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好日子”是被赋予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的社会时间。在近二十多年时间里，农 历除夕这一天演化为云南红河县乐育镇哈尼族、彝族、汉族村民共同举行婚礼的“好日子”，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区域社会传统与地方文化。“好日子”的合成既有哈尼族、彝族深层文化脉络中对传统时间观的特别解读，以及通过婚宴整合和凝聚村寨共同体的内生性逻辑，也有工业资本等外生性力量对传统农业时间的规训。少数民族村民在追求现代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通过新的合成文化重构了民族地方社会。在这一意义上，该个案也为新 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局部与微观案例。
关键词：“好日子”；婚期；文化合成；地方文化
引言
“日子”，一个中华文化语境中的时间概念，泛指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节日，是日 常生活之外的特殊时间节点。当“日子”被浸入情感，赋予符号意义，与地方、族群等相连， 成为地域民族文化、生命仪礼的载体，“日子”便成为了表达地方风俗和人生礼仪意义的特 殊日子，即人们口中的“好日子”。“好日子”本质上是被赋予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的社会时间。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认定“好日子”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人生礼仪 的婚礼的日期和作为岁时节日的新年无疑都是各民族的“好日子”。就中国影响最大的节日春节而言，它既是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的农历新年①，也是最隆重和传统的节日。就人 生礼仪而言，婚期的选择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认定密切相关。
近二十年来，云南红河县乐育镇②的哈尼族、彝族村民创造性地将作为人生礼仪之婚 礼的“好日子”与汉族新年“好日子”合而为一，呈现出在春节期间密集举行婚礼仪式的乡 土奇观。春节这一岁时节日与哈尼族、彝族人的婚期重合，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属于村 落共同体的节日庆祝形式——以婚礼为主题的社区“狂欢节”。
缘何乐育镇哈尼族和彝族长期传承的节庆传统会发生变化？何以会视农历新年为 “好日子”并将其作为婚期首选？这样的“好日子”被选定、建构并形成新的区域共同传统 （area co-tradition）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与此同时，在“好日子”这一新的地方文化生成过 程中，哪些外部因素发挥了作用？如果以上种种是21世纪初以来文化变迁与合成的具体 表现，这种变迁与合成的内在机制又该如何考察与理解？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传统上，对这一现象主要以“文化同化”“文化融合”等概念进行阐释［1］。然而，乐育镇 的三个民族在长时间交往互动中，在某些方面依然保留着各自的文化特色，如哈尼族将农 历十月第一个属龙日作为新年（扎勒特），彝族将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作为新年（库球腊）， 汉族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三个民族的新年各有各的民俗事象，拥有各自的节日文化 及对“好日子”的不同理解，并未出现不同文化群体在持续接触后，双方或一方的原有文化 模式发生变迁［2］，以及“原本不同文化群体不再能够通过其行为和价值观加以区别”［3］95的 结果，因而不能把当地新近出现的文化变化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也不 能解释为“文化在部分涵化的同时又保持原生文化中的部分要素”的“文化融合”（cultural fusion）现象［4］。在本文看来，将农历新年作为婚期“好日子”理解为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文化交流、碰撞、选择中的“文化合成”（cultural alloy）现象更具解释力。文化合成是不 同社会彼此因应，以保持地方文化主体性的一种文化创新过程，也是地方文化实现再生产 的过程［5］12。文化合成所导致的新文化不同于既有的任何一种文化，也不是与既有文化毫 不相干的一种全新的文化，而是一种融入既有文化诸多要素的全新的“合成文化”［6］52-68。
本文将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来审视“好日子”的生成：一方面，将其置于近年 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及少数民族地区生计方式剧烈变迁的大背景中考察；另一方面，采 用民族志方法“沉”入哈尼族、彝族具体的文化日常生态中，理解“好日子”合成的社会机制 与深层文化逻辑，以期对文化合成具体形态的复杂多样性作理论概念的发展和提升。
“好日子”的婚礼奇观
乐育镇位于云南省南部山区的红河县，共有 5,415户，22,747人，境内世居哈尼族、彝 族和汉族三个民族，其人口占比分别为 58%、40% 和 2%③。各大小村落均有彝族、哈尼族、汉族混居，汉族人口皆为绝对少数。哪个村落的哈尼族或彝族家户相对多一些，就相 应地称该村落为哈尼族村落或彝族村落。三个民族彼此通婚，在服饰、饮食、生活等方面 别无二致，没有明确的族群边界。在云南特殊的民族分布格局中，乐育镇哈尼族、彝族和 汉族共享村寨意义系统，有共同认可的文化权威，共同参与村寨集体活动，拥有村寨主义 逻辑的地方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7］。
2015年至2018年连续四年的春节，笔者在乐育镇龙车村①和大兴寨村②下辖的几个自 然村进行田野调查③。春节期间，婚礼之密集，场景之热闹，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说 2015 年春节期间笔者第一次在龙车村见到时间和空间上高密度的婚礼活动还有“文化震撼”的 话，那么此后三年在村子里过春节，每天赶场似的到不同人家参加婚礼仪式、做客吃酒已 经被笔者认为“理所当然”和习以为常。从农历腊月底一直到正月初八，十多天的时间里， 一个村子平均每天五六场婚礼是常态。连续四年的春节期间，笔者分别在四个村参加了 18场、16场、10场、9场婚礼④。据在村委会任职超过 16年的村主任估算，近十来年，龙车 村下辖的八个自然村一年约有近百对新人结婚，超过 70% 的新人在春节期间举办婚礼。而在整个春节期间，婚宴最密集的则是除夕，因为这个日子是当地哈尼族、彝族公认的最 适合嫁娶、万中无一的“好日子”。
2015年2月18日，农历除夕，龙车村有12户人家举办婚礼。2016年、2017年、2018年 的除夕分别有13场、11场和9场婚礼。除主干道、篮球场、村小学操场这些大块的场地外， 村小学的教室也成了摆酒席的场地。不仅如此，但凡能摆下一张60厘米见方小木桌的村 小道，各户人家稍宽敞些的房檐下，都摆了不同人家的酒席。最适合摆酒席的篮球场，同 一时间挤了两户人家的酒席。村委会的院子则成为后厨，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摆放着 锅碗瓢盆，煎炒烹炸煮炖焖，油烟缭绕，气氛热烈。可以说，整个除夕从早到晚，村子里的 公共空间皆被婚宴流水席⑤占满，几乎找不到各家婚宴场地的边界。请客少的人家办婚宴 摆五六十桌，多的摆一百五六十桌。身处其间，整个人如同陷入酒席的汪洋大海。想要知 道当天有几户人家办婚宴，往往只能通过统计身着黑色土布结婚吉服⑥、胸前佩戴红花、穿 梭于酒席间给亲友敬酒的新郎新娘的数量才能确认。
因为农历除夕是公认的婚礼“好日子”，以至于要抢在这天办婚礼和酒席。即使抢不到在除夕办酒席的场地和人手，也务必要在作为“好日子”的除夕这天举行结婚仪式，先让 新娘进门，举行毕摩①念经，新郎新娘交换母鸡与公鸭②，新娘跨红线等，再择日办酒席补 请亲朋好友。数年前还有村民为了抢除夕的结婚场地而与他人发生争执。后来，为了解 决场地问题，谁家在除夕当天需要场地摆酒席，要提前去村委会登记，由村委会汇总、协 调，以保证各家婚宴有序进行。除办酒席的场地外，帮忙的人手也得事先请好，要办酒席 的人家通常会给帮忙的女人们送围裙、草帽等，给掌勺的男厨师送烟酒。收下谁家的东 西，则表明婚礼当天愿意到谁家帮忙。当然，也有碍于人情、面子不好推托，一人给两家帮 忙，两处跑的情况。由于扎堆结婚，一家人通常会接到超过家庭成员人数的请柬，只得分 散开，一人参加一场或多场婚礼。
整个过年期间，村民们就在马不停蹄的帮忙、做客中度过。从早到晚，喝酒吃烧烤直 到深夜。小孩们的嬉笑欢闹声、被宰杀的猪牛的嘶吼声、烟花爆竹的鸣放声此起彼伏。乐 作舞③跳起来，敬酒歌唱起来，红飞翠舞，好不热闹！这样的婚礼奇观完全颠覆了笔者对汉 族过年时家人欢聚，“达到强化慎终追远、孝悌忠信、守望相助的深远意义”［8］3-5的认知，婚 礼日成为被全新建构的地方性、社区性的村寨节日。与其说哈尼族、彝族婚礼在汉族过年 期间举行，毋宁说过年具有了婚礼的内核，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好日子”的意涵。
作为“制度化的性结合”［9］和“人类实现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10］1，婚姻意味着两性社 会契约的缔结及两个社会群体姻亲关系的确立。显然，确立婚姻关系的时间节点，选择婚 期“好日子”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么，是哪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当地哈尼族、彝族近 年来视农历除夕为“好日子”并将其作为婚期首选，进而演变为社区性的节日呢？简言之， “好日子”何以生成？
从“偷来的日子”到“好日子”
要了解乐育镇哈尼族、彝族近年来将农历除夕视为“好日子”的来龙去脉，有必要首先 弄清楚当地哈尼族的属相纪年方式与三个民族共享的属相婚配文化。
哈尼历一年分 12 个月，每月 30 天，再加上岁末 5 天的新年庆祝时间，全年共 365 天。与汉族天干地支纪年方式不完全相同，哈尼族历法没有完整的天干地支，但有代表十二地 支的十二个属相，以虎为起始，以下依次为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以此纪 年、月、日、时。哈尼历的月序与农历完全不同（见表1）
虎月为哈尼历法的元月，对应农历十月。虎月第一个属龙日是哈尼族新年，虎月之后 为兔月，岁末为牛月。代表“日”的属相以虎日为始，牛日为末，12天一轮回。两小时为一 个属相时辰，一天12个属相时辰，23时至次日1时为鼠时，然后是牛时、虎时等。换言之， 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均可与属相一一对应。
哈尼历和历法相连，有自成一体的时间体系。从马月到鼠月为农忙时节，春耕秋收都 在这一时段。秋收完即进入虎月，直至次年的蛇月为农闲时节。村寨的大型祭祀活动、欢 庆节日以及三个民族的婚礼都在这一时间举行。不难理解，这一时间段有办婚礼的人力 物力，也有做客吃酒的闲暇时间。农忙时节，不仅需要在自己家的梯田劳作，还需要到别 家帮忙。遵从农业时间，在农闲时选择“好日子”举行婚礼只是提供了一个大的时间范围， 具体选择哪一天，则要根据男女双方的属相匹配测算。
红河哈尼族、彝族文化事象有很强的地域性，要获得深入了解，除了实地参与观察外， 对深谙当地文化传统的族群长者进行访谈也显得格外重要。龙车村 1928年出生的哈尼 族老人常国强正是1951年红河县成立后第一批入党的村民，曾在龙车村担任过十年的村 支书。他年少时因天资聪颖，被最后一任思陀土司李成祥②钦点学习汉文化，熟稔《易经》 及彝语古籍。他对当地历史文化传统非常熟悉，是乐育镇哈尼族、彝族、汉族公认的文化 权威。哪户人家结婚、下葬、起新房，都会请他挑选日子，并将其奉为座上宾。据老人介 绍，当地不管是哈尼族、彝族还是汉族，同宗同姓的男女不得婚配，否则被视为牛马牲口。两个家庭结成儿女亲家，最为重要的是子女属相相生。属相匹配度决定了婚期“好日子” 的选择。合婚时，父母提供子女生辰，转换为相应的四个属相后，年对年、月对月、日对日、 时对时地匹配。
属相的相生或相克为当地文化传统中的约定俗成。如“牛马相宜”“龙蛇富贵”“兔狗 长久”的说法体现相生，“鸡犬难避难”“猪蛇如刀错”“黑虎吞黄牛”的说法体现相克。用代 表男女双方四个时间的四个属相进行匹配度计算变数众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①：第一种，代表年、月、日、时的四种属相皆相生，是为“上婚”。若是“上婚”，婚期任选一天都 是“好日子”。第二种，代表出生年份的属相相生，但代表月、日、时的属相相克或部分相 克，这属于不太好的“中婚”，需要翻书测算出一个“好日子”以化解属相匹配的不足。第三 种情况是代表出生年份的属相相克，即使代表月、日、时的属相相生，也属于父母反对的 婚姻。
那么，碰到代表年份的属相相克的情况，是否就构成绝对的结婚禁忌？通常情况下， 遵从传统禁忌，姻缘就此结束，但生活中也不乏例外。对于男女青年感情甚笃、不顾父母 反对非要结婚的情形，当地属相婚姻匹配测算体系则提供了一种弹性的化解之道——从 农历时间中“偷”一个日子让属相不合的人在这天成婚。属相相克的恋人在农历除夕这天 举行婚礼，可以部分消解属相相克的后果，促进婚姻美满。根据常国强老人的权威解释， 农历除夕是“偷来的日子”。它有两个属性：首先，它既不属于上一年，也不属于下一年，是 过渡性时间；其次，它既不属于哈尼族，也不属于彝族，是“偷”的“汉族的日子”，也就是说， 在当地人看来，农历除夕是“他者”的时间。
乐育镇哈尼族、彝族眼中的汉族农历除夕——“偷来的日子”，是人类学家维克多·特 纳（Victor Turner）所谓的一个世俗的“社会结构之内或之外的存在”，一个不在此时也不在 彼时的混沌而模糊的“时间之内与时间之外的片刻”，一个处于继往与开来、除旧与迎新之 间的“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11］96。处于阈限时间的农历除夕，成为属相相克的哈尼 族、彝族男女青年唯一可以结婚的日子。可以说，这一天并无“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更 多的是一种民族文化默认的特殊和权宜性的选择。正是由于当地传统文化中对阈限时间 的特别解读，使得汉族农历除夕成了哈尼族、彝族属相相克的青年举办婚礼的例外和最佳 时间。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婚姻由父母包办，婚配首先考虑的是属相相合，所以 极少会在“偷来的日子”举行婚礼。近二十多年来，村寨里大量青年外出务工，与同样外出 务工或留守村里的父母大多分隔两地，父母直接干涉子女婚恋的难度增大。有的女子未 婚先孕，甚至已在外地生下孩子才告知父母，属相相生还是相克，已经不再成为能否结婚 的决定因素。在云南个旧做包工头的哈尼族青年李广寅就属于这种情况。属虎的他和大 兴寨属牛的彝族妻子在个旧相识相恋并生下一个男孩。2002年春节，在这个孩子三岁时，他们回村补办婚礼。按照属相，他们的婚姻不被毕摩和双方父母看好。李广寅和妻子商 量后决定在除夕举行婚礼。他说：“我不信我们就过不好日子了，我们就在汉族过年的时 候结婚。‘除夕’肯定是好日子，全中国人都喜欢这个日子，肯定就是好日子。”
也许李广寅并不太清楚“偷来的日子”的话语体系所蕴含的对属相相克婚姻的化解之 道，他仅仅觉得除夕是全中国人民最喜庆的日子，可以以此冲喜。此后数年间，李广寅夫 妻买了房和车，又生育一女，日子过得红火。数对和他们一样被认为属相相克的夫妻在除 夕办婚礼，婚后日子大多过得不错，村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属相相克的人在除夕这个“好 日子”结婚会化解不吉而安居乐业，那么原本就属相相生的夫妻，生活自然会更加幸福美 满。因此，除夕这一天变得百无禁忌，对任何属相的人来说，都是“好日子”。村民们用行 动生产出婚姻“合法性”的同时，实现了完美的逻辑自洽：在“好日子”结婚办喜事，带来的 不仅是美满的婚姻，更是切实的好日子、好生活。于是，“好日子”价值进一步凸显，意涵更 加丰富，不仅指农历除夕那一天婚期的“好日子”，还指实实在在的好生活。
在近二十年间里，这个“偷来的日子”已经演变为乐育镇哈尼族、彝族村民不用测算就 适宜婚嫁的“好日子”。现在，村民们心中的“好日子”不再是“偷来的日子”。原先理解的 “偷”有窃取、敷衍、苟且之意，现在的“好日子”已被赋予了正向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通过对“偷来的日子”的解构，再赋予其新的内涵，农历除夕作为婚期首选已经成为当地三 个民族都认可、接受、共享的一个全新的地域传统与地方文化。
“好日子”的文化合成
如果说农历除夕集中举行婚礼体现了将“偷来的日子”创造性地转化为“好日子”的民 众智慧，充分彰显了民族文化的调适性和传统的社会文化逻辑。那么近二十年来，少数民 族村民生计方式的急剧改变，从务农到务工，从乡村到城市，从遵从农业时间到融入工业 时间，从遵循传统历法到受工业资本规训，则是促成“好日子”生成的外部动因。
（一）工业资本引导与时间调适
在龙车村委会任职16年的村主任常文生的以下陈述，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近二十年来 这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节日欢聚时间改变的现象及原因：
以前各自过自己的新年，后来就统一了，大家都过春节了。只有春节才有 时间。村里的一些老人还会过一下自己的年，那一天杀只鸡祭拜一下祖先，长 街宴没有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没有什么人回来。没法和春节比。（2016年2 月18日）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村民陆续外出务工。以龙车村为例，全村2,960多人， 1,800多人外出务工，外出务工人员占到全村人口的 60%左右，以青壮年为主。从务农变 为务工意味着生产生活模式的彻底改变。工业流水线不间断运行，就不愁没活干；机器不停歇，便没有空闲时间。走出去的少数民族村民在增加收入、扩大社会交往、改善生活面 貌的同时，也从因循农业生产时间秩序向遵守现代工业时间节奏转变。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笔者曾访谈过一个在广东惠州打工的彝族女孩，问她有无 可能请假回家过彝族十一月的新年。她说，工厂的生产计划安排决定了工人只能在春节 放假，而且对返厂人员有成套的奖惩机制。农历正月初八前返岗能得到一笔奖金，若在规 定时间内带回一个或多个同乡入厂工作，又可领取相应的奖金。正月十五仍不能到岗，则 面临扣薪水甚至失业的风险。当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卷入全球化、现代化的生产大 潮后，农业耕作的传统时间框架不得不让位于工业资本秩序下的时间逻辑。
村民自从成规模外出务工后，一般在农历腊月二十五左右返乡，正月初六开始陆续回 到务工地，到了正月十五以后整个村寨再次回归“空心村”的状态。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 工厂又按国家法定假日①放假，所以趁全村人最多、最热闹的春节举行最重要的人生仪礼， 是村民的理性选择。不得不承认，“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 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12］20。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不能说理性战胜了文化，但毕竟以理性自我标榜的工业化导致了 文化的重构，这本身就是一个质变”［13］361
（二）长街宴与婚宴的策略性融合
事实上，乐育镇村民在婚礼时间上所作的调适并非全然被动，他们将传统村落社会生 产机制与新的时间建构作了策略性融合。
哈尼族在十月的新年期间举行的长街宴，哈尼语称为“多角都”，意为摆酒桌聚餐；因 在狭窄的村道一桌接一桌摆出来，故而汉语称为“长街宴”［14］。长街宴是红河哈尼族一年 一度的集体性宴饮狂欢，是凝聚族人、巩固情感的载体，一般从下午三点开始。席间喝酒、 吹巴乌、弹三弦琴、跳乐作舞，直至深夜。长街宴敦睦乡谊，承担起整合和凝聚村寨的社会 功能［15］。
然而，随着人口的流动，这种传统村落社会的再生产机制受到了挑战。近十年来，乐 育镇很多村寨的长街宴都已式微，龙车等村甚至直接取消。也就是说，以村寨为单位集体 宴饮狂欢的传统在新的时间制度的冲击下开始趋于消逝。
值得庆幸的是，在农历十月长街宴式微的同时，奇观式婚宴在春节期间出现。春节期 间，整个村寨白日宴饮，夜夜笙歌，与长街宴以村寨为单位的欢聚方式并无二致。婚宴完 全保留了长街宴的文化习俗和禁忌，如男丁女眷分开就座，被视为不洁的“吃了会出事”的 狗肉和鸭肉也不会出现在婚宴上。共享食物的“宴”从本质上讲就是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所谓的“共同在场”，因具有情境空间性（spatiality of situation)而具有社 会整合功能［16］60-63。全村一年一度以婚礼为主题的村寨聚合方式成为凝聚地方社会的新契机。从一定意义上讲，集体婚宴狂欢实际上延续了传统长街宴的部分功能。
如果说传统的长街宴主要是哈尼族的社会生产机制，那么春节期间的婚宴则为当地 三个民族所共享。较之于传统长街宴的宴饮狂欢，在春节这样一个一年中现金收入最为 丰裕的时间节点，哈尼、彝、汉三个民族更容易也更有效率地结合成以村寨为社会单位的 整体社会。换言之，地方社会最重要的两种生产机制——作为家庭和个人再生产的婚姻 和作为村落社会再生产的长街宴均作了调适，都融入了春节“好日子”。乐育镇人创造性 地将凝聚地方社会共同体的长街宴与集体婚宴作了策略性融合，反映的不仅是少数民族 对传统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发掘与创新，还有他们对现代时间管理的解决之道。
（三）“好日子”的自我规训与价值认同
“好日子”作为美好生活的一种具象化展示，大概可以很好地回答罗伯特·芮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什么是从事耕种的人们憧憬的‘美好生活’”［17］135的问题。就乐育镇各 村寨的村民而言，“好日子”不仅仅是一个结婚的吉日，更是展示美好生活的具象化表达和 文化表达。
哈尼族、彝族选择春节作为“好日子”举办婚礼，反映了他们传统时间观的变化，对“好 日子”的认定更代表了他们对当下生活状态的价值认同。外出务工的新的生计方式，给他 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个过程也会有困难、挣扎甚至 辛酸，但更多的是使他们的家乡、家人分享了中国现代化大潮带来的红利。笔者曾就如何 看待“好日子”的问题对村民进行过访谈，在广东深圳打工的彝族小伙子阿龙对笔者说：
以前待在山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过去只要能有烟抽有酒喝，吃 得饱，就觉得是好日子。到了深圳才知道人家过的日子才是真的好，住大房子， 开好汽车。过去有力气没地方使，现在知道只要肯卖力气干活，我的日子也可 以过得好，我也能让阿爹阿妈过上好日子。（2018年2月19日）
像阿龙这样通过在外“卖力干活”增加收入的村民不在少数。少数民族村民对美好生 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好的生活少不了物质基础。对村民来说，物质财富是他们辛勤工作 的直接回报，更是他们有能力通过在外打拼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的证明，让他们在摆 脱贫困后发自内心地喜悦和自豪。也因为如此，近几年来，融合了长街宴凝聚地方社会的 功能，以密集婚礼为主题的村寨狂欢“好日子”平添了几分“夸富宴”（potlatch）的意味。
2015年春节，龙车村一户哈尼族人家嫁女儿，陪嫁了一辆价值近20万元的轿车，是当 地以汽车作为嫁妆的第一户人家。婚宴旁赫然摆放的一辆全新的、后视镜还绑着红花的 白色轿车，自然成为婚宴上人们议论的焦点。彼时，进村公路路面尚未硬化，又遇上连日 阴雨，即使越野车也会深陷泥淖难以进村。新娘的父亲告诉笔者，十多人协同努力，用石 块、砖头等填平近七千米的村道，花了十多个小时，差不多是将轿车抬着“开”进了村，摆在 了婚宴现场。汽车底盘损坏严重，修理花了近万元。如此大的代价，一家人却说“值得”！
结婚比彩礼，你家陪嫁摩托，我家就陪嫁汽车。婚宴比排场，你家摆 80桌，我家就摆 100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沦为新房里的装饰品，因为在一些新装修的婚房里，电 源线都还未接通。和传统社会中的财不外露不同，如今财富不仅要外显，还要尽可能地展 示。外显的财富能直观而清晰地展示人的能力，得到村落共同体的认可。这也从另一个 层面说明，村民即使外出务工，见识了外面的大千世界，他们的面子、生命价值、人生意义、 认同感依然还立足于村落共同体，植根于乡土［18］。春节中的婚礼，这个聚集了全村最多 人的平台，便成为村民展示自己好生活的最佳场合①。
村民对好日子、好生活的认定，既参照日常生活中已过上好日子的村落社会群体，更 参照外出务工时见到的城市社会群体。他们心中的好日子，已经不能在原来村落社会的 自我循环中生成，需要主动到城市社会中去寻找。这样的好日子、好生活，并非源于他们 对婚期“好日子”的选择，而是源于他们生计方式的改变，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剧烈变迁。在 这个基础上，他们发自内心地将春节视为结婚的“好日子”，并通过在婚礼上具象化地展示 丰厚物质，向人们宣示代表美好生活的“好日子”的价值内涵。追求现代性的美好生活成 为地方社会的美好价值。
讨论与结论
近二十多年间，农历除夕演化为云南红河县乐育镇哈尼族、彝族村民举行婚礼的“好 日子”。一个以除夕为时间，融合了哈尼族长街宴文化功能，以高密度婚礼为主题的村落 狂欢节，成了新的区域传统与地方文化。
这种新的地方文化，不同于既往哈尼族、彝族和汉族的文化，而是一种全新的合成文 化。这表现在三个客观维度上，即参与者、时间和节日形式。具体而言，从参与者来说，三 个民族既往有各自的新年，全新的“好日子”为三个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庆祝。从时间维度 来说，有一系列改变：从哈尼历法中通过属相相配来决定婚姻合法性，到主体性地对传统 的“偷来的日子”进行解构和重构而使之成为最适合结婚的“好日子”；从顺天应时，按照农 忙农闲时节安排婚期，到适应国家假日规定和工业时间节奏，将春节与本民族婚礼吉日作 时间上的“互嵌”；从依傍传统农业时间到对现代时间管理模式的遵守。时间维度的这些 改变，打破了农业时间与工业时间、哈尼历与农历的二元对立，将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时间 体系和国家时间调适后形成了新的节庆时间。从节日形式来说，虽是春节，却既无汉族过 年的年俗，也无哈尼族、彝族新年的节日欢庆方式，原本各自家庭再生产的婚礼仪式变为 全村的集体婚礼奇观，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性节日。
“好日子”的选择，本质上是村民对什么是好生活、好日子的价值判断改变的结果，也 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乡村主体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一种逻辑自洽及 主体性的社会文化再生产。全新的“好日子”既蕴含了长街宴的实质意义，体现了深层文化脉络里以“宴”凝聚整合村落共同体的传统，也具有通过外显财富得到村落共同体认可 的作用。故而，不管是现代时间管理，还是工业资本规训，村民愿意主动地自我协商，将新 的生产生计方式与传统民族文化模式进行调适，完成社会和文化再生产，促成“好日子”的 合成。这一“合成文化”的快速生成，一方面源于其文化传统的内在元素提供了契合点，另 一方面也有助于当地人主动适应社会变迁。新的合成文化，是哈尼族、彝族、汉族整合内 外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结果。
进一步而言，在地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规训被地方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所 吸纳，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才能更好地凸显。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权力的 施展是一种行为引导（conduct of conducts)和可能性的操作，权力关系的核心是抵抗的意志 和不妥协的自由［19］280-296。事实上，现代时间模式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它受到 传统话语体系的收编和确认，继而得到地方主体的“主动拥抱”。现代化变迁与当地少数 民族传统并非泾渭分明，也非方枘圆凿，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吸纳后合成新的 文化［20］。
诚如马克思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 的发展的空间。”［21］532“好日子”作为少数民族村民主体性建构的社会时间，正是一种积极 的存在，是他们对生命尺度的拓展。“好日子”不仅具象地彰显出哈尼族、彝族、汉族村民积 极适应改变，以创意性实践延续民族文化生命的意义，更通过文化合成重构了多民族地方 社会，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局部形式，或者说“地区性的多元一体”［22］23。从这一意义上说， 本文的个案也为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局部与微观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