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场地，是篮球等球类比赛的规则，即上下半场比赛的双方进行场地的交换，彝族在黔西北的分布历史有如球类比赛的这种规则，所不同的是，彝族的分布与球类比赛规则之间，仅是时空与规模的大小、自觉与自然区别而已。彝族的这种分布历史，往往为史学家们所忽略，《贵州古代史》、《贵州民族关系史》等一类著述里，都将彝族界定为东汉左右时期进入贵州，进入与分布之间的概念上似乎没多大问题，但进入与发祥地之间的概念就大相径庭了，进入的概念是对发祥地的否定。卷帙浩繁的彝文献的记载，近些年来的不断考古发掘的发现，都证明或必将证明，地处毕节的黔西北地区，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由于上一辈彝文文献翻译者视野的局限，释译一些彝文文献时，把彝族水西部部长勿阿纳东汉时入黔，当作彝族是东汉时期进入贵州的，又没有把彝文文献中音为“Vu33”或“phu21”、即音译的“武”与“濮”的这部分人的古代民族属性搞清楚，反而被混淆，误导了一些研究彝族历史的专家学者，彝族在贵州，尤其是在黔西北地区发祥的历史被忽略、甚至被否定了，这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最早的原住民是够阿娄、葛阿德为代表的武濮系群体
《曲姐》、《陆外》等歌谣和文献《物始纪略》等都记载道：“阿娄阿德，修天布星斗，阿德苏纳，补地播草木，苏纳拉嘎，把偶像塑造，拉嘎魄魄，把珠宝培育……”在贵州西南部地区，还流传着一部叫《戈阿楼》的英雄史诗，主人公戈阿楼是历史传说中的彝族古代英雄，即够阿娄，作品反映的是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彝族地区的掠夺性征伐和彝族人民顽强反抗，却借用了始祖够阿娄的名字。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记载：彝族腊够支系是最早同出自武僰支系的武濮所结合的氏族，也就是最早活动在云贵高原的“夷濮”族群。腊够支系，一般简称“够”，异音则作“戈”或“轨”，与“鬼”的音近，贵阳、黔西等的古彝语地名的命名同彝族腊够支系有关，如贵阳的古彝语地名作“够诺”或“轨诺”，商周时期的“鬼方”当指贵阳一带，其中的“鬼”是音译，而“方”“诺”的意译，彝语的“诺（音）”，既可以理解为地，也可理解为方，“鬼方”系半音译半意译的组合。黔西等的古彝语地名作“果仲”、“果钟”等，完全是以彝族腊够支系的居住来取名的。这种例子还很多，仅举大的两个来作证。到隋唐时期，彝族腊够支系的阿珂还在云南马龙、嵩明一带建立了自己强大的称之“纳垢部”的部政权。
武濮系群体与夜郎民族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乐是古夜郎国一个时期的中心或“旁小邑”，虽还有待印证，但可乐一带最早的居民是庞大的“武僰”族群中的“夷濮”群体和“卢夷”系统的阿着仇部等，则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文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在金沙江中下游、乌江和北盘江流域，活动着称之“武僰”的庞大族群，夜郎的主体民族“夷濮”即其中的分支。夷濮的群体有多个来源，活动在今贵州省的贵阳、毕节、安顺、六盘水、黔西南境内的够阿娄部族先后结合了“武僰”群体中的武濮所部族、“六祖”分支的第六支默德施氏的两大分支和古侯的两个分支，发祥于古曲州、靖州地的阿着仇部在古曲州、靖州地活动千余年，或为卢夷的阿着仇部等，都是当时的夷濮群体的组成。卢夷的阿着仇的故地又作朱提，称巴凡兀姑的今贵州威宁一带也曾为其活动中心，巴凡兀姑地与可乐仅数十公里，从巴凡兀姑经羊街、辅处可乐，是古时连为一线的要道，正因为如此，可乐遗址中的少数民族墓葬为武濮系彝族先民的属性必将得到进一步的释读，如出土器物中的套头葬式与铜铃等已经散发出这样的信息。
二、以朱提国为代表的卢夷系群体
根据彝文献的记载，约当春秋前后时期，在黔西北地区和毗连的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一带，活动着古夷人武僰氏一支的仇娄阿摩氏，到父子连名谱的22代后，改称阿着仇氏（因其名演化为地名，汉文献记的这一演化地名为朱提音“shuchi”，接近“着仇”、或“着赤”），又，仇娄的“娄”，在彝语土语中，有“lou21”、“luo21”、“lie21”等数种发音，“luo21”的音同汉语的卢音最近，故汉文献记作“卢夷之国”，卢夷之国在春秋时期曾参加了周武王伐商纣的战争。卢夷之国的范围主要在今天的黔西北地区和毗连的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一带，包括今四川省的宜宾、泸州两市的部分地方，当时的一个时期，今云南省的昭通市一带彝语称“吐靡”，“吐”又音转为“曲”，故云南昭通市一带在汉文献里或名为朱提，或名为“曲州”，今贵州威宁及其周边则称“借靡”，汉文献作“靖州”。今贵州省威宁自治县炉山镇有叫“结里”的地名，同样，威宁牛棚、迤那一带的彝族《指路经》（有贵州省威宁县迤那镇禄义福布摩家清光绪年间抄本和贵州省威宁县西部维遮阿尼（聂成良）布摩家民国9年抄本为证）把今观风海（古称“官房海”）一带称作“借卓”。“曲州”这一地名来源于彝语，由彝语的“”（音“借卓”）转化而来，这一地名，用现代彝语无法译读其真实含义，同历史上的“借靡”的地名一结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公元前5-4世纪时期，夜郎国始进入卢夷国地。随着彝族“六祖”中各部的入黔，夜郎国灭亡，余部远逃至云南西部。阿着仇氏势弱，被秦的势力所压制，又受他部攻打，其第27代君长沓卢乌从今贵州威宁草海一带经威宁可渡、云南宣威迁往云南的沾益和曲靖一带。此事在《大定府志》中有一段叙述，《大定府志.旧事志六.乌撒安氏本末六》载[1]：“鲁望者（今威宁城一带），昆明王所居，盖祝明（笃慕、仲牟由）长子楛之胄（实为仇娄阿摩之胄，与祝明无关），所谓乌君（仇娄阿摩之胄，阿着仇氏第27代君长沓卢乌）者也。东爨盖氏之亡也，乌君自立为王，谓之鲁王，盖本其姓，以为称。卤、鲁一也。西南人称王为望，故中国呼之鲁望也。巳而内附，置为宝州。夷语讹宝为巴，讹州为的，讹都门为兀姑，故谓鲁望为巴的兀姑也。是时，巴的兀姑之部长为他蛮所逼，而南迁与存汭之东（今云南省宣威市与贵州省威宁间）。”因阿着仇被他称之“吐哦阿着仇”，曲州靖州的地名被阿着仇带到当地后，即产生了合称的“曲靖”这一地名。今云南的一些彝族支系的最初活动地可追溯到黔西北地区，如石林的撒尼支，出自他们的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彝文本）中的地名，记录的地名先从威宁草海，再到阿着地（即沾益与曲靖），然后到今天他们的住地石林一带；红河的尼苏、阿者等支系的《指路经》，将最远的指路地点指到今贵州省威宁的百草坪一带。
三、六祖分支后武、乍、糯、侯、布、默的进入顺序
彝族武、乍、糯、侯、布、默“六祖”分支后，乍支系最先进入今威宁草海与赫章可乐一带，《彝族源流·乍氏谱》等载：“乍择地可道，可道与可乐。”乍支系在这一带作短时的留住后，经今云南昭通一带，大部迁到凉山地区。分支后的彝族“六祖”中的乍支系也开始进入这一地域，《彝族源流·乍氏谱》等载[2]：“乍择地可道，可道与可乐。”这里已经涉及可乐地方。前2～1世纪时，彝族“六祖”中的第四支古侯氏更是大规模迁徙来到黔西北及周边地区，在今贵州省的威宁草海之滨举行隆重的“九德额”分支仪式后，即东向今贵州省的安顺市和遵义市等地迁徙与活动，西向今云南省的昭通市、大理州一带迁徙与活动，北向今四川省的凉山州和泸州市一带迁徙与活动。西汉末至东汉初，彝族“六祖”中的第六支默德施氏也不遗余力地迁入今黔西北、黔中、黔西南等地，彝族“六祖”中的第五支德布氏也至迟于魏晋时期迁入黔西北及周边地区。前2～1世纪左右时，笃慕的第四子慕雅卧下传16代到卧侯德额，卧侯德额生九子，称之“九德额”，九德额中的德额罗、德额巴、德额仁、德额陀尼、德额辉在威宁草海分支后，较长一个时期活动在这一带，其中德额辉部还在可乐居住了一些代数。
四、水西与乌撒两部的定格
默支系发展19代后，由滇东北向黔西北迁徙，到可乐住下，“在直诺谷姆，勿阿纳去世。纳阿宗一家，过纪古鲁堵勾，来到了巴底。可乐洛姆，住阿纳孙子宗氏……在可乐洛姆，住纳氏四宗：长为宗毕索，庶为宗阿姆，次为宗迫维，幼为宗阿补。宗阿补一代，阿补杓二代，杓阿妥三代。在巴底妥太，妥氏有两子，妥芒布居左，妥阿哲居右”。[3]其第20～23代时先后在黔西北的今威宁草海和赫章可乐一带活动，到第24代妥阿哲（被讹为济火。济火，系妥阿哲的第二世祖）时以今贵州省大方县为中心定居下来。水西阿哲氏的父子连名谱记录和传承为彝族谱牒的典范，“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受命于中朝，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使，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水西部以四十八部辖十三“则溪”，其方国型的地方政权建构尤具特色，阿哲部的慕俄勾彝族方国政权，由阿哲蔺（尼）升格而来，尼政权和勾政权的区别在于，尼政权的构建是以一个家族为主的，而勾政权则是以一个家族为主的同时联合多个家族来构建。阿哲部的“慕俄勾”勾政权在所有彝族勾政权中，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阿哲部的“慕俄勾”勾政权结构紧密，体系发育完善，在内阁设置上引进了南诏的“九爽”，阿哲部称之“九扯”，即九个部门，所谓“九扯九纵”即是“九个部门，九位主官”的意思。水西的政权体制由定格到完善到沿袭了一千四百七十四年，并一直影响着彝民族的古今分布，其政权的沿袭是世界政权史上的一大奇迹。
魏晋时期，乌撒部进入黔西北，今贵州威宁、赫章及毕节、纳雍、水城、盘县及云南宣威的一些地方属于其势力范围，存在了近1100年，也建立了称之“纪俄勾”的政权，辖二十四部、九大“则溪”地。乌撒部与水西部互为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传承着彝族各个历史时期在黔西北地区的连接不断的分布，为历史以来这一地区既是彝族的发祥地，又是彝族的主要分布地的条件提供了时空上的可能。
综上所述，地处毕节的黔西北地区，不仅是彝族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居住地之一，尤其更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对这片土地的开发与历史发展，尽到其最早的原住民应尽的历史责任，是毋庸置疑的。
原载：王继超著《彝文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05-01。
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