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神话传说；活态民俗；器物符号；彝文化元素
彝族,古称带弓箭的大人(夷),自称“倮罗”、“诺苏”、“尼苏”、“纳苏”、“傈苏”等,其原始部落发源于西南地区,繁衍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并传播了自己的巴蜀文明。古蜀国“蚕丛国破”、“杜宇亡国,杜鹃啼血”的历史记载,证实了古夷人就是古蜀国的主体民族,也证明了 古巴蜀国王杜宇就是彝人。三星堆文物出土以来,有关三星堆文化的解谜正如它的苏醒一样犹如晴天响雷又似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结合彝族神话传说、彝文古籍史 料及有“根”的至今仍存活于彝人生活中的文化习俗来解读三星堆文化,可领略到三星堆器物符号闪烁着彝文化元素之光芒,追溯其所承载的彝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 迁史,聆听其所讲述的彝族神话故事。
一、青铜纵目人面具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面具中,尤以青铜纵目人面具最具特色,也是最宏伟的一具,有的说它是《山海经》中龙的形象,是千里眼、顺风耳的综合体;有的说它是史书 中记载的蜀王蚕丛的遗像等等。然而,在彝文古籍里,都能找出他们的原型,或可将他们同一些神话人物的形象对号,彝文文献《洪水泛滥》、《支嘎阿鲁》、《阿 匹额索》、 《诺沤曲姐》等都记录了“杜诺布”、“密那沓”、“恒摩诺娄则”三个形象,其中“杜诺布”意为能听清千里讯息;“密那沓”意为能看见万里的物和事;“恒摩 诺娄则”意为耳能闻千里、眼能观万里的神人。他们都长有奇特的眼睛和耳朵,都是天上的主神策耿兹(或作“策举祖”、“恩体古兹”)的使臣、使者。
这具最大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宽138厘米,高66厘米,估计约80公斤,是众多青铜面具中的佼佼者。它最奇怪的地方就是那双凸出来的眼睛,从巨大的眼眶里 伸出一对圆筒,那圆筒直径约8厘米,长约18厘米,圆筒中段有一个扣环,好像能旋动,能伸长缩短,恰如一副望远镜,又像是一对巨大的螃蟹眼睛。额头正中有 一个切割的方孔,专家们估计那可能是安装额饰的地方,可惜额饰未发现。一对倒八字的眉毛,像两片柳叶,鹰钩鼻子高高隆起,那张嘴特别宽,唇又特别薄,两嘴 角裂到耳根下,占了几乎整个下颌。据说出土时还可见眼眉和嘴唇化了妆,有墨彩和朱砂涂其上,后来见了空气、阳光便氧化了。耳朵与人的耳朵迥然不同,明显呈 现出兽类特征,宽大地向两边展开着,形同张开的鸟翅或竖立起来的兽耳。类似的这种纵目人头像面具铸有夔龙形镂空额饰。[1](P54)
在三星堆的文物出土之前,有关这类青铜人面具的形象只有零星的模糊的文字记载,但在彝文典籍中却可找到明确的记载,如流传于哀牢山彝区的《人类起源说》一 书说:“人类曾经历了‘猴子变成人’、‘独眼变直眼’、‘横眼人’时代。在云南的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查姆》中也把人类的进化分为‘独眼人’、 ‘直眼人’、‘横眼人’三个阶段。” 《黔彝古籍举要》一书也记载:“关于人类的进化,在《人类的产生》和《婚姻纪》中都提到了直眼人和横眼人。直眼人时代‘木叶做衣裳,白泥当粮食,露水作水 喝’。过了若干代后才进入横眼人时代。直眼人和横眼人的传说在彝族中广为流传。”[2](P183)
根据彝文古籍的记载和传说,古时候,最早的人是独目人,这些脑眉上长着一只独眼的人,大小长幼不会分,吃食不知道祭神,遇老不知道磕头,见小不知道作揖, 众人无人来管理,普天之下乱纷纷。独目人时代无文明,是一个蒙昧时代,后来独目人遭到天谴,随着独目人时代的结束,纵目人时代开始,纵目人时代,农耕已兴 起,那时人们只讲耕种粮,一丛粮食重九斤,百姓只顾欢度日。关于纵目人,彝族创世史诗《查姆》作了如下记载:“独目人头发白得像棉花,头上还有瓦崔窝,全 身黑得像木炭,身上有麂子,脸像干树叶一样黄,眉毛长得像茅草蓬,眉毛丛中有野蜂,手指像竹节,手皮粗得像松树皮,脚像龙爪子,脚趾有筷子宽,脚裂里有麻 蛇,脚板上有石蜂,穿的棕树皮,远看像屯箩。罗塔纪仙女,对独目人讲:我给你带来四瓢水,你快拿去洗身子。独目人接过四瓢水,一瓢水洗头发,白发变黑发; 一瓢水洗手,粗手变嫩手;一瓢水洗脚,脚裂合拢了,行路似风响;一瓢水洗身子,污垢全洗净,独目人变成了纵目人,纵目人的鼻子剪刀样,下巴鸡蛋圆,嘴唇像 鹦哥,脸上闪红光,老人变成少年郎。”同时,与之相关的彝文典籍《阿普笃慕传》、《阿普笃慕若》、《笃慕世系》等都对古代彝族纵目人作了相类似的记载和描 述。从中可以看出彝族先民对人类社会初期的认识,特别是对人的具体认识有三个重要阶段,即独目人时代,此时代为原始的蒙昧期;纵目人时代,此时代为农耕兴 起的时代;横目人时代,此时代为奴隶制时代。是故,彝族把自己的始祖阿普笃慕视为横目人时代,从阿普笃慕开始至今一直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不变的时 代(即人的横目至今不变)。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具是对文献中“蚕丛纵目”最形象的说明。过去,人们对“纵目”的解释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它是额头正中多长出来一只眼 睛,有人认为“纵目”即是眼睛竖向生长。直到该面具出土,“蚕丛纵目”的典故才被正式定格下来。传说中的蚕丛是古蜀先王中的一个,是蜀中教民养蚕的先驱, 被古蜀人描绘为半人半神的“超人”角色。《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古蜀国的更迭先后经历了蚕 丛时代、柏灌时代、鱼凫时代、杜宇时代和鳖灵时代。
有发掘报告认为,三星堆文化属于古蜀王杜宇时期的文化。那么,杜宇之于彝族,之于彝族始祖阿普笃慕有何联系呢?文化交流、文化涵化的主要方式有战争、贸 易、迁徙,最重要的是迁徙。晋常琚《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七国称王,杜 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蜀王本纪》也说:“有男子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朱提即今昭通,滇川黔彝族传 说史中,彝族的发源地正是昭通,彝族《指路经》其祖魂最后送达一站也是昭通。
陈英先生认为彝族为早期蜀人后裔,彝语中的“苏”即“蜀”,彝族自称纳苏、车苏、格苏等即自认为是蜀人。彝语“以‘蜀’为中心词,有‘诺蜀’(彝人)、 ‘沙蜀’(汉人)、‘濮蜀’(仡佬)和‘哪蜀’(看守者)等称呼”,且他进一步认为彝族传说中的始祖阿普笃慕即杜宇。“阿普”义祖先,“笃慕”即杜宇的另 一记音。彝族古代行父子连名制。笃慕的儿子名叫慕雅枯、慕雅热、慕雅切、慕雅卧、慕雅克、慕雅齐,其字首都是“慕”。[3]彝文文献记载,笃慕时期,发生 了特大洪水,笃慕到洛尼山避洪水,洪水消退后,因天帝策更兹撮合,与三仙女对歌而成亲,生下彝族武、乍、糯、侯、布、默“六祖”,阿普笃慕为六祖分支的地 方正是在昭通乐尼雪山。古蜀传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杜宇统治的末期,《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杜宇)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 民得安处。”《华阳国志·蜀志》也说:“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 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4](P180)往上推杜宇的祖辈为蚕丛,《史记·三代世表》指出蚕丛 氏南迁:“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蚕丛、杜宇时,其辖地包括朱提。春秋时,受外来势力的侵袭,蚕丛氏之后裔,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活 动,其子孙溯金沙江而上迁到了“姚”———今金沙江南岸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嶲”———今金沙江北岸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
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史记载,无论是阿普笃慕抑或杜宇,两者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丝丝缕缕的联系。阿普笃慕所遭遇的洪水泛滥约相当于西周末年的蜀洪水时 期,与杜宇时代的洪水时间相近。阿普笃慕迁徙的路线也与杜宇迁都的路线基本吻合,与彝族《指路经》中的祖魂回归的路线大致相似,两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结合 神话与史料记载,阿普笃慕即杜宇的推测并非无稽之谈,而杜宇恰恰与创造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阿普笃慕与古蜀人,彝族之于三星堆文明的 创造者当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窥一斑而知全貌,根据彝文文献和彝族神话传说,可以发掘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蕴含的彝族文化元素。首先,从彝文典籍记载和传说来看,彝族是把阿普笃慕 之前的人认定为是两类形象不同的人,即独目人和纵目人。从出土的三星堆青铜面具中可以看到,除纵目人外,尚有一部分面具是在双目之上的额头开有一口,有些 学者认为这是为了便于铸造青铜面具的需要。笔者认为,这个竖形的方框,正好印证了彝文古籍记载的可信度,可以说,这一方框,其表达的信息符号正是彝文古籍 记载的独目人时代,而纵目则不言而喻,彝籍则有具体的形象描述。更为奇特的是,这件最大的青铜面具,其额头仍有一个方框,因此,从彝族文化的元素来说,这 是一件隐含着独目人的内涵而重点突出纵目人的青铜面具。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具青铜面具除纵目这一主要特征与彝文文献和传说记载相同外,其青铜面具中的鼻 子和嘴巴的造型和《查姆》史诗中的描述相一致。《查姆》把独目人变成纵目人之后的纵目人的鼻子形象地描述为剪刀,嘴形象地描述为鹦哥嘴。这亦可以从青铜面 具中找到答案,这一具青铜面具,其鼻子的造型就是一把倒置的剪刀,其嘴俨然一具鹦哥嘴的造型。这也是后来许多汉文献对彝文典籍形象描述时总要说上那么几句 “望目”、“鹰鼻”的原因。[2](P108)
青铜纵目人面具证实了“蚕丛纵目”的典故并将其定格下来,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对独目人到纵目人再到横目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过程的描述可作为蚕丛纵目的 史料佐证,传说中的彝族始祖阿普笃慕其事迹与史料中对杜宇的记载有很多一致之处。从神话传说到文献资料再到可感可触的实实在在的文物实证,无一不在闪烁着 青铜纵目人面具所蕴涵的彝族文化元素之光芒。
二、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与纵目青铜人面具显然不同,这些戴面具的人头像均为横目人,与现代人无异,这与彝文古籍记载正好吻合。而有关面具,在以往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的金缕玉衣,但像三星堆这样仅为面具不是头罩的尚属首例。
众所周知,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彝族是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其最突出的是祖先崇拜。祭祖大典是彝族祭仪的最高境界,其目的是对祖先的崇敬、缅怀、孝思,求得 祖先的保佑,使子孙昌盛、兴旺发达、逢凶化吉,所以每隔三代六十年左右,就要选择属虎、蛇、牛、猪年的腊月吉日举行祭祖大典,也有每经13年选牛、虎、 马、猴年之一的腊月吉日举行祭祖大典的,时间一般为七天七夜或九天九夜,最长的为四十天。彝族祭祖大典仪式复杂,内涵丰富,场面宏大,时间较长,参与人数 众多,所念诵的彝文经书更是分门别类。但其中一部经书则与出土的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有关,根据彝族祭祖大典中吟诵的《作斋献牲经》记载:“青棚之侧棚, 匠棚绿映映,匠棚变祖海,匠棚变妣海,阿勒匠下方,锤砧交叉置,炼金兮聂聂,炼银饰祖面,炼金饰妣装,祖变银妣变金以逝。”经中的匠棚指的是祭祖大典时专 居雕祖像之匠人居棚,祖像用青翠石磨光,节节相连,形成肢体之骨干,关节处垫以金片或银片,传谓古代人有生无死,以至老年,饮仙池之水,即变为金银木石, 故祖妣的脸是用金子作面罩的,祖公祖妣戴上金银面罩后,穿上绸衣绸裤,先置于悬崖洞中。从彝文经书和彝俗可知此处用金银之意,是希望祖公祖妣变为坚固的金 银,光照宇宙,不至与草木同朽,以保佑后裔昌盛。而三星堆出土的这些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与彝族祭祖大典中的祖公祖妣戴金银面罩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云南省双柏县,至今仍在火把节期间跳大锣笙,而领舞的一男一女均带有面具,其余人则不戴,领舞人的面具为木质面具,身上装饰为藤草。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 县高峰乡为彝族支系格苏聚居区,该乡彝族在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时亦盛行戴假面具,持刀跳傩驱鬼。可见,这是金银面罩的雏形,这种傩面具至今仍在西南彝区得 以保留并传承。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这些戴金银面罩的青铜人头像不是外来之邦,而是西南的世居民族,依据青铜人的造型,我们可以从彝俗中梳理出一条线,那就 是从独目人到纵目人再到横目人(现代人)的这一彝族先民对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直观朴素的认识论。虽然这些青铜器出在同一时期,但它要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人 物形象。[2](P109)尽管三星堆文化现尚难判明其祭祀本质为何,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其中傩祭占有极大的分量。从高峰彝乡的田野调查材料可看出三星堆青 铜大面具两侧上下共四个方孔当是用来插木杆抬面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三星堆面具还是高峰彝族面具都只有面部而无头部,高峰彝乡面具另用蔑扎纸糊彩绘在面 具上部加上华丽威武的冠戴,三星堆面具也应是另外加冠戴的。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地)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之饶。”推知古蜀地应有丰富的金矿资源且堪以“饶”概之,说明那种断定这具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是舶来品的观点尚有待商榷。在彝族祭祖大典中吟诵的《作斋献牲经》中就有给祖公祖妣戴金银面罩以求祖先长存、后裔昌盛的习俗,在今天的 彝俗如双柏的大锣笙、禄丰高峰的跳傩驱鬼等傩舞中仍传袭着戴面具的装扮。古蜀地拥有丰富金矿资源的事实,《作斋献牲经》中给祖先戴金银面罩的记载,至今仍 存活于活态民俗中的傩面具等等皆可佐证这些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折射着彝族文化信息。
三、青铜神树
出自二号坑的青铜神树,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棵商周时期的青铜神树,总高度达396厘米,系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全树共分上、中、下3层,每层 有3枝,共9枝,每枝成弯弓形,从上升弯到下垂,每枝的弓顶端站着一只鸟,共9只鸟,每层开有7朵花,共21朵,以及许多的铃牌、金叶、玉器等小型的装饰 品;树叶全部镂空,仿佛欲将叶脉呈现出来;沿树干逶迤向下爬行着一条蛟龙,状若马面的龙头垂向圆盘形的树座,龙尾朝上,矫健的躯体同树干的几个点相连接, 游动和爬行的姿态活灵活现。在原始部落中,早期的先民都以树为图腾,即树崇拜。早期先民认为树不仅象征着繁荣昌盛、生命繁衍,而且更有通天达地之寓意。图 腾树转型为神树,神树在四川考古史上最充分、具体的证明便是三星堆出土的这棵青铜神树。
神树崇拜是自然崇拜中最典型的一种形态,是众多信仰习俗的集中体现,“树崇拜”习俗是原始人类最常见的自然崇拜之一。“这在人类思维的那一阶段上显得特别 清楚,当时人们看待单个的树木像看待有意识的个人,并且作为后者,对它表示崇拜并奉献供品。”[5](P66)三星堆青铜神树群体的出现,表明了古蜀人对 神树的敬奉与崇拜,表明当时蜀人的树崇拜已扩展成为内涵极其丰富的一个信仰体系。神树既是上天的阶梯,又是太阳的居所,还是祭祀的神坛、供台,同时,又可 能是被祀的社神“地母”。古蜀先民们把一切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神树”上,即希望能保佑平安、趋吉纳福,又有财富、昌盛之寓意。[6]是人类的保护伞和宇宙 支柱。
文献中曾经记载的古代神树有这么几种:一是“建木”,二是“若木”,三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扶桑”。据《山海经》、《淮南子》记载,“建木”是生长在蜀地的 一种神可以藉之上下的通天树。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它就是蜀人祭祀时引导祖先或神灵降临的“天梯”。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此树是古代神话中太阳栖止的“扶 桑”和“若木”,为太阳崇拜的产物,与祭祀无关。神话中的“扶桑”是一棵生长在“汤谷”的宇宙之树,它有几千丈高,一千多围大。三星堆神树上栖止的鸟共有 9只,鸟的神态确有那么一点“太阳鸟”的味道,而且从最近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来看,古蜀人确有太阳崇拜的习俗和信仰,因此推测三星堆青铜神 树为“扶桑”,也非虚妄之言。
援引古籍,在古彝文经典《勒俄特依》中有这样一段详细的记载:“支格阿龙啊,要去射太阳,首先站在蕨草上射,射日射不中,蕨草因此垂头长不高;站在母猪桃 树顶上射,射日射不中,母猪桃树从此头往根上长;站在桑树上射,射日射不中,桑树因此成矮树;站在竹子上面射,射日射不中,竹梢因此弯三弯;站在松树上面 射,射日射不中,松树砍后不能发;来到土尔山顶上,站在云杉树上面射,射日就中日,云杉树从此矗立于山顶。”云杉树不怕风雨和冰霜,长得高,长得直,终年 不落叶,四季常青,是人们所崇拜的一种树。
至今,在黔西北一带的彝村,在村寨旁选一棵树做神树来祭祀,或一姓一棵,或一户人一棵,在农历二月初八或三月初三行祭。祭神树的目的不是祭神树本身,神树 实际上是被当作桥梁或媒介来沟通人和神的。表现在毕摩的原始宗教仪式中,毕摩请神来和送神去都在树下进行,甚至毕摩所插的木杈、神枝虽当作神位,但实际上 也是神树的象征。彝族先民的价值观是生与死都要一样的风光,“得的是满意,身穿的华丽,如拂晓的天空,吃的是美食。如谷深坳大,强者好汉,像松柏一样,严 冬碧绿油油,春日开繁华,夏日明晃晃,秋日光闪闪,在世时欢乐,死了也值得,骑蝗头魂马,虽归葬入山,却永垂不朽。”[7](P90—91)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是供那些有灵的众多神像在祭祀时用,当与彝族的祭神树有联系。
四、青铜雄鸡
在三星堆,一只昂首青铜雄鸡的引颈欲鸣在古老而又厚重的黄土下沉睡了几千年,而一个关于雄鸡与日月的神话却已在生生不息的彝人中讲述了几千年。
相传远古的混沌时代,天地一片黑暗,神人底尼派阿妞居日唤出了“戈斧勒世(彝语,即:六日七月之意,也就是六个太阳七个月亮),使天地焦作难当。英雄支格 阿龙为救苍生引弓射日月,射掉了五个太阳六个月亮,剩下一个残日和一个残月,两个受伤的日月避而不见,天地又回到黑暗,没有了天日。神人史祖瓦木又开始呼 唤日月。第一天,用一双白色的阉牛祭而呼之未果。第二天,用白色的阉羊祭而呼之未果。最后,找了一只洁白无瑕的大雄鸡呼之,当雄鸡引颈高歌第一曲,天的一 方暗云渐淡。当雄鸡引颈高歌第二曲时,东方路出了鱼肚白。当雄鸡引颈高歌第三曲时,天终于亮了,日月终于露脸了。史祖瓦木见日大呼:‘太阳啊!你终于出来 了!万物生长就靠你了!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哦?’太阳说:‘独行难免孤单,歌迎歌伴歌送可否?’史祖瓦木立即答应并在雄鸡的冠子上深刻三处深深凹陷的记号, 定下三条规矩:第一条,每天黎明,雄鸡必须鸣叫三曲,迎接太阳的到来。第二条,每到中午,雄鸡必须鸣叫三曲,陪伴太阳过顶。第三条,每到黄昏,雄鸡必须鸣 叫三曲,护送太阳落山。每天三次,每次三曲,周而复始,不得间断。从此,雄鸡的冠子上有了三道深深的凹陷之处,每到黎明、中午、黄昏,雄鸡都会按时引颈高 歌三曲,特别是山里的雄鸡叫得非常准点。”这是彝族神话传说中的雄鸡。
直至今天,在彝族的宗教祭祀场域里仍离不开雄鸡,认为雄鸡能连接天地,上传下达,沟通神灵。特别是“晓补”(彝语,即:反咒),在凉山彝区,不管是城里的 彝人,抑或乡下的彝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每次用的咒牲必须是一只已经叫开的雄鸡,并且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毕摩要让此鸡鸣叫三次。彝人们认为,一个人一年 到头为生活外出操劳,四处奔波,自己的灵魂可能会在某时某处离开身体而游荡山野河谷不归,所以在年终举行一次招魂仪式,仪式必须用雄鸡,且选白色的雄鸡最 佳。毕摩、苏尼、请自己的护法神必须用一只白色的雄鸡,认为只有雄鸡才能请神安神。
在物质生活领域里,雄鸡与人们的生产劳作、生活用品结下了不解之缘。鸡作为家禽被饲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雄鸡报晓早已与人们的生活起居息息相关。昔日,人 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具体的时间概念,破晓前的公鸡啼鸣成为一种报时信号,每当鸡叫三遍人们便起床,投入新一天的生活劳作,特别在农忙之季,它及 时唤醒沉睡的人们,早起耕作莫误农时,所以,在彝家山寨,别的家禽可缺,报晓的公鸡却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公鸡作为报时的“卫士”,忠实地守护着山寨。 山里的彝人视雄鸡为光明的使者、黎明的代言人,特别是对白色的雄鸡倍加爱护。雄鸡,彝人崇之敬之,并把鸡冠、鸡尾的形状绣进了自己的服饰里,如彝族幼童的 鸡冠帽、服装上刺绣的鸡冠纹、鸡眼纹、鸡尾图,还有彝族漆器酒具———雄鸡酒壶。
在云南中、南部彝区的大街小巷、城里镇外,不时还能看到一些彝家姑娘头上戴着一种形似鸡冠的帽饰,这种帽饰因形而名,俗称“鸡冠帽”或“公鸡帽”。“鸡冠 帽”是彝家姑娘吉祥、幸福的象征,赋有很深的文化内涵。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对彝家青年恋人,姑娘长得像绽开的马樱花一样美丽,小伙子十分英俊。一天夜晚, 他们在密林中相会,被森林中的妖魔发现了,贪婪残暴的妖魔杀害了小伙子,企图抢占美丽的姑娘,姑娘悲愤万分,奋力逃走,妖魔发现后立即追来。姑娘跑啊、跑 啊……刚好跑到一个山寨附近,眼看就要被抓住,这时寨中传来“咕咕”的雄鸡啼鸣声,愚蠢的妖魔以为天要亮了,吓得掉头仓皇而逃,美丽的姑娘得救了。姑娘知 道妖魔怕公鸡叫,就抱着一只雄鸡来到森林中与小伙子约会的地方,公鸡“咕咕咕”的叫声吓跑了妖魔,小伙子苏醒过来,他们幸福地结为夫妻。为了表达他们对公 鸡的感激之情和希望能永远有雄鸡的护佑,姑娘模仿着做了顶昂首竖立着鸡冠的帽子戴在头上。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彝族姑娘都仿效着做了鸡冠帽戴起来, 以求吉祥、幸福、平安。后来心灵手巧的彝家姑娘把鸡冠帽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有的还镶上了亮晶晶的小银泡,象征着光明和富裕,从此,鸡冠帽成为她们 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心爱之物,成为云南彝族姑娘们艳丽多姿的民族服饰之精品,也是传统服饰之一。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这只青铜雄鸡,昂首引颈,欲鸣破晓,鸡冠上的三处凹陷不得不让我们把它与英雄支格阿龙呼唤日月时与太阳立下的三条规矩,与那只 引颈高歌呼出日月、迎接太阳、陪伴太阳、护送太阳的白色雄鸡联系在一起。那只伴随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雄鸡继续升华进入了彝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占卜凶吉、驱除 邪恶的神鸡。
五、器物符号所演绎的社会历史文化
回顾全文,如果我们把青铜纵目人面具与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排列起来看,可以发现这两具文物恰好反映了彝族创世史诗《查姆》中彝族先民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 变的三个阶段。前者为独目人、纵目人时代的映射,后者则是横目人时代的代言。这两具面具演绎着神话传说、社会历史与活态民俗三位一体的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 发展变迁史,无声地讲述着那段遥远而沉重的历史,经久不息的传说及鲜活的人物。
通天大神树、支格阿龙射日月、雄鸡唤太阳,把这三者进行一个点、线、面的联结之后,眼前即呈现出一幅神话传说的真实回放。支格阿龙站在这棵通天大神树上引 弓射日月,并在雄鸡的冠子上深刻三处记号为约,让雄鸡每天三次高歌九曲来迎接、陪伴、护送太阳。由于对人类尤其对彝族有大功,人们便在日常生活中给它留了 一个席位,更让它进入宗教祭祀活动中永远享受人们的供祭。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射日月的传说在青铜神树和青铜神鸡身上找到了现实世界的落脚点,二者相互印证, 共同诠释彝族的神话传说和三星堆里的器物符号所蕴含的彝族文化元素。
彝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悠久而灿烂的彝族文化建构起“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中的一元。人类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了具有某种特质的文化,人类的交 往同时也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互动,文化涵化、文化整合是其必然结果。同样,三星堆文明也并非孤立地产生,它联系着上下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既有着古蜀土著 民族文化的原始性和历史渊源,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各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但是,三星堆出土的诸多器物符号实实在在地向我们折射出三星堆文化的内核部 分与彝族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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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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