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彝族经籍研究》封面。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28万字。本书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第四子课题成果。）
“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系列”（下称“丛书”）共计14部著作，系本人领衔申报立项的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0）的重要成果。本项目是继《中国彝族通史》之后关于彝族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大综合性项目。本项目的成功立项，以及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项目评审专家的信任和实施过程中教育部社科司相关同志及省内外专家给予的指导帮助，同时还要感谢民族出版社编审罗焰女士及其同事为丛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本项目的研究以及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黔西北地区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调查搜集，翻译其中重点文献，开展田野调查以及多维度的理论探讨，以弥补彝族文化的缺环与断层，将彝族文化呈现给社会，为彝族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践的论证与启示，为我国的民族文化理论及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个案。
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文化有着丰富的人类学内涵，是一个民族有序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热爱生活，向往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繁荣昌盛的不竭动力。历经千百年的冲突与交融，我国56个民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其无以伦比的连续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屹立于世界东方，其中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在部门职能、外在方式、作品积累以及片段享用方面的文化特色。通过整理民族古籍文献的记载，在此基础上续写出新的篇章，既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环节，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10年来，随着网络终端技术以及网络平台的建设及使用，我国发生且经历着一场信息文化变迁，深深地影响着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行为文化等文化部类的发展，如何对民族文化的存在、来源及规律做出高质量的把握，处理好濡化涵化的问题，成为关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有必要重视古籍文献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独特载体作用，加强和深化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及研究工作。党和国家对我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精准判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2007年）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的发布，有力地助推了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发掘研究工作。
黔西北这一地理概念包括毕节市全境和六盘水市大部分区域，其中毕节市是中国四大彝族聚居地之一，六盘水市是贵州省除毕节市之外的第二大彝族聚居地。黔西北彝族历史文化悠久，在水西地区素有“没有千年皇帝，却有千年土司”之说。据清道光二十九年所印《大定府志》载，彝族阿哲家族君长妥阿哲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受封罗甸王建罗甸国始治贵州西部，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水西宣慰使时期实行“改土归流”，以家族世袭制统治该区域长达1474年之久。黔西北拥有一个令人神奇的社会治理传统，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制度文化传承个案，呈现了我国以血缘宗亲关系维系的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独特诠释。
黔西北古老神奇的彝族土司制度为彝族文化的丰厚积淀创造了条件，无论民族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及风俗，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或接受的其他才能和习惯，都令其它彝区难以比肩。就黔西北彝文古籍收藏而言，除了部分省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藏品，在“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原贵州毕节专署民委彝文翻译组）、“六盘水市民族古籍办”以及大方、威宁、赫章、纳雍、盘县、六枝等县区的民族工作部门，收藏有近万册古籍，散藏民间的文本则更多。黔西北彝文古籍不但数量种类多，质量亦堪称上乘。被视为“彝族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彝族毕摩文献中篇幅最长的《彝族源流》，摩史文献中唯一的清代木刻本文献《摩史苏》，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且震动学术界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皆为黔西北最具代表性的优质彝文古籍。而且，黔西北地区还有大量的彝文金石文献，在已经发现的文献中，西汉时期的青铜器《祖祠手碓》铭文与《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碑刻在全国同类文献中以年代久远和字数最多而著称。
在国家政策支持及相关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在黔西北地区仍然不断有重要彝文古籍被发现，使得有必要对彝文濒危文献做出保护与发掘性研究。在我服务过的毕节学院（现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在2011年至2012年创建“彝族文化博物馆(一期)”期间，搜集到近百部彝文古籍原件和200多部复制件，其中有被称作“牛皮档案”的珍贵古籍原件；我现在工作的贵州民族大学，“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也收藏有近500部彝文古籍原件。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响应国家民委就做好民族古籍保护与抢救工作所倡导的 “救书、救人、救学科” 的理念和行动要求，贵州省成立了一些研究黔西北彝族文化的专业机构，它们已经推出一批在国内较有影响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全译、《彝文金石图录》两辑、《彝族创世志》、《增订〈爨文丛刻〉》、《彝文指路经译集》、《勒俄特依》以及《玛牧特依》等古籍的翻译出版相继完成，并有一套关于彝族文艺理论的丛书（《彝族诗文论》）出版，形成一个彝文古籍文献研究工作的黄金期。
信息文化变迁为深化彝文古籍发掘及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彝文古籍文献研究并没有出现应有的卓著推进，相反，信息文化变迁改变了黔西北彝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模式，黔西北固有的文化生态受到冲击，民族文化之间的涵化变得更为复杂，一些优秀的彝族文化元素濒临丧失。尤其是，电视和网络信息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为异质文化潮流提供了一个“跑马场”，使得黔西北不少彝族原住民忽视对文化适用条件的思考，处于对文化“掉队”的莫名惶恐之中。无论是生活在黔西北的彝族，还是生活在当地或其他地区的世居民族，原住民都面临一个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下的再认识与自我认同问题。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冲突与交融中，重建关于民族文化的文化自信，发挥其在我国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历史担当，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反思，不断彰显一种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性，古籍文献发掘研究及宣讲于此的不可替代作用随之凸显出来。彝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以及新时期研究彝族古籍文献的意义，已经得到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重视。本人领衔申报的《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以及项目系列成果的出版，就是于此的一个明证。
综观时代发展的境遇，黔西北乃至其他地区彝族文化与其他世居民族文化不无相似之处，但是，黔西北彝族文化传承创新所面对的问题也有其特殊性。在传统媒介信息传播时期，黔西北地区交通闭塞，在历史流转过程中的发现和发明相对较少，群众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基础设施薄弱、资金及人才技术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然而，在新媒体信息传播时代到来之际，尽管黔西北的整体样貌并没有得到彻底改观，但是她已经因为新媒体信息传播与发达地区站在文化传播的同一起跑线上，急需一种系统的文化整体性重建。我在黔西北学习和从事教育、管理工作20多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该地区的第一个彝族哲学博士，与彝族各界的交往以及我对彝族文化和其他世居民族文化的内外审视，使得我更愿意将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理解为一个如何通过教育实现自我反思和自新图强的问题。我希望通过乡土教材及校本课程的开发，在民族地区各类现代教育教学中融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元素，积极建构多民族文化的良构关系。正因为如此，《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的立项和运行以及这一套丛书出版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拯救濒危彝族钞本文献，也在于通过翻译和延伸研究给出一个以彝族文化审视现代社会发展的视角，而这既需要古籍文献的澄清，也需要面向彝族文化传播共享的实际，为彝族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内容与理论支撑，也为其他世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借鉴。
就项目研究及这套丛书的内容而言，我们希望从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发现新的关于真理的解释，但不停留于对“褪色残篇”的修补，而是着眼于当今时代发展的“人类学事实”，面向黔西北彝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确认设置三个基本“板块”，即“调查、抢救与保护板块”、“整理与翻译板块”和“理论研究板块”。第一个“板块”集中于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调查、抢救和整理，依托项目研究及省市各类彝族文化研究平台，通过田野调查、专访与重点对象解析，组织钞本文献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第二个“板块”分为两个递进的方面，一是依据哲学、宗教及文学艺术的分类，整理和出版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总目提要与精品，二是以毕节“东四县”与“西四县”濒危彝文钞本文献的发掘为重点，本着“清楚、明白与真切”的原则精选钞本文献，组织翻译与出版；第三个“板块”主要是对已有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理论探讨，以黔西北彝族钞本文献解读为基础，以文化人类学的成熟理论以及现当代文学的视角研究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并通过重点文本的解读，对彝族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及法治观念等方面的思想精髓做出凝炼与概括。
我们关于项目研究的设想以及这套丛书的内容设置得到国内相关专家的指导或赞同。在研究设想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也与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是相吻合的。其中，有三个关于黔西北彝文古籍搜集整理研究的问题特别值得关注。其一，黔西北地区的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在逐渐减少，存在不利于彝文文献发掘与研究的情况。目前只有威宁、赫章、大方、盘县等少数县设置古籍工作机构，毕节市其他县均已撤销古籍工作机构；县区的古籍收集工作基本停顿，已有机构多数将精力投向古籍保护与翻译，古籍搜集数量逐步减少，价格不断攀升，散藏民间的古籍越来越难以搜集。而且，受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外来宗教的影响，部分老毕摩改信其他宗教，在赫章、威宁等地，甚至发生烧毁经籍或封存入洞永不再用等情况，导致熟悉彝文的人越来越少，彝文古籍传承严重濒危。其二，彝语文专业在弱化。高校已经很难招收到彝语或彝文专业的本科生，彝文方向的研究生更是少之又少；贵州省仅有一家民办学校培养彝语文人才，但是由于专业属性及所颁学历层次较低（中职）等原因，学生的就业问题非常突出。其三，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一方面，翻译人才匮乏，精通彝文能翻译古籍的专业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老一辈翻译专家渐渐淡出，年轻一代难以很好接续，青黄不继的状况早已突显，多数年轻学者需借助他人译作方可开展研究。另一方面，早年从事彝文古籍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事彝文翻译的人员，在这些人员退出工作岗位后，彝文文献的研究队伍没有得到应有补充，加之从事研究工作报评专业技术职务的难度较大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愿意从事彝文文献研究的人员数量不断减少。
行政管理缺失、人才培养存在短板以及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不仅导致熟练掌握彝语、彝文的人数在逐渐减少，对彝族风俗习惯了解的人也越来越少，严重影响了对已有彝文文献的理论探讨。从学术团体来看，黔西北彝族人数较多的县市区基本上都成立了彝学会，但是这些学会所从事的主要是活动，离“求真求是”的学术要求尚有差距，偶有一些文集公开出版或内刊印行，但是由于作者专业知识的局限，许多文章停留在复述前人成果或探索创新不足以及浪费人力财力的问题。当然，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和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及影响观之，更新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的努力仍然任重道远。
就《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组成员架构及运行情况来看，项目组成员或者长期生活在黔西北地区，或者曾经在黔西北从事相关科研工作，而且皆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其中多名成员还是具有博士学位的汉族、彝族中青年学者。对于上述问题的反思，不仅不断激起项目组成员的家国情怀，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大家关于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研究的积极思考，也激发了团队探索创新的热情。除了本套丛书的出版，项目组成员积极打破学科、单位、体制以及区域条件的限制，集思广益，不仅完成了各子项目的研究报告，还完成近40篇论文公开发表，在国内彝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丛书的编撰及成书适逢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一个崭新阶段，信息文化变迁在强劲地推动着我国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重建，研究编撰者关于彝族钞本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彝族思想文化的研究尚有较大空间，加之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不得不使用一些相对的规则及方法，我们的探索难免存在局限性，恳请读者给予更多批判性或建设性的解读及包容性的理解。本丛书着眼于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文化变迁的视野下，其关于彝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引导作用、人格构成以及集体沉淀的理解可能是相对的，尽管如此，我们在研究编撰过程中不断以“糜不有初，鲜克有终”自勉，殷切地希望丛书的出版能为民族文化及相关研究产生更多的原创发现提供基础或借鉴。
在课题研究和丛书编撰期间，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2014年），这是在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个关于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我们相信，彝族文化的价值将藉此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黔西北彝族文化的特质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作为民族文化学者，我们将坚持遵循这一重要理念，以前瞻务实的行动为中华文化重要内容之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持续的努力，并在民族文化社会功能的探索中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学立，现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时任贵州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贵州省核心专家，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会长，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
附：后记
本书是毕节学院原院长、现贵州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学立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0）第四子课题的成果。本子课题于2012年开始研究，2015年按时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署名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第四子课题的共同负责人还有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平凡研究员，课题组成员有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罗曲教授、毕节学院母进炎教授、中共毕节市委党史研究室（毕节市地方志办公室）王显、原毕节学院人文学院学生、现毕节市民族中学教师王小丰等，他们在课题申报、论证、参加开题研讨、课题研究指导、参加课题论文撰写、修改课题论文发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其他相关的事务中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本子课题发表的相关论文，已经收集在本重大项目成果系列成果丛书的论文集里出版。
感谢张学立教授的信任，把这个子课题交给我来组织完成，让我在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的过程中训练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学术能力，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在给予子课题研究的资金之外，还慷慨提供了出版子课题成果的经费！
感谢本课题共同负责人李平凡研究员和其他课题组成员的指导和帮助，让本课题的研究得以按时顺利完成！
感谢民族出版社的罗焰编审、向阳老师对此书的编辑出版花费许多心血，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谢谢！
王明贵
2017年9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