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章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彝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区之一。春秋时期，赫章属于“卢夷国”的范围，战国时留下了夜郎国活动的轨迹，彝族六祖分支后，乍氏一支先期活动到可乐，继而辗转迁徙去了金沙江北岸。接着糯侯支系又紧步其尘，在距赫章不远的今威宁草海边分做九支德额，以此为新起点，分别深入到今遵义、安顺两市一带和云南的昭通、四川的古蔺、叙永等地。德施支系的一支在与乍和侯两支系差不多的同时进入今威宁和赫章地盘，并在威宁盐仓留下“那娄”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该支系的勿阿纳一支，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将可乐作为活动中心，势力范围西起今云南省宣威市所在地，东至鸭池河一带，在可乐经营了五代人，分出四支称“宗氏”的家族，在彝文《丧祭经﹒朝祭》里留下了“可乐洛姆，是勿阿纳子孙四支‘宗’的家园，是吃早饭的地方”的记录。特别是在三国时期，乌撒部的进入，经营了五十余代人，到公元1664年，长达1200余年。赫章临近乌撒部活动中心的今威宁盐仓，不仅见证了乌撒历经千年的兴衰盛败，而且留下了记录这些兴衰盛败历史的彝文古籍文献。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的一部分，是一笔珍稀的可开发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彝文古籍文献曾经或以上万册的数量散藏在赫章的民间，因被破坏、损毁、消亡、流失或征集，现在的藏量估计还有近千部（册），这些文献记录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历法、算学、文学、军事、宗教、地理、民族、民俗等多方面内容，以流传的《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等抄本为代表，反映彝民族的发祥、发展、迁徙、分布，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巩固西南边疆的稳定，维护祖国的统一等情况，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伦理道德学、教育学等学科体系。
《丧葬礼俗经》仅是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里一个分类，但这个分类的包容量非常大，丧葬礼俗，以文献作支撑，以礼俗来展开活动，展示其文化内涵，宣示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丧葬礼俗与经籍融会，表现出其文化遗产的母体特性，如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撮泰吉》、《铃铛舞》，就是从丧葬礼俗中脱颖而出的。如果再从这一母体中进行剥离，相信还会有很多文化遗产名录一样的单项。
《丧葬礼俗经》记录了彝族的人生观的哲学，表达人的生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树木不枯倒，就遮天蔽日；人若不死亡，大地难容纳”。但是生和死都要一样地风光，于是丧葬时，要“打牛九十九，把山头染红，打羊六十六，把山腰染白，打猪三十三，把山谷填黑。”（《肯洪词》）丧祭场面要大，“享受九十牛羊，五件焰花，有五队兵送行，有九份牛羊作献祭，有五个子女为其守孝。”（《吉禄札》）丧祭是死者生前的最后一项追求，也是子女借此向社会展示其尽孝心、行孝道的一次具体活动。
丧葬礼俗的主体是向死者演示一场人生的一般经历的丧祭仪式。在丧祭仪式中，《那史》是武士旗帜（兼丧祭场挂图）象征，上面画有各种画图，文字说明作为一部分经书，在祭祀时念诵。《新唐书·南蛮下》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仇云。”《贵州通志》卷三载：彝人“死则集万人计，披甲胄，持枪弩，驰马若战斗状。”《贵州图经新志》载：“凡死丧宰牛祭鬼，披甲执枪，乘骏马往来奔骤，状若鏖战，以逐鬼神……”《黔记》载：“酋长死，则集千人，驰马若战。”《大定府志》载：“会者千人，骑马若战状。”《贵州通志》等明代以来的汉文献都对彝族的丧祭仪式作了一定的记录。彝家逢有丧事，主人家用草木纸布等搭建塔亭状临时建筑，内停放亡者遗体或招有早逝者灵魂依附的灵魂草（代表和象征早逝者），以便于为之举行丧祭、悼念仪式。塔亭状临时建筑，彝语作“翁车”、或“额车”、或“恳很”等，先由主人家行“曲照”（或称“结照”）仪式，仪式由称“补吐”的人作前导指挥，布摩随其后，布摩之后一人执象征旗帜的《那史》，《那史》之后是四名或八名铃铛舞手，铃铛舞手着象征戎装的红色“骑马裙”，头戴纸竹制的头盔，铃铛舞手之后为数十计、或百计、或千计持刀枪剑戟与牵牛猪羊三牲称“骂幺”（士兵）的人，在“补吐”的指挥下，围着塔亭状临时建筑及其四角转，布摩念经，铃铛舞手歌舞，“骂幺”鸣枪放炮喊杀，象征演武布阵，或转作太极形，或转作鹰翅形等。由主人家进行后，奔丧的各姻亲家至少如法举行一遍相同的仪式。仪式中用的《那史》很关键，象征标志性旗帜，象征演武布阵，或“驰马若战斗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逐鬼神”，更有尚武与复仇意识的体现。捉拿死者灵魂的“鬼神”多半是远古时期敌对氏族的先人的亡魂。这些“鬼神”也同龙、太极、日、月、星、鹰、虎与奇闻逸事事象图一起，俨然被绘到了《那史》上，为了向死者演示一部彝族历史，向死者演示一场人生的一般经历的丧祭仪式中，布摩要向死者解释《那史》，即举行《那史纪透》（或《通巧铭》）的仪式。
《丧葬礼俗经》记录了彝族宗法制下民族凝聚力。彝族宗法制曾经存在了数千年，嫡长继承制全靠血亲来凝聚和维系，为了加强这条纽带，以“同姓相扶”为主，血亲（姻亲）相扶为辅，与异姓结盟（认家族）作补充，充分体现在丧葬礼俗活动中；由子女、同姓、血亲、结盟的散发而《破死》、《哭灵》、唱跳《肯洪》、诵《那史》，在强调着各自的伦理义务，在表达着民族的亲和力，散发着历史文化的火花。
《丧葬礼俗经》记录了彝族丧葬习俗的差异。彝族丧葬不单是外人熟悉的象氐羌族一样的“实行火葬”，而是“崇白者土葬，吐实楚所兴；尚黑者火葬，那乍姆所兴”，“埋的不火化，火化的不埋H。”《云南志·蛮夷风俗》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西爨及白蛮都是崇白的主体，当然还有林葬、岩葬和水葬的习俗（参见《那史纪透》），反映出同一民族的文化和来源的多元性即复合性。
《丧葬礼俗经》整合了经籍与风情文化的资源。既有规范的布摩经籍，如编入《迎接布摩（献酒）》、《献水》、《献茶》、《献酒》、《献牲》、《早祭》、《晚祭》、《解冤》、《丧祭》、《那史释名》、《指路》、《破死与哭灵》、《回神》等内容；也有包括口传的《肯洪》歌词等。与古代的习俗比较，《丧葬礼俗经》的文本量，乃至于与之配套的各种礼仪与习俗活动还不足其三分之一，已是经过了大大的缩水。但在经济市场化，信息全球化的冲击下，在主流强势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多重压力下，濒危的彝文化能在这样的时空里发出一束耀眼的火光，仍然能让人窥管彝族丧葬礼俗的历史全貌，显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赫章县从事彝文古籍整理翻译和保护工作的同志，尽管他们个人待遇低下，工作环境极其简陋，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对发掘和弘扬与利用彝族古籍文化怀着矢志不渝的追求，几代人前赴后继，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整理翻译《彝族创世志》等数十部彝文古籍，并有一部分陆续公开出版发行。这次，《丧葬礼俗经译注（上下）》付梓成书，实在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好事。
原载：王继超著《彝文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05-01。文字来源：云村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