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明贵先生相识，是2005年夏天从凉山西昌去美姑参加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时。他当时是贵州省纳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务员身份，却带了他自己的一本汉译散文版《彝族源流》和一本论著《鹰翎撷羽》参会。2005年10月彝族年期间，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全国彝学研讨会上，我因为要做博士论文，向他要了一些他的彝学研究方面的书籍。此后交流就多了起来。我出版专著《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建构”——彝学研究的历史转型（1950——2006）》中，对他的成果作了介绍。今年他要出版《奥吉戈卡彝学研究》，认为我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嘱我为他的这个论文集写一篇序言，我从来没有写序的经验，却又推辞不得，只好从命。
奥吉戈卡是王明贵先生的彝名，以其彝名作为他的彝学研究论文集的书名，可见他对彝学研究的钟情。据我了解，他的彝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彝族文学、彝族文化、彝族历史等领域。
他对彝族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阿诗玛》的研究、对“三段诗”的研究、对彝族传统诗歌的研究等方面。
明贵先生对《阿诗玛》的关注和研究，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是修辞艺术方面。他认为《阿诗玛》作为民间诗歌，具有民间诗歌的共性，但是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特别是在比和兴两方面。二是结构艺术方面。他认为《阿诗玛》的结构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总体结构线索单一、明白明晰、首位完整，没有纷繁复杂的头绪，也没有几条线索并行的复式结构。另一个特点是局部结构的“蒙太奇”式艺术效果。三是整理工作方面。他认为《阿诗玛》的第二次整理版本从形式上来说，损害了《阿诗玛》本来的民族风格。因此，他认为整理和翻译民族民间文学的工作最好由本民族来完成。四是文化符号方面。《阿诗玛》在云南彝族撒尼人中广为流传，其中的主人公阿诗玛的美丽、勇敢、坚贞、追求个性解放的形象打动了中外读者的心。明贵先生认为阿诗玛作为文化符号，已经具有了撒尼少女、彝族姑娘、彝族女性文学典型等形象的特征，同时还作为云南石林的旅游品牌形象而得到了大力宣传，而且深入人心，成为了云南旅游形象符号。总之，明贵先生对《阿诗玛》的研究从文学艺术、整理工作及其衍生的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对文学艺术性的研究基本上是肯定的，肯定了作为民间叙事长诗的《阿诗玛》具有民间长诗的特点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而在整理工作中，出现的主题先行、政治意识形态、对异文化的不了解等方面所导致的在结构与内容方面对《阿诗玛》原本造成了的损害和遗失是非常遗憾和可惜的，应该进行纠正和弥补。
明贵先生对彝族诗歌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彝族诗歌文艺理论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彝族特色的“三段诗”。他曾于2001年由民族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彝族三段诗研究·理论篇》（专著）、《彝族三段诗研究·诗选篇》（编著）两本书。从彝族古籍中的创作诗歌和现实中的民间诗歌出发，充分论证了彝族“三段诗”的存在及其特点，关于“三段诗”的形成及其发展。他在整理彝族古代诗歌理论的时候，发现几乎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时期的彝族文艺理论家们都谈及了“三段诗”，说明“三段诗”在彝族民间和彝族诗人的诗歌中是非常广泛的：从“三段诗”的结构、形式到音韵都有论述。关于“三段诗”的形成，他分析了文献中的彝族诗歌、民间流传的民歌、诗人写的诗歌中，总结出“‘三段诗’是从丰富多彩的‘尔比’中产生和形成的。”彝族民间有大量的格言、谚语、谜语等，统称为“尔比”，这就是彝族“三段诗”深厚的文化土壤。关于 “三段诗”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可以分为作者范围和作品范围两部分。关于“三段诗”的格律，他认为主要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上的要求，在声、韵、调、字、扣等方面的联系和谐调。另一方面是在内涵上的要求，以主、骨、根、魂为最具特色。关于“三段诗”文化背景及其影响，他认为“三段诗”的文化背景与彝族文化中特别重视“三”的传统有关，在彝族的文献典籍中、现实生活中、人生仪礼中、精神生活中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他认为彝族对“三”的崇拜与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哲学思想紧密关联。“三段诗”在彝族民众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伴随着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民事纠纷调解、节庆表演等等，它的影响早就深入到了彝族的生活细胞中了。
明贵先生对“三段诗”的研究贡献在于：认真细致地分析了“三段诗”的起源、“三段诗”的形式、“三段诗”的特点、“三段诗”的格律、“三段诗”的文化背景、“三段诗”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比较完整地介绍和研究了“三段诗”的来龙去脉，资料翔实、论证有力，把具有彝族特色的诗歌全面地进行了梳理和研究，这是对彝族诗学的一大贡献，因为在众多的彝族史学理论中虽然多次谈到“三段诗”，但是“三段诗”的表现形式应该如何？“三段诗”的内容结构该是怎样的？这些一直以来都没有非常明确的说明和解释。通过他的研究，总结出了“三段诗”方方面面的特点，这不仅是对彝族诗学理论的总结，更是为研究彝族诗歌（无论民间诗歌还是诗人诗歌）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工具，能够对各种诗歌进行详细地解剖和认知。
对彝族传统诗歌的研究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他与李平凡先生合著的《彝族传统诗歌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之中。在这本专著中，对彝族的传统诗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思想。其中，对彝族英雄史诗的研究尤其值得称道，提出了“彝族英雄史诗成长性”的学术概念，并且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其中对彝族支嘎阿鲁英雄史诗的研究，可谓深透，是目前对支嘎阿鲁研究的最好的成果。关于彝族古代诗学的论述、研究，全面、系统地对彝族古代诗学进行了历时性的耙梳，从诗学史的角度把许多重要的彝族诗学范畴作了历史考察，对彝族诗学家们的贡献提出了切实的看法。
多年来，明贵先生都是从事行政工作，并不是专职研究，但是他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撰写、出版了两本彝学研究论著《虎尾捉风》（2000年）和《鹰翎撷羽》（2005年），其中搜集了自己业余研究彝族文化的论文约40余篇。根据论文内容，可以分为对彝族古代文献的研究、对彝族文学的研究、对彝族文化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关于彝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出生在贵州省纳雍县，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纳雍工作，对故乡的深挚情感引导着他在故乡的山山水水中寻觅故乡的历史、彝族的历史传统等等，在故乡的文献典籍中找寻彝族的文化根脉，相继撰写了不少论文，初步可分为对彝文（彝汉文）碑刻的研究、对彝文古籍的研究、对古彝文书法的研究几个方面。对彝文（彝汉文）碑刻的研究。他对家乡纳雍的调查从有彝文的碑刻开始（1989年—1995年）。除了对纳雍县的彝文碑刻考察之外，明贵先生用宏观的视角对贵州省境内的古彝文碑刻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这些古彝文碑刻集中在大方县、毕节市（今七星关区）、纳雍县、织金县、黔西县和六盘水市等地，这些碑刻上的古彝文的雕刻工艺粗朴、稚拙、有趣味。他认为贵州彝文碑刻数量众多，具有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字、书法、雕刻、绘画、语言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对彝文古籍的研究，他认为彝文在汉代就开始广泛使用了，而流传至今的彝文古籍很少有竹简、木刻、帛书，而多半以摩崖、刻石、金铭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彝文古籍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有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医药、病理、工艺、冶炼技术、美术、伦理道德、农牧生产、军事、哲学等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宗教类的古籍、历史类的古籍和文学类的古籍。彝文古籍绝大部分都没有署名，应该是毕摩所著。彝文古籍研究尚显薄弱，亟待加强。对古彝文书法的研究，他认为：古彝文在历史上曾有爨文、韪书、蝌蚪文、倮倮文、夷字等称呼，古彝文在战国以前便产生了。古彝文的造字法有：象形、形声、会意、指事、假借、转注等“六书”和既表音又表意的造字法。
此外，他还对彝族文化进行了研究。一是对彝族民俗文化的研究。他对彝族的戏剧文化、服饰文化、雕刻文化、图腾文化等等，都做了相应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二是对彝族历史的研究。他对贵州的历史的研究，体现在对奢香及水西历史的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奢香夫人历史贡献的评论和对水西历史脉络特别是对“千年土司”历史的厘清，着力较多。这些成果后来写成了《水西简史》专著于2011年出版，对水西土司的千年历史进行了深度考察，此书出版后很受读者的欢迎，一年之内就出了第二版。三是对彝族经济文化的研究，提出要改变不重视经济建设的旧观念。四是对彝族文化的传承的研究，提出了译解文化传承基因，培育核心发展优势的看法，他认为：彝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独具个性，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有寻“根”和重“三”的特点。在面临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培育和传承彝族文化？他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入手：既要心存忧患意识，又要发扬开拓创新精神；打牢现代教育基础，学习传统文化精华；培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培育核心优势，创新发展机制。总之，明贵先生认为应该借助各种文艺手段和传媒技术来传承和弘扬彝族文化，而且还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及政策，使之发挥的效益最大化，同时，从法律和政策上寻求最佳的传统文化传承策略。
明贵先生近30年来默默地勤奋耕耘在彝学领域，作为公职人员利用自己工作的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在彝族文学、彝族历史、彝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硕的，为贵州彝学、中国彝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研究，正是彝学研究从“他者叙述” 转型到“自我建构”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代表，在彝学研究发展史上很有典型意义。有幸的是，他2011年调到了毕节学院的彝学研究院担任院长一职，从此他可以全身心进行彝学研究了。我们期待着他有更多更新的彝学研究成果的问世。
（王菊，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博士后，著有《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建构”》，《主体转型与学术拓展：彝学研究六十年》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