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星堆；彝文典籍；彝族先民
三星堆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具有奇特的造型和神秘的色彩，其器物造型表现出一种天地沟通、人神交融的原始宗教文化象征；反映出与中原文化迥然相异的族际文化心理和艺术风范。三星堆文明的长期存续又突然神秘消失成为历史之谜。在古老的彝族文明中，能发现一些与她有渊源关系的蛛丝马迹。
在西南地区甚至在中国，彝族是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她拥有用古老的彝文书写的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方国瑜先生说:“彝族在西南各族中是最富有历史知识的一个民族，他们自己创作了彝文经典，主要由巫师所掌握。彝文经典虽然是为祭祀祖宗、鬼神服务的，但有许多经典或祭祀经典里的若干章节记载了历史的事实。”〔1〕在四川凉山的《勒俄特依》，贵州毕节一带的《西南彝志》，云南楚雄一带的《梅葛》、《洪水泛滥》，红河一带的《阿细先基》等彝文典籍中，保留了许多我们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内容。这些彝族经典文化的内容，在丰富的想象中承载着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和历史的真实，表述记载了天地的演变，生命和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记述了彝族先民的居处环境，迁徙路线；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部落、等级、阶级的社会、宗教、战争、文化和旧的民族关系；也反映了彝族先民对生命和自然的认识，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远古彝族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民族志资料中积淀了彝族社会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和凝重的文化传统。Ｒ·林顿(ＲａｌｐｈＬｉｎｔｏｎ)1982说:社会中的文化有两个层次，理想模式是社会的角色期待或核心结构，真实模式是个人的行为选择或表层结构。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通过民族志资料基础上对“核心结构”的“远距离文化研究”。对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化物质残片，我们难免发生失准之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所展示的具体模式来推测它们所代表的含义。通过对彝文典籍的认读与理解，其中那些关于彝族先民社会文化意义的展示和历史演变的记载，对众说纷纭的三星堆文化之谜找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关于“纵目”
在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象牙等，其中便包括举世闻名的青铜大立人像和“纵目”面具。这些青铜人像面具都是高鼻阔耳，眼球外突成柱状，其人物的“纵目”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为奇异的现象。对这些高直鼻型形象的直接视觉感受而言，他们与现今居住在四川广汉一带及附近川西地区的扁宽鼻型的汉人形象相差甚远，显然也不是秦汉以后蜀人的形象。那么这些相貌独特的人，特别是他们奇异的柱状“纵目”眼形，出自于一种什么文化暗示，是一种什么符号象征?
历史上对于“纵目”人的传说并不多见，汉文典籍唯有《华阳国志·蜀志》中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除彝族外，还未闻其他任何民族有对自己“纵目”的记载。彝文典籍中对自己先民类似于“纵目”的记载比比皆是。彝族人认为彝族先民中曾有一代“直目”即“纵目”的人。如《创世史诗》中说:“笃母始创世独眼笃为首，竖眼笃为次，再是横眼笃，载有三世史。”〔2〕“笃”在古彝语中指人类。《笃慕的传说》中说:“独眼人时代，……道理他不依，规矩他不懂……独眼这代人，旱神降临后，世上光秃秃。……人类未绝种，亦有幸存者，直眼人幸存。直眼人死后，传到横眼人。”〔3〕《梅葛》中说:“田里长了牙齿草，直眼睛的人，从此要栽种，从此要薅草。”〔4〕《阿细的先基》中说:“蚂蚁瞎子这一代，所有的人们，一齐都晒死了……到了后头这一代———蚂蚱直眼睛代，……便降下大雨来。……蚂蚱直眼睛代，不多不少的，剩下两个人———吉罗涅底泼、吉罗涅底摩。”〔5〕按照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任何物质都有符号的价值。物品符号化是人类文化共有的现象。在《笃慕的传说》中记载彝族先民的“直眼人”是已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代人，《梅葛》中记载“直目”人已会栽种已会耕耘，已有发达的农业。说明他们早在夏以前就从高原山地的游牧生活进入到平原、低地的兴旺富庶的农耕生活。从以上分析，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面具可能代表蜀侯蚕丛，而蚕丛则可能是彝族先民中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直目人”。三星堆文化中这种对“纵目”现象的极度夸张，是对眼睛的一种特别强调，是一种有意的对神秘特征的渲染。在历史上，彝族先民是唯一对人的眼睛如此感兴趣，如此专注，对眼睛阶段性发展变化记载得如此详细的民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用彝族文化理念来解释，三星堆青铜面具“直目”的现象应有两层文化暗示:从文化的广义上讲，它是体现着一种社会发展状态，昭示着一种社会文化的文明程度。这种文明是一种延续的分阶段性的，如以上文献中的“独目人”、“直目人”、“横眼人”。类似的文化表现发展出了后世相同的理性思维方式。弗格森(Ａｄａｍ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在1767年《文明社会史论》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过了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的说法〔6〕。孔德(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1830～1842年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了理智发展的三个阶段说:“我们的每一种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玄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7〕摩尔根(Ｌ.Ｈ.Ｍｏｒｇａ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对涉及生计方式、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制度结构层次列出了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图式。“直目人”是否是文明社会抽象阶段的抽象表现?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说，彝文典籍中记载的人类社会由“独眼人”到“直眼人”再到“横眼人”的进化过程，实际上是以具体的人物表象特征诠释了人类社会理智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一种文明进化过程的形象化的记录，表明已进入文明时代的“直目人”早已掌握了农耕文明，因为他们“从此要栽种”。
从文化的狭义方面讲，“纵目”现象主要体现出一种宗教文化象征。在凉山彝族原始宗教文化中，能洞察鬼神、预测未来，具有超现实神奇“眼力”的人被认为是“略莫”(看得见)的人。但只有少数法术高深的毕摩、苏尼等祭师和极少数奇异的智者才拥有这样的能力。这种人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人们周围活动的鬼神、魂灵的形象，他们还能预测凶祸的发生，看得见人类的未来，是一些令人敬畏的神秘人物。那么三星堆青铜面具的这些“纵目”现象是否是象征这类“看得见”的人物?这些“纵目”眼睛是否是他们过人“眼力”的象征符号?大量出现的“纵目”面具是否意味着政教合一的祭祀阶层在当时社会的强大地位?彝文典籍中以“独眼”、“直眼”、“横眼”三种眼睛形态来表现彝族的起源与发展，比喻彝族先民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这种记述与三星堆文化中“纵目”面具的表现当有某种联系。
二、青铜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在二号坑出土了青铜立人像、青铜大面具、青铜树等780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从其青铜冶炼技术、艺术造型、表现手法与中原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在西南民族中，彝族先民是最早就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并为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服务的民族之一。在《梅葛》中有一段彝族先民发现铜矿、铁矿矿苗的记述:“哪个见铜花?哪个见铁花?山上的花鸟见铜花，地上的岩蜂见铁花。早晨岩蜂去采花，花鸟飞到石岩上，岩蜂见到铁花了，花鸟见到铜花了。石岩下面铜水流，石岩对面铁水流，拿也拿不起，挨也挨不得。哪个采铜花?哪个采铁花?阿查阿告颇。”〔8〕这里的“铜花”和“铁花”指的是矿脉，说明先民们在与鸟和蜂等接触的采集狩猎活动中，发现了矿脉，并在后来挖采、冶炼、使用了这些铜铁金属。
在《勒俄特依》中记述:远古的时候，格莫阿尔就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冶炼出了金、银、铜、铁，并用它们打造工具和武器开天辟地。“司惹低尼仙呵，打碎九个铜铁块，交给阿尔老师傅。阿尔师傅呵，膝盖作砧磴，口腔作风箱，手指做火钳，拳头当铁锤，制成四把铜铁叉，交给四仙子，……把天撬上去，把地撬下来，四方开了四裂缝”。“派遣阿尔老师傅，将那四个铜铁球，制成九把铜铁帚，交给九个仙姑娘，拿去扫天地”〔9〕。《阿细的先基》中说:“天上的阿底神，拿了四根金柱子，拿了四根银柱子，拿了四根铜柱子，拿了四根铁柱子。东边竖铜柱，南边竖金柱，西边竖铁柱，北边竖银柱。用柱子去撬天，把天抵得高高的。”〔10〕《西南彝志·卷二十二》中说:“远古的时候，天上策耿纪，和天神商量要铸造铁锅，原料还不够，在大地四方，开采了铁矿。”〔11〕《西南彝志·卷五》说:“嫡母之六子，进麻苦密拟，到迭默达极，此地不相容，迁往能沽城。能沽城那里，打铜声雷鸣，织锦鸟翅拍。”〔12〕《勒俄特依》等古籍中反映记载了铜铁的出现和彝族先民用铜铁制造生产工具，表述了彝族先民向文明进发的过程。汉文典籍中也记载:彝族人在东汉时就有很高的炼铁技术。《华阳国志·蜀志》越郡台登县说:“山有石，火烧成铁，刚利。”《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益州郡“土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亻太(奢侈)，居官者富及累世。”〔13〕能沽是彝语对成都的称谓，哪液指长江，在当时的成都“打铜声雷鸣，织锦鸟翅拍”，说明彝族先民曾长期居住成都，有着发达的铜冶炼技术和织锦技术，成都以西以南的彝族地区又布满了铜矿，其生产和生活是发达而富足的。
三、金杖与权柄
一种文化表象往往是内含多样性文化因子和复杂的历史传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上万件，高到丈余的青铜树，薄到毫厘的玉璋，其材质有黄金、青铜、象牙、海贝等多种多样。要了解和研究它们的文化归属，应注重研究主体文化象征性器物及它们所可能隐含的政治内容和宗教意识，即反映神和人的占主导地位的本质文化。铜质的奇异的脸形夸张的眼球便是其器物所表达的一种文化象征意念，铜质面具及金杖大体表现了其金属冶炼技术的高超，而它们所体现的造型却又向我们昭示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
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像、面具、象牙、容器等，其中有一根长1 42米，直径2 3厘米，净重500克，平雕饰纹为人头、鱼和鸟的包金杖(也有人称金棍)。从它的造型用途和纹饰意义来理解，应属于一根权杖。其饰纹的意义可能是蜀王鱼凫善于渔猎的传说。如果这种说法确立的话，它应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体积最长的金制权杖。从历史上看，汉文化传统中历来多用炊器衍变而来的鼎象征政权，以致有“九鼎”、“鼎立”、“鼎革”、“鼎盛”之说。用杖象征权力最早出现在古埃及法老图坦哈蒙陵墓中，后出现于西亚、南亚等。但是在彝族古代历史上，有用杖表示尊贵和权力的迹象。《裴妥梅妮·苏颇》中说:“君位贵如金，臣冠贵如银，铜杖贵如玉。”〔14〕《阿细的先基》中说:“天上有个金龙男神，天上有个金龙女神，拿出金棍来，拿出银盆来。”〔15〕在《洪水·六祖》中说:“擎起金棒棒，抛到了阴间。阴间十二层，阴城十二座，阴君十二个，就这样产生。”〔16〕这里说得很明确，“铜杖”、“金棍”、“金棒棒”都代表权力，是“龙神”、“阴君”权力的象征，而“铜杖”为古代彝族毕摩专用，代表宗教的权力。在《西南彝志·卷六》中说:“在贤君住地，宫室楼阁里，立高贵根茎，繁荣而昌盛，享一切权柄。”〔17〕在《西南彝志·卷五》中载:“节阿武之世，想大创基业，有必撮默哪，武往前发展。”原书译注说:“必撮默哪:必撮，彝语指象征臣的权力的一种物品，用金属制成。默那，指黑绸衣袍，彝族为纪念祖先业绩，在斋场中陈设必撮默哪。”〔18〕《贵州通志》中说:“更苴、芙魁、濯魁参与全境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的议决，而以更苴的地位最为重要。他被授以银杖，‘鸠刻其上’。当兹莫(土司)有重大事件不能决定的时候，更苴带着银杖去参与决定，‘首示可否’。”〔19〕凉山民间现在举行祭祀除灵仪式中，毕摩和主人仍握一象征神人权力的木杖。凉山的彝族老人说，在明清以前的利利宣慰使司仍有持杖的习惯。
在古代彝族社会，君权与神权是重合的，部落首领既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兹(君王)，又是主持祭祀的“毕”(祭师)。彝族奴隶主贵族中盛行着灵物崇拜与祖先崇拜的信仰，这种祭祀仪式已有悠久的历史。《新唐书》中说:“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其家祭之。”〔20〕所以，大部落兹莫被称“大鬼主”，小部落莫濯被称“小鬼主”。可见，古代君主与祭师之间的权力地位关系是相互重合的，在君王拥有“金杖”的同时，更苴可拥有银杖，毕摩拥有铜杖。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彝族历史上有使用金杖或银杖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权杖之类的东西在彝族历史文化中是存在的，并且是以一种权力象征的形式而存在。
四、神树文化
三星堆文化，特别是一、二号坑出土的文化器物中，有金面罩、金杖、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神树、五璋、象牙、海贝甚至“摇钱树”等，它们应是不同文化年代的沉积。就是相同年代的文化器物中，金面罩、金杖、青铜面具和青铜神树应是其文化系统内的“文化核心”部分，而玉璋、象牙、海贝等应是其“次级特质”。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核心是指那些和生计活动与经济安排有密切关联的特质的集合。此核心包括了与经济安排有决定性关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文化模式。而与文化核心连接不甚紧密的其他许多次级特质则源于纯粹的历史文化因素———源起于随机的创新或者传播〔21〕。三星堆文化中金面罩、金杖、青铜面具、青铜神树就是与社会、政治和宗教有密切关联的特质文化。
神树文化对彝族来说是贯穿古今。彝族人的宗教仪式表象依附的是祭场、神枝和灵筒，彝族人认为人类起源于树木，在劳作、生活中依赖于树木，甚至死亡离开世界时还需砍一棵薪木火化。对没有子嗣的人被认为“没架桥、没结果”。《勒俄特依》中就说:“自从这以后，天上降下桐树来，霉烂三年后，起了三股雾，升到天空去，降下三场红雪来，降在地面上。九天化到晚，九夜化到亮，为成人类化，为成祖先化，作了九种黑白醮，结冰成骨头，下雪成肌肉，吹风来做气，下雨来做血，星星做眼珠，变成雪族的种类。”〔22〕这里如神树有三台九鸟一样，充满了“三”和“九”两个数。凉山彝族认为，人类是雪族的子孙，也是由桐树演变而来。这种认识对其他民族来说可能难以理解，但是以此来分析远古彝族先民对神树的崇拜就不难理解了。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栖有鸟的青铜树，外形很难断定是一棵什么树，但有几个特征是明显的:三台；上面有龙；有九只鸟，它显然是一棵赋有宗教文化含义的树。它是否类似于彝族史诗中演化人类的桐树，有某种宗教概念上的象征意义呢?从树形看，它与桐树是很接近的。彝文典籍中记述说:没变成人类的松树人就“头上住喜鹊，膝腋栖斑鸠”。三星堆铜树实物与彝族文献中的神树的记载足以给人联想的空间。
彝族人对树木的态度是很特殊的，尽管过去彝族人居住在树木繁茂的地区，但并不肆意砍伐树木，彝族格言说:“大凡不伐独木。”在树木生长的季节，砍伐木头得念经供奉，说明砍树的理由，请树神原谅。彝族在大型的祭祀仪式上，按人生辰命宫及星占五行设置的祭场，就是用树枝来作神枝。在《合灵经》中说:“山林栎枝插，青栎枝来祭。净祖白银祭，净妣黄金祭，迎祖高高祭，迎妣高高供。”原文注释是“用栎树枝栽插以代表神灵或神位、神座”，而“用不同的树枝及竹枝，栽插于祭场中，以代表不同的神位或神座”〔23〕。祭祀时还以五倍子等树枝插在灵房前后，以示礼仪。用树来祭祀，象征树能通天。《西南彝志·卷五》中说:“沽有姆勒节，天上沽的根；能有米呢池，地上能的根；布博为师根。”书中解释“姆勒节”的彝语义为“通天树干”〔24〕。而人是天的儿子，在《西南彝志·卷十七》中说:“彝在天地间，人兴密珠汝。”原文解释说:“密珠汝有‘天的儿子’的意思，彝族先民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天上’，是‘天的儿子’。”〔25〕所以在彝族俚颇人《葬歌》中解释说:“彝族传统习俗，过年时家家都在院内栽一棵枝叶茂盛且留三或四台枝的松树，代表天地神，俗称天地棚。”〔26〕那么，象征“通天树干”的铜树上的九只鸟应是有一定喻义的。“九”这个数字在彝语中与牢固、稳定谐音，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含有宗教意义具体内涵的数字。如彝族挖取山竹根制作祖灵时，男用九个节子，扎灵时用黑丝线从左至右扎九道〔27〕。铜树上的九只鸟可能是一种宗教暗示，即一个支系的人(大树)到九代后(九只鸟在九枝上)就应分家了，这也是一种吉祥美好的祝福。《西南彝志·卷十》中说:“彝族家支每九代轮回一次斋荐，全族人到齐，在此就分宗定姓氏。”〔28〕早期的凉山彝族人，其宗族家支因缺乏姻娅对象，在家支发展到九代人后，经“除大灵”可以分支并开亲，近现代凉山彝族人口增加，不缺婚配对象后才停止。所以家族繁衍就象一棵树不断分枝，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用树来表达家族谱系的关系，如英语家谱就说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因此，我们认为用彝族的祖先崇拜观念和分宗仪式现象来解释铜树及铜树上的九只鸟的意义是符合逻辑的。
五、迥异的面貌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像及金面罩，除其奇异的纵目外形外，还有就是那迥异的面貌。他们高鼻阔嘴，很像西亚、欧洲人。这与今天生活在三星堆遗址一带的汉人的长像完全不同，也不同于中原人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所以便有各种各样的臆想和猜测。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从中国版土来看，东经100°～105°线之间及两侧，自古至今就是一个民族分布交错、民族交流频繁地区，也是一条民族融合的大走廊。如1980年4月，在靠近这个区域的新疆塔里木盆地东端孔雀河下游的铁板河出口处发现的楼兰女尸，其年代经测定在距今3880年左右，对其进行人类学测定，头发呈棕黄色，头指数78 31毫米，形态面指数为80毫米；鼻根高，鼻高宽指数为46 99毫米，属超狭鼻型，其人类学类型属古欧洲人种。从1913年到1980年之间，先后在这里发现五批古人骨骸，年代从4000年前到1880年前，其中有诺的克类型(北欧型)；楼兰型(自然进化过渡型)；蒙古人种型；高加索型；地中海型；地中海型与费尔干型之间型；蒙古人种西伯利亚型。也就是说，在古代罗布泊地区历史上至少曾有四种类型的古人在此活动〔29〕。可以说，这里是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与巴尔干高加索类型和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与北亚类型的过渡带。在后期，这种多民族杂处交错的情况仍在继续，甚至更加东移。《史记·匈奴列传》载，西汉文帝四年(前176)匈奴单于冒顿在给文帝的一封信上称:“以天之福，吏卒良，马疆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旨以为匈奴。”〔30〕《史记·大宛列传》说月氏居于敦煌与祁连之间。《魏略·西戎传》称其为羌。《后汉书·西羌传》也说大月氏别种湟中月氏胡，曾居于今张掖、酒泉一带。周星先生说:“汉初之前的河西走廊，曾有游牧民族月氏、乌孙的分布及活动。”〔31〕而对月氏的族源史学界说法不一，有藏族说、突厥说、牢利族说、印欧族说、伊朗族说等。约在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冒顿举兵攻月氏，使其一部分西迁成大月氏，未西迁的小部分成小月氏。大月氏五世纪后半叶亡于口厌哒，小月氏迁居祁连山以南与羌杂居，又称湟中月氏胡，久之，小月氏盖已融入羌人之中〔32〕。
所以，处于东西交汇带范围内的，后来的藏彝走廊这一带操藏缅语的一部分人中，从他们典型的长像来看既不完全像标准的东亚人种、也不完全像高加索人种，他们的皮肤接近蒙古人种而头指数和鼻指数接近高加索人种。彝族人应属于这类人自然进化的后裔。方国瑜先生认为:“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入，分向几个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33〕“《西羌传》说(1)‘以父名母姓为种号’；(2)‘十二世后相与婚姻’；(3)‘父殁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笮都夷说’；(4)‘言语多好譬类’，冉夷说；(5)‘死则焚其尸’；(6)‘贵妇人，党母族’。这些古代羌人生活上的特征，与彝族比较，大概相同，不能说是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34〕胡庆钧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彝族条目里这样说:“约在4—5千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濮)。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之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35〕《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正妻嫘祖生二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36〕。《后汉书·西羌传》说:“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羌是也；成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从这些记载看出，彝族先民来自西北，他们经过无数次民族融合过程，也是一个血统交汇复杂的族体。从中可知他们从高原进入西南，来到岷江、雅砻江流域，部分迁入了邛都地区，部分迁入蜀中平原，其间是“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所以迁徙入蜀当在秦之前黄帝之后。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西南所有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有像彝族因长像而引起人们注意并引起族源争论的。这包括汉文典籍的记载及外国探险家、学者的记述。明朝田汝成(1560)《炎徼纪闻》记载:“罗罗本卢鹿而讹为今称……黑者为大姓。……其人深目长身，黑面钩鼻。”〔37〕《说蛮》载:“罗罗，本卢鹿，有黑白两种，……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青囊笼发而束于额，若角。”民国丁文江《云南的土著族》说:“从历史上看，倮罗和羌人结合，在川西北，库库淖尔和南土尔其斯坦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民族，在终端，他们和伊朗人通婚就是有名的月氏。伊朗人的成份通过羌人进入倮罗之中。”〔38〕林耀华认为:“黑彝为蒙古人种……但是黑彝有几个特点与汉人稍异，诸如皮肤黯黑，鼻多钩形，耳叶特大之类，这不外表示原来氏族因与中原隔离，未与外间婚配，自成团体，维持原来的体质特征而已。”〔39〕外国人对彝族人相貌的论述也很多，如马可·波罗、多龙、希洛克、戴维斯、顾彼得等都有对彝族人长像的描述，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从这些记述来看，彝族人的长像有一定的特色，从体格相貌上来说，彝族先民与三星堆出土的人像面具的特征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六、洪水泛滥
美仑美奂，绚丽繁荣的三星堆文明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这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成都平原地平河缓，平原水患一但出现，就非山地洪水，来势凶猛消失得也快，平原一遭水灾便一片汪洋，形成绝地之势。根据三星堆文明的消失及地理环境判断，三星堆就是历史上多场罕见的洪水覆没了的，只有这种推论更合乎逻辑。
在彝族史诗中，不论是贵州的《西南彝志》、云南的《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还是四川凉山的《勒俄特依》，都有在居木这一代洪水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记载。《勒俄特依》中说，居木的小儿子武吾躲在木框中经21天后在尔碾山停下来存活〔40〕。《西南彝志·卷五》中说:“洪水泛滔滔，遍地上凡间，鸭头触着天，群鱼吃松毛……，人类灭绝了，没人祭天地，没有祭祖宗。”“祖先笃慕啊，骑着他的马，赶着他的羊，来到洛尼山，这里住下了。”“洛尼山，在今云南会泽，相传为笃慕避洪水由蜀迁来，定居于此。”〔41〕“东部濮居住，金银汇集起，那武河船运，如锦鸡群行……”〔42〕《西南彝志·卷五》更是说:“嫡母之六子，进麻苦密拟，到迭默极达，此地不相容，迁往能沽城。能沽城那里，打铜声雷鸣，织锦鸟翅拍。”〔43〕《西南彝志·卷六》中说:“君地迭舍城，缫丝织绸处。”〔44〕说明居住在成都时，彝族就已有很发达的缫丝和金属冶炼技术，这和蜀侯蚕丛善于养蚕织锦的传说也吻合。《洪水篇·六祖》中说:“格兹降洪水，大地全淹没，会说的死绝，会走的死绝，会飞的死绝。”〔45〕洪水退下，木柜落地，笃慕才得救。《查姆》中说:“天下的尊君……雨门开四道……四面龙水声，雨滴如鸡蛋，大地的四方，洪水漫青天。……葫芦水上飘，……世上的人类，唯存笃阿慕，打开葫芦门。”〔46〕《尚书·牧誓》，《偏孔传》说:“蜀，叟也。”《尚书·牧誓》还说:“叟者，蜀夷之别名。”《华阳国志·蜀志》越郡条:“邛都县初有七部，后为七部曹军，又有四部斯叟。”“叟”与“斯叟”皆彝人代代相传谱系中祖先名，而当时成都平原居民当为“蜀夷”。《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普记》说:“蚕丛国破，子孙居于姚、等处。”现在云、贵、川彝族居住的地区多为山区，不能形成大面积规模性洪灾，只有在成都平原这样的地区才能形成铺天盖地、毁灭性的洪灾。史诗记载的洪水泛滥是属于云、贵、川流传的史诗中古老的相同部分，它产生于六祖之前，而古候、曲涅从云南迁徙进入凉山已有76代左右，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从时间推算也符合逻辑。云、贵、川彝族文献都对这场洪水有如此夸张的记述，可见其灾害的程度。
以彝文古籍中对洪水泛滥的记述，洪水产生的大致年代与洪水泛滥后彝族人从蜀中南迁的路线来分析，这与三星堆文明的消失的因果是有逻辑可言的。林向先生在《论古蜀文化区》中说:“三星堆遗址第七层是20—50厘米厚的富水淤泥层，它就是洪水滞留，造成国破城迁的证据。”〔47〕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还有许多是和彝族文化有密切关联的，如其中出土的青铜鹰头、龙、虎等动物。对动物崇拜或视为图腾或许是任何民族先民的必然阶段，但是彝族却把虎视为自己的图腾，认为是鹰和龙的儿子，并在史诗中作为突出的部分来渲染，这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从云、贵、川彝文古籍中对直目人的记述，树木与人类关系的记述，洪水泛滥危害人类的描述，以及彝族先民对人类发展，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化的认识理解来分析，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明有许多巧合与相同之处，甚至有某种文化上的联系。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01)；文字来源：四川社会科学在线。
图片来源：去哪儿-旅行家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