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吉狄马加诗歌的深层特别是其中的深远思想内涵，因为诗歌的抒情性、含蓄性和零散性不够很好地、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那么我们可以从吉狄马加对于诗歌的随笔和演讲更直观地触摸到他的思想世界和诗歌态度。
下面我们以吉狄马加诗歌随笔和演讲稿为“第一手材料”和专题研究，结合其它相关文本和材料，就吉狄马加在“一致朝向光明与崇高的去处”的精神底色和精神追求之下，他的诗歌写作何以获得我们所认为他诗歌所具有的“人类学价值”“彝族文化的承载体”“中国诗歌最后的抒情”三大特征，并支撑起他40多年来如一日的诗歌创作下形成一个的宏大有如“彝族诗歌博物馆”的诗学空间，进行初浅的讨论。
“诗歌的责任并非仅仅是自我的发现”——大视野大情怀下的人类学价值
吉狄马加是一个具有国际性广泛影响力的诗人，毋庸置疑这早已是一个定论，而能够形成这样的影响力取得这样的成就，我认为这是因为吉狄马加的诗歌不再仅仅是诗歌，而是一种具有文化性和人类学价值的文学疆域。即，吉狄马加的诗歌是具有文化性属性和意义、已然成为彝族文化的一扇窗口甚至是其中一部分，成为彝族文化的承载体的文学样式。
本文作者沙辉与吉狄马加（右）
吉狄马加在他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身份话语的架构”“后工业时代的反思”“乌托邦的诗意构建及理想化精神的执着追求”“原生态文化记忆”“民族性和地域性元素”“国际化视野”，还有例如有关于“民族志”“民情风俗”“人类情怀”等关键词的内容涵盖（参见李骞、刘启涛、张兵兵、王琨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研究》里吉狄马加专论章节“吉狄马加的诗歌”），等等，可以充分体现出吉狄马加诗歌的人类学价值。国外重要诗人和研究者对吉狄马加诗歌讨论分析时，也几乎无不是从“文化”的视角、人类学价值的层面切入和展开，我们也可以由此获得相关印证。例如已故俄罗斯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曾如此赞誉吉狄马加：“他的身与手脚足以使他拥抱这个地球。他的诗歌也是这样，是拥抱一切的。”（吉狄马加诗文集《火焰上的辩词》序言《拥抱一切的诗歌》）美国当代杰出诗人杰克·赫希曼如此写道：“吉狄马加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诗人，还是一股借传播诗歌艺术而变革世界的文化力量。”（《火焰上的辩词》序言《吉狄马加本质上是一位国际主义者》）——更多相关内容见吉狄马加诗集序言和其它作品。这足以说明，吉狄马加和吉狄马加诗歌业已建构起了一个具有人类学价值的精神领域和诗学空间。而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吉狄马加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对此有着清晰的感悟、认识和追求，他在写于1988年5月的《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自述》便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其中他也说到：“我写诗，是因为对人类的理解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话。……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写诗，是因为人类居住在这个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大地上，人类面对万物和自身，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其本质和规律。”这30多年近40年前的话，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照人类学价值的含义，我们发现吉狄马加的诗歌是符合这样的解释的：“人类学的价值……还在于其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促进，以及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贡献。”而“通过提供对人类存在的深入理解和解释，人类学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同时也为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发。”（根据网络）
所以我们说，艺术创作进行到最后，考验人的或许不再是技法层面上的，而是精神灵魂以及思想和人格境界高度的问题。我们或许听说过伟大的灵魂和人格力量催生了伟大的作品，例如屈原，例如鲁迅，例如安徒生，例如歌德，例如普希金，例如托尔斯泰，而似乎从不曾听说具有短浅见识和人格之人创作出了如何伟大的作品。因为我们的作品本身，表达和反映的就是我们的思想、精神，它的层次和境界直接决定着作品的层次和境界。
具体到诗歌创作上来说，我觉得吉狄马加在2018年获波兰“塔德乌什·米钦斯基表现主义凤凰奖”时，作为颁奖仪式上的致答辞标题的“诗歌的责任并非仅仅是自我的发现”这句话一语中的。我觉得这是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也很值得我们咀嚼和研究，它强调了诗歌的责任并不仅仅就是为了表达自我，表达自己的一日三餐，它应该还有更大的使命和追求。他在这篇致答辞里讲到，20世纪波兰的伟大诗人之一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一次演讲中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波兰作家永远不可能逃避对他人、对前人和后代的责任感。吉狄马加坦言这或许就是多少年来他对波兰文学极其敬重的原因之一。同时他写道：“不用怀疑，如果诗歌仅仅是一种对自我的发现，那么诗歌就不可能真正承担起对他人和更广义的人类命运的关注。”这足以说明他对诗歌和诗歌意义的深刻理解以及他面对诗歌和诗歌创作时的态度，并因此拉开了与一般诗人的距离、产生出层次区别。
中国新诗100多年，走到如今大行其道的是日常的、个体化的口语写作、叙事化写作（这个情形好像也是当今国际化的一个现象），这对解放个性和人性，反对口号式写作和假大空固然具有进步性、前进性，但同时就把宏大叙事、“高昂式写作”排斥在外，一律反对大词、高音部写作，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诗歌最好的出路。这样的结果是，萎靡、绵软、平实无奇甚至是自我窃窃私语的“小我化”写作和所谓“回车键出诗歌”的情形极其严重和普遍，导致诗歌圈子化和有平原没有高峰的情况非常突出。
我还想在这里指出一点，如果一般读者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深层内涵和全面性、纵深性因为诗歌的抒情性、含蓄性和零散性，未能够很好把握和理解，特别是对于他的思想深层性的东西不够深入理解的话，我建议去认真读一读他的关于诗歌的那许多演讲。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触摸到吉狄马加的思想和诗歌态度。他说：“诗人在许多时候，不仅仅是精神和良心的化身，他甚至还是道德的化身。”“他应该成为，或者必须成为这个时代的良心和所有生命的代言人”（《诗人的个体写作与人类至今所面临的共同责任——寄往第二十一届麦德林诗歌节暨首届全球国际诗歌节主席会议的书面演讲》，2011年3月19日）。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在第四十二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开幕式上演讲时的标题就是“为消除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而共同努力”（2005年9月17日），在青海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致辞中他说“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2012年8月10日），在第五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开幕式上演讲时他说“诗歌是人类迈向明天最好的理由”（2015年8月7日），在委内瑞拉驻华使馆接受“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一级勋章授勋仪式上致辞中他说“在这个时代诗人仍然是民族的代言人和人民忠实的公仆”（2021年4月19日）；基于这样的精神追求，他在纪念普希金二百周年诞辰大会上的演讲里说“普希金是永远的普希金”（《永远的普希金》1999年3月9日），他在2014年“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大奖”颁奖仪式上的书面致答辞《一个中国诗人的非洲情结》里说“当20世纪就要结束的最后一个月，我写下了献给纳尔逊·曼德拉的长诗《回望二十一世纪》，同样，当改变了20世纪历史进程的世界性伟人纳尔逊·曼德拉离开的时候，我又写下了长诗《我们的父亲》来纪念这位人类的骄子，因为他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2014年10月10日）
“我是这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与文化共生共长的彝族文化承载体
从上面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吉狄马加诗歌所具有的人类学价值，首先也是基于它的文化性，即它是彝族文化的充分展现和承载体。吉狄马加在《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自述》中，开篇第一自然段就说到了有关于文化的课题，他开宗明义般的说“我明白我是这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我承认我的整个创作，都来自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化。”我曾经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吉狄马加的诗歌为什么对我们具有如此的吸引力，而且并未因为时代的变迁和所谓的时过境迁而弱化其价值和意义，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却越发得到彰显和突出。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这是因为吉狄马加的诗歌具有特别的属性：文化性。我也由此撰文做过论述，而我现在觉得，不仅是具有文化性，吉狄马加的诗歌本身就成为了彝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彝族文化的一种承载体。而我们知道，文化是最具有吸引力、普适性和稳定性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吉狄马加的诗歌，是与文化共生共长的，这是非常神奇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草树在吉狄马加的评传文章《一个彝人的梦想》里就说：“吉狄马加通过一种对话性形式，实现对传统的重构，……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语言意象，是内化其中的，是生长的而不是指认的。”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吉狄马加的诗歌具有文化性，是文化的承载体，所以他的作品具有了“大诗”的品质。我们系统地看他这40余年来的诗歌作品，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明显地带着文化性特征。我在研究他的作品中，认为如果规定了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和概括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大”：大境界，大视野，大胸襟，大情怀，大体量，博大精深。并且这样的“大”，这样的大体量大境界，并非纵观他许多或所有作品才能得出结论，却是包含在他每一首诗歌中的特征。而能够“架”起他每一首诗歌的“大”之原因，正在于他的精神和思想内在的“大”。在此基础上“深挖”，我们就会发现，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性。我觉得研究吉狄马加的诗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说实话，每一次我研究吉狄马加的诗歌，即使我再不想冠之以大词而只想纯粹从文本去探讨，我也总是抵挡不了他扑面而来的大境界大视野大情怀和大胸襟大体量以及他的博大精深，还有他作品中自我卷带着的浓郁的文化气——那是精神的深井，诗歌精神源头式的矿藏，是精神对精神的吸引和带动、感召，也是他和他诗歌的一个“天然”属性和由此形成的“诗歌磁场”。
早期作品便显示了如此强大的文化性，这还说明了吉狄马加的诗歌起点是很高的，从一开始，他面向的就是民族、世界，思考的就是文化的传承和未来走向，而不是像许多诗人一样从一日三餐式的“小我”抒写开始。我们今天来看他的作品，看不出他的“练笔”过程，或者说，他的诗歌写作的“训练期”是很短的。他早期的作品，就非常具有广博性、震撼性和深远性。从诗歌成长史的角度来看，他不是渐进性成熟的诗人，而是高起点的早熟诗人。我们从他在1989年应《中国文学》英文、法文版特约撰写的随笔《我与诗》可以看到，从1978年考入西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大学四年，他包揽中外著名诗人作品，并“真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最早在《星星》诗刊正式发表诗歌，1982年大学毕业在《凉山文学》（时为《凉山文艺》）从事编辑工作，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全国第二届民族文学诗歌一等奖，1985年第一本诗集《初恋的歌》出版，1987年该诗集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诗集）奖。
作为一个被公认了的世界性诗人，吉狄马加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四十多年来对诗歌笔耕不辍，这本身就超越了许许多多的中国诗人，也足以说明一些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诗歌是他精神生活乃至于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附庸的外在的东西。这和那些带着“玩诗”“玩艺术”的人有着根本的、本质的区别。这样的诗歌行为和态度，对于当下这样的时代而言，我觉得是极其珍贵的，因为娱乐化、轻松化、反正统反严肃已成为我们当下时代民众精神的一个共性特征。
“听见故乡的歌谣就会两眼含满泪水”——中国诗歌最后的抒情
彝族就是一个热情和富于激情的民族，吉狄马加作为一个彝族诗人，他诗歌的抒情性是一目了然也无需过多论证的。笔者曾在评论他的长诗《迟到的挽歌》时提到，在当今中国诗歌界，吉狄马加是最有“定力”的一个诗人，自8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以来，一直坚持诗歌写作并一以贯之保持着中国诗歌醇正的抒情传统。他在《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自述》里说：“我写诗，是因为我只要听见故乡的歌谣，就会两眼含满泪水。”这是抒情性的直接根源和最真挚的情感。但在当下，抒情性越来越被打入冷宫，特别是在近年来，中国诗歌界和理论界上上下下追捧去抒情的个体化、日常化叙事和口语化写作，因此在大词、高音和抒情写作被贬谪为陈旧的传统写作法的语境下，保持诗歌固有的“抒情”元素的诗歌写作，并不“吃香”，甚至处境“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吉狄马加一个人凭着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自生的大能量以及由此自带的大诗、大师品质，独自支撑起中国诗歌界唯一的一片抒情诗天地，成为中国诗歌最后的“抒情诗人”。
这几年来，我一直非常关注诗歌抒情性的境遇。抒情有许多种抒情的方法，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形的，可以是表征为非抒情而内里却为抒情的，还可以是通过叙事和口语来抒情的。但彻底地全盘否定、丢弃和反对抒情，是值得警惕的，那种干巴巴面无表情不带一点感情的口语化（甚至是口水话的）、叙事化的反抒情诗歌，便是导致中国当下诗歌被广泛诟病为回车键行为的原因之一，并且我以为，这也不是中国诗歌的出路。我多年前基于这样的思考写的文章，节选并取名为《片面地追捧“叙事”而忽略“抒情”要不得》发表于《文艺报》（2022年5月13第5版），我也经常就“完全地去抒情”这个问题和现象同许多前辈和诗人交换意见，并特别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和内容。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就在一个叫四四的80后作者发表于《星星·诗歌理论》（2024年第4期，同时发《星星》诗刊微信公众号2024年6月7日）的一篇随笔《我所理解的现代诗歌艺术》，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表述，我觉得非常透彻到位：
“从当前一些期刊提倡的诗歌作品和一些诗人的写作偏好中，我发现了一种应该引起警惕的现象，就是太过注重叙事性表达。当然，注重叙事性可以存在于诗歌创作之中，但在我看来，这几乎是构筑小说的专有方式。我并不赞成一首诗的大部或全部由叙事性语言的粗暴分行构成，因为那是对诗歌艺术的怠慢和轻视，甚至是一种伤害。诗歌毕竟是一种杂糅了诸多表达方式的艺术，叙事性太过突出会把它变得单调无趣，缺乏空灵的飞翔姿态，从而像石头一样木讷、沉重。”
结语
因为基于对吉狄马加诗歌的熟悉和热爱，近年来我乐于持续系统地综合研究他的诗歌，并同时通过研究他的随笔和演讲的形式来深入把握、深刻理解他的诗歌精神内涵。而我看到我前几年在阅读他的《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21年11月第1版）里的演讲作品时，我在上面写下这么一句话：“吉狄马加给了诗歌应有的尊严”。加狄马加和吉狄马加的诗歌，一致朝向光明与崇高的去处，并且时时为诗歌作用于现实、作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而身体力行，他在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以有力的诗歌立场和探索，以及自我的贡献，给了诗歌应有的尊严。
（2024年7月12-14日西昌读书斋）
本文为作者应邀参加2024年第九届凉山彝族布拖传统火把节暨“火的精神原型与象征：达基沙洛”圆桌会议撰写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