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中，一、二号两个“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以青铜器为主的遗物，这些青铜器的形状与造型奇特，它所表达的许多文化内涵信息还未解译。我们知道，人类或是有气有血的动物，凡有活动必然留下痕迹，痕迹即是信息。无论是低等形态的物理痕迹，还是代表着人类高级思维形态，属于意识的和文化载体的器物，如三星堆出土文物，都有信息的曾经表达和留存，通过对信息链的对接，许多看似“千古之谜”的问题是可以解译的。彝族传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有可连通的信息链，表现在彝文文献的记录和原始宗教领域拥有的共同特征上。
（图片来自数码摄影网论坛，摄影：四川昀影）
一、彝族先民的活动历史空间与三星堆文明创造者的联系
1.尼能氏与三星堆文明创造者的联系
彝族历史上曾经形成过哎哺、尼能、什勺、武僰、慕靡、格俄、六祖等几大时期。据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记载：彝族的尼能、什勺、武僰、慕靡、格俄、六祖等各支先民的来源都共同上溯到哎哺，[1]他们以此起彼伏的形式，并以先后顺序各代表一定的历史时期。根据彝文《丧祭大经》、《爨文丛刻·指路经》、《彝族谱牒书》等记载，哎哺作为彝族的源头，分布地域十分宽泛，而尼能、与武僰的分布与活动是在四川盆地和滇东北与黔西北一带，什勺、慕靡、格俄则很长时期活动在今云南西部一带，六祖时期先以云南会泽、东川一带为活动中心，然后分布到滇、川、黔三省及毗邻地区，并一直保留着如今的分部格局。
尼能氏的活动范围在四川盆地和滇东北与黔西北一带，但中心地是四川盆地。彝文《丧祭大经》载：“尼米举勾，尼能氏形成，请尼能来领祭牲。”《彝族源流》等记载：“在尼米举勾，尼能氏通天。祭了三代祖，尼死化耀日，尼氏如荣日；能死化为月。”[2]尼米举勾是古彝语对四川盆地的命名，意思是九大平川。彝文文献《献茶经》、《献酒经》、《那史释名经》、《打铜织绸经》等记录了尼能氏水稻、茶树的种植和酿酒、丝绸纺织等活动，就在介绍尼能氏酿酒、丝绸纺织时，介绍了尼能氏居住的“尼毕”、“能沽”、两大城池，“能沽”在今四川省的成都市一带，“能沽”往往与“尼毕”连在一起，“尼毕”即今宜宾市一带，或称“尼卫”，由尼毕余氏坐镇，因尼毕谐名而为宜宾。“尼卫”、“能沽”，意为“尼能氏丝绸衣着穿戴来源地”，都以尼能氏纺织与经营丝绸而得名。“能沽”也还有作人名的情况，如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藏110号书载：“武能沽，只掌六代权”。“尼毕（卫）”、“能沽”“德晋”、“可乐”、“点苍”并列为南方古丝绸之路上的五大重镇。
彝文文献《丧祭大经》和《彝族源流》记录的侧重点在于尼能氏的政权结构、父子连名谱系、原始信仰崇拜三大方面。在政权结构上，尼能氏实行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权制度：“尼君吕武额，能君列通费，毕摩尼米祝，三圣贤时代，尼氏如荣日，能氏似皓月，尼发展成千，能发展上万。”根据“吕乌额，列通费以前，君王分层次。尼能形成君制，尼能形成王制”[3]的记录，在类似“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的分布之上，还应有被共推为盟主的王，因文献中“尼米”一词是“尼王”的含义。
在谱系传承上，尼能氏有45代可连的父子连名谱系：“哎卧尼——尼苦慕——苦慕阿租——阿租阿武——阿武咪——咪祝雅——祝雅能——能朵朵——朵朵里——里米彼——米彼吕——吕武额——武额巴——巴祝里——里阿能——能阿能——能阿颖——颖彼直——能讷阿楚——阿楚遏鞠——遏鞠祖慕——祖慕阿洛——阿洛直育——直育阿赫——阿赫毕窍——毕窍窦葛——窦葛阿惹——阿惹尼口——尼口苏那——苏那阿吉——阿吉仆兜——奢雅仆——仆洛慕——洛慕阿佐——阿佐吉鲁——吉鲁阿苦——阿苦礼——礼阿则——则阿哺——阿哺吐——吐哎哺——佐慕慕——慕欧列——欧列佐慕——佐慕啻莫”。[4]尼能氏可连的45代父子连名谱可以看做是君长、酋长、部落长的承袭连名谱，这一特点，在彝族的贵族谱里，是一直保留了下来的，如后来的乌撒谱和水西谱等。[5]
在原始信仰崇拜上，尼能氏及其继承者武僰氏都实行偶像崇拜，尼能氏尤为盛行，《彝族源流·尼能氏根源》载：尼能氏中居于权利核心的君长、臣子、布摩（祭师）、工匠四个阶层都以制作偶像为己任：“尼能不拓疆域，不管理土地，做塑俑的君，做造偶的王……尼能氏布摩制形成，尼能不拓疆域，尼能不管土地，做塑俑布摩，做造偶布摩……能氏臣约岱赫，做塑俑的臣，做造偶的臣，尼氏有威望，尼能塑出俑。尼能造成偶……三世阿洪师影。能匠能师影，是塑俑工匠，是造偶工匠。”[6]尼能氏从地位显赫的君长到科技能手的工匠都倾心于偶像的制作，而制作出来的偶像是供顶礼膜拜用则是毫无疑问的。制作偶像的材料可以是泥或木，更可以是当时可取用的金属铜。尼能氏曾经制作与顶礼膜拜用的偶像应当和三星堆的铜像有联系，这是尼能氏活动的时空决定的，这一点，彝文文献的记载所作的有力支持，是不容忽视的。
2.杜宇与笃慕的比较
继尼能之后，慕靡系统也曾在蜀地的成都平原一带活动。彝文文献的记载略谓：慕靡氏以希慕遮为第一代始祖，父子连名传三十一世到笃慕。笃慕时期，发生了特大洪水，笃慕到洛尼山避洪水，洪水消退后，因天帝策格兹的撮合，在贝谷肯嘎与沽、能、布三天女对歌而成亲，生下彝族武、乍、糯、侯、布、默“六祖”。[7]慕靡的三十一代王中，笃慕同著名的蜀王杜宇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华阳国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8]笃慕，或译作“笃米”、“祝明”、“独姆”、“居姆”、“仲牟由”、“笃祖”等。如“笃慕”、“笃米”、“祝明”的译音和杜宇相近，“杜主”则和“笃祖”音相近，都有遇洪水的经历，娶妻的地方和妻子的名字相近等，易谋远先生说：“笃慕，我们疑他即春秋中期的蜀帝杜宇。这不仅因为笃米的‘米’与杜宇的‘宇’是韵通转，笃慕的‘慕’与杜宇的‘杜’音很近；并且，按贵州水西安氏谱系估算，杜慕生活的年代与杜宇所处的春秋时代相近，尤其是在同一蜀地上，均因为首促进当地进入文明时代有功而得以彪炳史册的人物，这很可能指的是一人。”[9]作为一代有为君主的蜀王杜宇，“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杜宇去了王位而“升西山隐焉”，和笃慕到洛尼山避洪水有相同的去处，《华阳国志》记录了杜宇（望帝）化为杜鹃的传说，望帝的故事因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中的“望帝春心托杜鹃”句而流传。在彝文文献中，杜鹃是仅次于“兹”（君长）的“摩”的徽号，而在口传歌谣如《曲谷精选》里，[10]杜鹃又为鸟的君王。望帝化杜鹃与杜鹃为鸟的君王，应当是有渊源关系的，当有一种历史信息的传承。慕靡氏与尼能氏长期维系着姻亲关系，从慕靡的第十四代道慕尼（一作“窦米能”）开始，如《彝族源流》载：“尼苦姆之女，名苦姆舍楚，是窦米能氏，九兄弟之母……幼为窦米能，传下六祖根……苦姆租之女，叫租雅合柯，是米能仇之母，租阿武之女，叫阿武赫车，是仇雅素之母，仇素有五子……”[11]这里出现的“尼苦姆——苦姆舍楚”、“苦姆租——租雅合柯”、“租阿武——阿武赫车”是属于尼能氏的父女连名，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笃慕，如笃慕的妻子三“天女”，分别名尼依咪哺、能依咪哆、啻依乌吐，前两位实际出自尼能氏，笃慕的妻子尼依咪哺与杜宇妃的“朱提有梁氏女利”之间，名字的音相近，人所处的地域相同。尼能氏和慕靡系的姻亲甚至于还保持到笃慕继承人的六祖时期。[12]笃慕和杜宇有着相同的经历，杜宇恰恰与创造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有直接的联系。
二、原始宗教领域的共同特征
彝族先民与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在宗教领域拥有诸多共同的特征，表现在人鸟共生文化、太阳神崇拜、神树祭祀、崇拜偶像、纵目形象等意义表达方式等几大方面。
1.人鸟共生与太阳神崇拜的共同文化特征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鸟的造型应当是鸟崇拜的产物，也极有可能同鸟图腾有关，鸟崇拜或图腾有与太阳崇拜应有直接的联系。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太阳轮和大量的鸟头造型与兽面具，传递出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的鸟崇拜或人鸟共生文化理念的信息。魏崴先生说：“鸟应是杜宇族的图腾象征，因传说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13]《山海经·大荒东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等记载，是把鸟和太阳连为一个整体的。人鸟共生文化在三星堆文化中有着突出表现，人鸟共生文化是彝族古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两者之间应当有一种历史链的连接。彝文文献《物始纪略.米阿媚时代的人》说：“远古天出现，地形成以后，人开始产生，人不像人，人像鸟，鸟样过三代。鸟样过日子，果子当饭吃，雾当作水喝，松叶当衣穿……。”[14]这当是朴素的人鸟共生的意识，而《策尼勾则》说：“鹤为君，（杜）鹃为臣，灰老鹰为布摩”[15]则是这种意识的升华，表明君长的图腾或标志是鹤，臣子的图腾或标志是杜鹃，布摩的图腾或标志是鹰。为了明示后人或是标明自己的身份，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七年著名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现存放在贵州大方奢香博物馆内）的彝汉双联碑上，各雕刻有一对鹤与杜鹃的像。彝文《消灾经·鸡替身经》上说：“人长两只脚，鸡也两只脚，鸡命人命同，鸡可抵人命，用鸡抵人命，用鸡去抵死，作人的替身。”在彝族的生死礼俗中，生时由一只鸡引来，孩子出生三天后，要用一只鸡杀来答谢司生育之神阿匹额素，死后用一只鸡引路，为死者引路的鸡不称鸡，而称“觉呵大”，义为“引路鹰”。鸟与神灵的沟通，《摩史苏》上说，由于鹤和杜鹃从死神那里带来了某人即将死亡的音信，所以他（她）的生命行将结束，这是无可挽回的。鹤和杜鹃能沟通人和神之间的信息。[16]《物始纪略·释鹤》：“高脚鹤，咕咕择地徙，正因此缘故，策举祖差遣，派去察宇宙，宇宙巡不尽，在宇宙上下，头鹤能自立，千秋巡不尽，鹤唳于苍昊，有长者风度，形象绘入图，如此释其名。”[17]《物始纪略·释杜鹃》：“青杜鹃，到了秋三月，灌木丛中吃野果；到了冬三月，深箐林间，栖身于树荫；到了春三月，果木未萌芽，野花未开时，杜鹃先起飞，飞来催播种，声音很宏亮，杜鹃播时令，是这样说的。如此释其名。”[18]《物始纪略·释杜鹃》的叙述和《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对杜鹃的描述有着相同之处。
在人鸟共生文化特征中，鹰占据有突出的地位，鹰的象征色是白色，象征居于天上，既是农耕文化的尚白部族毕摩始楚的图腾符号，又代表了农耕文化的尚白部族；代表了彝族毕摩文化在一个方面的主要核心内涵，通过人鸟共生文化的特征和虎崇拜文化的特征来表现。《阿买恳·声音震动了山谷》载：“……大雕是鸟的屠户，杀猪宰羊由它管……乌鸦是鸟的厨师，切肉炒菜由它管……喜鹊是鸟的樵夫，拾柴烧炭由它管……斑鸠是鸟的奴婢，打柴背水由它管……鹧鸪是鸟的妹妹，省吃俭用由它管……雉鸡是鸟的少妇，刮灰扫地由它管山咋是鸟的木匠，木工活儿由它管……锦鸡是鸟的君王，亲戚往来由它管。”[19]《彝族曲谷（情歌）相思鸟》一篇，讲述一个叫“小红鸟阿妹和小青鸟阿哥”的爱情故事，略谓：小红鸟和小青鸟有情鸟，小红鸟却被北方灰老鹰抓走，小青鸟分别请雀女孜朵乌（云雀）、山楂鸟少妇、布谷鸟君长去说情，都为灰老鹰不允，小青鸟气死，小红鸟为之徇情。鸟被拟人化并与人一样的社会化。
尼能氏这一古老部族活动在今四川盆地并以成都一带为中心的时间是4000多年前，这一部族有以鹰虎为代表的图腾崇拜、通过制作偶像来进行祭祀、生产丝绸与稻作和植茶酿酒等几大特点。以鹰虎为代表的图腾崇拜是在其人鸟共生文化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鸟类和兽类的崇拜可与太阳月亮崇拜挂钩，太阳宫中的主管是被称之黑鸟或玄鸟（汉族称金乌）的飞禽；月亮宫中的主管是兔子。民族学家认为，日月崇拜的原生是生殖崇拜，由生殖崇拜而延伸为日月崇拜，日月崇拜而衍生成人鸟共生文化，这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太阳轮、大量的鸟头造型和兽面具的因由。在这样一种人鸟共生的文化背景下，青铜器中的鸟头造型和兽面具的存在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性。它释放出三星堆的尼能氏住民以鹰虎为代表的日月崇拜古民俗文化的内涵与信息。《彝族源流》卷六载：“在尼米举沟，尼能氏通天。祭了三代祖，尼死化作日，尼氏如荣日；能死化为月，能氏如沃土，普天不拓疆域，普天建俑房，遍地造满俑。尼收明亮光，光照根本美；能氏收白蛋，孵化出根本，尼氏杜纳吐，就是这样的。”[20]关于“尼死化作日，尼氏如荣日；能死化为月”的原彝文还可直译作：“尼死化作鸟，尼氏如丽鸟；能死化为兽（或虎）”。鸟兽（鹰虎）在尼能氏的民俗意识里的地位是神圣的，如《彝族源流》卷六载：“赶上五天君，职权如黄金。政权系红裙，大权穿青衣，有权就像鹰，鹰盘旋高空，树梢鸟惊走；小权系红裙，护权如虎啸，虎啸阴森森，虎踞大箐时，政令形成了……哺形成大地，阴阳相结合，生长翅青鸟，生阔耳赤虎。长翅青鸟，住在苍昊中，扇翅隆隆响；在苍昊极顶，它完善秩序。秩序由鸟定，秩序有虎管。为君定次序，次序无差错，君位不错乱。阔耳赤虎，住在大地上，摇头晃脑的，在大地上面，它掌握秩序，它制定秩序，虎为地上尊，地上兽中尊，为王定秩序。次序无差错，王位不错乱……”[21]。《物始纪略·老鹰覆天脊》：“……什勺天地里，青鹰和赤鹰，到黄鹰三种，花鹰和斑鹰，到灰鹰六种；白鹰和黑鹰，到紫鹰九种。青鹰掌天经。赤鹰充地络，管天地度数。鹰坐天脊上，绘下鹰的像。治天鹰威高，一只鹰治天，鹰翅嗖嗖扇，征服禽和兽，玄鸟（太阳）见它叫，兔（月亮）见它躲藏，鹰飞入日腹，鹰飞入月腹，太阳无光彩，月亮昏蒙蒙。鹰翅和鹰尾，遮住日和月。有知识的说：鹰来覆天脊；不知道的说：日月藏形象。是这样说的。”鹰覆天脊，虽然“鹰翅和鹰尾，遮住日和月”，但“晴时和雨时，由玄鸟掌握，玄鸟不怕鹰，鹰不抓玄鸟。日内一亭台，给玄鸟来坐。”[22]鹰和玄鸟（太阳）与兔（月亮）在广袤的天空构建了一种和谐。《物始纪略》还有“修造日月”、“叙日月谱”、“日月形象纪”、“地龙纪”等篇目，记录修造日月、埋多余的日月、洗涤日月等神话故事同样留下了日月崇拜的历史痕迹，[23]即是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特征。
2.神树祭祀的共同文化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二号祭祀坑发掘出多棵青铜神树，根据《三星堆祭祀坑》一书的介绍，它们的基本形态大体相似，主干挺拔直达树顶，9条树枝分三层弯曲下垂，树枝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及壁瑗等祭器。其中最大的一棵神树高达4米，中等的高约2米多，小型的有1米左右。青铜神树应当是供神像们在祭祀时用的，在黔西北一带的彝村，在村寨旁选一棵树做神树来祭祀，或一姓一棵神树，或一户人一棵神树，神树神圣不可侵犯。选农历的二月初八或三月初三行祭。祭神树的目的不是祭神树本身，神树实际上是被当作桥梁或媒介来沟通人和神的。如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藏书第376号《祀土地神经》（贵州省威宁县迤那镇王世顺毕摩家旧抄本）的内容为：向土地神界各司其职的君、臣、布摩、男、女、压界、把渡、护路、守关及所有处所、角落的土地神献酒献祭，交代乌撒部的属地界线、山脉主峰、河流等，认土地神（下层为猴、水獭、多为黑蛇、灰蛇、花蛇）为父母，要求土地神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把刀、兵、病、死、盗、口舌是非等一切灾难祸祟转嫁给土地神。认为神树有沟通人和神的功能和意识，还表现在布摩的原始宗教仪式中，布摩请神来和送神去都在树下进行，甚至布摩所插的木叉、神枝虽当作神位，但实际上也是神树的象征。彝族先民的价值观是，生与死都要一样的风光，“得的是满意，身穿的华丽，如拂晓的天空，吃的是美食。如谷深坳大，强者好汉，像松柏一样，严冬碧油油，春日开繁花，夏日明晃晃，秋日光闪闪，在世时欢乐，死了也值得，骑蝗头魂马，虽归葬入山，却永垂不朽。”[24]“穿华丽的衣，吃的是美味，活至九十九，有布摩主持丧礼，骑魂马得祭牲。寿衣穿得厚，亡灵有归宿，传统被继承，子孙得发展。在世得欢乐，死也顺如风。”[25]“为人在世时，在温馨家庭，在子女跟前，爱抚着孙辈，关照着亲戚，心系于家族，身着盛装靓如鹤，戴的金饰似山花。十天当一天，五夜当一夜，过这种日子。”[26]彝族先民的原始宗教观认为万物有灵，人死魂不灭。“在鲁旺以内，彝人供祖灵，人死留三魂：称‘觉’的魂去翁靡，称‘偬’的魂守墓地，叫‘依’的魂进祖祠。这且不叙述，祖宗灵尊贵，祖宗灵珍奇。死魂标青色，死魂标赤色，瞻仰后心安。孝敬仪式大，录生前功德。到处取好货，银毡作礼毡，珍珠配上玉，着锦穿绸，备珍珠玉器，把功名收录，人死把灵供。”[27]人的亡灵成为神后在神界生活，把神界的社会形态相像同人世间一样，那里既有等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也要进行生产生活、尤其是祭祀等活动。这一点，彝族在祖桶中放置微型的生产生活用具、兵器、祭器等亦可为旁证。三星堆出土的铜神树是供那些有灵的众多的神像祭祀用，应当与彝族的祭神树有联系。
3.纵目等意义用不同方式表达出的共同特征
在三星堆青铜器里，三件“眼睛”造型奇特的青铜像，眼球极为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像眼睛抵着望远镜一般，还配有两只奇特的耳朵，这些青铜像，专家们是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的记载，作为“纵目青铜面具”来对待的。所谓“纵目青铜像”或“纵目青铜面具”，在彝文古籍里，都能找出他们的原型，或可将他们同一些神话人物的形象对号，彝文文献《洪水泛滥》、《支嘎阿鲁》、《阿匹额索》、《诺沤曲姐》等都记录了“杜诺布”、“密那沓”、“恒摩诺娄则”三个形象，其中“杜诺布”意为能听清千里讯息；“密那沓”意为能看见万里的物与时；“恒摩诺娄则”意为耳能闻千里、眼能观万里的神人。他们都长有奇特的眼睛和耳朵，都是天上的主宰策耿兹（或作“策举祖”、“恩体古兹”）的使臣、使者。如《诺沤曲姐·创世篇》载：“后来有一天，至尊策举祖，在银宝座上，开尊口问道：‘在地上凡间，还需繁衍人’，他要办这时，派了杜诺布，密那沓两人，到鲁钟布卧，人住的地方，去打探真情，既不闻人语，也不见人迹。杜诺布，密那沓两人，问实勺女子，访问实勺男子。”[28]
在彝族神话中，天上主宰策耿兹高居九天之顶，同天臣恒摩诺娄则、祭师恒布举奢哲一起，在人类所顶的九天之上建立了君、臣、师三位一体的天神政权。如果说二号坑的青铜立人像是天上主宰策耿兹的像，那么，“纵目青铜像”或“纵目青铜面具”无疑就是“杜诺布”、“密那沓”、“恒摩诺娄则”这三位神臣的像。三星堆青铜器表达的形象意义与彝文献记载的形象描写是一致的，不同形式表达出的却是共同的特征。
4.其他共同特征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虎形器表明了三星堆文明创造者有着虎图腾的历史痕迹，这也同彝族是一致的。虎的象征色是黑色，象征居于地上。既是代表游牧文化的尚黑部族布摩乍姆的图腾符号，又代表了游牧文化的尚黑部族，还代表了彝族毕摩文化在另一个方面的主要核心内涵。尚黑，且以虎为图腾的是，自称时以“L”的声母为开头的彝族，如“罗罗泼”或“拉鲁巴”，和一部分自称时以“n”的声母为开头的彝族，如“尼苏朴”、“那苏朴”等。《山海经·海外北经》载：“有青兽焉，状如虎，其名曰‘罗罗’。”罗罗的“罗”，其含义为虎，或作“鲁虏”，义为“虎龙”，标明远古时先民以虎和龙为部族的图腾，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彝族以虎为图腾遗俗的反映和表现。在凉山地区，曾经有过称之“罗罗斯”的大部落和“罗罗宣慰司”的大土司。罗罗以虎为图腾的遗俗，不仅反映在自称上，还反映在根据彝族自称基础之上的行政建置的命名。虎的形象在西南彝区的考古发掘中也不时见到，在2001年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贵州赫章可乐考古中，发掘出了独特的套头葬式，套头葬用的铜釜上，就铸盘有栩栩如生的虎的造像，这肯定是有民俗事象含义的。三星堆青铜像还可见男性穿耳的现象，同样，贵州赫章可乐考古民族墓的发掘中，发现有穿单耳的男性遗骇。男性穿耳这一习俗现象，至今还保持在四川凉山和贵州西北部的彝族男子中，这种习俗上的延续有着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连接。
综上所述，彝族传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拥有许多共同特征，在宗教领域；表现为人鸟共生的共同文化特征，太阳神崇拜的共同文化特征，神树祭祀的共同文化特征等；还有纵目形象等意义的不同方式表达的共同特征，虎图腾、男性穿耳等的习俗文化特征等，有着多方面的共同文化特征，可以比较的材料也是丰富的，下工夫去作深入的对比研究，应当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原载：王继超著《彝文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05-01。
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数码摄影网-摄影论坛，摄影作者：四川昀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