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基督教得以在滇北禄武彝区传播，柏格里彝文得以创制和使用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虽然在一些方面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对彝族传统文化传承而言，它无疑促使了彝族传统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发生了非本体化的变异，很多优秀的彝族传统文化逐步流失，处于无人传承甚至濒危的境地。
关键词：滇北；禄武彝区；基督教；传播；柏格里彝文；创制使用；影响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重点调查项目。
前言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族支。彝文，史称“爨文”“韪书”或“罗文”，是彝族使用的一种历史悠久的表意、方块的音节文字。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配合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科研人员深入彝族地区进行彝族语言文字调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设计了拉丁字母式彝文，简称“新彝文”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滇、黔、川三省彝区根据各省不同的彝文实际，分别对传统彝文进行了整理规范，在各省彝族聚居区推行使用规范彝文。②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彝族除使用“爨文”“新彝文”、传统规范彝文外，在云南禄劝还使用过一种带图画性质的文字；云南楚雄姚安的鲁国洪老人还创造了一种彝文字，并在本村一定范围内传播。在云南武定、禄劝的彝族（以下简称“禄武彝区”）基督教徒至今还使用着一种由外国传教士创制的柏格里苗文式的彝文，俗称“柏格里彝文”。
一、洋教士对基督教的传播及柏格里彝文的创制与使用
（一）洋教士对滇北彝区的基督教传播
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产生于巴勒斯坦，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五大教之一。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当时称为景教。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就云南来说，基督教传入云南是通过两条线路，一条是由沿海城市上海、广州传入，另一条是由重庆经昭通传入。传入最早的基督教派内地会③ 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派遣传教士进入云南，并在大理、昆明开办了教堂。随后蔓延到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内地会是英美等国传教士对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差会组织，1865年由英国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Ior, 1832-1905）在英国创立。其总会设在英国，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设有分会。云南的内地会又有英美系统和德国系统之分，以英美内地会势力最大。
内地会是基督教在昆明地区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一个教派，总部设在昆明武成路中和巷4号，礼拜堂叫三依圣堂。拥有1000多名教徒，经常到三依圣堂做礼拜的约有300～500名不等，参加者成分有工人、职员、家庭妇女、医生、联大学生，这是在昆明地区其他教派所无能及的，几乎遍及云南100多个县（市）。在云南滇北彝族和苗族地区，内地会也是众多基督教派中势力最大。至解放前夕，英美内地会在云南的60多个县（市）发展教徒5万余人，设有教堂300余座、中小学及诊疗所10所。④
英美内地会在云南传教活动，由英国传教士党居仁于1903年在昆明建立的“总会计处”负责，他把云南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教区即滇西传教区和滇北传教区，负责人称为“监督”。其中滇北传教区由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负责任监督。内地会基督教派在滇北传教区的活动主要以武定县洒普山为中心的包括禄劝县在内的苗族和彝族地区。
1906年滇北传教区监督郭秀峰到武定洒普山传教，开办教堂。随后在滔谷、阿谷米、老把及禄劝县撒老坞、寻甸县先哨建立了传教基地。1923年郭秀峰在洒普山主持成立了“基督教内地会滇北六族联合会”，并根据上述教堂所在地的民族分布作了划分，设立了6个总堂：即洒普山苗族总堂、滔谷傈僳族总堂、阿谷米干彝族总堂、撒老坞黑彝族总堂、老把傣族总堂、新哨白彝族总堂。至云南解放前夕，上述6个总堂之下共割51个分堂，支总堂200余个，有教牧人员约600人，教徒2万多人。先后开办了诊所7个，小学30余所，中学2所，圣经学校2所。⑤ 随着滇北六族联合会的不断扩大，1944年，在洒普山召开了各地总堂联合会年会。各总堂会长及长老、传道员等70多人参会，会议决定在武定滔谷建立了滇北神学院，在禄劝撒老坞建立西南神学院。经过两年的筹备工作，西南神学院于1947年2月开学。董事会由李发献以及当时永山、永安、镇康、云龙等地的长老组成，聘请辽宁人甄开源任院长，经费主要由上海总会拨款，还有少量信徒捐献学生学费。西南神学院下设神学部、初中部和小学部。每部招生一个班。神学部学制3年，每期招生20人（其实是招生正科班学生14人，预科班25人），学生免交学杂费，课程主要有神道学、宣道学、教牧学、圣经大纲、圣经史地、国文、英语和音乐，教师由牧师、会长等神职人员担任，另外还从外地聘请文化课程教师。小学和初中⑥ 除了开设普通初中课程外，加上圣经圣歌课，并规定一律参加主日学和各种礼拜活动。一年后小学和初中停办。1950年，撒老坞的外籍牧师相继离去，西南神学院在第二期神学部学生毕业后停办。
（二）洋教士创制柏格里彝文
1. 柏格里彝文的创制
在禄武彝区，除使用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彝族传统表意音节文字“爨文”“韪书”或“罗文”外，自20世纪初期至今还使用着一种非拉丁字母的音素符号文字，这种文字至今仍然在彝族基督教民中广泛使用，由于这种文字是仿照乌蒙地区的柏格里苗文制定的，具有明显的柏格里苗文的特征，但它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苗文字母的基础上参照彝语语音特点设计的，还带有彝语特色的一种文字，人们习惯上把它称为“柏格里彝文”。
现流传于禄武彝区的柏格里彝文就是借自柏格里苗文。1917年张尔昌结合武定、禄劝彝语的语音特点，用47个声母27个韵母，借用柏格里苗文的一些特点，请彝族牧师与人员参与创制了一种拼音式的音素文字，即柏格里彝文，并逐步用新创制的柏格里彝文翻译了《新约全书》《颂主圣歌》等，⑦ 张尔昌创制的柏格里彝文在以彝族教徒为主的新哨白彝总堂、阿谷米干彝总堂、撒老坞黑彝总堂得到了推行。由于这套柏格里彝文充分考虑了禄劝彝语的语音特点，很多不认识汉字的彝族信教群众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并掌握这一文字，受到当时彝族教民的喜爱。三个彝族总堂。自此以后，柏格里彝文在阿谷米干彝总堂、撒老坞黑彝总堂、新哨白彝总堂得到很好的普及。能够用柏格里彝文进行传教的本地彝族基督徒也逐渐增多。
2. 柏格里彝文的书写符号系统
柏格里彝文是一种拼音式的音素文字，是按照禄武彝区彝语音位系统数量来设计的，禄武彝语有多少声母和韵母就有多少个声母和韵母字符。
柏格里彝文在结合禄武彝语言特点基础上，首先从几个可数的服饰图案，按照一定法则繁衍成有理有序的文字体系。它的繁衍方式是依据彝语语音发音部位的自然类别或发音方法等不同归纳为若干类，每一类又用该类特有的造字法造出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字。
柏格里彝文有45个声母和11个韵母，以韵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的高低。
柏格里彝文由竖、横、竖折横、点、半圆等基本笔画构成，每一个音节字中，能分析出声母、韵母、声调等音素，是一种表音节的音素文字。在造字中充分考虑到彝语声母清浊的语音特征，因为彝语清浊对立，在词义方面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在语法上有自动和使动的意义。
用一定的符号区别字母的送气与不送气是格里文式彝文造字法之一。禄劝彝语塞音和塞擦音的清音有送气与不送起之分，塞音和塞擦音的浊音也有与之相对的鼻冠浊音送气，造字者根据彝语清音有严整的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在区别送气与不送气的字时，不再造形体有较大差别的字，而是在塞音和塞擦音或浊音字母基础上加送气符号“）”来表示塞音和塞擦音的清音送气，用简单的符号表达若干字母。
在浊音字母上加一定的符号来表示鼻冠音字母是柏格里彝文造字法之一。鼻冠音在各地彝语语音中发展情况不平衡，有些方言有鼻冠音，有的方言却没有。彝语鼻冠音现象主要反映在北部方言和东部方言。但这两个方言鼻冠音有异同。相同点是这两个方言鼻冠音的浊音上。不同的是东部方言禄劝彝语鼻冠浊音有送气，北部方言不送气。造字者根据禄劝彝语鼻冠音符号“（”，构成鼻冠音字母。基于禄劝鼻冠浊音有无送气与不送气之特点，在浊音字母上不加送气符号“）”，只需加鼻冠音符号“（”，构成的字母以表示鼻冠浊音送气。⑧
综上，柏格里彝文分别由声母、韵母组成的音素文字。其字源于服饰图案和拉丁字母，它的直接来源的是柏格里苗文，在用苗文演变为彝文时，依据彝语语音特点，在清浊、送气与不送气、鼻冠与非鼻冠间，用不同的方法构成既有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字来表示禄劝彝语语音。
（三）柏格里彝文的使用与发展
柏格里彝文在禄劝和武定彝区迅速铺开，信仰内地会基督教的彝族教民日益增多。1947年2月撒老坞内地会西南神学院开学，80多名学生分别来自滇东北六族联合会各总堂外，还有富民、嵩明、呈贡、新平、元江、镇沅以及四川西昌、会理等地教会也选送教徒来学习柏格里彝文。在1947年到1949年两年间，西南神学院共举办了4个柏格里苗文式彝文培训班，招生正科班学生14人，预科班25人，并附设初中班和初小班各30人。西南神学院学制为三年，第一年为预科，预科合格者方可升入神学正科，三年学业结束合格者发给“西南神学院”毕业证书。开始时设有小学部、中学部、神学部。所附设的小学部和中学部的目的是为神学部储备神学生源。部分教室和寝室都分开来管理，除音乐课和体育课全联合授课外，其他各科全校统一开展。神学部开设的学科有：神道学、宣道学、教牧学、《圣经》史地、《圣经》大纲、宗教对比学、新约讲义、旧约讲义、先知学、英语、国文等。西南神学院先后毕业了两届学生，第一届12人，第二届7人。
从西南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两届掌握柏格里彝文的学员，解放后成为禄劝、武定，甚至昆明地区内地会基督教堂牧师或基督教神职人员。总之，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创制的柏格里彝文至今仍在禄劝、武定、寻甸等县的彝族基督徒中使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基督教传播及柏格里彝文的使用
（一）1950～1980年基督教传播及柏格里彝文的使用
1950年2月22日，云南和平解放，党在各条战线上对旧的机构进行了接受工作，宗教界也不例外。1950年9月全国基督教爱国委员会主席吴耀宗根据广大基督教徒的要求，号召基督教派、团体开展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1951年，云南各地内地会外国传教士在昆明集中，年底大多数外国传教士都回国，只有少数几个没有离开。西南神学院在第二届神学部学生毕业后，禄武彝区的教堂也随之关闭，在撒老坞的外籍牧师相继离去，西南神学院只有本地教牧人员李发献、沙玉廉二人继续办了一班小学，学生是各地分堂、支堂送来撒老坞总堂学习的小学生，教授的是小学课程和彝文班。1952年小学也停办，只有李发献会长留在总堂，负责总堂工作。西南神学院至此自行终止。
随着“三自革新”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昆明地区的基督教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开始走上了自办教会的崭新阶段。1951年以后，禄武彝区的基督教神职人员都是本地人，教堂活动经费由教徒自己劳动或捐款来维持，许多教徒和神职人员用柏格里彝文布道，除礼拜、传教外，都参加春种秋收、植树造林、修筑河道等活动。直到1957年，禄劝、武定的基督教活动都得到正常进行。1951年至1957年，禄武彝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生产生活一片喜人景象。1957年后，禄武彝区与全国一样掀起了生产大跃进运动，由于干部在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上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禄武彝区的基督教信仰受到极大的冲击。
由于在十年文革期间，许多基督徒倍受打击，广大基督徒对当的政策缺乏信心，甚至隐瞒自己的信徒身份。一些基督教牧人员和信徒没有正确、全面理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内涵，出现了局部乱传、不服从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小团体非正常信教组织此起彼伏，一些地方干部没有正确执行宗教政策，干涉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和合法的宗教活动现象。在“左”的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把宗教政策当作“修政主义”“投降主义”加以批判，一些宗教爱国人士受迫害，宗教活动被迫停止，禁止一切与基督教等有关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的书籍被烧毁，传教布道时用的柏格里彝文也被禁止使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禄武彝区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党的宗教政策才重新获得新生。
（二）1980～2010年基督教传播与柏格里彝文的使用
1. 1980～2010年基督教的传播与管理
（1）1980～2010年武定彝区基督教的传播与管理
武定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重点扶贫县，也是宗教工作任务比较重的一个县。境内包括部分汉、苗、彝、傈僳和傣等民族不同程度地信仰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三种宗教，县级宗教团体组织有三个，即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基督教协会、佛教协会。信教群众2333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8%，少数民族信教15793人，占信教人数的67.7%，依法登记的宗教场所227所，其中佛教有活动场所14所，信教人数6968人，教职人员2人；伊斯兰教有活动场所2所，信教人数633人，教职人员8人；基督教有活动场所211所（2009年县宗教整顿试点后，开放登记的53所，小教堂200多所），信教人数15733人，教牧人员228人（长老以上教职人员60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较多。
根据2010年7月武定县民族宗教局统计数据，全县26万多人口中，彝族8万多，有4523人信仰基督教，有21个长老，22个传道员。若在有不同民族参加的大教堂做礼拜时，传道员讲经布道基本用的是汉语，若在村寨小的彝族礼拜堂做礼拜，使用的圣经书是柏格里苗文式彝文，传道用的都是当地的彝语。一周内有两次礼拜活动，分为小礼拜和大礼拜。小礼拜活动在周二、三早或晚进行，以就近为原则，一般是在村里的小礼拜堂进行礼拜，来参加礼拜的基本上以本村和相邻村的彝族信教群众为主。大礼拜活动一般在星期天，基本集中到几个村中心点的大礼拜堂进行礼拜活动。在大礼拜堂做大礼拜，还有其他民族如傈僳族、汉族等教民也会来参加，传道时用的都是汉语，做祷告时除主祷人用汉语外，下面各民族都用本民族的语言祷告。
根据县内宗教点多面广，“小众教”问题反弹，邪教渗透等复杂特点，自1981年以来，设立了宗教工作管理部门，配备了宗教专职干部。县、乡两级都建立了宗教工作领导机构，县委县政府设立了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即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联系民族宗教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任组长，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民族宗教局长为副组长，公安、司法、文教、卫生、扶贫等18个成员单位组成。各乡镇也相继建立了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民族宗教工作的副乡（镇）长或书记担任，并设有宗教工作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
目前全县有县、乡宗教工作领导机构14个，其中县级1个，职数18人，乡（镇）13个。在28个宗教工作重点村委会建立了宗教工作热点处置领导小组，由村支书或村主任担任组长，建立县、乡、村宗教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在宗教组织中先后建立了三个宗教团体组织，在基层建立了以乡（镇）为单位的教务管理组织，在宗教活动场所建立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建立和完善了宗教活动场所自我管理制度，宗教教职人员队伍管理采取分块、分级管理的办法，形成宗教工作网络管理体系，为确保做好宗教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根据“热点”“难点”问题分别制定了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并把工作责任化解到具体单位和个人。采取以点带面的办法，由县五套班子主要领导负责联系相关单位，分片负责，并具体抓好一个点，同时采取领导帮教的方法，即由五套班子领导每人负责挂一个片，并对“小众教”骨干进行结对帮教。“小众教”问题突出的乡（镇），由每个副科级以上干部负责帮教一名“小众教”骨干，县级有关单位负责“小众教”重点村社和面上“小众教”人员思想教育转化工作和扶贫工作等。经过多层次，多渠道的综合治理，使“小众教”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目前发窝乡小石板村“小众教”问题严重的重点村大部分信教群众已向政府靠拢，已有两名“小众教”转化人员参加入党分子培训班，并书面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多不愿意用自来水、电的越来越少，科学种田已经成为信教群众的自觉要求。同时为了解决和落实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尽县财政能力，积极落实经费，从2008年开始，对3个县级宗教团体每个每年安排10000元工作经费；对3个县级宗教团体住会人员确定生活补助，并按照医保政策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全县各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基督教牧师等每人每月补助50元，基督教长老每人每月补助30元，传道人员每人每月补助20元。由于党政干部发挥了主导作用，宗教“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做到小事不出村、乡，大事不出县，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武定县的社会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1980～2010年禄劝彝区基督教的传播与管理
禄劝县是一个有24个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县，也是一个宗教工作任务比较重的民族贫困县。境内包括部分汉、苗、彝、傈僳、傣等民族不同程度地信仰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最多。根据2010年7月禄劝民族宗教局统计数据，禄劝县现有45万多人口，彝族人口有10万多，其中约有2万多人信仰基督教，约占全县基督徒的6%。
自上20世纪末基督教在云南滇北禄武彝族地区开始传播以来，基督教的传播在禄劝彝族有较大的市场，有不少信仰基督教的彝族信徒。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禄劝县境内的彝族基督徒在“文革”和“左倾”路线的影响，一切与基督教等宗教有关的宗教活动禁止，但在禄劝的基督教传播有一定的信仰群体，不少基督教徒在不能公开基督教活动的情况下，部分虔诚的信徒还是在暗中以小群体的形式偷偷进行地下的宗教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禄武彝区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由于党调整了宗教政策，禄劝境内的基督教信仰又重新获得新生，而且规模也不断扩大，一些非传统的基督教群体也随相邻的武定县传入，虽然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群体而言，这部分被称为“小众教”的非传统基督教小群众体人数不多，但给禄劝宗教信仰管理工作带来了混乱，部分村寨还出现过传统基督教与非传统基督教教民相互拉拢或争取信教教民的混乱局面。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禄劝县境内的传统基督教群体和非传统的基督教（即小众教）群体因受到国内外“世界末日论”“前苏联解体”“自由论”等等多重信仰言论和国际形式变化的影响，信仰传统基督教的彝族教民一度猛增，非传统的“小众教”群体也有逐渐泛滥的局面。在很多彝族村落，傈僳族村落和苗族村落出现了很多一直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员几乎全部加入到基督教信仰队伍的现象，甚至部分考上大学的民族大学生、中专生，以及部分的在校就读的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都去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参加大小礼拜的信仰活动，甚至辍学去信仰基督教的现象，使禄劝境内的基督教管理一度出现政府很难控制的局面。针对这种信仰混乱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禄劝县政府及宗教管理部门加大了对基督教的管理工作，制定了符合禄劝实际的宗教管理措施。对境内的基督教加强了管理工作，并根据禄劝县宗教的发展特点，逐步摸索出县、乡（镇）、村分工明确的三级管理模式。其管理模式与武定县基本相同，因而在此不再赘述。
2. 社会阶层对柏格里彝文的态度
现在禄武彝区，在彝族基督徒中继续使用柏格里彝文,40岁以上的彝族基督教学徒基本都能使用。
对于柏格里彝文，非基督教徒认为用不用都关系不大，但认为对本县的基督教管理工作而言，彝族基督徒使用这种文字，对执行党的爱国爱教的宗教政策，增强民族团结和构建社会和谐很有用。
基督徒认为彝族传统上的老彝文已经仅限上层研究人员在使用，懂老彝文的人很少。而柏格里彝文在彝族基督徒中一直传播和使用，社会使用功能上远远超过老彝文，特别是在信徒中有些彝族老人不懂汉字，只懂用柏格里彝文来读《圣经》，认为政府领导下的教会应该加大对彝族基督徒的柏格里彝文使用和培训工作，让越来越多的彝族基督徒能够掌握柏格里彝文，更好地在爱国守法，发展生产的前提下从事宗教活动，这样对国家稳定、社会和谐有利，同时对彝族基督徒正确理解《圣经》中基督教义，按照国家的宗教政策从事宗教活动有利。总之，只要有彝族基督徒群体存在，柏格里彝文会一直在信徒中使用。
三、基督教传播与柏格里彝文使用对彝族的影响与导致的问题
从20世纪初刚进入禄武彝区时基督教与彝族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相持（1905年到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抵制与感化（1950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的彝族本土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相互融合（1980年到1989年），到基督教文化逐步在彝族本土传统文化中对峙中渐占优势（1989年以后到2010年）状况来看，近百年来，基督教在禄武彝区的传播，特别是柏格里彝文在基督教传播中对彝族传统文化传继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和导致问题是十分明显的。
特别是20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滇北彝区以来，禄武彝区的不少彝族却皈依了基督教信仰，使禄武彝区的彝族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文化上的变异涉及了彝族传统核心文化的诸多方面：
（一）宗教信仰发生变异
彝族是一个宗教祭祀文化和祖先崇拜文化比较厚重的民族，具有千百年来传承不息的彝族核心的文化域。以父子连名谱系为中心的祖先崇拜文化，以毕摩教祭祀仪式为服务的原始宗教信仰形式，以彝族语言、文字与彝族历法为纽带的彝族活态文化保持、呈现与发展，自成体系的彝族文化始终以强大的力量承传不息。
云南禄武彝区的宗教文化与其他彝族地区一样，有着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以祖先崇拜为核心，集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神灵崇为一体。彝族信奉自然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认为天地、日月、山川、河流等都有灵，都存在着阴阳或公母（雌雄）的平衡理念。认为山有公山母山、水有公水母水。彝族认为“灵魂不死”，人的灵魂可以离人的形体而存在着，人有三个灵魂，生时附体，死后游荡人间。人的灵魂一旦脱离形体，人就会生病，须请彝族毕摩祭司念经做法事，进行招魂或驱魂。毕摩是彝族社会生活中专门从事神职活动的宗教祭司。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们在彝族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凡是灾病、集会、年节、生死等都要请毕摩念经作法。基督教传入禄武彝区后，逐步瓦解了彝族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彝族宗教信仰从原初的多神崇拜向耶稣基督一神信仰转化。
首先，信仰基督教的彝族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信仰耶稣基督就不能崇拜或参与彝族传统的祭祀活动，他们把彝族传统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万物有灵魂的传统崇拜文化视为是违反基督教义的“偶像崇拜”。进而抛弃了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彝族传统祭祀文化，有的甚至带头捣毁祖灵筒，烧毁传承了几千年手抄的家文家谱。还认为世界万物是耶稣基督创造的，耶稣基督才是创造人类的始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从苦海中将人类拯救出来，其他彝族传统的祖先崇拜或围绕祖先崇拜文化的祭祀活动都是违背耶稣基督的“迷信”活动,杜绝或放弃参加任何的彝族传统崇拜文化与祭祀活动。
其次，彝族原始宗教观念认为万物有灵，人死后要请彝族毕摩祭司念诵《指路经》，引导死去的亡灵回归祖界，与祖先团聚。而彝族基督徒的家人死后，请的是教会牧师或教会主持者向耶稣基督去到祈祷，祈求亡灵跟着耶稣基督升入天国，享受永生的幸福快乐。彝族传统的丧葬仪式转为由唱诗祈祷代替毕摩念诵归祖的《指路经》，放弃了彝族传统的丧葬各种祭祀仪式。
（二）婚俗节庆发生变异
彝族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婚嫁还是节庆活动，都与喝酒歌舞不分开。婚庆从开始到结束有一套完整的婚庆仪式或礼仪活动伴随始终，举办婚礼的男方或女方都会设宴接待宾朋，宴请酒是不缺少的，要祭祖先，出嫁的女儿要唱出嫁歌。敬酒歌动天，歌舞声达旦，同时会举行各种祭祀礼仪，组织各种比赛活动，场面呈现的是一派喜庆之气。逢年节庆要过隆重的彝族火把节，彝族年。但信仰基督教后，基督徒家庭的婚庆活动只请基督教教会主持做祷告，唱圣歌，不举行任何祭祀活动，不唱出嫁歌，婚庆宴席不允许上酒喝酒。他们视彝族传统节庆为迷信活动，过年过节聚教徒一起到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耶稣基督的圣歌，做祈祷祈祷耶稣基督保佑平安。最终导致了禄武彝区的彝族传统优秀文化逐渐处于失传，处于濒危或荡然无存的状况。
（三）传统饮食习惯发生变异
基督教没进入禄武彝区前，彝族传统的饮食习惯除了不吃狗肉、马肉、水牛肉、猫肉之外，没有过多的饮食禁忌。而基督教的传入，彝族传统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彝族信徒基督教义，不食牺牲之血，不饮酒，不吃星期天宰杀的牺牲，星期天不杀牲，不祭供祖灵酒牲物品，认为祭供祖先祖灵物品是祭鬼魂的迷信，会给基督徒带来邪气。这么多的生活饮食禁忌给彝族基督徒的出行带来不便。因此,彝族基督徒信仰基督教后基本放弃了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很多饮食习惯进而皈依基督教教义。
（四）族群认同关系发生变异
“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中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⑨ 彝族有几千年传继下来的父子连名的谱牒制。通过谱牒，彝族同一家族或家支的血缘关系得以代代传承。彝族是个族群或家支认同意识很强的民族，通过家支血缘作为纽带关系，形成了独具彝族文化特点的父子连的名家支谱牒（或谱系）文化。所以，彝族在发展过程中，彝族共同体的认同是比较稳定的。但基督教传入禄武彝区后，虽然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禄武彝区的彝族也认同自己的族属，但传统信仰与基督教信仰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文化传承上的明显差异。皈依基督教的彝族信徒无意识间慢慢丢弃的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也不是完全抛弃彝族文化，进而在滇北禄武彝区中存在着独特的基督教彝族文化，这种基督教彝族文化包含了基督教文化因素的大部分，但这种文化又打上了彝族文化的诸多烙印。在禄武彝区蔓延至今的基督教彝族文化现象，在新的历史阶段越发表现出它的独立性。在族群认同的强力下，一些重大的家之活动，一些基督教徒也参加到活动中，履行一些族群或家支传统活动，如家支会议等，但家支活动中免不了酒宴，在这重情况下，作为基督徒，他们参与活动，但或不喝酒不吃星期天宰杀的牺牲，或者参加活动后不参与酒宴，直接回家自己安排饮食等，但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彝族基督徒会自然形成一个小团体，在人类起源认知问题上，他们始终信仰上帝造人论，认可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始祖和万物之神的基督理念，不认同自己是彝族六祖（武、乍、糯、恒、布、默）的后裔，把自己排除在族群或民族历史的起源之外，把耶稣基督作为万物之神来加以信仰。这自然形成的小团体，排斥彝族传统文化，否定彝族族源历史与文明成就，并阻止子女与非基督徒联姻。甚至现在的彝族的基督徒，在清明节或需要祭祀祖灵的时候，基本不做祭祀仪式，不上祖坟为逝去的先人祭祀。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但这种盲目的宗教观严重影响了彝族内部的团结，分散了彝族族群认同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彝族传统文化认同所形成的族群内部凝聚力。
（五）意识形态发生变异
基督教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五大教之一，它留存至今，自有它存在的力量与生命力。但基督教所宣扬的“信仰耶稣，死后会上天堂，不会下地狱，来生不再吃苦受累”这种“来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禄武彝区的彝族基督徒。受这种“来世”理念的蛊惑，很多虔诚的彝族基督徒自觉给教会或教堂募捐财务，从信仰心里上博得耶稣基督的宽恕与豁免，希望“来世”可以天堂安享幸福“来生”。特别在禄武彝区的部分信仰非基督教的“小众教”团体拒绝接受国家贫困财物，有病不打针不吃药，不买国家化肥、农药，甚至不让自己的儿女上学读书，不经商，不外出打工，认为经商打工是吃人害人的行为，更有甚者强行阻止自家儿女弃学信教做虔诚的基督徒，认为只有虔诚信仰耶稣基督，“来世”才能得救过幸福“来生”。让儿女们把宝贵的青春年华浪费在做礼拜，读《圣经》，唱赞美耶稣基督的圣歌上。这种属于信仰非基督教的“小众教”团体对滇北禄武彝区的彝族教育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产生了严重影响。
结语
基督教在滇北禄武彝区得以传播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在一些方面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对彝族而言，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它无疑促使了彝族传统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发生发生了非本体化的变异，很多优秀的彝族传统文化逐步流失而无人传承，甚至走向濒危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柏格里彝文使用所起的作用。
注释：
① 这套拉丁化字母化的“新彝文”在凉山彝区有过短暂的试验推行，因为这套符号字母脱离了传统彝文和彝族社会生活实际，试验推行没多久就失败.
② 其中于1975年制定的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文字，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效果良好，一直使用至今.
③ 云南省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修订编辑委员会：《昆明基督教情况》，载《昆明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民族出版社社，2007年，第93—94页.
④ 参阅肖耀辉、熊国才：《云南基督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7月，第12-22页.
⑤ 1942年在武定滔谷建立了滇北神学院，1947年禄劝撒老坞建立了西南神学院.
⑥ 设初中班和初小班各30人.
⑦ 参阅肖耀辉、熊国才：《云南基督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7月，第45-46页.
⑧ 除了舌尖后鼻冠浊音送气直接用舌尖后鼻的“字母”作表鼻冠符号外，其余都以“（”表作鼻冠浊音送气符号.
⑨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2页.
参考文献：
[1] 楚雄彝族自治州宗教事务局.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理论研研讨论文选编[Z].2007.
[2] 楚雄彝族自治州宗教事务局. 全州宗教工作会议资料汇编[Z].2009.
[3] 楚雄彝族自治州宗教事务局. 宗教政策法规知识问答[Z].楚新出(2001)准印字57号,2001.
[4] 肖耀辉,等.云南基督教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5] 肖耀辉,等.云南基督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6] 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修订编辑委员会.昆明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7] 朱发德. 滇西基督教史[Z].2008.
第一作者：普忠良（1970-），男（彝族），云南禄劝人，博士，编审，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藏缅语族语言、社会语言学、彝族历史学文献及民族文学。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18年第16卷第5期；文字来源：彝族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