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第四十期鲁院高研班小说组第三次交流发言稿。
小说创作有瓶颈吗？我想很多人会说有。那瓶颈在哪里？很多人会说主要无法往自己期待的小说创作上写。那么，问题来了，第一个是小说创作有瓶颈。其实，小说创作就是小说创作，就像所有从事手艺活的人，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民，哪有长不出庄稼的土地。也就是说，小说创作根本没有瓶颈。如果真有瓶颈，那也是写作者自己遇上的瓶颈，或者时代审美群体遇上的瓶颈。如果真有这样的瓶颈，那还能算是瓶颈吗？我觉得不算，顶多算凄凉。第二个问题，很实际很明确，一个作家写不出自己期待的小说，就遇上瓶颈，这个多少有些主观化。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作家写出自己期待的小说，是不是就突破了这个瓶颈呢？是不是就写出所有人期待的经典作品了呢？这说法我不是赞同的。大家心知肚明，写出过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文学作品的老作家大都数还健在，有多少人看见他们这几年写出过超越自己前面的经典作品？更别说我们写出自己所期待的小说了。所以在这里，我很欣慰地告诉大家，所谓瓶颈于我们是一种幸福，它充满了无数的可能，也让我们不遗余力的往上冲。
还在2020年8月的时候，在《江南》杂志社主办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评论家王尧直言，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得到了六十多位小说家和评论家的热烈回应。我想所谓的“回应”大家都看过，所谓的“革命”的回答又记住多少呢？或者说认可多少呢？中国有一位作家叫王朔，我不知道大家读过他的小说没有，我是没有认真读过，但对于他的言论看过几篇，有一篇叫《被我骂过的作家，你们要坚强》，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社会现实的苦难不用作家写，有纪录片和记者呢，作家的任务是转到内心，把人性最黑暗的拿出来。从这点上讲，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摆正自己，不要什么路都想走一走，你最后会发现所有的路都有人在走，而且走得比你好。当你想回来走自己的路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路了。以此轮推，我们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方向与出路。如果没有找准自己的方向与出路，所有的努力与歇斯底里只会离真正的文学写作越来越远。再说，普通读者都应该知道，小说创作需要革命吗？不说如今这个社会需要和谐与稳定，单说我们能拥有的方向与出路其实已经定死。有才华的作家，有能力的作家就该在一切文艺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变出花样写出自己的经典作品。我们真的不应该纠结于所谓“瓶颈”与“革命”，把自己的无能归结于时代，归结于某种文体，搞得就像没有了这个时代，没有了这种文体自己就一飞冲天似的。
另外，我觉得我们作为青年作家应该谈一谈我们的这个时代。
还在11月3日上午，我们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就给我们说了青年作家的担当与责任。他讲了五个方面，讲得很好，高屋建瓴，令我们茅塞顿开。可这些天我又在思考，茅塞顿开有用吗？我们是青年作家，我们需要交出答卷。我们大家都是应试教育出来的人，本来就知道怎么答卷。但是，如果一个老师给你的卷子不过是空白的，或者需要你自己去寻找卷子的，你该怎样寻找卷子，然后回答卷子。再说，我们从人民中来，又到人民中去，那就是说我们是三位一体的，出卷，答卷，阅卷。一切自己选择，自己回答，自己评判。这肯定是一个高难度高发烧的作业。如果我们小说创作有瓶颈，可能也就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给自己出卷，答卷，阅卷的人其实不多，归结到我们作家队伍，那就更是稀少。当然，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这三十年左右，我们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时代怪相百出，比如仇官、仇富、仇才。只要有贪官进去了，富人倒霉了，才子出格了，大家就很高兴了。仿佛，谁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其实，大家在同一个时代，只要谁过得不好大家都受到牵连，也就是说谁也不会“胜利”。我们作为作家，更应该从精神层面去关怀、怜悯、宽容、拯救这些误入歧途的人。他们肯定不会是一无是处，只不过“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说着这些，其实每一位同学都知道，只要你选择了写作这条路，就应该慈爱、宽容，放下这个时代不能放下的，包容这个时代不能包容的。我们有没有爱恨情仇，肯定有，但写作不就是一种救赎自己与他人的最好的方式么？那么接下来就该说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怪相，我觉得前几天一个讲舞蹈美学的老师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喜欢给别人鼓掌的民族，我当然觉得不全是。从文学创作上说，我们提倡真善美，可我们真能“真善美”么？只要你真了，就有人说你不懂政治；只要你善了，就有人说你虚伪；只要你美了，就有人说你轻浮。只要你评价了谁（哪个作家），那就说你小肚鸡肠。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从事文学创作？如果我们的小说创作有瓶颈，那就应该在这里，但是谁能回答呢？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而我们一直纠结。我很期待我们青年作家有猛士、勇士、谋士。我不过抛出一些话题，因为我一直认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抛出话题，答案就在话题中。下面请大家继续抛出话题，或者说说自己对我所抛出的话题的反驳吧！
（文稿编审：阿索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