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文学史》上卷封面，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40万字【全书90万字】。本书二卷获得贵州省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毕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位于黔西县境内的“观音洞文化”，与北京的“周口店文化”和陕西的“西侯度文化”鼎足而立，是南方早期材料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古人类文化；毕节历史文化厚重，大量的古遗址、古城堡、古战场、古墓群、古驿道、古桥梁、古寺庙，足以证明文化积淀的博大精深；毕节人杰地灵，明清时期贵州的700进士、6000举人，黔西北就占了千余席位，贵州省第一个进士张谏就出生于此；毕节民族文化多彩，世代居住着仡佬、彝、苗、白、回、满、蒙、布依布等多个民族，积淀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独具风格的民族民间文学历史。
1988年6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高瞻远瞩，亲自倡导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20多年来，全区干部群众致力于艰辛的探索、改革和实践，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破解了一道又一道难题，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开发扶贫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口控制成效显著，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从贵州挂末跃居全省第三。经济的发展助推文化繁荣，文化的进步促进经济腾飞。昔日的黔西北因经济贫困而制约文化发展，今天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催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哺育了大批文学人才，黔西北文学结出了累累硕果。
黔西北文学的发展之河源远流长，洋洋大观。溯流而上，在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找到标领那一个时代的文人骚客和他们亮如珠玑的文字。从古老的彝族三段诗的繁盛，到如今各种风格流派的百家齐放，黔西北文学星空闪烁。古代彝族文学大师举奢哲、阿买妮诗学理论影响下的地域性民族传统诗文，与民族大交流、大融合孵化的汉文诗文，一同构成了黔西北文学的发展轨迹。近代周婉如的《吟秋山馆诗钞》、《吟秋山馆词钞》，安履贞的《园灵阁遗草》，余家驹、余珍、余昭、余达父等余氏家族的诗文，给黔西北甚至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今天，黔西北拥有一支超过200人的作家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苏晓星、熊正国、谈治华等本土作家，以他们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带着黔西北的厚重文化和独特风俗，在贵州文坛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成立于1988年的毕节地区作协,20多年来伴随毕节试验区的蓬勃发展而成长，可谓繁花满树。近几年，黔西北诗歌和长篇小说创作异军突起,受到中国文坛瞩目，获得“骏马奖”的禄琴等作家诗人以大量的作品讴歌民族的进步和家乡的巨变，为毕节试验区增添了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
《黔西北文学史》是对毕节从落后到文明的如实记载，是对乌蒙山深处民族文化脉络的精心梳理，是对这方热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寄予与期许。盛世修史，自古而然。《黔西北文学史》开启了贵州省记载多民族文学史料的先河，是试验区文化界团结合作的结晶，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着黔西北的沧桑巨变，昭示着黔西北美好的发展前景，蕴藏着黔西北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潜在动力。我们要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大力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让黔西北的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开出绚丽多彩的艺术奇葩。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黔西北文学的足迹深深镌刻在这一片养育她的广袤大地，是毕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为打造毕节试验区文化“软实力”、“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跨越做出更大的贡献。
序《黔西北文学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跃红
京城酷暑中，正忙着一年一度研究生答辩前夕成堆的博士硕士论文审读，突然老友母进炎教授打进电话来，嘱我为他主编的《黔西北文学史》写篇序言。
我和进炎虽有所谓师生缘分，因为28年前我曾经在贵州教育学院任教，他是中文系第二届同学。不过，那都是时代所造成的特殊关系，文革十年大学停招，一旦恢复高考，不同的机缘，使得年龄差异几乎可以做父子的人们成了同班同学，也使得年龄相近的人们成了讲台上下的师生关系。其实我们之间更应该是有着文学研究同好的同仁和朋友。我不擅长为人著述作序，实在说也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但是，进炎的秉性，认准是你几乎就容不得你商量，还说是黔西北故乡文学的事情，于我也是义务。无话应对，电话中只好稀里糊涂答应下来。
未曾想，几天后进炎发来该书的电子版稿，让我大吃一惊，乖乖，上下两大卷，14编90多万字。他和他的编写团队埋头苦干，不声不响地办了件多么大的事情啊！一直以来，黔西北这块土地上始终有它自己的文学在生长着，24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黔西北文学随想》的小文，文中说：“多年来，黔西北文学在乌蒙山的岩缝中顽强地、默默地生长着。如同这片半封闭山区中的山民，在不声不响的自强自立中，书写着自己的历史。”黔西北从来就有文学，有着它一脉相承的文学延续，但是，黔西北文学迄今无史的记载和评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和空白。然而，从进炎主编这部《黔西北文学史》开始，黔西北文学终于算是有史可读和有线索可查了，不知不觉中夺了个头彩，其意义和价值真是不言而喻，可喜可贺！
我个人教学研究繁忙，又兼有不少学术管理义务，对如此洋洋大著，时间容不得细细品味，然而仅只浏览一过，便发现不少与一般常见地方文学史著述不一样，甚至是独具特色之处。我不是文学史家，从学理上未必能说到点子上，但是，我教比较文学多年，比较是我的看家本领，这里虽然不需要做跨文化的学科比较，但是，只要与以往的文学史略作比较，差异和特征便会凸显出来。
首先，尽管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地域文学史，但它并没有被编写成单纯的汉族文学史，而是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重要聚居地之一的黔西北文学历史发展的背景和创作主体现实，在文学发展线索上真实展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学构成特性。因此，无论在篇章安排还是内容篇幅上，黔西北彝族、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和回族的文学历史和成就都得到了充分的叙述和总结，并且成为该书上卷，也即是古代卷的主体部分，占据了40余万字四分之三的篇幅。这在以往一般地方文学史的撰写中都是相当罕见的。即使是在本书下卷，也就是现当代卷的叙写中，彝族、苗族等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也居于相当突出的篇幅位置。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本书对于独树一帜的十多种彝族诗文论的系统总结，为中国文论的大系统增添了新理论言说的民族文论家族，这对于人们对中国文论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资源和视角。而就黔西北社会和民族构成以及发展的历史去考察，这些内容和编写安排的深浅轻重，无形中正好反映出该地域民族生成结构与其文化文学发展的基本关系事实。
其次，该书没有被编写成纯粹的文人创作的文学史，而是自觉地把黔西北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视为地方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诗史、歌谣，还是现当代的民歌民谣甚至当代新民歌，在该书中都有系统的爬梳和总结。其实，就文学真正的历史生态和存在形态而言，代代传承的神话、传说，日常劳作田间地头情不自禁的歌唱，赶街场和集会时的即兴表演，乃至夏日吊脚楼下的情歌对唱，冬日火塘边的民间故事串讲，也许才真正是文学在社会中生生不息发展的正常生态。记录和总结这种真实的生态，本来就是文学史的义务，然而文学史家们在撰写文学史的时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受所谓文人文学“纯正标准”的毒害，竟然忘记了这一天经地义的职责。在一些常见的文学史中，民族民间文学不是被忽略不计，就只是作为所谓“纯文学”的源头和铺垫，轻描淡写地放在某个章节的前缀或者角落，很少将其作为主体的有机构成部分来铺排，就这一点而言，本书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和突出安排，算得上是具有当代理论深度认知的文学史洞见。
其三，作为对文学存在的历史事实记录，本书即使是在现当代文学的编写部分，也没有将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在深受西方现代文类学影响掌控下的文体分类上，除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部分外，具有中国文类特色和历史继承性的现当代古典诗词的创作成就和评论总结也被安排在重要的地位，占有了完整的一编四章。余达父、周素园等30多位诗词作者的作品和成就在其中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为后人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所谓偏远贵州西北乌蒙山一隅的传承提供了切实的参照，也让文学研究者们能够体察所谓西南边疆与中原腹地在中华古典文化和文学上的血肉联系。
其四，作为一部地域性文学史，编写者厚古却不薄今，现当代黔西北文学创作和研究各个文类和领域的作家、作品以及理论研究的个人、群体和现象都几乎一网打尽，囊括其中，分门别类地得到了充分的总结和展示。我打心底佩服进炎及其编写团队的文献和资料功夫，虽然离乡赴京20多年，但是个人始终和故乡黔西北那块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爱好文学的友人来往于京城和黔地之间谋生，交往中常常会言及黔西北的文学近况；因为故乡同仁的厚爱，《山花》、《花溪》、《当代贵州》这些杂志会不时邮到我的信箱中；此刻写这篇小序时案头也摆着新收到的《高原》；即使是远在大洋彼岸求学时，在欧洲大学图书馆中见到《大定府志》等家乡志书，也常常会忍不住取下来翻看一番。然而，即便是这样，从本书的目录和内容看，人物关注之全，材料收集之细，总结现象之具体，真正足见出进炎的学术风格，不仅做起来认真、执着，而且更是要求周密详尽。此后人们要讨论黔西北文学中的人物和史实，我看是难以绕过进炎诸人主编的这部文学史了。
最后，作为一部地方性文学史，编写者始终坚持了“地方性”和“开放性”两个重要的编写原则。所谓地方性，不仅仅是人物和现象研究体现出地方性，更是在作家作品选择的标准上坚持地方性的标准。本书不是不切实际地以世界、全国或者全省为参照，而是以黔西北文学为参照。凡是在黔西北的地域范围，为故乡文学发展做出贡献者，都给予安排到相应的章节，予以关注和言说。而所谓开放性，则是只要是出生于黔西北这块土地上的作家和学人，哪怕他后来一度离乡，甚至迁居他乡工作生活，只要是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其创作和研究与故乡发生过关联，也给予相应的章节和篇幅予以总结讨论。这同样也体现了该书主事者宽广开放的胸怀，从而使我这个离乡多年的游子的名字和研究文字也滥竽充数地忝列其间，虽觉惭愧，但也从中体味到来自故乡的关怀和情意。
当然编写一部地方性文学史，一项几乎没有前人史学研究工作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也难免百密一疏，多少会留下些遗憾。编写者自己深入其中，自然知道问题所在，用不着我这一知半解者饶舌。如果说硬是要给出建议的的话，我倒觉得作为一部西南边地多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在研究和编写的时候，今后除了突出文学的民族差异，宗教信仰区别和政治意识形态分野之外，恐怕更应该注意不同的族群、信仰和政治立场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史。“多元”是族群存在的差异特色，“一体”却是骨子里的国族认同。尤其在黔西北这样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所谓外省边地，情形可能更复杂难辨，著史者不妨多叙述事实，尽量少下定论为好。我于此方面缺少研究，不敢乱说，但是仅以个人和家族在贵州繁衍生息的历史现状，也可窥见问题的复杂性。譬如，我的祖父是汉族，解放前做过贵州兵工厂的总技师，因为修造枪械的缘故而与黔西北的彝族土司有交情，娶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土司的女儿，于是，有了我父亲二分之一的彝族血统，到我这一辈算得上四分之一彝族血统了吧，我很怀疑自己身上某些不怕死的血性之气常常与此有关，可是至今我的户籍填的始终是汉族，然而，你说我到底该算是哪个民族的研究者呢？再说一例，本书中有关章节总结分析了周素园老先生的古典诗词和散文创作，可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老先生的亲兄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汉元，当年周汉元可算是西南军阀中的悍将，生子周骊飞即我的外祖父，书法独特，文采斐然，为乡邻称道。据说考取清华大学却因为家庭变故而放弃，抗战时跟随师长何绍周担任其秘书长（参谋长？）出兵抗日，先后参加了抗战历史上重要的淞沪会战、南京血战溃退和长沙大战，写下许多文字，其关于长沙大捷等抗战史实的回忆文章生动传神，一时流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切都被淹没到历史的尘埃底下去了！因此，我相信，在未来关于黔西北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中，肯定还有无数史实和现象有待挖掘和爬梳，从而使其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供后人研究和评说。
总之，《黔西北文学史》对于此前的黔西北文学是集大成、开创性的历史总结，对于此后黔西北文学的发展，则是可资借鉴而能够全面参照的镜子。至于其间关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义，需待更深入的细读之后才可能有资格与编者交流，幸好细心的进炎教授给我发来那篇发表于24年前的《黔西北文学随想》，略略重读，感觉当时所论及的理论问题多数至今还未过时，于是不妨作为附录，一字不改地搁在后面，所谓立此存照的意思，读者如有兴趣，自可参考批评。
2010年8月初于京北西二旗寓所
（二序载于《黔西北文学史》上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