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贾湖龟甲契刻符和三星堆 2 号祭祀坑出土的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化文字”，不仅能用古彝文字得到圆满的解读，而且能使文字和载体之间得到合理的说明。研究表明，贾湖龟甲契刻符和三星堆“图画文字”同属于华夏民族的古彝文字系统，三星堆遗址和磁山遗址的祭祀特征大同小异，根据贾湖文化、磁山遗址的祭祀特点，提出了贾湖– –磁山文化是三星堆文化源头的结论。
关键词：贾湖龟甲契刻符；磁山祭祀遗迹；三星堆图画文字；古彝文字
1前言
1983-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距今8000多年前的龟甲契刻符号，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术界自十三世纪以来坚持了七百年之久的所谓中国文字不是在中国起源”的论调。同样从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发掘以来，其丰富的出土文物，成为了“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开始的新一轮考古发掘，从3-8号“祭祀坑”内提取出众多的各种琳琅满目的器物，三星堆的“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再次震惊了世界”。然而，三星堆遗址发掘至今，却无一件器物上有“文字”。当然，这里所谓的“文字”就是能否与甲骨金文形体结构相对应的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作为判别的标准了。但是，如果从彝族的历史文化视角来看，2号祭祀坑出土的刻有祭祀情景的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案是“图语”、“物语”和“图画文字”混合使用的器物，是有“文字”的物证。而且，这些“图画文字”是具有抽象的艺术化的文字，其与贾湖契刻符号、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龟甲刻画符一脉相承。
彝彝族是华夏民族在夏商周初时期陆续从华北、中原南迁的一部分，与中原史前文化具有相同的时空框架，其继承了许多华夏史前文化，其中文字、祭祀和甲骨占卜最为突出，因此运用古彝文解读史前刻画符和“图画文字”，就像冯时先生所说：“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而且，彝族的祭祀特点也与三星堆文化高度一致,[3,6]甚至可从彝族祭祀文化和占卜释读陶寺扁壶朱书“文字”，从彝族历史文化视角可以考释出河南新郑具茨山之名及其早期凹穴岩画的涵义和大汶口文化刻画字符[8]。正如有学者指出：“藏缅语族人群（彝族是其中之一）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之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前身——磁山、裴李岗文化。”所以，从古彝文来解读华夏史前刻画符和图符，从彝族的祭祀和占卜文化中去寻找华夏史前文化的来龙去脉，可能是探究三星堆文化源头的最有效途径。
2贾湖龟甲契刻符和三星堆“图画文字”
2.1贾湖契刻符用古彝文字对照释读
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龟甲契刻符（如图1所示），《发掘简报》认为：“在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我们认为这些龟甲及契刻符号可能也与占卜有关。”唐建先生则认为：“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是商甲骨文的历史来源。”冯凭和吴长旗二位学者也用甲骨文和东巴文与三个甲骨契刻符进行对比解读，蔡运章和张居中二位学者也认为“其构形与商周甲骨金文相似”。冯时先生则认为：“甲骨契刻符用甲骨文标准判读似乎难以解释，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疑问便可迎刃而解。”但是，他们的释读还是跳不出汉文化的藩篱，以“形”为基础，用汉语汉字的“义”去解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犯的“因形生义”的错误，这种解读方法不能体现当时人们占卜的思想和意志，更不能“使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古文字专家刘志一先生也认为：“贾湖刻符与古彝文字符完全相同与基本相同的19个占总数的95％，表明它们应是古彝文。”并对三个甲骨契刻符进行了考释，但考释结果似乎与占卜无关，没有反映出“贾湖人”占卜的意图。然而，这三个甲骨契刻符在滇东南古彝文献中就频频可见，其字形几乎一模一样，而且解读出来与载体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能较好地体现“贾湖人”占卜的意图。
刻符龟甲（1.刻符龟甲M344:18，2.刻符龟甲M335:15，3.刻符龟甲M387:4，4.钻孔龟甲片M335:8）
图1 贾湖契刻符龟甲（《发掘简报》截图）
2021年骨刻彝文符号在滇东南弥勒市东山一带还发现三块，彝文刻在牛肋骨上，内容为占卜吉凶符号，用于测吉凶，计算良辰节日。1985年在弥勒东山乡也发现1块刻有20个彝文的羊肘卜骨和7块刻有60个彝文字的牛肋卜骨。20世纪40年代以前，彝族占卜术有四十多种类型，凡彝人生活以及各种社交活动，都要预卜吉凶，决定自己的行动。
表1是从贾湖遗址发掘中收集的7个契刻符与古彝文对照释读表。从中得知，七个契刻符与甲骨文无关，用汉语汉字的“形”和“义”难以解释。如果用古彝文字解读，就能反映“贾湖人”当时活动的基本要素，“苦难”、“灾祸”、“死亡”、“吉凶”、“受威胁的方位”或“活动的方位”、“生儿育女”、“神灵护佑”和“权利”都是他们所面临的、最为关心的问题，用龟甲、牛肋骨占卜或在重要的器物上刻写他们的权利和用途，已经成为当时人们都懂得的思想交流方式，这些契刻符具有了记录和传达语言、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交际功用的文化功能，显然“贾湖人”已经具备了用文字信息来传达意志和行动的能力了。他们的占卜也像彝族占卜“预卜吉凶，决定自己的行动”一样，说明彝族先民和“贾湖人”曾经是一个共同体。
表 1 贾湖龟甲契刻符与古彝文《字典》*对照释读表
*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滇南彝文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年。毕节市彝学研究会等：《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2018 年。
2.2 三星堆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画文字”
用古彝文字对照释读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刻有祭祀情景的石边璋（K2②:201，本文沿用发掘报告的命名）和青铜立人像（K2②:149、150），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如图2所示是《发掘简报》截图，本文只截有“图画文字”的花纹图案部分），因为这两件器物是解开二号坑祭祀之谜的关键物证。正如发掘报告指出：“石边璋上遍刻的图案，应是蜀人祭祀礼仪的反映，……，为我们判断二号坑的祭祀性质提供了证据。”青铜立人像“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就如黄家祥先生所说：“在众多的青铜像中，这件立人像是最为特殊的，它不但是全身像，并且特别高大、华丽，可见它所代表的人地位崇高，……，具有较为典型的代表性。”但是，时至今日，由于没有发现“文字”，不能圆满地释读出石边璋上的祭祀情景和青铜立人像所象征的人物，二号坑的祭祀性质依然扑朔迷离。其实，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花纹图案并非与文字无关，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祭祀情景中的各部分图案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花纹图案，就会发现有许多与古彝文字相同、相似的“图画文字”，这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字艺术化表示形式，而且可以用今滇东南一带的古彝文来释读，因此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案是“图语”、“物语”和“图画文字”混合使用的器物。表2是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画文字”与滇东南古彝文字对照释读表。从中得知，石边璋并非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璋邸射，以祀山川”的“时节性”或“年祭性”祭祀祈祷活动中使用的法器，而是针对地震和洪灾来临之际的一次意义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法器，所刻画的“图语”和“图画文字”是这次祭祀活动的前因后果，整个图案意为“蜀地各诸侯王：天地洪荒，地动山摇，即将有黎庶涂炭。切不可让黎庶敷衍典祀，要率众诸侯王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要将象牙沉入谷渊之中，杀死水妖，才会消渊见陵。要插璋以平地震，才会稳固山川，才可保黎庶生命。”而青铜立人像座上花纹图案是轩辕氏铭文，是彝语为“少”（指“轩辕”）的“图画文字”。“三星堆人”在地震和水灾祭祀活动中祭祀轩辕氏，是想借轩辕氏的力量来祈求天神降临人间为民驱除地震和水患。
图 2 三星堆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画文字”
表 2 石边璋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画文字”与滇东南古彝文字《字典》* 对照释读表
*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滇南彝文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年。
2.3 关于滇东南古彝文字
在滇东南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古彝文字崖画有弥勒老虎山、狮子山、红石岩、金子洞、散坡，这些彝文崖画分布在弥勒五山、巡检和西三镇一带。除此之外，还有开远偏箐岩洞和小龙潭岩画、石林与弥勒交界处的龙母箐崖画等。民间彝文古籍文献较多，有《妥索戈姆查》、《尼节审卓》、经书和家谱。弥勒市有一部彝文经书《文字起源经》，记载了居住在北方尼戈的圣女布阿德玉嫫发明了像数文字，并传于女氏族苏撒审玉嫫，其后共传192代人。石屏县龙武镇和哨冲镇邱氏、罗氏、李氏、普氏现在仍然保存着非常完整的彝文家谱，图3为张进发先生提供的石屏县民间保存的古彝文字截图。我们可以从这幅古彝文字截图中找到贾湖契刻符和三星堆石边璋、青铜立人像座上图画文字相同的部分字符，说明贾湖契刻符、三星堆“图画文字”和古彝文字是同属于一个文字系统，贾湖契刻符是三星堆“图画文字”和华夏古彝文的源头。显然，从8000年前的贾湖契刻字符到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图画文字”，再到现代的彝族文字，这种8000多年的承传、使用，表明这些“文字”是具有记录和传达语言、扩大语言在时间与空间上交际功用的成熟文字了。
图 3 滇东南石屏县民间现存古彝文字
2.4 “贾湖人”和“三星堆人”的文字表达方式
虽然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字符和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图画文字”都可以用古彝文字释读，表明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相同的“文字”，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两者文化所要表达的对象不同而出现的差异。“贾湖人”使用文字是为了占卜和显示权利，而“三星堆人”是为了祭祀，祭祀是避讳文字的，只能使用“图语”和“物语”的形式来表达。例如，“贾湖人”在河卵石上契刻“权利”的字符，“三星堆人”则用金杖的“物语”来表示权利和力量，而且他们都有明显的“天神赋予”的寓意。贾湖遗址出土的“权利”，字符“ ”如闪电，以表明“天神赋予的权利”。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上有“太阳神射出的箭穿过鸟，刺入鱼的眼睛”，以表示“三星堆人”祈求天神来消除地震灾害的企望。显然，“天神赋予”成为了“贾湖人”和“三星堆人”对权利的共识。特别是贾湖文化中也有太阳神的崇拜，在陶器上就有太阳形刻画字符，在三星堆文化中太阳神崇拜可谓深入人心，以“物语”和“图画文字”的形式表达对太阳神的崇敬。如图4所示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陶罐上的陶符和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表示太阳神的“物语”及“图画文字”截图（a贾湖陶符；b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出土的器盖捉手内饰旋涡状凿印纹；c三星堆3号祭祀坑出土的六角饰件；d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饰件；e金沙遗址出土的铜立人太阳冠图；f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太阳神）。贾湖陶符“ ”是古彝文字“ ”的原始字符，可解读为“明亮”或“光明”(《滇南彝文字典》第415页)，在彝族文化里指“太阳神”，显然是三星堆文化中太阳神的“物语”及其“图画文字”的源头。
图 4 贾湖陶罐太阳字符和三星堆、金沙金太阳神“图语”及“图画文字”
在大汶口文化中就有与三星堆“图画文字”相同的字符，如大汶口遗址M26中出土的象牙梳和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龟甲上的字符“”就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石边璋上刻有的“图画文字”同字同义。张志华先生认为：“周口地区大汶口文化的渊源，应是以太昊之墟淮阳为中心分布的贾湖类型文化。”张居中先生也认为：“大汶口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贾湖类型文化的影响。”而且“大汶口文化居民与贾湖人体质特征相似。”因此，贾湖文化、大汶口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是同一个文字系统，“三星堆人”用“物语”和“图画文字”的形式表达了贾湖和大汶口文化文字。
3 贾湖、磁山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
3.1 具有相同的祭祀形式
1983年、1984年和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多家文物管理单位，对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祭祀灰坑高达300余座，其中H99灰坑口长2.25米、宽0.8-0.9米，深0.4米。内填黑灰土，含大量红烧土块和陶片，可辨器形有罐形鼎、圆腹壶、厚胎短颈壶等；从《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得知：2013年第八次发掘中又出土25个灰坑，坑内填灰黑色土，内含较多炭屑、草木灰和少量的红烧土颗粒，出土遗物包括龟甲、陶罐及动物骨骼。从《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也得知：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址共发掘出30个祭祀灰坑，坑内填土呈深灰色，内含炭粒、红烧土粒等，出土有泥质和夹砂红陶鼎、罐、钵、壶等碎片，还有石饼、石料及碎骨片。1976-1978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处和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对磁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现房址二座、灰坑474个等遗迹。从这些贾湖、裴李岗和磁山遗址中出土如此之多的灰坑和坑内遗留物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肯定这是祭祀后的瘗埋坑。特别是磁山遗址发现房址只有2座，人骨一具，灰坑的数量多达474个，这决不可能是居民生活区，而是一个祭祀场所。卜工先生也认为“磁山遗址数量众多的灰坑应是祭祀遗迹”。我们也可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一文的描述得知：“回形和椭圆形灰坑,坑内堆积灰土、草木灰、烧土、炭屑以及兽骨等，坑内发现较多的红烧土块，其上留有芦苇的印痕。不规则形灰坑，出土陶片不多，有可复原的支架一件。此外，有骨鱼镖、䈂、锥和石斧等遗物。……发现有三足钵器、支架、陶孟。”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磁山遗址的祭祀坑是三星堆祭祀坑的雏形。从贾湖、裴李岗和磁山文化遗址发掘出的祭祀坑中的遗物来看，这是典型的燔祭后的掩埋坑。彝族现在仍然有这种“燔祭掩埋”的祭祀习俗，贾湖、裴李岗和磁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祭祀形式一样，都有一个“祭祀——燔燎——捣毁——瘗埋”的祭祀过程，只不过是“三星堆人”用青铜祭器、海贝、玉石、象牙、家畜等替代了原始的以石器、陶器、粮食、猪、狗等作为的祭祀品，磁山遗址出土的“三足钵器、支架、陶孟”就是贡献祭品工具的可考的地下出土文物。三星堆祭祀坑内有“大量的草木灰烬、炭屑、烧骨碎渣和少量的红烧土颗粒。”磁山祭祀坑内也有“大量的灰土、草木灰、红烧土块、炭屑以及兽骨”，这正是磁山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形式相同的最有力的证据。学者段宏振先生认为：“磁山文化晚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来自南邻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大量涌入。”其明显具有裴李岗文化北拓兼并磁山文化的现象，这样不难解释“贾湖人”为什么要在龟甲(M335:15)上契刻方位“北”进行占卜了，向北发展或向北到磁山参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贾湖人”强烈的愿望，这块龟甲也许是“贾湖人”要向北裴李岗迁徙发展或去磁山祭祀之前用于占卜的遗存。学者张驰先生认为：“种植农业可以应对或补充华北南部寒冷的冬季以及采集经济歉收的年景，这应当是贾湖一期遗存能够迅速向北扩展的主要原因。”不过“贾湖人”向北占卜扩展的动机，可怕不仅仅是“种植农业环境需求”，而是由一种宗教信仰来驱动，474个祭祀灰坑的规模并非一朝一日祭祀之后的遗迹！磁山遗址是“临时性居住地而非典型的定居聚落”，“临时性居住”顾名思义就是祭祀时的临时居住，联系到发掘出众多的“储粮坑”和灰坑，我们可以确定磁山遗址是一个祭祀的圣地，是“公共的祭祀场所”。“储粮坑”实际就是人们贡献的祭品粮食瘗埋坑，灰坑是燔祭后的瘗埋坑。祭祀活动年复一年，坑随机而掘，这样呈现出了“分布稠密数量巨大”的“储粮坑”和灰坑。这种祭祀特征与 4000多年后①的三星堆祭祀别无差别，三星堆的祭祀只不过是在规模、形式和祭祀用品上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而已。磁山遗址那么多的“储粮坑”，有的坑“下层有近2米厚的粮食”，有人推测当时“储粮坑”所藏粟的储量可达十万计，显然这不符合当时处于原始农业的经济状态的实际。但是，如果磁山是一个祭祀圣地，就有可能这些“粮食”是在举行一次次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中来自四面八方的祭祀者的贡品，是人们舍不得吃的、专为祭祀而积攒的贡粮，祭祀过程中积少成多，祭祀完毕后倒入坑内掩埋的遗存。再说有一些“储粮坑”底部的粮食堆积中，发现有完整的陶盂和整齐地摆放着猪、狗等家畜，这显然是贡献给祖先神或天地神的祭品。因此，“储粮坑”的功能并非用于实际生活，而是掩埋祭祀品的祭祀坑，这就是三星堆祭祀文化的源头。磁山祭祀者携带粮食来祭祀，三星堆祭祀者抬着铜器、象牙来祭祀，积少成多，便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壮观。图5是贾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护身符咒（H282：2）和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护身符咒（K3QW：125）。显然，两者文化虽然相距五千多年，但文化寓意相同，都是禳灾祈福的护身符。8000年前华夏人类就已经有了制作这种护身符咒带在身上以咒祛蠹的风俗，在距今约7800-7100年的高庙文化的陶器上也有类似符咒，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和三星堆文化时期，这种“符咒”就演化为“图画文字”，得了普遍应用，并成为了“咒”的早期华夏古彝文字“ ”。
图 5 贾湖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符咒
3.2 红烧土块把贾湖、裴李岗、磁山文化和三星堆文化联系在了一起
在三星堆1号、3号、4号、8号祭祀坑填土和灰烬堆积层中有大量的红烧土块或红烧土颗粒，《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中认为“经火烧过的“红砂石”（红烧土）碎块，即是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但是这种“红烧土块”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祭祀坑中均有出现，甚至在安徽凌家滩祭祀区发现有分布范围近平方米红烧土3000块遗址，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祭祀区里也发现有红烧土块遗迹。这种在仰韶文化前后、大汶口文化乃至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普遍存在的红烧土块（或颗粒），并非是“泥芯”，而是具有特定寓意的祭祀象征物或具有特定意义的建筑材料以及祭祀后的遗留物。在彝族文化里，用火烧过的土，称为[ni: tʃɔ:]（尼充），[tʃɔ:]本意为“烧”，但又与“基因”的发音相同，便通常假借。在彝族文化里人是用黄土和白土做出来的，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有载：“造人的男神阿热，造人的女神阿咪，走到太阳下的黄土山，走到月亮下的白土山，黄泥做男人阿达米，白泥做女人野娃。蚂蚁瞎子这一代人（人类的第一代人），就这样造出来了。”而且“太阳晒了七天七夜，泥人晒活了。”所以[ni: tʃɔ:]（尼充）又有了“始祖”之意，经火烧过（彝族文化中火与太阳通常假借）的红烧土又有了生命的象征，因而红烧土块成为了表达“人类基因”赓续的载体，把它填充在房基里、用来建造寺庙和祭坛、撒铺在祭祀坑和墓室里具有了“世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寓意。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用红烧土块构建，就是为了彰显华夏民族的“女祖”所具有的基因赓续能力；同时红烧土块（或颗粒）又誉为“火土”，便成为了用火反咒水的材料，“反咒”是彝族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其贯穿于整个祭祀活动之中，史前华夏民族也一定懂得了红烧土块这种“反咒”的作用。其次，红色的红烧土块（颗粒）有阳刚之气，提高了“土克水，阳克阴”的功效，用其填充在房基里、建造庙宇、祭坛、铺撒在祭祀坑和墓室中具有“驱鬼辟邪”的功用。特别是，彝族人认为红烧土块（颗粒）和象牙一样是水妖最怕的两物，因此常用来攘除水患。根据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双槐树遗址有遭受地震和水灾的遗迹情况来看，贾湖-裴李岗-磁山文化时期和仰韶文化时期的祭祀坑中的红烧土块（颗粒）既是象征人类“世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又是具有“镇水患、驱水妖”的功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红烧土块（颗粒）出土，也证明了“三星堆人”与中原早期文化之间的“基因”关系，在祭祀坑中撒铺红烧土块（颗粒）就是为了“消灾解厄、护佑人民生生不息”。红烧土块（颗粒）作为具有特定寓意的祭祀象征物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其最早出现在距今约一万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里，《发掘报告》认为是灶或火塘中的烧土。在安徽省蚌埠双墩遗址发掘中也发现地层中含有大量的红烧土，蒙城县尉迟寺遗址在2003年发掘中也发现红烧土层，《发掘简报》认为：“皖北地区的原始先民，在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居住在红烧土房屋中。”但是我们又发现不是所有的房屋都用红烧土块，而且用红烧土块的部位也很讲究，蒙城县尉迟寺遗址也只在F81的房址基槽内发现红烧土块，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也只在墙基内和人骨架上有红烧土面，凌家滩遗址则出现在祭坛和祭祀土台的建造遗迹之中，河南登封南洼遗址殷墟文化墓葬的填土层中也有大量的红烧土。屈家岭文化红烧土块则出现在墓葬中，特别是祭祀坑（H2）中猪骨和红烧土块同时出现，这就更能说明了这是一个祭祖性质的瘗埋坑。贾湖遗址、磁山遗址、屈家岭遗址和三星堆1号、3号、4号、8号都是用红烧土块（颗粒）撒铺在祭祀坑里，所以红烧土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功用就是“消灾解厄、护佑人民生生不息”，所彰显的文化就是“华夏民族基因的赓续”。
3.3 贾湖、裴李岗和磁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祖先崇拜一脉相承
学者蔡葵认为：“强有力的祖先神灵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能降福后代和庇护着全氏族、部落的安全和幸福。他们用绘画、雕塑表示出祖先模样，并对此膜拜祈祷。”华夏民族的始祖崇拜始于“女祖”崇拜，如距今1.5万年左右的柿子滩的“女神”岩画、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女性石雕像、红山东山嘴的陶塑女像、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女神庙”和泥塑女神像。“女祖”崇拜最核心的是繁殖，体现于“祈子”，上列出土文物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个核心文化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生育的诉求，柿子滩的“女神”岩画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磁山文化来说，从“磁山的猪骨数量较多，主要是未成年的幼小个体”的情况来看，这些猪崽显然是用来祭祀的贡品。为什么要用猪崽来祭祀？其原因无非就是以“子”献给“女祖”，这是古人“祈子”的一种表达形式，其目的就是祈盼“女祖”能以她的非凡魔力祈求天神给予人类传宗接代、生生不息，其宗教性质与“兴隆洼遗址中期墓葬M118中出土两具一雄一雌完整猪骨架，代表两性生殖繁衍之意义。”一样。我们再看看磁山遗址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石磨盘和磨棒，而且“石磨盘大部分是平放的，磨棒竖立，一头插入土中。”这种情况不与磁山遗址出土“二座房址”的非聚落定居功能相匹配，而且从“对四十五组出土点，经过仔细清理和观察，未发现人骨、牙齿以及有关墓葬的任何迹象”的情况来看，并非为陪葬品，唯一的可能就是祭祀用的道具，祭祀者通过石磨盘和磨棒不断地撞击或碾磨以感天而生，也就是说石磨盘和磨棒是人类“生殖器”的物语，这种物语在滇东南一带的彝族文化中现在还有，说“端午节是石磨盘和磨棒载活的好时节”，其原始之意就是“端午节是交配受孕的好时节”，这种文化就如战国时期的《春秋公羊传》所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显然，磁山文化是“以人的繁殖求生存”的祭祀场所，其体现了繁殖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重要性，以及一个氏族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女性的繁殖观。学者王芬对兖州王因墓地出土的899座墓葬死亡年龄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指出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兖州王因人”“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5.78岁，女性比男性稍低，为33.96岁，女性在育龄期间显示出较高的死亡率。”这个死亡率数据也充分证明了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繁殖的重要性、紧迫性。段宏振先生推断的“石磨盘磨棒的使用者可能主要是女性”[35]的结论也说明了石磨盘和磨棒是女性用来祈子的道具。《阿细的先基》里也有“蟋蟀横眼睛代人”遭受水灾之后只剩小儿子和小姑娘兄妹两人“如果不配夫妻，这个世间上，就没有人了。天上的金龙神，叫兄妹滚石磨，石磨滚下能合拢，兄妹便成婚。”显然，石磨就是一种具有生殖寓意的道具。因此，“磁山”之称，也可能源自“茨山”（祈孕之山）而来，与河南新郑具茨山的“具茨”意义相同。前面讲过，灰坑中有红烧土块（颗粒），这是“基因赓续”的象征，这一推论可从距离磁山遗址大约有40千米左右同时期的赵窖遗址出土的早期仰韶文化石雕女人头像（按张海江先生纠错,属于磁山文化）、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女神泥塑像和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笔者认为是女性头像）的“女祖”崇拜得以证实（如图6所示）。
图6 磁山文化、红山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中的“蟋蟀横眼睛代人”（a 赵窖遗址出土的石雕女人头像，b 红山文化的女神泥塑像，c 三星堆 1 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一文也认为“红山文化，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32]我们又根据汤池先生的《试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一文得知，河南密县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有女性老人陶塑人头，有人认为是氏族老祖母的形象[58]。而磁山文化又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强烈影响[17]，所以磁山遗址灰坑中有“大量的烧土块，其上留有芦苇的印痕”[32]也极有可能是“泥塑女祖”偶像燔燎捣毁后的残留物，也可能祭祀者用以表达“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愿望祭祀遗留物。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红山文化的“女祖文化”一脉相承，其奠定了华夏民族在母系社会时期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这种“共同体”也可从彝族、苗族与汉族之间有较近的遗传距离[60,61]和龙山时期的河南禹州瓦店的古代个体在遗传成分上与汉族、苗族、彝族高度一致的结果[62]得到证实，正如有学者也通过遗传学研究认为“近 2 万年前，苗瑶和汉藏的共同祖先分化为苗瑶和汉藏的祖先人群，之后汉藏祖先人群再分化为汉和藏缅人群。”[9]其中所说的“共同祖先”就是“女祖”，“苗瑶和汉藏的分化”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开端。不过，磁山的祭祀圣地并非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繁殖，从灰坑燔祭和“储粮坑”掩埋的情况来看，有祭祖、祭天、祭地的综合功能，《尔雅·释天》所说的“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磁山文化兼而有之。《礼记·王制》说：“天子社稷则太牢，诸侯社稷则少牢。”在古代祭祀中，无论“太牢”或“少牢”，都有猪，磁山遗址出土的猪骨有成年的猪也有未成年的猪[36]。滇东南一带的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里也有“筷子横眼睛这一代，三岁的大肥猪，抬它去献神。”[20]其中华夏民族的“筷子横眼睛这一代”恰好与磁山文化时期相当，“三岁大的大肥猪”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反映了在迄今 7500 多年前华夏民族已经会用家猪作为祭祀的牺牲！在彝族祭祀文化里，用牲畜是很有讲究的，猪用来祭祀祖先神和天地神，牛羊用来祭祀亡灵。“磁山人”用猪作牺牲，具有特定的祭祀对象——祖先神和天地神，其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里的“约 3 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18]”性质一样，都是祭祀用牺的遗迹。因此，磁山遗址也是祭祀祖先神和天地神，祈求力量、战胜灾害，风调雨顺、粮食丰登、家畜兴旺的场所，磁山的祭祀性质与三星堆祭祀性质毫无差异。
图7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
3.4 三星堆和金沙文化赓续了贾湖占卜文化
虽然三星堆未发现卜甲，但在金沙遗址先后发掘出土了卜甲21块，其中背甲19块，腹甲3块，最大的一件经修复后长约60cm，最宽处约29cm。《周易·系辞》说：“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龟。”商王室盛行用龟甲占卜决定行为方式，古蜀王也是如此，图7是《龟甲占卜的来由》一文的截图。从卜甲钻孔的密度来看，这些卜甲使用了较长的时间，根据朱乃诚先生提出的“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即王室转移至金沙地区”的结论，再结合祭司或巫师这种职业具有“父业子承”或“母业女承”的特征和卜甲这种作为重要的法具所具有的承传性，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有些是从三星堆带来的，沿用了三星堆的卜甲，因此“三星堆人”也一定有龟甲占卜的习俗，这种习俗并非通过引入中原殷人龟甲占卜文化而来，而是“三星堆人”的人群源自中原的、一种世代承传的固有的文化习俗，就像李辉和严文明二位学者指出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前身——磁山、裴李岗文化”的那样，“三星堆人”的占卜术应源于贾湖、裴李岗、磁山文化时期的龟甲占卜术。图7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这种源流可以从三星堆——金沙卜甲与殷墟出土的卜甲差异中得到证实：（1）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钻凿都是规则的圆形，分布很随意，无规则排列，这一点是与中原地区（殷墟）出土卜甲最大的区别。这种现象可能与不需要刻写卜辞，为充分利用卜甲材料有关，殷人为了刻写卜辞要留有一定的空间，而且要求钻凿要有一定的规则。（2）殷人用龟甲多为龟腹甲，少量背甲。而金沙遗址先后发掘出土的卜甲21块中就有背甲19块，腹甲仅有3块。这种差异可能与殷人和“三星堆人”所认为的影响占卜结果的祖先神或天地神有关，祭司或巫师在占卜灼烧时是要念“祈经”与祖先神和天地神沟通（也有吹笛或吹箫的），这个所念的“祈经”就有“祈天”“祈男祖”和“祈地”“祈女祖”之分，于是用龟甲也有讲究，背甲对着天为阳，腹甲接着地为阴，祈天、祈男祖用背甲，祈地、祈女祖用腹甲，阳卦用背甲，阴卦用腹甲。殷代人用龟甲多为腹甲，说明殷人以卜阴卦为主。“三星堆人”用龟甲多为背甲，说明“三星堆人”以卜阳卦为主。在彝族文化里，阴卦与母系、地神、黑夜、疾病或逝者的幽灵有关，而阳卦则与父系、天神、太阳和力量相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是佩戴在一位年轻力壮的男性死者身上的，也用背甲占卜，占卜后获得的卜辞“忍”和“长命百岁”刻写在腹甲上对墓主人来说是“祛阳”，需要求助“女祖”的力量“以阴克阳”。因此，贾湖人崇拜“女祖”、殷人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三星堆人”则“云黄帝后世子孙也”，于是就有了这种用龟甲部位的区别。“三星堆人”用背甲卜阳卦，祈求天神和轩辕神来战胜地震和洪涝灾害就不言而喻了。（3）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未刻任何卜辞，而殷墟出土的卜甲几乎都刻有卜辞。孙杰先生认为“这可能与金沙遗址甚至包括三星堆遗址都没有发现任何文字有关”，其实这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中以“图语”和“物语”占主导地位文化有关。我们可从前面的三星堆石边璋上的祭祀情景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画文字”释读得知，“三星堆人”即使有文字也通过图画的形式来表达，此与滇东南、凉山一带彝族巫师使用的卜甲也不刻卜辞的情况如出一辙，是为了在占卜过程中“天机不可泄露”而故意不刻卜辞，以彰显巫师占卜的神秘性。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不是没有文字，而是在祭祀和占卜中避讳用字，前面的石边璋上的祭祀情景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画文字”就是“避字现象”最有力的证明。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与殷墟出土的卜甲的差异性，再次说明了“三星堆人”用卜甲占卜的文化是他们自身世代承传的、固有的、认知发展的文化，并非从殷人那里学来。贾湖龟甲契刻符、江苏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龟甲刻画字符、三星堆石边璋上的祭祀情景和青铜立人像座上的“图画文字”都可以用古彝文字来释读，说明“贾湖人”、“大墩子人”、“三星堆人”和彝族先民曾经是一个共同体，在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
3.5 三星堆文化继承了贾湖绿松石文化
如图8所示是贾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饰件和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饰件，显然二者具有相同的形状特征，其为“三星堆文化始于贾湖文化”提供了又一证据。2013年贾湖遗址第八次发掘，在第一、二期墓葬中发现了大量随葬的绿松石串饰，有的一墓竟达数百颗之多，可为华夏绿松石文化的肇始，贾湖文化5000多年后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依然赓续了这种文化和饰件的形制。
图8 贾湖与三星堆（金沙）绿松石文化
3.6 贾湖象牙雕板与三星堆象牙功用一致
贾湖遗址在2013年第八次发掘中，从M55号墓葬中出土有一件象牙雕板（如图9所示），根据《发掘简报》得知：该墓葬经鉴定为年龄约6～10岁的儿童，在墓坑西北角有陶鼎、罐和壶各1件，头骨下垫象牙雕板1件，左肩外侧有陶壶及磨石各1件。显然，这是一座很有彝族葬俗特点的墓葬，其中陶壶在左肩部，就是让亡灵回归祖地的路上有水喝，象牙雕板垫在头骨下就是为了驱邪，让亡灵平安回到祖地。三星堆出土大量的象牙并非代表财富，而是为了驱邪，为了“以沉入渊中杀死水妖，消渊见陵”。贾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板也是一样，也是为了驱赶亡灵回归祖地路上的妖魔鬼怪，这是一件“驱邪头枕”。所以贾湖象牙雕板是三星堆象牙文化的源头，8500多年前（贾湖墓葬为第一、二期遗存）华夏民族就懂得了用象牙驱邪的功用。不仅如此，象牙雕板的造型是华夏古彝文字“鹇”的“ ”的原始字符，释义为“让亡灵乘白鹇回祖地”，证明“贾湖人”也视白鹇为神鸟。在彝族文化里，白鹇是祖先喂养的神鸟，三星堆2号、3号和8号祭祀坑也出土了许多青铜神鸟，特别是8号祭祀坑出土的凤鸟（K8⑨TQ:530）就是白鹇，所以三星堆文化、彝族文化与贾湖文化一脉相承。
图9 贾湖遗址 M55 号墓葬出土的象牙雕板
4 结语
彝族从中原南迁的过程中，他们赓续了华北和中原的许多史前文化，原始的文字、祭祀方式和占卜术现在依然其迹可寻，特别是用甲骨占卜的这种史前文化，在四川凉山、滇东南一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还比较盛行，他们“用艾绒点炙羊前膀(胛)骨（或牛胛骨）占卜，以卜吉凶。”“羊胛骨被火草烧裂的纹路，若是正好裂出两条纹路，并且向‘上下左右’四方直直延伸，成‘十’字形，认为是‘四平四稳’的‘大吉’。”这就是“贾湖人”、“大墩子人”、“三星堆人”甲骨占卜的活化石！这就不难解释贾湖契刻符、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龟甲刻画符、三星堆“图画文字”都可以用古彝文释读了！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贾湖墓葬中出土的骨笛，甲骨文中的“ ”不是“言”字 ，应为“笛”读[pi:]，与汉字“品”同音，是后世笛子、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实际上汉字“品”按《说文解字》也有“吹奏箫管”之意或“卜辞中为祭名”，彝语曰“笛”为“品卤”，“卤”原始意为“祭祀”，认为“笛”最早是用于祭祀或占卜过程中呼唤祖灵的乐器，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笛子上有“占卜”字符“ ”（M253：4），字符与载体相结合，可释读为“卜笛”，其为“笛文化”的来源提供了可考的实物证据。从贾湖遗址发掘简报得知：M344墓主人为壮年男性，仰身直肢，随葬泥质红陶折肩壶1件，骨笛2件，龟甲8个，龟腹内装小石子。这里除了具有彝族墓葬文化中“仰身直肢，随葬泥质红陶折肩壶”所寓意的“让亡灵回归祖地时走得动路，有水喝”而外，有骨笛和龟甲。众所皆知，古代实施占卜的人一般是祭司或巫师，所以M344墓主人是一名祭司或巫师，骨笛是他用于祭祀或在用龟甲来占卜时召唤祖灵的乐器。《大戴礼》有“龟非火不兆”，龟甲灼烧是占卜的重要环节，这时占卜的人需要通过吹笛以唤祖灵祈盼吉兆。彝族分笛子为雌雄，M344墓中有2只骨笛，也应为雌雄两支，阳卦吹雄笛，阴卦吹雌笛。
总之，贾湖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是同一个文字系统，“贾湖人”用龟甲契刻字符表达占卜的动机，在河卵石上刻写权利的字符，“三星堆人”用“物语”和“图画文字”的形式来表达祭祀的目的和权利。贾湖契刻字符和三星堆的“物语”、“图画文字”用彝族文化或古文字来解读，能使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
磁山文化时期，人的繁殖作为人类发展的第一需要，“女祖”成为了祭拜对象，并通过“女祖”以感天而孕，繁衍生息。三星堆文化时期，地震和洪灾威胁到了“三星堆人”的生死存亡，人们渴望祖先神轩辕氏来总览乾坤，请日月神来消灾解厄。二者祭祀的对象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祭祀的基本形式“祭祀——燔燎——捣毁——瘗埋”和“以祖先崇拜为思想基础”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用红烧土块（颗粒）来消灾禳福和赓续华夏民族基因的文化没有变。三星堆和金沙文化赓续了贾湖龟甲占卜文化，而且这种文化被彝族承传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三星堆人”佩戴的绿松石护身符咒和饰件与“贾湖人”所佩戴的绿松石护身符咒和饰件的形制相同，文化相通；“贾湖人”用“象牙雕板头枕”驱邪与三星堆文化象牙功用一样；象牙雕板以“白鹇”华夏古彝文字“ ”为造型、“三星堆人”以白鹇为神鸟，再次证明了贾湖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学者张永兴等人指出：“云南元谋东方人是最早的原始人类。”《阿细的先基》中的“蚂蚁瞎子代人”可以概定为距今250万年前生活在今云南元谋一带的南方古猿“东方人”，“东方人”因极热气候北上，成为了“蓝田人”、“泥河湾人”、“西侯度人”，并逐渐发展成“匼河人”、“北京人”、“丁村人”……创造了灿烂的下川文化、贾湖——裴李岗——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揭开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因而在后来的华夏民族中形成了祖先崇拜和祖地意识。裴李岗遗址的墓葬形式“方向均为南北向，死者头南脚北，仰身直肢。……壶多单放于死者的头部。”磁山唯一的一个墓葬也是“头西南向，仰身直肢。”正是体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地意识和落叶归根的文化，是华夏民族回归祖地意识的最有力的证据，也是证实彝族源于华夏民族的可考的地下出土文物，正如Sagart等学者通过计算语言学的方法论证了汉藏语系的早期起源与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相关。彝族支系阿细人民间至今还传唱着“太行伯下，商亥依泊哉，是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其中彝语“太行伯”就是指“太行山”，“商亥依泊哉”意为“三门古湖之畔”，《山海经》也有载：“昆仑墟北，有人曰：太行伯。”“伯”就是彝语“山”；甲骨文有“氐羌刍五十”，其中的“氐羌刍”就是“氐羌人”，“刍”就是彝语“人”。《山海经》和甲骨文的这个记载，从语言学方面证实了太行山和中原一带曾经是彝族先民安居的乐土。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高山古城与青铜时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人骨样本古DNA测序和群体遗传学分析也证实了“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川滇先民主要源自黄河流域的粟黍人群，……现代中国西南藏缅人群保留着大量与高山古城、海门口古人相关的遗传成分。”这就更能说明贾湖契刻符、江苏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龟甲刻画符、三星堆“图画文字”与古彝文的关系了，“三星堆人”和彝族作为华夏民族南迁的一部分，必然赓续了贾湖——磁山文化的文字、祭祀方式、甲骨占卜术和红烧土所代表的华夏民族的基因，贾湖——磁山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三星堆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内生的、可追溯的文化结晶。
原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5卷第5期；作者授权彝族人网发布。
附注：本文原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5卷第5期，删除了参考文献，原文可进入https://ssr.oajrc.org/Periodical_qkcm.aspx?id=723免费获取。
作者简介：段树乔（男），彝族，生于1961年，云南省系统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云南大学软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云南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从事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历史文化研究。通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凤凰村银海城市花园6栋140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