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它是一门研究彝族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纵观 近20年来，贵州的彝学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其研究成果囊括了彝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深度和广度方 面得到提升，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实现了各学科领域的密切结合，不断将彝学研究引向深入。在新时期， 贵州彝学研究也面临着时代转型，突出表现在迫切需要大力培养科研人才，实现研究理念的转变和理 论构架的建立，加强本位视角和应用型的研究，积极打破学科界限和壁垒，不断开创新的研究方法，促 进彝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贵州；彝族文化；研究；综述
彝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支系繁杂的少数民族之一。我国彝族现有 78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贵州的彝族人 口 842744人，集中分布于西部的威宁、赫章、毕节、大方、黔西、纳雍、织金、金沙及六盘水等县 市。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彝文典籍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总括历史、宗教、哲学、神话、诗文、历 法、艺术、医药等各方面，有重要的史料和研宄价值。这些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灿烂历史 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大批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彝学研究应运而生。其研究内容包括彝族族源、 历史、风俗、宗教、文学、艺术、天文、语言等方面。彝学成为一门多学科、国际性的研宄领域己 有百年历史，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彝学研宄的队伍越来越发展壮大，取得了丰硕的研宄成 果。
近20年来，贵州彝族文化研究成就十分显著，硕果累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 放的到来，国内再次掀起彝学研究的热潮。进入90年代，有更多的彝族学者投入到彝族史的研究之 中，研宄成果逐渐增多，除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进入21世纪后，彝学研 究的交流与合作更呈现出繁荣和多样的局面，贵州的彝族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贵州的彝学研究凸显出综合性研究这一特点，不仅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得到提升，研究队 伍不断扩大，并且同相关各学科领域密切结合，不断将彝学研宄引向深入。诸如彝文古籍文献的整 理、彝族语言文字探究、彝族宗教信仰、彝族社会历史、彝族哲学思想、彝族文学、彝族艺术以及 结合体质人类学的医学研究等方面，均有了重大进展。从事彝族文化研究的各界专家学者对彝族各 个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利用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大量彝族研究成果，包括彝族族源历史、宗教信仰、 哲学思想、语言文字、文学创作、风俗民情、社会组织、文化艺术、教育、医学等诸多方面的论文 在《贵州民族研宄》、《贵州文史丛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毕节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各种专著层出不穷。
一、传统哲学思想、道德规范方面
远古彝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哲学思想，在自成一体的宇宙观和传统思想道德规范的基 础上，又汲取不少汉族传统哲学中的积极成果，兼容贯通，逐渐形成了一套颇具民族色彩的哲学思 想体系。尤其是在探寻万物起源，宇宙本原，对人类发展的认识过程中，有着鲜明的朴素唯物辩证 的特点。这在相当多的古籍文献记载中都可以找到佐证。司亚勤、王路平的《论古代彝族的宇宙论》[1] 一文，认为广泛流传于贵州毕节地区的彝族哲学、历史典籍《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和《西南 彝志》是古代彝族宇宙论哲学的代表作。系统地阐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本原、人类和万物起源及发 展变化的认识，蕴含了古代彝汉文化交流的大量信息。关于朴素辩证思想的特点，王德习于1995年 发表的《浅论彝族先民的神创万物观和原始的朴素辩证思想》[2] —文中就有所论述，他从彝文古籍 文献中探讨了彝族先民的神创论和朴素辩证思想，从神造万物的角度对彝族先民的原始宇宙观进行 初步探讨。
探究彝族的伦理哲学体系构架，陈英的文章《论彝族先民天、地、人“三界”哲学、科学体 系》[3]的说法很具特色，认为远古时期的彝族先民古夷人是最早先注目到“三界”这个哲学、科学范 畴的。自远古以来，举凡哲学观念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创兴，都导源于天、地、人“三界”的探索， 而且是循着这一哲学、科学体系不断发展的。伦理道德思想，在众多彝文古籍和民间文学作品，以 及彝族日常生活习俗中都有所反映。很多学者对蕴含在日常生活习俗中的传统道德规范加以分析总 结，例如郑宜君的《威宁彝族传统社会公共生活准则探析》[4]，就是从威宁彝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 面，探究了威宁彝族传统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的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及其特点。另外，还有姜中毅的 《试论贵州彝族的道德伦理思想》一文，提出彝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对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 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能起到法律强制和经济手段所不能替 代的教育示范作用。
二、宗教信仰方面
“彝族的宗教信仰是一个以祖先崇拜为核心，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多种信仰为一体的复杂的 宗教体系。” [5]在彝学研究中，对原始宗教信仰文化的研究尤为重要。但就目前来讲，对彝族宗教方 面的研究显得薄弱，表层的叙述性记录比较多，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却比较少，这是贵州乃至全国的 彝族宗教研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彝族原始宗教有许多禁忌，王富慧的《浅论彝族的信仰与禁忌》，探讨了彝族信仰与各种禁忌现 象，认为这是潜意识的宗教式崇拜的派生现象，并指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作用[6]。卢春樱的《试论彝 族传统禁忌文化》一文，通过对彝族传统禁忌具体分类、整理分析，探讨彝族传统文化中产生的禁 忌及发展原因，并提出正确认识彝族传统文化禁忌与现代化的意义[7]。马廷中的《彝族古代原始宗教 信仰浅论》，根据彝文典籍对彝族原始宗教信仰作了初步的探讨，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 拜几个方面的内容。另外，蔡富莲的《彝族的水崇拜》[8]、余宏模的《夜郎竹王传说与彝族竹灵崇拜》[9] 等，都是对彝族各种信仰现象的研究。也有学者研究到了巫术的层面，刘郁、王良范的《巫术与心 理治疗的意义场域同构——以侗族、彝族的巫术个案为例》[10]，认为巫术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 之一，寄托着人们战胜和改造自然的强烈愿望，在精神层面上有强大的约束力。尽管存在着消极因 素，但可创新性地将心理治疗技术与巫术民俗相结合，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毕摩文化是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内涵丰富，具有多功能的作用，需要再认识和再研宄。 研究方式主要是围绕毕摩、仪式和经文展开研究。余宏模于1996年写的《贵州彝族毕摩文化》[11]， 对贵州彝族毕摩及毕摩文化的形成和崛起、毕摩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彝文宗教经典古籍等进行 了十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对贵州彝文典籍进行了不同类别的划分和归纳。之后，张德元的《论彝 族毕摩的性质及历史贡献》[12]，针对彝族毕摩的源流进行了探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毕摩的 性质进行了分析，并对毕摩的贡献进行了评价。王薇的《彝族毕摩教与纳西族东巴的比较研究》[13]，从 异文化的角度，着重从古称谓、历史源流、经书、使用法器、主要职能等方面对彝族的毕摩与纳西 族的东巴进行比较研究。开发利用彝族毕摩文化，将其作为文化产业来发展，是近年来的新提法。
卢天玲、王挺之的《论彝族毕摩文化的旅游价值及其开发方式》，论述了彝族毕摩文化的现状及价 值，并以美姑县为例，提出一些关于毕摩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如何发展的建议[14]。
作为彝族宗教研究，对彝族地区的基督教发展状况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东旻的《川滇黔 彝族同基督教的冲突与调适》，就谈及了云南、贵州部分彝族皈依基督教，但逼迫基督教本土化的问 题[15]。吴道军的《黔西北地区基督教现状调查分析》也涉及彝区基督教的发展现状[16]。
三、古籍整理研究方面
彝族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支系繁多，分布广泛，所以各地均有自己的彝族古籍文献， 这些典籍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用于相关的献祭、祈愿、诅咒、占卜、述源、丧葬、历法等。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己收集到分布于国内外的彝文古籍约15000册，仅贵州就有16个单位收藏有彝文古籍 8000余册。[1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文古籍翻译、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就贵州来 说，由于有着丰富的彝文古籍，挖掘、整理、翻译和保护彝文古籍文献，成了众多彝学研究者的重 点，这就使得贵州的彝族研究在这一方面成果丰硕。
彝文古籍整理翻译是贵州的一大优势，最早成立的机构是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现改名为毕节 地区彝文翻译中心）。毕节地区彝文翻译中心累计翻译出版了 80多部120卷，共3000多万字。其中 《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典籍目录》、《黔西北彝族美术》、《彝文金石图录》等曾在全国 和省各类评比中获奖。从1955年到1966年，共整理、翻译了《西南彝志》等25部52卷，译文约 80万字，加上音标、字译、句译、注释，共200余万字。1986年以来至今，公开出版了其中的《西 南彝志》、《彝族源流》等62部、120余卷、1826万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彝文典籍目录•贵州 卷》等一批成果连获省部级以上大奖。1986年至2007年，在威宁、赫章、大方等县的民族部门内， 都成立有古籍办、彝文翻译组、文献研宄中心等机构。近年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中心取得了 10余 项重要成果，出版了 10余部书，420余万字。其中，《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宄》1集，30万 字；《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1部，46 .5万字；《布默战史》1部，42万字；《载苏》1集，34万 字；《彝文文献释名集》等1部，34万字；《彝族创世史诗》1部，15万余字；云南省楚雄州《彝 族毕摩经译注》收录了 3部译作，计100余万字；《彝族古歌》1部，60余万字；《彝族原始信仰 文献研宄》40余万字；完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贵州彝族卷》条目2500余条， 100余万字；合作出版《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1部，21万字。此外，还成功申报《彝族源 流》二十七卷为《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毕节地区彝文翻译中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彝学界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丰富的研究成果充分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彝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为彝学 研究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富慧的《彝文文献的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及搜集整理》，对彝文古籍文献的历史发展渊源进行 了追溯，总结了彝族古籍文献在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对彝文古籍文献 有关整理、搜集和翻译等问题提出了见解[18]。贵州文献会的丁椿寿写的《彝文与彝族历史文献》，详 细分析了彝文文献中记载的各类内容[19]。陈世鹏的著作《黔彝古籍举要》，融合数10本彝文古籍， 对彝文古籍的内容、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进行了梳理、介绍和研究，并对每本古籍加以评述[20]。
毕摩经文是彝文古籍文献中的重点部分，其内容囊括了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伦理、文 学、医药、语言文字、风俗等各方面，甚至完整记载了彝族的各种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动植物来 源，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彝族宗教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提供了较详实的典 型材料。但是由于内容繁杂，语言晦涩难懂，使毕摩经文研究的任务更加艰巨。余宏模的《贵州彝 族毕摩文化与彝文典籍类例》，探讨了毕摩和毕摩文化的形成崛起过程，毕摩文化的基本内容与特 点，归类列举了贵州彝文宗教经典和民众文献[21]。敖行维的《黔西北彝族<指路经>与苗族<指路>的 比较研究》[22]，分析了两者的差异及其原因。庹修明写的《黔西北彝族毕摩经典中的文化图象》[23]，对 毕摩经文中的一些图像符号进行了深入分析。类似的还有王富慧的《彝文献图画符号之起源、功能 及价值考证》，也对彝文献的图画符号进行分类，将彝汉图画符号进行对比，分析了其起源、功能和 价值。
近年来，各地彝学研究者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保护和抢救少数民族古籍的号召，投入到彝文古籍的整理和译注工作中，组织出版了很多系列书籍。2008年，由贵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编的 《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总结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编辑和出版的基 础理论和基本方法[24]。介绍了贵州彝文古籍的概况，并作了分类，对彝文古籍的源与流进行了探索， 追述了明清以来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译史，探讨了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问题。2009年， 盘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和盘县彝学会编著的《盘县彝语地名考释》，对盘县各个彝语地名进行 了搜集、整理、解释，注明其发音和意义及其一些相关的历史演变、神话传说[2\最近苏世成、王秀 平发表在《跨世纪的彝学研究》一书中的《赫章县彝族古籍录》，列举了赫章县彝文古籍整理小组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包括在该县收集的各类书籍概况，翻译编写的书目，例如《彝族创世纪》、《赫章 彝族大词典》、《三套集成赫章卷》等，这些重大突破弥补了中国历史在西南地区的空白。
四、 语言文字方面
语言文字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研宄范畴中的重点之一。彝族各个支系之间的语言都有 一些差异，文字书写也有很大区别，因此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也是比较困难的一项工作。
贵州彝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新局面始于1989年破译的在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群发掘中获得的51个 类似象形文字的刻划符号。接着，1991年贵州省彝学会等编纂了《简明彝汉字典》，王正贤、张和平 出版了《贵州彝族语言文字》[26]。之后的贵州彝族语言文字工作不断加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王继 超的《功在千秋：将福祉留给后世一记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列举了长期以来毕节地区彝文 翻译组的25部80卷成果。2009年，王子尧根据贵州省赫章县阿候布摩世家祖传的《同音字典》注 音、剖析、释读集成了《彝文字释》一书，共收录6000多个单字，300个音节，以国际音标注音，由彝 文字义转换为汉字字义，以期从中说明古彝文的造字历史和文字构造，呼吁规范和统一通用彝文[27]。
各种彝文字的历史记载，是考证历史史实的重要途径。陈世军的《修文县洒坪乡蜈蚣桥彝文碑 译考》[28]，根据修文县蜈蚣桥彝文碑所译出的内容，结合桥的实际及地方志中关于建桥的记载和各种 资料证明了修建桥的人物，也考证了修建的起止时间。王正贤的《彝文金石述略》，分析了各种彝文金 石及其三个方面的资料价值[29]。同时，借鉴语言学的理论，以彝族语言文字为切入点是深入研宄彝 族民俗文化的必要前提。田铁阿闹在《水书与彝文的对比研究》中指出，通过对水书和彝文在创制 年代、传承方式以及文字类型等方面特征的共性研宄和对两种文字在成熟程度、典籍类别和载体等 方面的差异对比，能够更好地呈现贵州特色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30]。陈世鹏在《彝语部分称人词汇的 文化信息透视》一文中，以彝语人称词汇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亲属称谓制度、父子联名制等， 解读出了大量文化信息[31]。
彝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是当前彝学研究最为前沿的领域，彝族文字的信息化处理直接影响着彝 族的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在几十年的研究历程中，规范彝文字信息处理技术产生了一大批令人鼓 舞的成果，彝文信息处理在信息化建设的浪潮中正开拓前进。彝族文字库的推出标志着彝族语言文 字正式进入现代信息领域，这将会有力地推动彝族文字和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 的吴勰在《通用彝文信息化字库建设》一文中提出，要在彝语六大方言基础上，按“固定字形、字 义，各按方言念读”的原则，整理出滇川黔桂四省区皆能使用的通用彝文字形，结合True Type技术 设计出独具特色的彝文字体，以此建立通用彝文信息化字库[32]。
为了进一步推进彝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决定统一 编撰《中国规范彝文字典》。其中，《中国规范彝文字典》贵州卷的编写工作由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办公室负责、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教授具体承办，该卷己于2010年3月顺利完成，共有168 页，每页注音彝文汉字共有208字，合计字数共34946字。《中国规范彝文字典》的编撰工作得到 了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直接关心与支持，特别是全国彝族彝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在西 南民族大学正式成立，为《中国规范彝文字典》的审定工作提供了保障。大力加强彝族语言文字的 信息化处理研究，对推动彝族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步入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进程，保障彝族语言 文字的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 族源历史方面
每个民族历来都重视寻根溯源，目前，在彝族史研究中，各派学者各执己见，呈现出百家争鸣 的局面。余宏模的《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古代历史变迁》，从古文献记载探讨了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古代 历史变迁过程[33]。柳爱江在《盘县彝族先民源流探索》得出的结论是：盘县世居彝族是“笃慕”氏系 的后裔，从云南东部迁徙、发展而入，有史为据[34]。也有源自古“濮人” 一说的。李相兴的《彝族与 古濮人关系论析》，以史籍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论证了彝族与古“濮人”之间的关系， 得出古“濮人”是形成现代彝族的主要源流之一[35]。
目前，关于夜郎古国的争议成为学术讨论热点，彝学研究者们也将彝族史的视点放到了夜郎历 史的研究中。白兴发的《夜郎、可乐文化与彝族古代先民》，通过结合《史记》、《汉书》等众多史志 分析，回答了夜郎文化、可乐文化与彝族古代先民有无关联的问题[36]。朱文旭的《夜郎为彝说》、王 继超的《彝族与夜郎古国的渊源关系》等，都是关于夜郎与彝族关系的考证。
系统研究彝族史，目的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彝族历史的发展脉络。王正贤的《试论彝族古代氏族部 落的形成》，论述了彝族古代氏族部落起源和形成的诸种因素，并叙述了彝族氏族部落的兴起[37]。王继 超在《试论古代彝族在黔西北的迁徙发展》一文中指出：彝族是黔西北地区最早的原住民，其呈交换 场地般分布的特点，即是其延续不断的分布历史的证明[38]。
土司制度是历代中央王朝为维护封建专治统治而建立的一种治理少数民族的特殊政治制度。历 史上，毕节彝族地区存在过水西土司、乌撒土司、扯勒土司等。关于水西土司的一系列研宄成果很 多。贾霄锋的《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以总论性研究、区域研究、族别研究、改土归流的 研究为分类，对近20多年来土司制度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综述[39]。王勇的《试论土司制度的衰落及 其原因》一文，追溯了土司制度在明清时期的盛衰史，分析了其衰落的原因[40]。符太浩的《<明史•贵州 土司传>考异》，依据《明实录》对贵州民族史研宄中存在的一些重大误漏，进行了初步订正，其中 也包括对水西土司的一些列考证[41]。王兴骥的《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宄》，对水西安氏土司 和播州杨氏土司这两个在贵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土司进行了全方位研宄，探讨了两者的密切关系， 以及他们与朝廷之间的关系[42]。黄卫华、陈燕英的《毕节地区彝族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导论》，系统研 究了历史上毕节地区各个彝族土司共经历的历史铺垫、形成、发展、终结四个历史阶段[43]。吴正光的 《大屯彝族土司庄园》，分析了大屯土司庄园的建筑形制、艺术特征等，进而追溯了毕节彝族土司的 历史[44]。
对水西土司制度的深入分析，王军的《毕节地区彝族土司则溪制度述论》认为，则溪制度是毕 节地区彝族历史文化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独特性的集中体现，它是军政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45]。则溪制 度、家支制度、九扯九纵共同构成了毕节地区彝族社会“三位一体”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 陈世鹏的《南诏国和水西土司与中央王朝战争比较研究》，对南诏、水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战争进行 了比较分析，指出了两者在治军方法上的异同m。温春来的《中央王朝的开拓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承 袭制度的演变一对明代贵州水西彝族宗法制的再思考》一文，梳理、考辨了有关彝、汉文献，认 为水西彝族本来采用的是轮替继承的承袭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在明代中央王朝的干预下才逐渐形 成的[47]。
关于贵州宣慰使的探讨，陈世军在《明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墓考》中，根据贵阳市修文县大石 布依族乡大屯村安氏古墓的规格和有关传说，结合各种史书和地方志记载和该地及周边地区彝族的 历史、人物、习俗进行比较、研宄和论证，认为安氏古墓乃明代贵州宣慰使封昭勇将军赐从三品加 贵州布政司右参政安贵荣墓[48]。余宏模的《明代贵州宣慰使“赐姓安氏”例证》，考证了明代朝廷给 水西土司“赐姓为安”这一历史事件[49]。朱屏的《贵州宣慰使是明正统七年赐姓安氏的》，也通过各 种古籍文献史料，对这一历史进行了考证，最后提出贵州宣慰使是明正统七年“赐姓安氏”的这一 说法网。
改土归流的研宄一直是一个热点。秦中应的《建国以来关于“改土归流“问题研宄综述》，从改 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原因与目的、措施、影响、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分析[51]。张滋润的《试论 明代改土归流的影响》，认为明代的改土归流对各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的积极 影响，但也伴随着武力征服，具有不彻底性，带来了新的民族压迫，增加了行政经费[52]。范同寿的《“改 土归流”的成功与失败》，评论了改土归流的功与过，认为这既是顺应时代的举措，有利于社会的发 展进步，也给少数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53]。张晓松的《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 与改土归流》认为，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 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54]。吴展渊的《明代贵州基层社会变迁与改土归流一兼论民族 沟通机制的建立及意义》提出，在明代贵州一些地区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迁，推动了改土 归流进程，同时产生了一套民族沟通机制，动摇了土司制度存在的基础[55]。陈怡的《评雍正时期西南 地区“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认为改土归流在政治上削弱了西南地区的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 权，在经济上调整了生产关系，在文化上有利于文化教育的发展。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必须肯定其积 极作用[36]。
六、 传统习俗方面
李兴秀著有《贵州西部彝族礼俗研究》[57],全书共分五章，内容包括了贵州西部彝族生育、婚 姻、丧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习俗、祭祀祖宗习俗、布摩文化等礼俗。沈乾芳、万永林的《明代至 清初黔西地区彝族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写的是明代至清初，以彝族为主的黔西地区，作为主体 民族的彝族在婚姻、丧葬、节日、着装等习俗方面对当地其他民族产生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58]。 《盘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描述与研宄》，综合展示和研宄了盘县的彝族传统文化，包括丧祭文化、婚姻 文化、歌舞文化、服饰文化等各方面内容，是对贵州彝族文化研宄的一个突破[59]。
关于彝族的婚俗、丧葬习俗方面，研宄成果很多。李相兴的《贵州盘县彝族丧仪文化生态调查 研究》[60],详细描述了盘县彝族丧礼完整的过程，从中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发展与当地特定的文 化生境之间的必然联系，提出了一些很具代表性的观点。程发根的《贵州彝族婚姻、丧葬研究》一 文，主要研究了贵州彝族解放前的婚姻、丧葬的制度、习俗及其蕴涵的伦理观念宗教、哲学思想。 余宏模的《中国彝族铜鼓礼俗与<铜鼓王>》，就彝族的铜鼓礼俗进行了分析研究。李平凡的《贵州彝 族古代妇女的婚姻家庭》，较全面地叙述了贵州彝族古代妇女的婚姻、家庭状况，同时从社会性别的 角度，对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历史背景、婚恋现象、角色转变以所处地位作了理论上的探索。柳远 超的《彝族丧葬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认为对彝族丧葬习俗的保护可以采取旅游开发的方式，既能 增加经济收入，又能实现民俗资源在原生态环境下良性循环，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61]。
现今，傩文化研究己成为热点，“撮泰吉”是彝族原始傩戏的一种形式，很多学者也对此进行 了研究。长白雁的《贵州彝族的原始傩戏雏形“撮泰吉”》，记述了“撮泰吉”的表现形式、历史由 来，总结了其特点和深层含义，得出“变人戏”的确是一种相当古老、带有原始特征的摊戏雏形的 结论。类似的还有潘朝霖的《世界唯一的原始傩戏一“撮泰吉”》、陈世鹏的《撮泰吉文化现象溯 源》 等。
对彝族传统习俗的研究应该顺应时代的需求，探寻经济发展的途径，陈世鹏的《彝族文化在黔 西北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地位》，阐述了黔西北自然旅游资源与彝族文化的关系，指出应以彝族文化为 龙头，发展黔西北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并提出了具体的开发原则。
七、 歌舞、服饰艺术方面
贵州彝族人数不多，分布较散，且多与布依、仡佬、回、汉、苗等兄弟民族杂居。丰厚的彝族 文化的积淀，再加上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各民族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得歌舞艺术文化比较发达， 民间艺术及赋特色。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创新发现层出不穷。
陈世军的《试论彝族唢呐与彝族民俗的关系》，通过对彝族地区唢呐与民俗的描写，阐明唢呐与 彝族民俗及彝族音乐的关系，揭示唢呐文化在彝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或作用[62]。李建荣的《贵州彝族 铃铛舞试析》，对彝族铃铛舞的体育渊源、变迁等进行研究，并对铃铛舞的社会价值进行了拓展。
对彝族歌曲的专业研究成果也很多。严冬的《贵州彝族民歌的转调手法》，选择了贵州彝族民歌 当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曲目进行转调分析。崔有昌的《贵州彝族民歌调式特征浅析》，就威宁、赫章等地 的彝族民歌调式特征作粗浅的分析[63]。另外还有聂庆元的《威宁彝族婚俗音乐“酒礼歌”及其现状 思考》、张贵华的《试析贵州彝族民歌旋律的发展》等。
彝族服饰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李相兴的《盘县彝族服饰描述与研究》，详尽描述了盘县的彝 族服饰，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历史渊源，探究其流变，突出其特性，并提出了可将盘县彝族服饰列为 彝族服饰一大类型这一新观点[64]。黄瑾的《浅谈彝族服饰的变迁与传承因素》，探寻了彝族服饰变迁 因素，指出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彝族文化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促成彝族服饰主要的文化要素传承 了下来[65]。韩佳格的《浅谈贵州赫章彝族服饰》，对赫章彝族独特的服饰特征、纯手工制作工艺，以 及赫章彝族服饰自然状态中的本土化的特征作了深入分析[66]。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外，还有部分专家学者就彝族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彝族文学等方面 进行研究，比如潘先林的《民国彝族上层统治集团与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变迁》、温春来的《中央王朝 的开拓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承袭制度的演变一对明代贵州水西彝族宗法制的再思考》、陈国生和杨 晓霞的《明代贵州民族地域性研宄》、吴雪瑞的《四川凉山和贵州威宁彝族家支特征及影响》[67]、王 明贵的《夜郎故国一彝族英雄史诗的圣地》[68]、柳爱江的《边缘的意义一新时期彝族诗歌简论》、 东人达的《世界最早的史学理论一黔西北彝族古代史学评述》等。
另外，其他综合性的彝族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贵州省彝学研究会编著的《贵州彝学》，共收 录了《彝族古代史初探》、《古芒部彝族的源和流》、《九重宫殿不在安顺》、《彝族习惯法初探》、 《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30余篇有关彝族学研究的论文[69]。黄美贤主编有《建国五十周年贵州彝 族历史文化文学选粹丛书：诗歌卷、文化卷、散文卷、小说卷、文献卷、历史卷》[70]。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所1985年编有《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张学立主编的《彝学研究》[71],精选了自2006年 以来发表在《毕节学院学报》彝学专栏的一些论文结集出版，涉及了彝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内容。 《跨世纪的彝学探索》[72]，作为全国第八届彝学研讨会的会议文集，收录了参会学者的80余篇论文， 集中展现了贵州乃至全国彝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
八、结语
纵观近20年来，贵州彝族文化研宄的进展是一个突飞猛进的飞跃，在各方面的研宄领域都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整体上迈上了一个新的平台。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贵州的彝学研究也出现一些新 的趋势，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就2009年11月下旬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召开的全国第八 届彝学研讨会、贵州省彝学会第四届三次年会、滇川黔桂彝文古籍整理出版第十三次协作会来看， 全国各地彝族研究者聚集一堂，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学术交流活动，很多的参会专家学者都充分展示 了各自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从中可以看出贵州彝族文化研究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总 结起来就是“三性”：一是广泛性，各个相关学科相互渗透，综合研究；二是开放性，有很多别族的 专家学者参会，进行跨文化交流；三是严谨性，更注重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研宄，更具学术价值。
但是，在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彝学研究对比之下，贵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主要是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部门对彝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彝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不够，使 得科研资金薄弱，制约了研究进程；二是科研人才缺乏，特别是精通彝文的研究者更为稀缺，在研 宄群体当中大部分是不懂得彝文字的，只能根据汉文古籍记载来做研宄，而很少引用彝文古籍的丰 富内容。造成从本位视角研究的少，他位视角研究的较多；三是研究深度有所欠缺，历时性研究较 多，应用性研究不够。很多学者只注重研究彝族历史文化，而较少关注现实价值，没有充分把彝族 文化的价值开发利用起来，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
在进一步的研究上，我们应该实现研究理念的转变，注重理论构架的建立，要积极去打破学科 界限和壁垒，实现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不断开创新的研究方法。大力培养科研人才，重点培养掌握 彝文字的科研人员，以便更好地进行科研工作。同时，要放宽研宄眼界，敢于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 并将外来理论本土化，逐渐实现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研究气度，促进彝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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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毕节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
作者简介：郭宸利（1987-)，女(彝族)，云南普洱人，贵州民族学院2009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宄生。研宄方向：民族学。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赵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