文字以科学资料证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批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于云南。中原商代的青铜原料铜、锡、铅等，也都来自云南。
学者戈隆阿弘认为：“云南产铜、锡的地方很多，但要数矿型最大，产量最丰富，开采历史最久远，至今仍长盛不衰的，要数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原商代及其以后的青铜器原料，主要是出自东川和个旧两个地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中原商代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惊人，这些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云南，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青铜及滇铜文化》说：“东川铜矿的生产，据可考资料说明，最晚始于东汉。公元4世纪，东川已能生产白铜，同时，制造铜器的工艺水平已达相当水平。到了明代，东川铜矿业再度得到重视，至清代达到极盛。”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最晚始于东汉”且产白铜的地区指的是《华阳国志》等古代典籍中的古堂狼山，即现在巧家县境内东部产铜的堂狼山，现今东川铜矿的兴盛始于明清时期。
范文钟先生认为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指路经》送魂的最终地点“炤阿举堵”即现今巧家境内产铜的堂狼山区域。他在《昭通历史文化论述》中说：“彝族先民最早居住的古堂狼山区域，是云南铜矿开发最古老的地方，……据戈隆阿弘《彝族古代史研究》称：‘云南最古老的铜矿，当数东川铜矿。’其开采年代，汉文史不见记载。据彝文记载，其年代已很久远，四川大凉山彝族《指路经》的送魂路线，经昭通，指向滇东北的‘熠阿举堵’。举堵，古彝语为‘铜矿’，当指现今巧家内之堂狼山区域。”彝族《指路经》：“亩独大山上那里出铜矿。”戈隆阿弘认为“亩独大山”，彝语倒装，“亩独”即独姆，也就是笃慕，可理解为“独亩（笃慕）大山”，指古彝族先民和彝族再生始祖笃慕生活的地方，以及彝族“六祖分支”所在地——巧家堂狼山。
铜在彝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彝族十月太阳历用土、铜、水、木、火五种要素分别配以公母表示：一月土公，二月土母，三月铜公，四月铜母，五月水公，六月水母，七月木公，八月木母，九月火公，十月火母。五要素排列的顺序是：夏土、秋铜、冬水、春木、春夏之交为火。跟一般传统的五行不同的是在彝族这里没有“金”，而是“铜”。铜跟土、水、木、火几大要素一道构成左右彝族世界里万物命运的历法。同时，彝族用铜制成各种各样的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物始纪略》载：“彝地铜铁多，德晋人炼铜，不用细说。知《怒沤》的讲：‘彝家的地盘，金银铜铁多。’”彝族先民选择在堂狼山世代定居，主要是因为堂狼山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三星堆、商王朝青铜器矿料尤其是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今滇东北巧家的古堂狼山中，由居于堂狼山中的古蜀国“堂狼山”部族——彝族先民采炼提供。
再从堂狼山区域的考古情况来看，巧家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青铜铃上的文化信息，说明巧家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具有文化上的源流关系，说明堂狼山的彝族先民开采堂狼山铜矿料铸就了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明。
2005年，巧家县城魁阁梁子石棺墓群旁花桥附近新客运站破土动工，施工中出土了一只青铜铃。该青铜铃正面浮雕图案由栅栏、各种植物和鸟雀构成，上部是8株高大植物，每株顶部栖息着一只杜鹃一类体型较大的鸟，头一律向左，右侧是两只鹳一类的高大水禽。背面是9头头部一律向右的马、牛、羊一类的草食动物，造型准确，体态生动。侧面有一架梯子从地面连通顶部，顶部是3只鸟和三个隆起的锥形物，鸟的造型跟正面的一致。浮雕图像把处于游牧时期的社会形态展示得极为生动。
从工艺来看，范铸法和焊接法结合，尤其是铜焊技术的熟练应用，表明当时的青铜工艺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冶金史学界普遍认为，华北铸焊工艺起源于西周末东周初，到战国才普遍使用。这只青铜铃焊接技术的成熟绝非偶然，是当时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族群所为，而且这个族群有着不寻常的文化背景。
一只小小的铜铃上竟然铸有13只鸟，除了两只鹳外，其余11只造型几乎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些极具象征意味的图像符号和彝族先民的图腾、三星堆文明遗存作比较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堂狼山区域冶铸、使用青铜铃这个族群就是彝族先民，他们和古蜀国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张纯德、李昆在《彝学探微》中说：“彝族先民把鸟类视为氏族的图腾加以顶礼膜拜。”《爨文丛刻·笃慕源流》载：笃慕之前武洛撮之世，有12弟兄，除了武洛撮不变外，其余11个都变成了不同的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其中有2个与飞禽有关的图腾。
黔西北彝族服饰中杜鹃被拜为神鸟。相传商、周时代，彝族武僰仇氏王国初期，天昏地暗，臣民不知时令，五谷不熟，饥寒交迫。武僰仇氏的祖先“策举祖”因体恤臣民而派太阳鸟（杜鹃）下凡人间，杜鹃鸣春，大地春回，草木复苏，四季分明，民知时令，百业兴隆。
彝族崇拜鸟，拜杜鹃为神鸟，看来这个青铜铃的铸造者和拥有者定然是世代居住在堂狼山中的彝族先民。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的青铜器物中鸟造型文物数以百计，青铜鸟，铜树上的立鸟，铜樽、铜壶肩部的饰件、鸟脚人像等，种类繁多，千姿百态。陈本明先生在《彝族史探》里说，杜鹃鸟是杜宇氏族的图腾。李复华、王家佑在《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中说：“又郫县出土一铜矛，两耳间各饰一相同小飞鸟，似为杜鹃鸟，故又可能是蜀望帝杜宇时期，农业生产兴起后以杜鹃鸟为图腾所遗留的痕迹。”
学者戈隆阿弘认为，“三星堆”之所以建三堆，更主要的是出于古蜀人对“三”这一圣数的崇拜。比如青铜神树，每棵长三台树枝，枝上的鸟儿，带冠毛的，也做三根毛。三星堆，原来每堆也都有三台，这一点，从稍晚一些的羊子山土台呈三台形塔便可推知其原貌，只是经历了三四千年的风雨，被风雨剥蚀，加之人为破坏成了三个土堆罢了。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看，青铜铃顶部三个隆起的锥形物就是堂狼山先民崇拜的“三星堆”，侧面的梯子就是“众帝”上下往来于天地之间的阶梯。
很明显，巧家堂狼山区域出土的这只青铜铃，其铸造和拥有者是古蜀国时期的彝族先民，从生产力水平、文化、民俗的角度来看，堂狼山青铜文化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在文化和青铜铸造技术上的一致性，说明堂狼山远在古蜀国时代就具有异常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而其身后是底蕴深厚的古蜀文明。
再从现实的田野调查情况来看，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三星堆、殷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巧家古堂狼山。
堂琅文化课题组在古堂狼山中近半年的田野调查中，分别调查到传说中694个古铜矿硐、492个古铅矿硐中的144个和170个，古堂狼山真可谓“硐老山空”。除了堂狼山古铜矿硐采炼遗址群外，无论是滇东北，还是云南全省，直到如今，没有发现铅同位素比值与三星堆、殷墟青铜器相同的大型采炼遗址。这些开采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古代铜、铅采炼遗址，为探寻三星堆、殷商青铜器中的矿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支撑。
当我们回首堂狼山被挖空的山体和依稀可辨的数以千计的古矿硐遗址群，对照数千年前生活于堂狼山的古彝族先民，对照三星堆青铜器上的古彝文，对照三星堆所反映的与彝族文化的诸多渊源，对照现代科技研究的来自堂狼山的三星堆、殷墟的低比值铅的铜矿料时，心中的疑团顿解：除了两汉铸造过堂狼洗等器物以外，古堂狼山数量大得惊人的铜、铅在更早的古蜀国时代就已经由古蜀国“堂狼山”部族彝族先民开采后运往成都平原，参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其中一部分经成都平原进入商王朝统治的中原，参与创造了殷商灿烂青铜文明，这是堂狼山和堂狼山古彝族先民对华夏青铜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
参与创造了三星堆、殷商两大青铜文明的堂狼山古彝族先民，自秦汉以降，随着中原移民的到来，他们又参与了汉民族铸造铜洗、生产白铜的工程，再次成就了巧家堂狼山“堂狼铜洗之乡”、“世界白铜之乡”的美誉，所不同的是古蜀国、商代铸造的是礼器、兵器及酒器，两汉以后更多铸造的是生活用具罢了。
巧家堂狼山铜文化源流
地处川滇交界处的堂狼山之所以享誉古今，名扬中外，就在于其地的彝族先民们开采的铜矿成就了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从而使华夏版图上众多的族群向文明时代飞跃。数千年民族的分化融合，堂狼山的主人早已改变了最初的族群构成，但堂狼山却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那段渐行渐远的辉煌岁月，源之远则流之长。
古蜀时期，古蜀国统治者在富藏铜矿的堂狼山中设堂琅城，由堂狼山先民负责铜矿的开采，再运往成都平原铸成各种青铜器物。
1980年后，广汉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现相继公诸于世，震撼了中外学术界，世人真正认识到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拥有灿烂青铜文化的文明古国。《江南时报》（2000年12月17日第四版）：“陈德安说，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这个中国古代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的遗址上出土大量种类繁多，五光十色的青铜器。”
从技术层面看，这些青铜器主要采用范铸 法，并在商代晚期就大量运用先铸法，掌握了铜焊技术。学者段渝、邹一清认为，这两项技术远远领先于中原诸夏和东方楚国。
从文化内涵来看，青铜器浑厚神秘、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就器物性质和用途来看，多为礼仪性非实用器物。尤其是其中的青铜雕像群，是商代蜀文化的典型代表，极富特色。其造型之奇特，气势之宏伟，艺术之绮丽，在商代考古中是前所未见的，堪称绝无仅有的杰作。这批青铜雕像群可分为人物造型与动物造型两大类。
青铜人物雕像最大者高达260厘米，最小者仅高三厘米左右，包括站立、双膝跪坐、单膝跪地等造型。青铜人头像有不同的形式。从发式、冠式看，有平顶头、脑后垂辫、长发束辫、头顶盘辫等形式；从面部特征看，有高鼻深目、蒜头鼻之分。这些人头像，多与真人大小相仿。青铜面像可分为人面像和神面像两种。人面像尖鼻突出，浓眉大眼。神面像造型奇特，有眼球凸出眼眶之外的，有耳朵奇宽的，有眼球成圆柱体的，怪异而神秘。
青铜动物雕像有龙、虎、蛇、鸡、鸟、怪兽、蝉等。最突出的代表是八株青铜神树（已修复三株），座呈圆形，有的座上为向外下跪的武士铜人，树上有枝、叶、花卉、果实、飞禽走兽、铃、蝉等，象征蜀人的“众帝”上下往来于天地之间的阶梯。
堂狼山先民为殷商青铜器提供铜矿原料，据考证，这条线路是先抵达古蜀国统治中心成都平原，再转运中原。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对此，堂狼山先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堂狼山的铜矿大量开采运走铸成各种各样的青铜器物的同时，堂狼山先民们也为自身的生产生活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青铜器物。
自二十世纪50年代起，由于当地居民改地造屋取土，在距今巧家县城1公里的魁阁梁子上发现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墓群，陆续发掘出大量文物，这些文物种类繁多，除了石器、陶器外，青铜器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矛、铜锄、铜匕、铜镞、铜削、铜镯、铜指环。这表明，青铜器物已经普遍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巧家青铜铃的出土，说明堂狼山青铜文化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在文化和青铜工艺上的一致性，佐证了堂狼山远在古蜀国时代就掌握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
随着古蜀国的灭亡，堂狼山青铜的光芒也逐渐黯淡下来。到汉代，随着南中大姓的崛起，堂狼山的铜文化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期，它的器物代表就是做工精致、图案典雅的铜洗。
历年来，从各地出土的朱提、堂琅铸造的青铜器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这些器物中仅有数百件有铭文，而其中又多为铜洗（铜盆）。从迄今为止出土的情况来看，款识最早的系1965年在今昭阳区守望乡甘河村甘沟出土，署“建初元年堂狼造”（公元76年），铸于东汉章帝年间；款识最晚的是东汉灵帝年间所铸，署“建宁四年堂琅造”（公元171年）。起止相距95年。这些铜洗简朴实用，古雅大气。铭文和图案铸于底部，中间一行铭文，说明制作年代、产地，外部饰以弦纹，内层多为双鱼纹或鱼鹭、双鹭纹图案。还有少数图案为兽形，介乎于麒麟和骆驼之间，显然是当时公认的某种神兽。在这些图案中，古代劳动人民赋予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鱼”谐音“余”，意为“富贵有余”、“吉庆有余”。白鹭，飞禽的一种；白色，象征洁白的情感。从图案的美学效果来看，讲究对称均衡，物象造型简练大方，线条疏朗凝重。
堂狼山铜冶和铸造不仅以数量影响着外界，还以铸币的方式对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产生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从全国各地出土的古钱币中，就有铸有“建初元年堂狼造”款识的古铜币，说明古堂琅至迟在东汉建初元年就有了铸币业。
稍后的三国两晋时期，堂琅县已经开始了白铜的冶炼，并且成为闻名世界的“白铜之乡”。《华阳国志》载：“堂螂县出白铜。”《云南考古》载：“三国两晋时期，朱提堂琅冶金事业方面有了一项伟大的创造，即白铜的制造……其产地在盛产银铜的堂琅……自此以后，云南白铜一直享有盛名，甚至远销外国。”这些传到中东和欧洲的白铜被称为“中国石“，西方到了18世纪50年代才由瑞典矿物学家克朗斯塔特从含镍矿石中提炼出来。其后，到了1823年，英国的汤麦逊和德国的罕宁格兄弟才仿制云南白铜成功，和古堂琅冶炼白铜相比整整晚了至少15个世纪。
汉代以后，由于矿源的减少，加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历代都有铜矿采炼，但堂狼山铜的光芒终究黯淡下来。不过，堂狼山铜文化的基因却代代相传，延续之今。
关于堂狼山、堂琅县，在巧家人的传说里总和铜相关。“头顶鸡蛋壳，脚踏三岔河。有人识得破，车拉马来驮”。老店镇三岔河之所以成传说中的“宝山”，是因为“堂琅县时有铜牛铜虎埋在这个地方，没有拿走”。传说堂琅县所在地老店镇大户人家苟家的财宝埋到大花石头，有“九背十八驮”，埋的地点“横十五里，顺十五里，不在左就在右”。
堂狼铜鼓，堂狼铜钟，堂狼铜炉，堂狼铜牛，堂狼铜虎……这些难以觅其踪迹、已被神化的铜制品在民间传说里却鲜活地存在着，可见历代堂狼山人对堂狼山铜和它承载的文化的崇拜。今天，走进普通人家，他们的生活和铜紧密相关：铜锅、铜盆、铜茶壶、铜杯、铜碗、铜筷、铜烟杆、铜手镯、铜耳环、铜戒指……铜能避邪气，男人结婚要背一面铜镜；铜锅能检测菌子是否有毒，铜锅煮的稀豆粉别具风味……
堂狼山中的炉房乡，其地名就源于铜矿开采和冶炼。直到现在，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手工打制铜器的工艺。据炉房噜布村艺人高顺堂介绍，这项手艺传承了数百年，主要打制铜杯、铜碗、铜筷、铜锅、铜火锅、铜茶壶、铜盆、铜茶盘、铜花瓶等，其他用具可按客户需要打制；其矿料主要来自于老店、马树、炉房、蒙姑一带堂狼山中开采的品位高达80％~90％的生铜。据说铜制品畅销，是因为铜器盛水味道甘甜，能预防癌症。更有迁往他乡的本地人因为水土不服，用家乡的铜壶烧水喝才能适应水土不生病。这些精美的“斑铜”器物，是堂狼山铜文化延续至今的最好说明。
总之，古蜀国、殷商的青铜器，汉代的铜洗及远销西域的白铜器物，今天各种各样的铜器，都从不同时代、以不同形态的铜制品作出明证：硐老山空的堂狼山成就的是一部沧桑的铜文化史。
注：文中提及“堂狼山”均用“堂狼”二字，其他地方除引用其他学者典章，援引原文用法外均按现代通用用法为“堂琅”。
原载：昭通文史资料第九辑。
文字来源：昭通市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