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提出“语言谱系树”理论。认为语言就像一棵树，枝干上有树杈，一支又一支生出来，可以表示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学者看来，语系形成的时间对于民族起源的研究至关重要。某些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认为，语系可能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距今已有1.3-0.7万年。在这一时期的人类迁徙过程中，某些大型原始民族的语群可能已在广阔的区域中传播开来。人类的起源与分化如同人类的语言起源和分化一样，都有自己的历史谱系。
彝族是祖先崇拜十分厚重的民族，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彝族祭祖大典“耐姆”或“尼姆从毕”分支习俗就是彝族祖先崇拜的重要形式。缘此，彝族在社会历史长河中传承和延续下来的“耐姆”或“尼姆从毕”祭祖分支习俗以及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彝族分支文化习俗所产生的互动因素，产生了不同的彝族自称和彝族支系，在不同的彝族支系基础上又形成了繁多的彝族亚自称、不同的彝语方言或土语，而不同的自称也产生了不同的彝语氏族地名。可以说，彝族社会生活中所崇重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是造成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方言或土语众多的重要原因。而彝族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自然成为追溯彝族不同支系“父子连名”谱系及其历史源流的最重要的核心。缘此，在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彝族公认的父系始祖希慕遮传至31世孙笃慕（父系社会）后，彝族开始以父子连名的方式按血统关系记载谱牒。
彝族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彝文文献记载曾有三次大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第一、二次分支是发生在“洪荒”前时期，第三次分支是在“洪荒”后）：第一次分支在希慕遮14世孙道孟尼时期。道孟尼有9个弟兄8个兄长分迁到各地开拓发展，变为其他支系或彝语支民族。
第二次分支是希慕遮29世孙武洛撮时代，武洛撮有12个弟兄，11个兄长渡河变成崇拜虎、狮、熊、猴、蛇、蟒、马、树、蜂、鸡等图腾的部族（即凉山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记载的“武之十二支”或“雪子十二支”），只有武洛撮不变。
第三次大分支是“洪荒”后笃慕的六个儿子分为六个部（即彝族史书所记载的六祖分支），即老大慕阿切（武部）、老二慕阿枯（乍部）向南部发展；老三慕阿热（糯部）、老四慕阿额（恒部）向四川雷波以北方向发展；老五慕阿克（布部）、老六慕阿齐（默部）向金沙江两岸发展。彝族三次大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可以说是形成了彝族支系或彝语支民族及其祖先的重要缘由。
经过三次大的祭祖“耐姆”分支后，彝族各支系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大，各支系得到发展和壮大。后来彝族六部（或六祖）中的武、乍两部又分出若干个氏族和亚氏族；糯、恒两部分出若干个氏族和亚氏族，直到现在已经发展到5百多个家支；布、默两部也在滇东北、黔西北分化出十多个称“勾”的部落王国。具体来说，彝语中的（勾）有“雁、大雁、鸿雁”之义，常与（俄），义为“鹤”或（达）“鹰”并列使用。当（勾）作为引申义时，一般与氏族、方国、部落徽号或区域标识有关，象征古代彝族社会统治阶层中的“君、臣、师”，或用来指称氏族、或方国或部落徽号或区域标识等。如磨弥部（即今云南曲靖宣威）称“古苦勾”，意为“古苦鸿雁国”；乌撒部（即今贵州威宁）称“纪俄勾”，意为“纪鹤鸿雁国”等。
彝族彝文古籍文献中称“勾”或“俄勾”的部落徽号区别在于：一般统治区域或面积小一点的部落王国或方国以“勾”为称谓徽号，而比“勾”区域或面积大的部落王国或方国就以“俄勾”为称谓徽号徽号。所以根据部落王国统治的区域面积大小，其称谓上就有“勾”或“俄勾”差别。如更糯大勾（今贵阳），播勒大勾或娄娄勾（即今贵州安顺），录录阿勾（今贵州普安），磨弥部（即今云南曲靖宣威）称古苦勾或里里勾。从云南昭通和鲁旺（即今贵州威宁县靠近云南昭通一带）阿朱提氏，即所谓乌君（见《大定府志·乌撒安氏本末》）在云南统治的区域称杂杂俄勾（即今云南曲靖沾益），另据张纯德译注：《云南彝族氏族谱牒译注》中有朵吐木勾 、策来俄勾、康拉俄勾、强宗色勾等。还有水西部或阿哲部（水西，即今贵州大方、黔西一带）称“慕俄勾”，芒布部（今云南镇雄）称“赫海珠舍勾”，在东爨西爨地盘上夜郞后裔生活的区域称为溢那（即夜郎）勾（即今贵州赫章），乌撒部（即今贵州威宁）称“纪俄勾”等。
这些“勾”部落分出的后裔成为彝族六祖之德布德施的亚氏族之祖先，其范围几乎遍布贵州省和云南省滇东北等广大的彝族分布区域。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多以动植物或无生物作为氏族的自称，而彝族的氏族自称与之有所不同。彝族多以氏族分衍时具有代表性的某一祖先之名作为氏族名称，氏族自称就是这个氏族的共同祖先，历经若干代的繁衍和发展后，氏族自称漫漫的成为了这个支系的自称。由“勾”部落分出的氏族，仅在云南省禄劝县这个地方就发展为若干个亚支系，而自称纳苏颇的黑彝支系又分出十多个氏族、亚氏族支系，上百个家支氏族每次分支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仪式，每次祭祖分支后都出现新的氏族名称。随着氏族的发展壮大和时间的推移，氏族自称或亚自称也跟随着主人，成为所居地的支系标志称谓符号。
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基本上都创造过有关人类起源的创世神话，只是内容方面有所差异。有文字的民族用文字记录下创世神话，而有的民族没有文字，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创世神话。如在欧洲大陆的英雄史诗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英雄史诗形成于中世纪初期，具有较浓的神魔色彩和巫术气氛，著名的有《贝奥武甫》、《埃达》等，歌颂部落英雄的光荣事迹。后期英雄史诗形成于封建国家逐渐形成的中世纪中期，中心主题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中古时期欧洲的英雄史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反映了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的蛮族部落的生活，他们基本上还未封建化，一般也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响。另一类英雄史诗以反映历史人物、民间传说为基础，如《罗兰之歌》、《熙德》、《尼伯龙根之歌》和《伊戈尔远征记》等，但这类史诗是欧洲各民族高度封建化以后的产物。各部落先后从分散状态走上趋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道路。国家的统一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是进步的。史诗中的英雄反映了这种愿望。这些创世神话虽然荒诞不经，毫无科学性，但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密码，潜在地规约着本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内在精神，对本民族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创世史诗在中国南方地区的蕴藏量极为宏富。如在彝族、哈尼族、纳西族、白族、拉祜族、傈僳族、羌族、普米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傣族、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壮族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
千百年来，这些绵延炳焕的口承文学作品，汇聚成了一座璀璨的南方文学宝库——创世史诗群。这一令人瞩目的史诗群集现象，不仅是我国其他区域所没有的现象，同时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实属罕见，比诸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都更为丰富多彩，这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座宝库。这份精神遗产，可谓富赡充牣，因此先哲们已为之号以“南方创世史诗群”之称。作为口承文学形式的作品集合群，这一部部纷披繁缛的远古文学佳作，炫转荧煌，可以说是南方各民族先民心灵和智慧的结晶，总是让人玩索不尽，抽绎无穷。
在中国“南方创世史诗群”中，彝族的创世史诗和文献典籍是十分丰富的。我们知道彝族是诗的民族，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古代诗学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诗学先贤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女诗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在漫漫岁月长河流转中，得以古老文化滋养与熏陶的彝人，诗性的因子得以代代衍承，走出无数的彝族墨人骚客。他们用高挺的英雄结书写着灿烂的文明，用智慧在长空放飞着一群群自由自在的雄鹰。这个以鹰虎为图腾崇拜，以“尼”为最早族群自称的古老民族，用勤劳和勇敢奔突于广袤的大小凉山和青山绿水之间，他们用诗来思维，用歌来舞蹈。他们世代衍承的诗歌遗传因子和音乐的禀赋，在鹰灵诗魂后子的身上得以代代传承。
在中国大西南，蜿蜒涤荡的金沙江，如一根九曲的龙骨，镶嵌在大凉山与乌蒙山之间，千年不绝的流响孕育出的不仅是彝人的时令、格言、传说、歌声、美人美酒，还孕育出古老的彝文、文明中国的十月太阳历和厚重的诗学理论。就如吉狄马加所说的一样：“彝族是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的古老民族，世界上像彝族有这么多史诗的民族是不多见的。彝族现存的史诗中，仅创世史诗就有十几部，比如《支格阿龙》、《勒俄特伊》、《梅葛》、《阿细的先基》等。彝族还有很多像《妈妈的女儿》那样的抒情长诗，这在世界民族诗歌发展史上都很少见。在彝族漫长的历史中，不论是书写其哲学，或是书写其人文科学的著作，都是用诗的方式来表达，像有名的《西南彝志》，就是彝族很重要的历史典籍。”
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历史阶段，彝族祖先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分支。大约几千年前，有了武、乍、糯、恒、布、慕的六个分支。分别迁徙到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经过长期了历史发展，形成比较多的彝族支系。“尼”是彝族最早的、统一的自称。据《彝族简史》，彝族自称有35种，他称有44种。但这只是彝族繁杂的自称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在彝族的历史上有诺苏、聂苏、纳苏、罗婺、阿西泼、撒尼、阿哲、阿武、阿鲁、罗罗、阿多、罗米、他留、拉乌苏、迷撒颇、格颇、撒摩都、葛泼、纳若、哪渣苏、他鲁苏、山苏、纳罗颇、黎颇、拉鲁颇、六浔薄、迷撒泼、阿租拨等上百个不同的自称。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彝族人民的意愿，才正式定名为彝族。
目前彝族较大的几个支系自称有：阿细、撒尼、阿哲、罗婺、纳苏、土苏、诺苏、聂苏、改苏、车苏、阿罗、阿扎、阿武、撒马、腊鲁、腊米、葛泼、腊罗、里泼、纳若等。彝族因彝语方言和地域差异，加上社会历史的变化和自身不断发展等诸多因素，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土语和服饰。操不同的彝语方言或土语的彝族支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彝族是一个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如彝语有六大方言，即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和中部6大方言，各方言内部还分许多次方言和土语，方言间差别较大，基本上很难相互通话和交际。彝族服饰有1000多种。而彝族服饰、彝语方言以及彝族自称等自然成为区分彝族支系的重要依据。
可以说以“诺苏颇”、“纳苏颇”“聂苏颇”（尼苏泼）、“尼颇”、“撒尼颇”作为自称的彝族占川、黔、滇、桂四省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从方言来看，这些自称分属于分布在东部方言区、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和东南部方言区；自称“倮颇”、“罗罗”、“纳罗”、“腊罗”、“鲁泼”、“葛泼”的彝族都属于彝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部分属彝语南部方言）区，人口占彝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这部分彝族的自称与龙、虎图腾崇拜有关；自称为“倮颇”的，都属于倮、黎、栗、勒、俚同音异写，彝语的意为“野外、山上”，即居住于山上的民族，其语言和习俗都与自称倮倮泼的较为接近。无论自称“尼颇”还是“栗颇”都乐于接受“尼泼”这个彝族的较早的自称。彝族自称虽然繁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统三大的自称体系：一统，即“尼”是彝族最早的统一自称；三大自称体系：即尼泼自称体系；倮（罗）泼自称体系；俚泼自称体系。这三大自称体系是通过彝族最早的统一自称“尼”函变并衍生为繁杂的彝族自称体系的。
当前，彝族主要的支系及其分布范围如下：
自称为诺苏颇、诺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及云南省的宁蒗、华平、永胜等地区。
自称为纳苏颇、纳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禄劝、弥勒、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
自称为迷撒拨、纳罗拨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巍山、云县、漾濞等地区。
自称为罗罗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别在云南省景东、云县、个旧、墨江、双柏等地区。
自称为颇罗、泼哇、昨柯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别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开远、砚山、马关、金平等地区。
自称为泼拉塔、图拉颇、腊鲁濮、阿鲁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华坪、云县、普洱、新平、墨江等地区。
自称为撒尼濮、尼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路南、泸西、弥勒、昆明市郊区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聂苏濮的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龙武、石屏、云龙、昌宁、双柏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黎颇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凤庆、华坪、永胜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山苏、阿租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新平、元江、峨山等彝族地区。自称为阿细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弥勒、路南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阿哲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弥勒、易门、双柏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葛泼、阿多拨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泸西、弥勒、师宗、鹤庆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阿武、阿乌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弥勒、元阳、西畴、金平等彝族地区。自称为罗米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凤庆、景东、墨江、普洱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密期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禄劝、弥勒、昆明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阿罗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师宗、陆良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他鲁苏、他谷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华坪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拉武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
自称为撒摩都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昆明郊区。
自称为他留、堂榔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地区。
自称为纳若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
自称为纳渣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
自称为六浔薄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
从彝族的历史来看，彝族不同的支系、自称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的缘由。不同自称的形成除了同彝族形成和繁衍过程中的部落内外战争（冲突）、民族迁徙、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民族融合以及自然图腾崇拜等诸多因素有关之外，如前面所述，最主要的是与彝族自古以来就延续下来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有关。
彝族是祖灵崇拜最厚重的民族。彝族祭祖大典“耐姆”习俗是彝族宗教活动中“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和缩影，被视为是支系宗教活动的头等大事，是彝族最高级别的祭祀礼仪和彝族氏族宗教活动的重要支柱及纽带。这一宗亲血缘体系认为祖先是子孙后代的保护人，是祸、福的主要根缘，人死后回归祖源地与祖宗团聚是对来世的最大愿望，祖源地是宇宙间最美好的乐土，而做好这一仪式对生者和死者关系较大，尤其对死者的关系重大。因此，彝族祭祖大典“耐姆”仪式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成为以氏族宗支为单位的对全氏族宗支祖先的最大的集体共祭礼。彝族举行“耐姆”共祭仪式，除了具有缅怀祖先业绩、为祖先解除各种“罪过”、超度祖灵以求得子孙兴旺发达为目的外，最主要的而且最重要的目的是氏族分支，叙谱续谱。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彝族的历史就是祭祖分支的历史。
由于彝族在社会历史长河中传承和延续下来的特定的社会文化习俗所产生的互动因素，不同的彝族支系形成繁多的彝族自称和彝语方言或土语，而不同的自称产生了不同的彝语氏族地名。如果说不同的彝族自称是彝语氏族地名形成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所崇重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便是造成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方言或土语众多的重要原因。
而在众多的彝族支系中，自称为“葛泼”（他称为“白彝”）的彝族支系是云南东南部最古老的彝族支系之一，先秦前居栖于古滇国，称“昆明”人，后因战争等原因迁徙到“漏卧侯国”境内。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自称为“格濮”“葛濮”“葛泼”“葛颇”“戈颇”“锅颇”等，晋隋唐时期被划为东爨乌蛮，宋元明后的史料称其为“葛濮”“葛（戈）颇”“葛猡猡”“葛猓猡”“葛倮倮”等。
白彝（“葛泼”）主要聚居在红河州泸西县的白水、向阳、三塘、午街等乡镇，弥勒、师宗、罗平、丘北等县也有分布。白彝人是唐宋元时期阿庐部（后称弥鹿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彝语寻甸土语，也被称为东“葛泼”。他们有留传上千年的创世纪史诗《莫棉巴》，《莫棉巴》讲述了天地生成、种族繁衍、白彝人迁徙等的历史。白彝人至今尚未发现白彝的文字，他们在生活中男女之间常互称“戈颇”或“戈嬷”。“颇”是雄性，“戈颇”是白彝男人；“嬷”，是雌性，“戈嬷”即白彝女人。白彝分为大白彝和小白彝，大白彝内又分尖头白彝和平头白彝。尖头白彝自称“支施戈”，平头白彝自称“敌娥戈”，主要以服饰来区别。
彝族白彝支系“葛泼”的创世史诗《莫棉巴》，目前主要流传于云南省泸西、弥勒、师宗、罗平和丘北等地，千百年来口耳相传，从未间断。“莫棉巴”在古代白彝人（“葛泼”）语言中，“莫”是老，“棉”是调、歌，“巴”是唱之意，“莫棉巴”即“老人唱的古歌”。“莫棉巴”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古老传说，伦理道德，人物故事，待人接物等，内容涵盖了白彝人造天造地、生产生活、祭祀（祭祖、祭山、祭洞）、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莫棉巴”曲调进行流畅，旋律起伏不大，音色浑厚朴实，音调和谐动听，歌唱时一人为主，其他人应和，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2020年，泸西本土历史文化研究人员挖掘整理了“莫棉巴”史诗，形成50000余字8300多行的《莫棉巴》白彝史诗记录、研究资料。在《莫棉巴》挖掘整理的基础上，云南泸西县的高洪春老师运用系统思维按照逻辑推理由表及里，以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滇东南彝族地区历史文明发源的历史文化价值、彝族起源土著说证据的历史文化价值、万物起源(创世)的哲学价值、人类起源和发展问题的历史文化价值、地方彝族历史文化的价值五个方面对《莫棉巴》史诗做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对人们认识《莫棉巴》史诗，研究白彝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可以说白彝（“葛泼”）创世史诗《莫棉巴》得以挖掘、整理的基础上集结出版，在白彝历史文化乃至中国彝族历史文化而言，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文化幸事，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意义重大。
首先，彝族白彝（“葛泼”）支系创世史诗《莫棉巴》的出版，不仅活显了彝族创世史诗的流脉，而且对承传彝族历史文化，探究彝族起源和发展、彝族支系的形成和发展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
据白彝（“葛泼”）支系创世史诗《莫棉巴》中记述：“昆明草海子，祖先居住地；云南昆明城，白彝祖源城。”从远古的历史分期来看，“昆明(昆弥)”曾经是白彝（“葛泼”）支系的迁出之所，是“葛泼”支系祖居地之一。这些记述，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那就是现在分布在云南泸西、弥勒、师宗、鹤庆等地得白彝“葛泼”支系与“昆明（昆弥）”部落，即古滇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和关系。中央电视台播《探索发现》频道（2019年8月和2020年1月）先后播出的《泸西大逸圃古墓迷云》和《探秘漏卧古国》，围绕泸西和弥勒等彝族聚居地区，对“漏卧侯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实证了《汉书·西南夷传》：“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的记录。而《莫棉巴》记述彝族白彝支系迁徙和发展的历史，是由“昆明(昆弥)”部落迁徙到泸西、弥勒、师宗、鹤庆一带后，沿温水(南盘江)分布于今天的泸西、弥勒、丘北、砚山、师宗和罗平等地，建立了“漏卧侯国”的，“漏卧侯国”的区域也成为隋唐时期阿庐部和宋代弥鹿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白彝（“葛泼”）支系创世史诗《莫棉巴》的记述实证了云南东南部的泸西、弥勒、丘北、师宗和罗平几个县市的彝族聚居地区不仅在宋代建立过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自杞国，在先秦前还出现过“漏卧侯国”的部落。
据云南泸西县的高洪春先生的研究证明：“漏卧”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是特指今天的罗平县，但“漏卧”作为彝族部落王(侯)国和领地范围的内涵，不仅只是代表今天的罗平县范围。可以肯定地讲今天红河州的泸西、弥勒、蒙自和开远部分地区，文山州的丘北和砚山，曲靖的师宗和罗平，都属于“漏卧侯国”的势力范围。另据云南省考古研究员杨帆在《滇、夜郎、句町、漏卧、哀牢的王侯来源》一文中说：“......西南夷的这些王、侯们在被纳入西汉版图以前，他们或王或侯的爵位早已有之，他们是破落逃亡的“王”“侯”。他们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从泸西县城子古村出土的《皇诰碑》记载分析看，泸西、弥勒这些“漏卧侯国”核心势力范围内的彝族，从公元前210年前后就开始使用文字对族谱进行记录，传到明代的立碑人有73代。
按照《列子》《史记》《后汉书》及《红河彝族文化史》记载，“古滇国(昆明)”的前身是“古莽国”。有一些专家认为“古莽国”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先秦前的商代中后期至周代初。“古滇国(昆明)”是“古莽国”分裂后其中的一些部落经过迁徙和融合形成的。古滇国、漏卧侯国、句町古国、夜郎古国和哀牢古国等都是同一个时期的少数民族部落王(侯)国。
从杨帆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胜利后，册封天下各路诸侯，滇、夜郎、句町、漏卧、哀牢这些部落应该在其中。周天子册封前，他们的领头人只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酋长或君长，名誉上不是中原朝廷认可的“王”“侯”，但这些部落的领头人已经带领各自的部落，经过几百年或上千年的努力，从组建部落走到部落联盟；周天子册封之后，有的可能就以册封名誉，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侯”小“方国”。西汉建立郡县后，对他们进行继续册封、认可或授印，他们归附或者归顺了中原朝廷，但并没有实质性地分化、瓦解部落联盟和剥夺其领地，所以才有了郡国并存在的说法。
从前述史料推究，泸西、弥勒、师宗、丘北和罗平一带的彝族历史文明发源，应该在西汉的元鼎六年推至先秦以前。聚居在这此地方的彝族先民，在周朝前其部落联盟性质实际上是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文明，所以才会出现有组织地开展军事活动和对外络联络活动。这些地方少数民族(彝族为主)历史文明的发源和出现按时间顺序讲，应该比西汉设立郡县要早近千年的时间。这是创世史诗《莫棉巴》记述彝族历史文化价值所在。
其二，白彝创世史诗《莫棉巴》的出版，在彝族族源实证与民族迁徙史料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创世史诗《莫棉巴》中“祖先哪里来”中记述：彝族哪里出？彝族云南出。彝族哪里出？彝族昆明出。彝族哪里分？彝族云南分。彝族在云南，分了三个支。一支去四川，一支去贵州，一支在云南。这些记述，进一步证明了彝族历史上不断进行祭祖分支、不断迁徙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与彝文文献《西南彝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等彝文史籍记载的历史相吻合，而且更直接、更明确地回答了彝族起源、分支和迁徙的史据。
依据《莫棉巴》的记述，彝族起源于云南、起源于昆明，从云南分支、从昆明分支，后迁入贵州和四川，这与彝文古籍中所记述彝族分支和迁徙史充分得以相互印证的重要史料，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
其三，白彝创世史诗《莫棉巴》的出版，对有关人类起源创世的文本资料方面具有学术参照价值。
在《莫棉巴》中“造天造地”篇目中讲，远古没有天没有地，天地是混沌一片，后来从海中起了风，来了九千女来了八千男，开始了万物的起源。在“金鸡熬鱼”篇目中讲世间万物毁灭了一次后，又是由鸡和蛋演变而成的。彝文史籍《勒俄特依》讲天地演变，经历了十代；《莫棉巴》中讲天地万物由产生毁灭到重生的演变，经历了二代。
《莫棉巴》“造天造地”篇目所强调的是：从远古时代，来了九千女来了八千男造天造地。然而白彝人对天和地的认知是：天和地不是人造的，而是天然生成的。《莫棉巴》史诗中九千女和八千男的文字，其实是远古时期彝族先民表达阴和阳的意思。《莫棉巴》“造天造地”篇目之后的“造人”篇目中，是月亮和太阳兄妹来造人，其实质和根本的含义是指阴和阳互动产生人类，而不是天上下凡的男人和女人来造人。《莫棉巴》“造天造地”“金鸡熬鱼”“造人”等篇目，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有其很鲜明的创世特点。若把几个篇目进行连续、系统的理解，她底层的意思就是，阴和阳互动、互变，才产生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尽管这些思想观点在过去没有形成文字记录和经史书籍，但它与《周易》《道德经》等典籍讲所阐述的“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等观点有相同或者相通之处。
另外，有关人类起源的认知上，白彝人认为人类起源于水(大海)，由青蛙演化而成。在走访白彝同胞(史诗传唱人)时，一些“葛泼”老者讲述：人来源于大海，海边有沙滩，沙滩上有青苔，天长日久青苔孕育出生物，其中有大头鱼(蝌蚪)，大头鱼(蝌蚪)长大变青蛙，青蛙变成人，青蛙是人类的祖先，现在的新生儿屁股上都有青蛙皮胎记。所以，白彝人以青蛙为图腾崇拜，以表示对生命起源的崇拜和尊重。史诗传唱人的意思是，天地生成后，阴阳(月亮和太阳)变动有了水有了大海，海中才有青苔和大头鱼(蝌蚪)，进而产生人类。“葛泼”老者传承下来人类起源认知上，的具有原生性人类发展与进化的思想观点，太阳是万物之源，谁是生命之源的普世认知是统一的。他们对人类起源问题上的哲学认知思考，对有关人类起源创世的文本资料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价值。
其四，白彝创世史诗《莫棉巴》的出版，对了解白彝历史上有关的民间信仰崇拜、婚姻习俗以及生产生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民间信仰崇拜方面，白彝人主要有“祭密芝嬷”(也称祭石、祭山、祭洞)和祭祖等祭祀活动。密芝山与密芝林是主要祭祀活动场所，神圣庄严，人不敢侵犯，犯则必惩。密芝山中林木严禁砍伐，即便枯枝败叶亦不敢拾取。白彝“祭密芝嬷”（即祭石、祭山、祭洞)，是为纪念“密芝神”。白彝人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一位“密芝嬷”为保护羊群被雨淋湿后生病而去逝，后化为“密芝神”。“祭密芝嬷”活动，每年农历二月举行；“祭祖”活动，每三年祭两次（三年两头祭），一般在农历十月举行。
在祖先崇拜方面，白彝人至今还保留和传承着上千年的“入祖”习俗。白彝老人过世后，要举行“入祖”仪式，方法是用一块铜皮剪成人形，为“祖灵”，用一节木头挖空后(称“祖甄”)，把铜片“祖灵”置于木头内，然后选一隐蔽石洞把“祖甄”供于石洞内节”。若还未进行过“入祖”仪式的，则用纸或麻布剪一件衣服形状挂于家堂供桌上方墙壁，待进行“入祖”仪式后，才把它放在祠堂内烧毁（白彝祠堂都设于石洞内）。他们丧葬，过去是以火葬为主，后改为棺葬，有的即死即葬，有的则请“毕摩”(巫师)择日或“发冷丧”。这祖先崇拜的习俗，至今在白彝人的生活中遗留和传承。另外，在婚姻习俗服饰文化、歌舞艺术等方面，白彝创世史诗《莫棉巴》中的记述至今依然在他们的生活中遗留和传承。《莫棉巴》中的有关习俗文化的记述与传承，鲜活地保存了白彝文化，为进一步研究白彝文化中婚俗礼俗，服饰文化及歌舞艺术保存了重要的民间口传史诗材料。
最后，白彝创世史诗《莫棉巴》的出版，对彝族支系的生殖崇拜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从《莫棉巴》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白彝的祭龙(祭山)、祭祖和祭龙背袋，都反映出他们有以石崇拜和生殖崇拜（龙崇拜）为主的民族文化习俗现象，这些民族文化习俗是具有原生性的地方彝族文化。现在许多彝学专家都认可，龙崇拜的核心就是生殖崇拜和生命崇拜。祭龙的实质就是生殖崇拜文化和男根文化，跳火等都是阴阳(男女)交媾外象的高潮表达。同时从现有文献、研究资料及祭祀等民族文化习俗看，泸西、弥勒等地的白彝、阿乌、阿哲等支系，以石头、生殖器为原生性图腾，以青蛙、龙、羊、牛和马樱花等为次生性图腾，而不是以前所讲的以老虎为主。弥勒阿哲支系的祭龙活动中以展现男性生殖器为主。泸西白彝支系祭祖、祭龙(山)时，也要寻找和放置像男性生殖器的石头。这些地区的彝族自古以来的生殖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生命崇拜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作为当地彝族(白彝、阿哲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从原始社会起源并普遍存在一直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化习俗，在实质和根本上与现代所谓的性欲无关，它既不是色情更不是淫荡的表现。这些白彝文化习俗事象，对进一步研究彝族支系的生殖文化与生殖崇拜具有重要的活态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在中国大西南这片有众多族群栖息的版图上，自然世界神奇无边、文化世界神秘无穷、心灵世界神妙无尽，环境、遗物、生态的文化多元性特质始终吸引着众多国内外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语言学等专家学者探寻的目光。漏卧侯国、句町古国、夜郎古国、哀牢古国、古滇国、自杞国、古巴蜀文化在人类不断的考古发掘、研究探索中被激活，古彝文化的活态“基因”在长江中上游人类文明史探源中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而近年来本体学者有关本体历史与文化源流的追根与诠释，逐步活显为中国学界不可忽视的一支学术资源与力量，为中国学界注入了新鲜的学术血液与厚度。如三星堆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实物和研究成果已经雄辩表明距今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是一种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重要遗址，而不是什么“中原大国周边的邦国文化”或“地方古蜀文化”之类的狭隘定性所能够包涵和掩盖其万丈光芒的。“三星堆”的发现，让世人震惊的众多的青铜文物的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文明史，活生生地摆到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与人们以往对中华文明起源学说的认识,从客观上说是具有颠覆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和审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艺术史、宗教史以及长江上游大西南这片惯以蛮夷居所之称的土地，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应有地位。文化多元的发展自古亦然，至今也是一个无争的事实。要孤立地看待一种文化体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当下，文化多元性正为世人所认同，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不少主流的史学专家依然固守着中华文明“中原核心”观念。显然，中国学界对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上所应具有的重要环节上还没作好客观面对的心理准备。
当前的中国学界始终有这样一种潮流，相信汉族强势文化，力主汉文化为华夏主流。在这种学术话语环境下，学界始终没把在大西南这片广袤土地上演绎着高度文明和灿烂文化的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明进行过认真的考量。这样的学术状况，这样的学术背景和前提下所进行的任何学术探究所得出的结论之“科学性、客观性”往往与历史的真实面目相距遥远。这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原则。
可以说，华夏文明如厚土高天，让很多西方国家望之惊叹。几千来在华夏大地上，各方国、各族群间通过接触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混融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而从白彝创世史诗《莫棉巴》的记述而言，很多与彝族有关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活态文化的传承都具有互补的历史与学术功效。从大西南多元的民族的历史文化互鉴研究而言，《莫棉巴》的史诗价值就尤为凸显，无论在彝族历史文化上，天地起源上，人类创世以及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婚姻习俗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可以说白彝创世史诗《莫棉巴》不仅是彝族创世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创世史诗宝库的重要组织部分，白彝创世史诗《莫棉巴》的出版，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可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