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青年作家熊理博通过小说《第三世界》，对以毕摩文化为内核的彝族文化进行了审视和重塑。毕摩文化在隐显之间，充斥着整部作品，是作家作品中低沉而苍劲的一笔。本文拟从文本细部出发，分析文化、文本与创作主体在同一场域内的互为影响关系。
关键词：毕摩文化；《第三世界》；影响研究
彝族青年作家熊理博在其长篇小说《第三世界》里构筑了三个平行世界——属于“第一世界”的北宋王朝、属于“第二世界”的西夏和属于“第三世界”的彝人世界，这三个世界在互不纷扰中各自生长。在这一宏大的叙事背景下，熊理博讲述了毕摩（祭司）后人鲁的生命与心灵成长史。描绘了鲁从小鲁成长为法师鲁、大首领鲁、土王鲁的人生历程和生命画卷，其看似平凡的一生，却因体内蕴藏的神性而显得与众不同。毕摩文化在显处隐，隐处显，充斥着整部作品，是作家作品中低沉而苍劲的一笔。
和小说中的主人公鲁一样，彝族青年作家熊理博出生于毕摩世家，从小浸润在彝族传统文化之中，他对博大精深的毕摩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毕摩经典都有着无法割舍的根骨情怀。此外，作家接受过良好的汉语教育，厚重悠久的汉语文化深深影响着作家。“文化混血”造就了多元时代的“混血文学”（hybrid literature），这种“混血文学”在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张力之间不断寻求生存空间。
因此，作家的文学书写体现出以彝族毕摩文化为内核，以后天习得的中西方文学经验为羽翼的多元特征，可以说毕摩文化是其创作中贯穿始末的核心要素。其《第三世界》，充分体现了彝族毕摩文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文化与文本超越时间、空间而交织出的混溶性，以及作者文学创作的多元性特征和文本背后深厚的彝族毕摩文化内蕴。
在笔者对作家的访谈中，作家提到：“小说中引用的很多毕摩经典是根据原生的毕摩经典进行再创作的”，“在表述目的不变的前提下，把毕摩经典转化成现代诗歌。”
熊理博的《第三世界》对以毕摩文化为内核的彝族文化的处理，表现在人物形象、毕摩经典、主题等方面，本文拟从文本细部出发，分析文化、文本与主体三者在同一场域内的互为影响关系。
一
《第三世界》的主人公——鲁是作家以彝族神话人物“支格阿鲁”为原型而塑造出的毕摩后代形象，作家旨在将“支格阿鲁”在彝族毕摩经典中的神性和宗教功能，透过文学的笔触显现出其超越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当代意义。
小说中，鲁出生于法师（毕摩）世家，从小学受到父亲——法师（毕摩）西克卓的熏陶，小鲁在九岁便能独立主持法事，到他十一岁时就已能主持规模盛大的祭祖仪式——“尼姆搓毕”，其平凡的身躯内拥有超越平凡的神性，在神性的庇护下，鲁后来成为带兵官、大首领，在生命和心灵的长河里最终历练成了土王鲁。在其九十三的生命旅程中，他经历了生死离别、走过了成长衰亡，见证了属于“第三世界”的彝人世界的历史变迁。鲁与体内的神性在张力中找到了平衡，让他能驾驭和恰如其分地使用体内的神性，其神性——白光——化身成神刀神枪神剑，在征战的过程中助他杀敌斩妖无数。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神性也逐渐消弥殆尽，在鲁年老时，试图在行走中思考和找回自己，以及丢失了的神性。
此外，作者塑造了另一个重要人物——“走丢了自己的”阿初法师，这个人物形象和鲁相得益彰。鲁是具有神性的曾为毕摩的毕摩后人，阿初法师是迪查莫地区最资深的法师，和鲁不同，其神性体现在执行宗教仪式上，“他主持过的尼姆搓毕仪式达九十九次之多，……他智慧无边的赫赫名声传遍山里山外三百里内各大首领与部落氏族的领地。”而具有相似神性背景的两人，却有着不同的命运。阿初法师，最后“念得动毕摩经书却念不动女人”，在这条路上走得太久了，他“越来越念不动自己了，”他的毕摩神性，在俗世的泥淖里被抽空，在神性与自我的抗衡中，迷失自我。
千百年来，毕摩文化是彝族自成体系的传统文化领域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原生宗教。而且在“兹、莫、毕、格、卓”的彝族社会体系里，毕摩作为彝族社会的宗教祭司，他们通天地之法，连神鬼之灵，传为人之道，布智识之光，有着崇高神圣的宗教和社会地位。彝族谚语道：“土司到来了毕摩不起身”，可见毕摩地位的尊贵。土王鲁“比阿初法师大十岁，他把阿初法师当长辈⋯⋯，当然学识渊博的法师都应该受到尊敬。土王鲁尊敬的不一定是法师本人，土王尊重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爱的光芒与力量。”
毕摩形象在彝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已然成为一个不断的“在场”，不同作家塑造出了形态各异的毕摩形象。早期文学创作中的毕摩形象是以展示彝族毕摩文化和突出作品的民族特色为创作目的，比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中轻描淡写的“毕摩蓦地”，马德清的《厚墙裂痕》里点到为止的“哈马毕摩”等。新时期以来的彝族文学创作，褪去了早期创作中彝族毕摩文化展示功能的外衣，而获得了更深广的意蕴——将血脉深处的族群记忆和文化内蕴有机融入文学创作中，构成彝族文学的当代言说，凸显了在现代文明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本土文化的千丝万缕关系。
熊理博在《第三世界》中塑造了将毕摩神性内化于心的鲁和阿初法师这两个人物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毕摩形象的文本化“在场”，是作家对于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在文本空间的书写策略，他试图寻求同一文学场内上述两者在差异性冲突和相似性同构中的浅滩，从而进行焦灼、迷惘过后的多元性探索。在故事的最后，作家通过对鲁和阿初法师不同宿命的描写，反思了在多元一体的现代文明背景下，对象征着本土传统的彝族毕摩文化——神性的追索，是在自我认知的道路上得以实现的，并强调在现实语境下，在本土传统中，对自我的向内探索，是走向内在神性的唯一道路。正如文中所说：“也许，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或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走中找到神性。”这种基于神性的向内探索，对于作家和读者都是某种更深层次的隐喻——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以及对自我的内在探索。
二
彝族毕摩文化对作家作品的深刻影响，除了表现在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体现在毕摩经典在文本中的“在场”。作家和当代大多数优秀的彝族作家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母语和汉语教育，而其毕摩后代身份和成长背景，让他深谙毕摩经典及其文化内核和精髓。因此，作家在创作中援引了那些根植于心的毕摩经典，并将经典进行再创作，最后通过汉语表达出来，然而作者的旁征博引并非机械性地直接翻译彝族毕摩经典，而是巧妙地进行了“创造性的叛逆”。这样的书写策略表现出在本土文化（毕摩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交流、整合的语境下，当代作家精神焦灼、内心迷惘的状态和他们寻求文化救赎和自我言说的文学探索。
在《第三世界》里，作家援引了《涉河经》、《驱蛇经》、《爱欲经》等彝族毕摩经典和祝咒词，而这些祝咒词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功能和文化价值，与彝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者对这些经文或祝咒词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和再创作，在形变的基础上作到了意义的传达。
小说中，鲁和迪查莫勇士在为伟扎大首领追回被潘卡大首领“劫走”的首领太太沙加拉的一路上，经历了无数次征战和磨难。其中，在途径穆拉域境内的眠河时，带兵官鲁和迪查莫勇士与眠河里人首蛇身的水妖——“格布尼则”相遇，并展开了殊死搏斗，在危难关头，鲁“并没有忘记大法师西克卓传给自己的经文。他站在眠河中央闭上眼睛大声念诵：
失落的想象在自己的心间独行。没有一首歌属于蚂蚁。翅膀的天堂在迷惘的峭壁陶醉。枯燥的坟，刺眼的草，千年的故事流淌出爱的冰。梦的专横营造了魂的毒，母亲在微笑里晒干自己的血。悲凉牵扯山坳，武断的藤条缠住过往的伤。执着凸显假想⋯⋯”
小说在描述阔别数十年的土王鲁和甘栀妹妹再度重逢的场景时，这样写到：“他通过回忆念出了一段一度消失了的《爱欲经》：
虚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我没有追到虚无。我不需要追到虚无。在虚无面前，我是另一种虚无。”
作家将毕摩经典从彝语转译成汉语，而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又超越了语言本身，“不仅要求译文优美流畅，更要求译文能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特有的文化意象。” ，上述引文与相对应的用彝族文字记录的毕摩经文有着“创造性”翻译的特点。而毕摩经典在文本中的“在场”，与文本中的场景有着深度契合，且具有超越文本的现实意义。作者意图通过以祝咒词等为内在的毕摩经典，外化成彝族毕摩文化脱离本土语境的当代在场，更准确地说是透过文学文本的当代在场。将毕摩经典通过诗性的语言进行文本化记录，使脱离本土语境的彝族受众和其他民族的受众，获得超越文本空间的文化意义。
三
小说除了文学艺术上的审美价值，更具有超越文本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如前所述，作家通过宏大的叙述结构，将属于“第三世界”的彝人鲁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出来，“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然而对此两者并无赘述，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未提及太多，只是从细部侧面进行了描述，比如，大首领潘卡阿翼“穿着从山外换来的青蓝色的绸缎衣裳”，“山外来的一位亲戚送了一杆纯金做成的标有十二斤重量单位的称给伟扎大首领”等等，表现出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王朝更迭相比，“第三世界”在波澜不惊中进行缓慢的自我建构，以及三个世界之间或隐或显的内在联系，凸显了“第三世界”在外部世界不断变迁的背景下，发展滞后与后劲不足。
故事的最后，年迈的鲁失去了神性光环，于是他和心腹——嘴巴迪莱决定乔装打扮，到土王所属的领土内走走看看，“土王鲁想再次找回自己奇异的白光，嘴巴迪莱想再次找回自己无所不能的嘴巴”，“他们在自己内心深处反省。他们要找回自己”。要寻找内心世界的秩序和“人生规则”。在他们的走走停停中，“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属于自己的爱与执着传播到哪里”，“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所谓的人生规矩传播到哪里。”他们把这些规矩和秩序刻写在竹简上，编纂成一部经书，并命名为《玛姆》。“玛，就是教。姆，就是做。”
《玛姆》（亦称《玛姆特依》）是彝族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涵盖了教育、哲学、政治、伦理等内容，是一部全面阐释彝族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不可多得的珍贵古文献，也是一本具有伦理教化功能和道德教育意义的典籍，教导人们如何待人处世，如何匡正自己的言行，它影响着彝族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彝民族集体智慧结晶的《玛牧特依》，在彝族社会，依托于以祖灵崇拜为核心的毕摩文化而传承，毕摩群体及毕摩文化在传播《玛牧特依》的伦理教化理念、宣扬崇高的道德风尚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作家在对《玛姆》的引用上，没有直译已有的彝文文献，而是在自身的理解的前提下通过意译表述了《玛姆》的教化功能。比如：佩嵌金宝剑的，不弯腰捡石头。戴珍珠环的，不出手当屠夫。麻绳与铁链互磨，麻绳先磨断。”“《玛姆》：杉与竹相伴，竹头不受霜；竹与杉相伴，杉根不进风。”“《玛姆》：羊不合群利于狼，人不合群利于敌。”
在编纂和传布了《玛姆》之后，鲁和嘴巴迪莱决定“编写一部毕摩经书之外的人类社会一路走来的经书”——《勒俄》，“勒，就是耳朵、研究、鼻子等的总称。俄，就是有可能、差不多或百分之百真实的意思。勒和俄加在一起，就是耳朵听来的，眼睛看来的，鼻子嗅来的等构成的有可能、差不多或百分百真实存在的人类社会形态。”鲁从记录人类最初世界的神话开始，让“一个个鲜活的现实生活在毕摩文字的堆积中留下”影子，将“不可能终结，也无法终结”的人类社会的世界态记录了下来。《勒俄》亦被称为《勒俄特依》，是一部口耳相传的彝族史诗，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这部史诗记载着厚重而悠久的彝族历史文化知识,是彝族口头传统文化的经典代表。
《玛姆》和《勒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承载着彝民族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知识，实属不可多得的彝族文献经典。毕摩文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传承彝族文化，毕摩作为掌握彝族文字、记录和传承彝族文化和历史知识的载体，也自然承载着传播、延续经典的文化使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玛姆》、《勒俄》等彝族经典也是彝族毕摩经典。作家对《玛姆》、《勒俄》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并通过引经据典隐喻了“第三世界”——彝人世界——将走向向内探索的自我建构之路，这与作者希冀彝族毕摩文化及经典能引领和支撑文学创作的意图不谋而合。以《玛姆》、《勒俄》等为形，以毕摩文化为神的书写策略，表现出作家在本土传统遭遇异质文化全面冲击的时代，将内心的焦灼和迷惘转换成一种温和而理性的力量——即把彝族毕摩文化的精髓作为多元时代自我疏导和救赎的良方，将变迁和整合中的传统文化和豁然温婉的文学创作融为一体。
另外，仪式——作为毕摩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在整部小说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小说开篇就提到“尼姆搓毕”的由来，而《勒俄》就记录了远古时代，人类“生子不见父”，古人们因不祭祖灵不作帛超度祖先而很快灭绝了，一直到了石尔俄特时代才开始设灵作帛，“起灵之后插在屋壁上，念经之后供在神位上，超度之后送到山岩下” ，人类才繁衍不绝至今。并较为详尽的描绘了为伟扎大首领和沙加拉太太，以及英勇去世的迪查莫勇士举行的“尼姆搓毕”，与故事结尾处为大法师西克卓与甘辣墨，活着的鲁和甘栀妹妹举行的“尼姆搓毕”有着呼应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多元一体的现代文明冲击下，毕摩文化超越了宗教层面的意义，而取得了彝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意义，它在彝族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这一深刻的文化转型也影响着以作者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将内心的焦灼、惶恐与抗争转化为字里行间的等待、渴望与追索。作为个案，熊理博的《第三世界》是当代彝族小说创作中的不可多得的佳作，他将本土话语与现代阐述、传统思维与多维逻辑之间的张力、抗争和妥协体现在冷静、克制和富有哲理的思考与表述上。将彝族毕摩文化及经典巧妙地融入小说，对毕摩文化的把握超越了以往文学创作的猎奇式书写和机械性展示，而是将毕摩文化及经典的内蕴体现在诸如人物形象、语言表述、主题等方面，将彝族毕摩文化及经典细描浓构于当代语境中，整部作品大气磅礴又不失精妙独特之处。
作家通过建构小说中的“第三世界”，将其放置于超越写作时间与空间的坐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多元文化冲突和交流的过程中，寻求彝族文化的来路与归途，以及通过文学创作阐述如何借助本土传统的内省力量，完成民族文学由内而外的衍变和转型，建构民族文学的“第三世界”和话语力量。
参考文献：
［1］ 熊理博，《第三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7.
［2］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香港：香港天马出版社，2001.
［3］ 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4］ 冯元蔚译，《勒俄特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3.
作者：潘英, 女，彝族，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讲师,湖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方向博士。
彝族人网文稿编审：阿索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