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洛科的王》是用如诗的语言写就的小说，在作家英布草心的笔下，世代生活在大凉山的彝族儿女，对世界和自然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们的生活游走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小说站在彝族青年纳拉·阿弥和阿嘉姆的视角，审视处在变化中的世界，并用光与影的譬喻来展示彝族人纯粹热烈的心灵世界。《洛科的王》通过讲述两个人的“寻找”，探讨了关于自我、爱情、家族的话题，再现了彝族独特的毕摩文化，也传达出彝族人民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冲突时的真诚态度。
【关键词】英布草心；《洛科的王》；魔幻现实主义；太阳意象；毕摩文化；彝族心灵史
英布草心是新世纪以来彝族作家群体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又是“80后”作家中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写作者。这两个前提促成了他的小说独特而新锐的审美特征。作家植根于彝族遥远而灿烂的文化传统，用诗性的语言讲述古老的故事，以抒情的笔搭建起大凉山通往外面世界的路。2017年，英布草心的长篇小说《第三世界》，讲述了彝族首领“土王鲁”的个人成长史，被誉是一部身处在“第三世界”的彝族先民的奋斗史和文化史。2019年，他的长篇新作《洛科的王》（四川人民出版社）是作家构建“彝人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这部小说虚构了一个“在路上”的故事，以女主人公阿嘉姆 “丢失的乳房”为起点，和男主人公纳拉·阿弥踏上“寻找”之路，他们历经各种幻象和时空流转，最终坚定内心情感，选择勇敢面对世界和人生。如果说，《第三世界》构建了彝族的宏大历史，那么《洛科的王》则是深入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奏响一曲彝人心灵的赞歌和颂歌。英布草心自觉的承担起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因此在小说写作实践中，从历史事件到人物内心，都表现出深切的关切之情。
一、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神性世界
从大凉山走出来的作家，身上显现出一方水土的深深烙印，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与亲近。因此，小说首先临摹自然风物以表现情感，从而带来诗意的和浪漫的第一阅读印象。小说主人公纳拉·阿弥和阿嘉姆从洛科山出走，他们一路上看到的景象都充满着自由温暖的意味。例如，小说这样写道：“他们没有拘束，没有扭捏，走来的一路苦荞花正在盛开，洋芋花也正在盛开。蜜蜂来了，蝴蝶也来了，像专门为了迎接他们而到来。一座座静卧的房舍前，一群群家鸡在有一时没一时的地捉虫。一只肥壮的大公鸡高仰脑袋，一摇一摇走在母鸡与小鸡前面，像一位得胜归来的大将军，还随意‘咯咯’几声。平坦的土路边，有一块块等待播种的苦荞地，一群群黑色的家猪在哼哼唧唧地拱土，似乎这样一拱，主人就不用翻土了般。黑猪的背影行走在阳光里，像隐形勇士。”在整部小说中这样农家田园一般的景观随处可见，带来一种生气勃勃的情调。“根据彝族古代典籍中的记载，彝族与大自然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敬仰和亲近万物，构成了彝族在原初社会时期的生态审美哲学。在彝族关于崇拜自然的文化中，蕴藏着更多荒野哲学的诗性智慧。” 从纳拉·阿弥的视角向外望出去，“人”的形象和“物”的形象和谐的融会在一起，人和世界万物平等相处、对话交流——仿佛这就是彝族人眼中的“理想国”。
初读英布草心的文字，容易使人联想起《百年孤独》的书写风格，后者在故事开篇也使用类似的语气回忆道：“当时，马孔多是个二十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活象史前的巨蛋。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每年三月，衣衫褴楼的吉卜赛人都要在村边搭起帐篷，在笛鼓的喧嚣声中，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由于远离喧闹的世界，没有受到现代文明过度的冲击，所以当地人看向世界的眼光是简单的，又是充满好奇心的，表现出原始的生命意识。例如在彝族人民世代传承的观念里，生与死的界限不像现代科学那样有着泾渭分明的认知，对于淳朴的人民而言，“阿吉洛洛（逝去的女性先祖）是死灵，阿扎恩尔（不会老的神灵）是活灵，无论死灵活灵，这一切不影响他们是唯一的夫妻。他们的灵魂在祖先走来的一路高高兴兴回归，生活在‘上方有山好牧羊，下方有坝好种田，不会有人来指点，不会有人来帮忙’的快乐祖地。”也就是说，生命只是不停的变换了形态，并不影响他们在属灵的世界里共同的存在。
彝族先民相信世界上的人和任何其他事物都存在灵魂。小说也积极印证了这一点。例如，黑猪是慕沙老爷，三只绵羊是慕沙大郎、二郎和三郎。而路边的三座大磐石，则是瓦度老爷的三个女儿。在亦幻亦真的想象世界里，纳拉·阿弥遇上了虎、狮子和黑熊；也遇上了野狼、大象、野牛、蛇、骆驼、狼群，随时随地的与它们对话，并由此得到了一个道理：“世界万事有什么不是幻象呢？你坐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不是幻象，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是幻象。”小说所设置的“由物化人”、“由人化物”的情节转换非常自然，仿佛这种场景在世界上司空见惯。这与彝族文化中“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有关。“在认知自然的过程中，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于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相反，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预设出一个能够囊括所有的生命形式的生命圈，在这个生命圈中，他们以十分困惑的眼光建立了事物间的联系，联系的结果是把在认知过程中的集体表象转换成与某一自然物间的联系语言，并确认它与人的亲属关系。” 正因如此，纳拉·阿弥和阿嘉姆在寻找过程中，所见所闻都在充沛着他们的生命体验，帮助他们最终参悟到生命的奥秘。
表现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作家一直强调着“真实”与“幻觉”、 “是”与“不是”的对抗，“在那种弥漫着童年美好追忆、情感纠葛以及淳朴浓郁、清新自然的图景中，作家自我精神力量的外化与强烈的历史困惑感甚至抗拒感的显现，成为其诉说灵魂不安的一条重要途径。” 《洛科的王》小说结尾处，纳拉·阿弥也生了一条尾巴，同样隐喻了一个家族百年的轮回。如同诞生在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书写一般，在英布草心的蓝图里，自然与超自然浑然一体，依傍着大凉山的草木万物，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风情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与此相对应的，是作家使用的语言风格。《洛科的王》不像一般意义上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和叙事逻辑的纪实性小说，而更像一部散文诗。例如阿嘉姆不时的吟唱：“你是谁/在那个叫‘哪里’的山冈/阳光落冰柱上/让疼隐约/翻转，铺展/像一条鱼/或半张铁/重量飘忽”；以及纳拉·阿弥随声的附和：“我是谁/在这个叫‘这里’的山谷/抓住三千黑夜/有爱走丢/游移，迷离/像慕沙爱人/或瓦度情人/满路香甜”。这样生活日常中如诗的对话充满了隐喻色彩，传达着某种古老而神秘的讯息。就像世界上任何一种原始氏族所使用的语言那样，愈简洁愈有力，这是作家在彝族文化的浸润之中而显现出的创作特质，藉由这种叙事风格，读者得以触碰彝人世界独特的诗性内核。
二、照见彝族精神世界的“神光”
根据彝族毕摩文献《勒俄特依》中记载，民族英雄支格阿龙经过与自然的斗争后，懂得了敬畏自然，向日月献祭以祈求人民的福祉。彝族先民在长时间的生活实践之后学到了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先民与自然的这种亲近关系，启发了彝族人自然崇拜和祖灵崇拜的集体无意识。《洛科的王》形象的展示了这种原始崇拜观念的变迁，最突出的是小说中“太阳意象”的描写。实际上，纳拉·阿弥和阿嘉姆的故事就是彝人世界的起源传说。纳拉·阿弥和阿嘉姆出走二十八年，洛科氏族陷入了混乱。直到纳拉·阿弥变成阿弥兹莫（部落领袖），建立起新的秩序。从漂泊无根到成为洛科的王（神），他的形象和“太阳”数次的重合在一起。
作家擅于用光与影意象的变化暗示人与人之间的相爱与成长。按照小说里的描写，当纳拉·阿弥牵住阿嘉姆的手出走时，天色是暗下来的，因此“他们不辨方向地走出洛科兹莫（土王）住的洛科山”；作家以“两个人像天上盘旋着的犹犹豫豫或颤颤巍巍的山鹰”来比喻两个人心灵上的迷失，这时候“阳光明明而来蒙蒙而去，天空瓦蓝瓦蓝的 ，没有一丝生命固有的闲想歪念”；当两个人展开爱的探索，“金色的光晕在阿嘉姆躺着的青草地上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像鱼的呼吸”；作家又用“阳光一浪一浪的，像情欲旺盛的女人”这样的词句来形容纳拉·阿弥和阿嘉姆相爱时水乳相融的生命热情；用“阳光金黄一片，还是最初的圣洁”来表达纳拉·阿弥心中的无限深情；用“阳光像刚学会走路的小孩，由心灵深处一点点张开翅膀，像蝴蝶”、“阳光在洛科兹莫骑马走来的一路眯着双眼横躺竖躺……像装了许许多多的爱与温存”指涉纳拉·阿弥孤单的回忆；而当 “阳光在兹莫卧室土坎下哗啦啦抖着金黄的翅羽，仿佛在梳理某种记忆”，纳拉·阿弥实现了真正的“通灵”。作家描写爱与欲的笔触既大胆又纯粹，在他的笔下，两性关系的发生自然而然，火热而不露痕迹。这些穿插在叙事中看似“闲笔”的描写细腻的刻画出人物心灵的动态，并且婆娑的光影本身也充满着生命的张力，阳光的变化象征了纳拉·阿弥和阿嘉姆相爱、相知、相疑、相离、相忆的一生。作家以“特犯不犯”的手法处理太阳意象，使得行文表现出一种积极的韵律感。
太阳、阳光与人类的生活和情感息息相关，这在各个民族的起源神话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彝族文化中尤为典型。“（毕摩）画中有日和月的符号化图形,配有彝文书法,还有‘日月’汉文二字,反映出贵州彝族毕摩绘画已受到汉文化影响，是彝汉文化交融的标志。日月等自然崇拜是彝族毕摩文化和毕摩绘画中的亮点。”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万物有灵”走向“太阳崇拜”，正是民族文化从原始走向文明的重要体现。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成长那样，彝族先民首先将自身与世界上其他事物看作是无差别的存在。随着氏族的产生、部落的壮大，使人们意识到群体间的差异，开始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并将这样的感情投射到某一个具体的“物”之上，进而引发了带有宗教性质的自然崇拜。在小说中，纳拉·阿弥最终变成了一道“神光”，李可和卜微变成了“红豆杉树”（沙克寨爱情树），太阳与神树意象的结合，最直接的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成长和心理完型过程。
三、彝人心灵的成像
如果说，在前部小说《第三世界》的写作中，作家“以一代土王鲁的成长史为叙事核心还原了彝族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数次征战以及彝族的民族兴衰史”， 那么《洛科的王》则是通过一个部落青年的成长探寻彝族先民的心灵与梦想。《洛科的王》是一个普通人的“史诗”，在幼年时憧憬、在中年时迷失、在晚年顿悟。一生中经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普通”变成“不普通”，从所谓的“万事通”变成真正的“智者”。作家以纳拉·阿弥带着阿嘉姆踏上寻找之路为线索，描绘了一幅彝族世界的心灵图谱。从白狐邹和洛科兹莫的罅隙处开始讲，一直讲到整个族群的分裂和衰落：“白狐邹是最后一个被杀的，看着，就在这个地方，这把宝剑就是插在他胸口上的。后来，他变成一只白狐，让白狐沟成了白狐的天下。”这是一个种族的原罪与迷失，也象征着古老彝族通向外界之路的峥嵘和坎坷。如果将前部小说的主旨归纳为“行走”，那么这部小说的主旨则可以定义为“找寻”，找寻彝族人民文化之根、民族之源。
关于纳拉·阿弥的身世，作家设定了一个传说故事。“大山深处，大部分部族的姓氏来源是某位先祖的大名，也有小部分部族的姓氏，与先祖无关。”比如，纳拉·阿弥的祖父由于在别人家借了黄母鸡来生蛋，就这样给自己取了名字，并把它当成家族的姓氏传递下去。但纳拉·阿弥不想自己按“借鸡生蛋三”“借鸡生蛋四”“借鸡生蛋五”“借鸡生蛋六”这样的次序生活下去，于是自己给自己命名；同样，阿嘉姆不想成为“洛科阿嘉姆”，于是也自己改掉了自己的姓氏。青年一代“从小不懂得孝顺，总是把父母的教诲当耳边风”，试图突围出家族的羁绊，张扬自己的个性，这才有了随后而来的反叛与出走。
纳拉·阿弥是一个“凯鲁亚克式”的人物。他虽然是洛科山的土王，但他并不是生而为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流浪和寻找，才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他虽然自诩“万事通”，但他像任何一个青年人那样，对自己生命的来源充满疑问。小说里到处可见纳拉·阿弥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例如：“只要有眼睛，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纳拉·阿弥“怦怦”跳动的“心”说。“世界也一样？” 纳拉·阿弥另一颗冷漠冰冻的“心”问。“不是世界，是时间。” 纳拉·阿弥发觉自己有无数颗心，“怦怦”乱跳与冷漠冰冻之外的无数颗心懒洋洋地回答。为什么回答，谁知道？纳拉·阿弥在一连串不断的追问之中“迷失自己，找到自己，怀疑自己，肯定自己。”这正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促使纳拉·阿弥由此而展开了对人生存在意义的追问。
纳拉·阿弥和阿嘉姆两人一边走，一边回顾。从“乳房走丢”的下午开始寻找，最后把自己也走丢了。“他们穿越过九十九座村庄，听到九十九个传说。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走了十二年零九天，一会儿得到自己，一会儿丢失自己。他们一路走一路爱，在山高林密间没有什么拘束，像这个世界上不曾出现过拘束一样。”这一路上的际遇和经历充满了矛盾和对抗性，带给纳拉·阿弥的深刻体验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假如通灵了，肯定失去很多东西。比如最美的女人与自己。纳拉·阿弥不想失去这两样，又不甘心不通灵。” 其实，小说从头到尾也没有明确的指出，两个人到底要寻找什么，但通过纳拉·阿弥的一句话：“我怕在寻找中失去寻找”,从更高一个层次上点明了主题：寻找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动力，寻找的终极目的是自我价值的确认和回归。这也正是彝族人民积极进取的真实写照，是彝族的青年敢于打破传统的窠臼，勇敢的向外开拓的志向所在。
四、毕摩文化与彝族精神
易地而处，与其说《洛科的王》不仅塑造了第一代、第二代彝族土王（先祖）的形象，不如说它在更广泛意义上刻画了任何一个青年成长的轨迹、他们面临的困惑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在神圣、抽象、不可触摸的理想面前，他们选择了另一个极端——用身体感知体验梦想的甜美，用身体的极限来抵达梦想的彼岸。这成就了‘垮掉的一代’最疯狂、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在路上’”。 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洛科的王》讲的是一个民族的传说故事，其笔触已经屡屡延伸到当代青年关于成长与梦想的深刻问题。近年来，以英布草心为代表的彝族作家群落的崛起，不管是彝族诗人还是小说家，其写作的起点都是从大凉山质朴的、纯粹的地域风情和传统文化中出发，在多元的观念碰撞之下陷落，背负着乡愁与寂寞一遍遍踏上寻找之路，最终在故土的光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作家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彝族的族群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许多消失了的文化。在古老神秘的彝族文化面前，我拥有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但想要读懂彝族人民的心灵故事，还需要有彝族族群中“毕摩”一样人物给予启示和引导。
“毕摩”是彝族文化中的“智者”，“一般会被理解为调解天地间、人神间和人鬼间各种纠纷的中介” ，在大凉山至今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之中，毕摩文化仍然显示出人类原始思维的强大影响力，仍然深植于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和集体意识表象中。它“是由彝族人民和毕摩们共同创造和传承的以法具、经书和仪式为主体，以鬼神信仰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牺牲用物为媒介，以诵经和祭祀方式为手段，同时包涵了彝族的宗教、哲学、风俗礼制、天文历法、历史地理、伦理道德、医药等文化的一种宗教文化。” 区域文学作品是反映当地风俗人情的最好的一面镜子。小说中纳拉·阿弥最终成为掌握了人类世界秘密的智者，然而作为一位毕摩，他本人却经历着开疆拓土的艰难，感受了生命中的欢欣、愉悦、困惑、失落与缺憾，才能在心灵上实现蜕变，转化成带领彝族人民走向外部世界的引路人。
在彝族作家的写作中，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诵经式的语句都处处可见。这些语句短促而简洁，体现出类似巫术仪式中祝祷的功能，例如“举日生八子，举日石舍分八支，石舍不设灵，石舍不请客，石舍不娶妻，石舍不嫁女，石舍十代就绝嗣……”，但只有这个族群中最智慧的长者在场时，神秘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舒张，天与人达成某种对话和契约。“在回环往复、音韵铿锵的诗句中，深蕴着古老的巫术观念和宗教禁忌背景，也为诗歌渲染出奇谲狞厉的巫术氛围。” 虽然，毕摩所使用的的语言似乎很难为普通人所理解，但对应着纳拉·阿弥的心灵成长史，读者就可以明白：在晦涩难懂的表象之下，有着众多的生活事件作为积累，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对于土地、自然和生命的回响。
对应着毕摩文化的神秘表现力，小说的写作指向心灵的秩序，因此在形式上没有固定的章法，而体现出意识涌动的特征。正因为如此，纳拉·阿弥才能“伴着各种出土野草的清香，走到祖父的世界里”。毕摩“手中的蛇形拐杖这里杵一下，那里点一下，仿佛在寻找生命的某种应验。”这个场景反复出现。当纳拉·阿弥“仔细查看羊扇骨面上烧出来的三道裂痕，像寻找某种迷人的路径，扒开密密匝匝的灌木丛，一枝一叶，用头颅上的眼睛，还有心灵上的眼睛。”这些都说明，作家力图使读者明白一个逻辑：时间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只有跨越时空的障碍，人们才能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
五、结语
总的来说，《洛科的王》是当代彝族作家写作实践的范本之一种，是彝人文化与他民族同声相应的一种体现。从青年作家的个人成长来看，“当年青的作家们从自身经验中破茧而出观看周遭世界时，这个‘世界’并非真实世界的全部，而只能是个人经验所能置身、观察、感知到的有限世界。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作者只有通过对有限世界的无限挖掘，才有可能真正抵达真实世界的全部。” 因此他们的小说创作也总是在虚实与真假、传统与当下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进行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和演绎；另一方面，基于不同的成长经历、地域、文化资源，他们又牢牢守住乡土情怀，寻求不同文化共融共生的可靠路径。也正因如此，英布草心的文字才能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光彩。
注释：
王琨：《诗意的图腾信仰与文化崇拜——论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
张强：《自然崇拜: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
张立群：《<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小说历史的会通》，《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叶峰：《从原始符号到现代图式——云贵川彝族毕摩画概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
陈进武：《<第三世界>与彝族的民族生存史》，《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
唐文：《信仰在路上——对<在路上>朝圣主题的思考》，《文艺争鸣》，2015年第3期。
曲比阿果：《凉山彝族毕摩卡巴调查研究》，《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
潘兴德：《毕摩文化对当代彝族人信仰的影响》，《人民论坛》，2015年第17期。
李芳：《巫术与诗意的交融——彝族古诗《姿子妮乍》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张翼：《文学场中的区域经验》，《小说评论》,2017年第4期。
（原载：《中国作家研究》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