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理国（937-1253年）作为西南边疆多民族政权，依托茶马古道的交通优势，构建了内联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的复合型商贸网络。本文以茶马古道为研究视阈，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从商贸网络的空间架构、经济格局的核心特征、政治调控与民族文化融合的互动关系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指出大理国通过层级化商贸节点、多元化贸易品类与独特货币体系，形成了“以茶为媒、以马为纽带、以多民族协同为支撑”的经济格局，其商贸活动不仅维系了政权稳定与区域繁荣，更推动了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与东南亚文明在西南边疆的交融互鉴，为古代西南边疆的治理与跨区域交流提供了重要范式。
关键词：茶马古道；大理国；商贸网络；经济格局；民族融合
一、引言
茶马古道作为连接中国西南与青藏高原、南亚东南亚的文明通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其核心功能是依托马帮运输实现茶叶与马匹的跨区域交换，同时承载着商品流通、文化传播与政治联络的多重使命。大理国地处云贵高原腹地，承接南诏政权的疆域与制度基础，其版图覆盖今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及缅甸、泰国、老挝北部部分区域，恰好处于茶马古道滇藏线、川藏线与南方丝绸之路的交汇枢纽。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使大理国成为茶马古道贸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其商贸活动既受政权格局、民族关系的制约，又反过来塑造了区域经济形态与文化认同。
长期以来，学界对大理国的研究多聚焦于政治制度、佛教文化与民族变迁，对商贸网络的系统性分析相对薄弱。既有研究或侧重茶马古道的路线考证，或孤立探讨大理国的贸易品类，缺乏对商贸网络与经济格局、政治治理、民族融合关联性的深度挖掘。基于此，本文以茶马古道为切入点，整合文献史料、考古成果与民族学研究，梳理大理国商贸网络的空间布局与运行机制，剖析其经济格局的构成要素与时代特征，探讨政治调控、民族互动对商贸活动的影响，以期丰富大理国史与茶马古道研究的内涵，为理解古代西南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二、茶马古道与大理国商贸网络的空间架构
大理国的商贸网络以茶马古道为主干，结合南方丝绸之路与区域内支线通道，形成了“核心枢纽—次级节点—辐射支线”的层级化空间结构。这一网络既依托自然地理条件构建，又通过政治手段强化管控，实现了跨区域、跨民族的商品流通。
（一）核心枢纽：洱海流域与战略要地
大理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古城），洱海流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构成商贸网络的核心枢纽。此处地势平坦、农业发达，既是粮食主产区，又是手工业集聚地，大理石、白族扎染、佛教法器等特色商品在此集散，再通过马帮运往各地。同时，洱海流域通过三条主干道连接外部市场：向西经永昌府（今云南保山）、腾越府（今云南腾冲）进入缅甸，衔接南亚贸易通道；向北经剑川、丽江进入吐蕃（今西藏），是滇藏茶马贸易的核心线路；向东北经威楚府（今云南楚雄）、统矢府（今云南姚安）连接四川，对接川藏茶马古道与中原市场。
南华县（大理国时期称石鼓赕沙却，属威楚府）作为“九府通衢”，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要冲，其沙桥、镇南关等驿站成为重要的货物中转中心。来自大理的手工业品与南华的山货、药材在此交易，形成区域经济互补；唐使袁滋册封南诏王时途经此地留下的题记，也印证了这一枢纽的政治与商贸双重价值。此外，善阐府（今云南昆明）作为大理国东部重镇，依托滇池流域的农业优势与交通便利，成为连接滇东三十七部与中原市场的重要节点，承担着马匹、茶叶、铜铁等大宗商品的转运功能。
（二）次级节点：府郡治所与边境驿站
大理国后期废除节度、都督等军事辖区，推行八府、四郡、四镇的行政体制，府郡治所与边境重镇成为商贸网络的次级节点。这些节点既是地方行政中心，又是区域贸易集散地，负责承接核心枢纽的商品，辐射周边部落与村寨。例如，永昌府作为西部边境重镇，是通往缅甸、印度的门户，来自印度洋的海贝、香料经此地输入大理，而大理的茶叶、丝绸则反向输出至南亚；建昌府（今四川西昌）地处川滇边界，是川藏茶马古道与滇藏线的衔接点，中原的缯帛、瓷器与吐蕃的马匹、皮毛在此交换；腾越府作为西南边境要地，依托与缅甸蒲甘王朝的贸易往来，成为珠宝、翡翠等奢侈品的重要集散地。
边境驿站在商贸网络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剑川沙溪寺登街区作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便是典型代表。此处依托石宝山的地理位置，成为马帮歇脚、货物中转、商人交易的重要场所，留存至今的戏台、马店、寺庙等建筑，印证了其当年的繁荣景象。考古工作者在寺登街区遗址中，发掘出大量大理国时期的陶制器皿、铜饰件及少量贝币与铜钱，其中一件刻有“大理国相高氏”铭文的铜权，佐证了高氏家族对边境贸易的管控。类似的驿站还有普洱府的那柯里村、祥云县的云南驿等，祥云县青湖水利工程遗址的发掘，进一步印证了驿站周边农业对商贸活动的物资支撑，这些节点通过马帮运输串联，形成了覆盖大理国全境及周边区域的贸易通道网络。
（三）辐射支线：民族走廊与跨境通道
大理国是多民族政权，以白蛮（今白族先民）、乌蛮（今彝族先民）为主体，下辖三十七部蛮及金齿百夷（今傣族先民）、么些（今纳西族先民）等族群。各民族聚居区形成的民族走廊，成为商贸网络的辐射支线，既服务于商品流通，又促进了民族互动。例如，滇东三十七部作为乌蛮部落联盟，是大理国马匹的主要供给地，通过善阐府连接核心枢纽，将马匹运往中原与吐蕃；么些人在丽江地区开拓的贸易通道，逐步从军事栈道转变为通商渠道，成为滇藏线的重要支线；金齿百夷聚居的滇南地区，依托红河通道与东南亚贸易，将云南茶叶、药材转销至安南（今越南），同时输入东南亚的香料、象牙等商品。
跨境通道的拓展的使大理国的商贸网络突破疆域限制，形成与南亚、东南亚的联动。向西经缅甸江头城（今缅甸克钦邦杰沙市）进入印度，对接印度洋贸易网络，海贝从马尔代夫经此通道输入大理，成为法定货币；向南经临安路（今云南建水）至鹿沧江（今越南莱州省黑河市），与安南进行朝贡贸易与民间交易；向北通过川藏线进入吐蕃，实现茶叶与马匹的规模化交换，同时输出铁制品、布匹等商品，输入皮毛、药材等物资。这种跨境商贸通道，使大理国不仅是西南边疆的政权，更成为连接东亚、南亚、东南亚的贸易枢纽。
三、大理国经济格局的核心特征与运行机制
依托茶马古道商贸网络，大理国形成了以茶马贸易为核心、多元商品互补、独特货币支撑、官民贸易并行的经济格局。这一格局既适应了区域自然条件与民族分布特点，又通过政治调控实现了经济秩序的稳定，推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
（一）核心贸易：茶马互市与大宗商品流通
茶马互市是大理国商贸活动的核心，其兴起与唐宋时期的民族格局密切相关。吐蕃地处青藏高原，气候寒冷不适宜茶叶种植，但茶叶是藏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大理国及周边民族盛产良马，中原王朝与大理国均需马匹用于军事与交通，这种资源互补性催生了茶马贸易的繁荣。大理国通过滇藏线向吐蕃输出茶叶，同时从吐蕃输入马匹、皮毛与药材；向中原王朝输出马匹、麝香、牛黄、细毡等商品，换取汉文书籍、缯帛、瓷器、金属工艺品与中药材。北宋崇宁五年，仅黎州一地与大理国的战马交易就达五千余匹，可见茶马贸易的规模。
除茶马之外，大理国的贸易品类呈现多元化特征。手工业商品中，大理刀以锻造工艺精湛闻名，其技术通过茶马古道传入中原；大理崇圣寺三塔遗址出土的鎏金铜佛像、漆器残件，以及大理石雕刻饰件，印证了佛教法器与特色手工业品的贸易价值。农业与山货贸易方面，保山隆阳区板桥镇刘家坡大理国火葬墓群中，出土了炭化茶叶、天麻、三七等遗存，与南华野生菌、滇东药材共同构成山货贸易体系。跨境贸易遗存更为丰富，腾冲西山坝、来凤山大理国时期火葬墓群中，发现了来自东南亚的玛瑙、琥珀、沉香，以及印度洋沿岸的犀角残件，而昌宁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贝币、铜饰，进一步佐证了永昌府作为跨境贸易门户的物资中转功能，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商品流通体系。
（二）货币体系：贝币为主与多元货币并存
大理国形成了以海贝为法定货币、铜钱为辅的独特货币体系，这一体系既适应了跨境贸易的需求，又体现了区域经济的特殊性。海贝主要产自马尔代夫群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缅甸、泰国中转至大理，因质地轻便、易于携带、价值稳定，成为区域贸易的硬通货。《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大理国延续了这一传统，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广泛用于商品交易、赋税缴纳与财富储存。考古发现极具说服力：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海贝逾10公斤（约3800枚），滇西保山永昌街道白塔社区、玉溪通海兴义遗址的大理国火葬墓中，均有数量不等的海贝随葬，部分墓葬还存在贝币与铜钱分层摆放的现象，反映了货币使用的场景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贝经检测与马尔代夫海域产贝同源，直接印证了大理国与印度洋贸易网络的联结。
同时，大理国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往来推动了铜钱的流入与使用，形成贝币与铜钱并存的局面。考古发现的大理国遗址中，“兴宝通宝”等本土铸币与北宋“熙宁重宝”“政和通宝”等铜钱共存，反映了货币体系的多元性。这种货币制度既适应了与中原、吐蕃的贸易需求，又通过贝币的跨境流通强化了与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成为商贸网络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直至明末，贝币才逐渐被白银替代，其长期流通印证了大理国与海外贸易的持续性。
（三）贸易主体：官营垄断与民间参与并行
大理国的商贸活动实行官营垄断与民间参与并行的机制，核心贸易品类由政权掌控，民间商人则活跃于区域内与跨境支线贸易。高氏家族长期把持大理国朝政，形成“段氏为君，高氏为相”的共治模式，官营贸易主要由高氏家族掌控，尤其是马匹、茶叶、铜铁等战略物资的贸易，均需经过官方许可。例如，与中原王朝的马匹贸易由官方主导，大理国遣使朝贡时所献马匹、麝香等商品，本质上是官营贸易的一种形式；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也由官方调控，通过设置驿站、规范商道保障贸易安全。
民间商人与马帮是商贸网络的基层载体，他们依托茶马古道支线，开展区域内商品流通与跨境小额贸易。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等各民族商人组成的马帮，克服山川险阻，穿梭于各贸易节点之间，不仅输送商品，还承担着文化传播与信息传递的功能。考古实证丰富了这一认知：玉溪通海县发现的39通大理国火葬墓碑中，5通明确记载墓主参与商贸活动，如“彦贲苏意海”曾任通海郡贸易官员，其墓葬随葬的玛瑙饰品与中原风格铜镯，印证了官民贸易的联动。生活在宋、大理、安南交界区域的壮族先民“土獠蛮”，作为中介群体参与三方贸易，其聚居区遗址出土的宋代青瓷片与大理国铜器，成为边境民间贸易的直接物证。民间贸易的繁荣，弥补了官营贸易的局限，形成了“官控核心、民运支线”的贸易格局，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政治调控、民族互动与文化融合对商贸格局的塑造
大理国的商贸网络与经济格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政治调控、民族互动、文化融合深度交织。政权通过制度设计保障贸易秩序，民族互动推动贸易网络拓展，文化融合则为商贸活动提供精神支撑，三者共同塑造了大理国的经济形态。
（一）政治调控：制度保障与地缘平衡
大理国的政治制度为商贸网络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地方行政上，通过八府、四郡、四镇的设置，实现对贸易节点的有效管控，驿站制度的完善则保障了商道安全与物资转运效率。例如，威楚府、永昌府等行政中心既负责地方治理，又承担着贸易管理职能，通过征收赋税、规范市场维护贸易秩序。在对外关系上，大理国采取“内守方针”，与宋朝保持和平关系，虽未建立正式的宗藩关系，但通过遣使朝贡、茶马互市实现经济联动，成为宋朝西南边疆的屏障，使宋朝得以专注应对北方政权威胁。这种地缘政治平衡，为茶马贸易的稳定开展创造了条件。
同时，大理国通过与周边政权的外交互动拓展贸易空间。与缅甸蒲甘王朝虽有边境冲突，但总体保持友好贸易关系，通过永昌府、腾越府开展珠宝、香料与茶叶的交换；与吐蕃则通过茶马贸易维系经济联系，形成相对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这种“以贸易促和平、以和平保贸易”的策略，既保障了商贸网络的畅通，又巩固了政权的边疆稳定。
（二）民族互动：多元族群的贸易协同
大理国是多民族融合的政权，白蛮、乌蛮、么些、金齿百夷等族群在商贸活动中形成了协同合作的关系，推动了贸易网络的拓展与经济格局的形成。滇东三十七部乌蛮是大理国建立的重要助力，其聚居区盛产马匹，通过与洱海流域的白蛮开展贸易，实现马匹与手工业品、粮食的互补，形成“滇东养马、滇西造器”的区域分工。么些人（纳西族先民）在丽江地区开拓的贸易通道，将滇藏线与川藏线衔接，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支线，其马帮不仅输送商品，还承担着跨民族沟通的角色。
边境民族的中介作用尤为突出，生活在中缅边境的傣族、阿昌族先民，在大理国与南亚、东南亚的贸易中扮演着桥梁角色，将大理的茶叶、丝绸转运至缅甸、泰国，同时输入海外商品。各民族在贸易往来中相互包容、相互依存，形成了多元共生的贸易文化，这种民族互动不仅促进了商品流通，更强化了区域民族认同，为大理国政权的稳定提供了社会基础。
（三）文化融合：宗教传播与贸易的共生关系
大理国崇尚佛教，上座部佛教与密宗文化的传播与商贸网络形成共生关系，宗教文化既依托贸易通道扩散，又为商贸活动提供精神支撑。大理国22代国王中有7代禅位为僧，崇圣寺、弘圣寺等寺院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商品集散与文化交流的平台。佛教法器、经卷作为贸易品类之一，通过茶马古道运往吐蕃、东南亚，同时印度、东南亚的佛教艺术也传入大理，形成独特的佛教文化体系。考古发现充分展现了这种融合：剑川石钟山石窟第6窟“明王堂”造像群，融合了中原禅宗、印度密宗与白族本土信仰元素，其雕刻技法与同期吐蕃石窟存在诸多相似性，印证了宗教文化随贸易通道的传播。崇圣寺遗址出土的宋代佛经抄本，纸张经溯源为蜀地特产，进一步佐证了“商贸带文化、文化促商贸”的共生关系。阿嵯耶观音作为大理国独有佛像，其造型融合南亚、东南亚文化特征，出土的鎏金阿嵯耶观音像上的纹饰，与缅甸蒲甘王朝文物高度契合，是跨区域文化与贸易融合的典型例证。
此外，中原文化通过商贸通道传入大理，汉文书籍、儒家思想与中原手工业技术对大理国的经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大理国贵族学习汉文，使用汉文小楷书写经卷，中原的瓷器烧制、纺织技术传入后，推动了大理手工业的升级。这种文化融合使大理国的商贸活动超越了单纯的商品交换，成为文明传播的载体，既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又强化了大理国与中原、南亚、东南亚的文化联结。
四、结语
茶马古道视阈下，大理国构建了以洱海流域为核心、以府郡驿站为节点、以民族支线与跨境通道为延伸的复合型商贸网络，形成了以茶马贸易为核心、多元商品互补、贝币为主导、官民贸易并行的经济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既是大理国依托地缘优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政治调控、民族互动、文化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商贸网络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更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南边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纽带，实现了商品流通、政治联络与文化传播的多重价值。
国的商贸实践为古代西南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通过发展跨区域贸易，可以强化与周边政权的经济联系，维系地缘政治平衡；通过包容多元民族文化，能够凝聚族群力量，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通过构建层级化贸易网络，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从历史影响来看，大理国的商贸网络为明清茶马古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多元融合的贸易文化至今仍在西南民族地区留下深刻印记。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重新审视大理国在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对于挖掘西南边疆的历史文化价值、促进跨境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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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管鹏，男，彝族，1978 年 12 月生，群文馆员，现任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深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年，醉心文学、音乐与民族文化研究，从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沃土中汲取创作养分，创作领域广泛，涵盖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及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等多个门类。笔耕不辍间，其作品累计 600 余篇（首、则）见诸《人民日报》《歌剧》《云南日报》《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民族》《今日民族》《民族音乐》《民族时报》《云南群众文化》等各级报刊杂志，曾多次获行业表彰，多部作品斩获各类奖项。
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