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诏国（649-902年）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由乌蛮、白蛮联合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凭借其地处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交汇点的独特区位，融合中原唐文化、吐蕃文化及东南亚文明，形成了“唐风胡韵”的独特文化风貌。滇西地区作为南诏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其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节庆、建筑、服饰习俗中，沉淀着丰富的南诏国文化遗风。本文以滇西少数民族代表性习俗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考证、文化人类学分析等方法，追溯其南诏时期的历史渊源，解码背后蕴含的族群认同、文明互鉴、人地共生等文化基因，并探讨当代传承困境与活化路径，为边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性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南诏国；滇西少数民族；节庆习俗；建筑形态；服饰文化；文化传承；基因解码
剑川石钟山石窟狮子关区南诏王合家造像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滇西地区苍山洱海环绕、山川纵横，既是南诏国的发祥地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彝族、白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文化沃土。南诏国虽覆灭逾千年，但其创造的多元融合文化并未消散，而是通过民俗载体渗透于滇西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之中，成为维系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节庆的仪式流程、建筑的空间布局、服饰的纹样剪裁，皆暗藏着南诏国与中原文明、边疆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密码。
从学术价值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南诏国政治制度、佛教艺术或单一民族习俗，缺乏对南诏遗风在多民族习俗中系统性传承的整合研究，尤其对文化基因的深层解码较为薄弱。从实践价值而言，在现代化与文旅开发双重冲击下，滇西少数民族习俗面临同质化、仪式化淡化等问题，厘清南诏遗风的传承脉络与核心基因，可为文化遗产活化、民族文化自信构建提供支撑。
（二）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现有研究中，《蛮书》《新唐书·南蛮传》等古籍为南诏国文化研究提供了原始文献支撑，樊绰所记南诏“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芦笙”的场景，印证了当代巍山彝族打歌的历史渊源。现代学者多从文化交融视角切入，如研究指出南诏文化呈现“唐风浸润、胡韵流淌”的特征，崇圣寺三塔、《南诏奉圣乐》等皆是多元文明融合的实证。在民族习俗研究中，学者们关注到巍山打歌、白族民居等与南诏历史的关联，但尚未形成“历史溯源—基因解码—当代传承”的完整研究链条。
本文以文化基因理论为核心，将南诏遗风视为嵌入滇西少数民族习俗中的文化密码，结合文化适应理论与遗产活化理论，探讨习俗在历史变迁中的传承机制与当代创新路径，既注重历史文献的考据，也强调田野实证的支撑。
（三）研究方法与范围界定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南诏国史料、民族学专著及现有研究成果，构建历史溯源的文献基础；结合案例分析法，选取滇西彝族打歌、白族“三坊一照壁”民居、彝白服饰等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辅以文化人类学的阐释方法，解码习俗背后的文化基因。
研究范围限定为滇西地区（大理州、巍山县、洱源县等）与南诏国历史直接关联的少数民族习俗，聚焦节庆、建筑、服饰三大核心载体，兼顾历史脉络的完整性与当代传承的现实性，排除与南诏文化无直接渊源的近现代民俗现象。
二、南诏国文化特质与滇西少数民族习俗的历史关联
（一）南诏国的文化格局与传承基底
南诏国自细奴逻建“大蒙国”起，便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文化格局。政治上，借鉴唐朝“三省六部制”设立“六曹”“九爽”制度，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保留民族治理特色；文化上，以汉字为官方文字，派遣贵族子弟赴长安、成都求学，郑回任清平官后推动汉文化普及，《南诏德化碑》《星回节避风善闸台诗》等皆彰显唐风底蕴。同时，作为南方丝绸之路枢纽，南诏吸纳吐蕃佛教、骠国乐舞等文化元素，形成“唐风胡韵两相宜”的独特风貌。
南诏国的文化融合特质，为滇西少数民族习俗奠定了传承基底。其覆灭后，蒙氏后裔散落滇西，将王室礼仪、生产技艺、信仰体系带入民间，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逐渐演变为当代彝、白等民族的习俗传统，形成“王室文化民间化、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传承特征。
（二）滇西少数民族习俗的南诏历史溯源
滇西各民族与南诏国有着深厚的族群渊源，乌蛮为彝族先民，白蛮为白族先民，二者共同构成南诏国的主体族群。巍山作为南诏发祥地，彝族“腊倮颇”自称“土生土长的腊倮人”，其打歌习俗与南诏祭祖仪式直接相关；白族则在南诏佛教文化、建筑技艺的基础上，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民居与节庆礼仪。这种族群与文化的传承延续性，使得南诏遗风得以在滇西习俗中代代相传，成为区别于其他区域民族文化的核心标识。
三、南诏遗风在滇西少数民族习俗中的具象呈现
（一）节庆习俗：仪式传承中的历史记忆
巍山彝族打歌是南诏节庆遗风的典型代表，彝语称“欧克”，集歌、舞、乐于一体，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历史可追溯至南诏时期，《蛮书》中“吹壶芦笙，或吹树叶，用相呼召”的记载，与今日打歌的伴奏形式高度契合。巍宝山打歌作为核心类型，保留着最完整的南诏遗仪，每年农历二月十六细奴逻诞辰当日，蒙氏后裔聚集巡山殿后山打歌祭祖，餐毕围篝火起舞，舞步舒缓庄重，重现南诏王室祭祖的仪式感。
南诏星回节也在滇西习俗中留有印记。南诏王隆舜《星回节避风善闸台诗》记载了节日盛况，今日大理白族的星回节虽融合了佛教元素，但核心的篝火宴饮、歌舞祈福仪式，仍延续了南诏时期“岁暮星回，君臣同乐”的传统。此外，东山彝族“二月八”打歌的“祭芦笙”仪式、“札大路”习俗，也暗藏着南诏时期部落聚合、祭祀祈福的文化基因。
（二）建筑形态：空间布局中的文明互鉴
滇西白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民居，承载着南诏建筑“唐风本土化”的传承脉络。南诏时期，太和城、羊苴咩城布局模仿唐长安城，宫殿采用唐代庑殿顶与斗拱结构，同时结合滇西气候与材料，使用夯土、石材筑墙。今日白族民居以三开间为基本单位（称“坊”），主房坐西向东适应苍山洱海的地理环境，照壁书写“紫气东来”等吉祥文字，既延续了南诏建筑“中原形制+地方特色”的融合特征，又强化了家族伦理与风水观念。
崇圣寺三塔作为南诏建筑的活化石，其千寻塔造型仿西安小雁塔，体现唐风影响，而塔基莲花座、塔身梵文咒语，则融入南亚佛教艺术元素。这种多元融合风格也影响了滇西民间建筑，白族民居门楼的木雕、石雕工艺，借鉴南诏佛教造像的雕刻技法，将几何纹样与民族图腾结合，形成“白墙青瓦、雕梁画栋”的独特风貌。此外，巍山古城的街巷布局、拱辰楼的建筑形制，仍保留着南诏都城的肌理特征。
（三）服饰文化：纹样剪裁中的族群认同
滇西彝、白民族服饰，延续了南诏“唐式形制+民族纹样”的融合传统。南诏贵族服饰以中原宽袍大袖为基础，领口、袖口绣彝族火纹、白族水纹等民族图案，《云南志》记载南诏“贵者以绫锦为裙襦”，“超等殊功者得全披波罗皮（虎皮）”。今日巍山彝族妇女的鸡冠帽、绣花围腰，保留乌蛮传统样式，同时吸收唐代服饰的配色技巧，银饰装饰则延续了南诏“耳金环、象牙缠臂”的华贵风格。
白族服饰的“尚白”传统亦源于南诏，南诏人以白为圣洁，贵族多用白缯为衣，今日大理白族妇女的白色上衣、蓝色宽裤，仍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服饰纹样中，白族的日月纹、彝族的火纹，既保留了南诏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又成为族群身份的视觉标识。此外，南诏时期从成都传入的纺织技艺，经世代传承，成为滇西民族服饰精致刺绣、扎染工艺的技术基础。
四、滇西少数民族习俗中南诏文化基因的深层解码
（一）族群认同基因：血缘与文化的双重维系
南诏遗风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是族群认同的建构与维系。巍山彝族打歌将南诏始祖细奴逻的传说融入仪式，通过“祭祖打歌”强化“蒙氏后裔”的身份认知，东山彝族打歌的严格规矩的，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也是族群边界的隐性界定。白族民居的堂号匾额、照壁题字，将家族传承与南诏时期的忠君理念、伦理观念结合，形成“家族—族群—历史”的认同链条。这种基因使得滇西民族在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对南诏文化的精神传承，维系族群的凝聚力。
（二）文明互鉴基因：多元融合的文化智慧
南诏国“兼容并蓄”的文明互鉴基因，深刻影响了滇西习俗的发展轨迹。建筑上，中原宫殿形制与滇西夯土技术、东南亚佛教艺术融合；节庆上，彝族打歌吸收南诏《奉圣乐》的乐舞元素，融合中原燕乐与骠国乐舞；服饰上，唐式剪裁与民族纹样、南亚银饰工艺结合。这种基因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基于地域环境与族群需求的创造性转化，体现了滇西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也使得南诏遗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人地共生基因：自然适配的生存哲学
南诏遗风中蕴含的人地共生基因，在滇西习俗中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敬畏。建筑上，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的布局兼顾采光、通风与抗震需求，墙体用鹅卵石砌筑适配滇西多山多石的地理特征，延续了南诏建筑“因地制宜”的原则。节庆上，星回节、“二月八”打歌等皆与农耕节气、自然节律契合，体现南诏时期“以农为本”的生存策略。服饰上，彝族毡衣、白族披帛适应滇西温差大的气候特点，纹样中的山水、鸟兽图案，彰显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
五、南诏遗风当代传承的困境与活化路径
（一）当代传承面临的主要困境
首先，传承载体弱化，仪式感逐渐淡化。随着城镇化推进，滇西青年外出务工增多，巍山打歌的参与群体老龄化，部分村落的打歌仪式简化，仅保留歌舞形式，祭祖、祈福的核心内涵流失；白族民居为适应现代生活，部分新建房屋摒弃“三坊一照壁”形制，木雕、彩绘工艺逐渐简化。其次，同质化开发冲击，文化本真性受损。在文旅开发中，部分地区将南诏遗风符号化，打歌、服饰成为表演道具，过度商业化导致文化内涵失真。最后，传承机制不完善，技艺传承断层。刺绣、建筑木雕等传统技艺学习周期长、收益低，年轻一代传承意愿弱，加之缺乏系统的传承体系，许多技艺面临失传风险。
（二）活化传承的实践路径
其一，构建“仪式—教育—传播”三位一体的传承体系。在村落层面，恢复打歌、祭祖等仪式的核心环节，将其纳入民族传统节日；在学校教育中，开设南诏文化、传统技艺课程，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利用新媒体平台，挖掘南诏遗风的故事性，通过短视频、纪录片等形式扩大传播范围。其二，推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将南诏纹样、建筑元素融入服饰、文创产品开发，如巍山扎染与南诏梵文纹样结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在文旅开发中，打造“南诏文化体验区”，让游客参与打歌、刺绣等活动，实现“活态传承”。其三，强化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加大对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的保护资金投入，修缮巍宝山古建筑群、崇圣寺三塔等载体；建立传统技艺传承人扶持机制，鼓励传承人带徒授艺；整合文旅、非遗、教育等部门资源，形成传承合力。
六、结论与展望
南诏国虽已覆灭千年，但其中蕴含的族群认同、文明互鉴、人地共生等文化基因，通过节庆、建筑、服饰等习俗载体，在滇西少数民族中得以传承延续。这些习俗既是南诏文化的活态遗存，也是滇西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纽带，彰显了边疆民族文化多元融合的独特魅力。当前，南诏遗风的当代传承面临载体弱化、同质化开发、技艺断层等困境，需通过构建完整传承体系、推动创造性转化、强化政策支持等路径，实现保护性活化。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田野调查范围，深入滇西偏远村落挖掘更多隐性传承的南诏遗风；结合数字化技术，探索南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模式；同时加强跨学科研究，融合历史学、人类学、设计学等学科理论，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唯有坚守文化本真、推动创新发展，才能让南诏遗风在当代焕发生机，为边疆民族文化自信构建与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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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管鹏，男，彝族，1978 年 12 月生，群文馆员，现任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深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年，醉心文学、音乐与民族文化研究，从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沃土中汲取创作养分，创作领域广泛，涵盖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及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等多个门类。笔耕不辍间，其作品累计 600 余篇（首、则）见诸《人民日报》《歌剧》《云南日报》《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民族》《今日民族》《民族音乐》《民族时报》《云南群众文化》等各级报刊杂志，曾多次获行业表彰，多部作品斩获各类奖项。
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巍山县南诏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