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花灯是流行于云南建水、蒙自、开远、个旧等市县彝族民间的一种歌舞，是融合了中原汉族花灯特点和当地彝族文化独特元素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汉族文化和彝族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文章以蒙自市、建水县和开远市彝族花灯为研究对象，并以这三个市县彝族花灯异同为切入点，对这三个市县彝族花灯地域差异性进行分析，总结归纳这三个市县彝族花灯之间存在的关系。
关键词：红河彝族花灯；地域性差异；因素分析
红河彝族花灯，主要流行于云南建水、蒙自、开远、个旧等市县彝族民间的一种歌舞，是云南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河彝族花灯在吸纳中原汉族花灯特点的同时，加上当地彝族文化中的独特元素，继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通俗易懂，主要有拉花、花鞭、打花鼓等表演形式。本文从蒙自、建水和开远三个市县彝族花灯为对象，探讨分析这三个市县彝族花灯各自产生的原因，并分析他们各自的文化特点。
一 红河彝族花灯的起源
红河彝族花灯是云南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河彝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相互交融产生的地方民间戏剧。
红河彝族花灯形成最早可追溯到明清时期，汉族花灯通过民间艺人传入西南民族地区后，并通过各地彝族根据自身生活和居住环境不断改造，进而形成了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形式。较早时期，红河彝族花灯一般在社火游行、元宵节灯会、祭祀或庙会等中表演[1]，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并自成一个体系，是云南花灯剧中具有特色鲜明的一种特殊花灯流派。后经时间的推移，红河彝族花灯逐渐传扬与发展，从蒙自市逐渐传扬到云南各民族地区，并逐渐形成了不同汉族和其他地区流派和表演风格的花灯剧种。红河彝族花灯舞，伴奏音乐旋律优美，唱词语言风趣幽默、表演剧情感染力强，在红河彝族民间广为流传，深受当地彝族的喜爱，并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2]。
二 红河彝族花灯分布及区域特色
中原汉族花灯传入红河彝族地区后，云南各地彝族都将其与本土文化元素结合，使其更加具有本土化特点。在此笔者以这三个市县彝族花灯为代表，分别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和归纳地域性差异的原因。
（一）蒙自市彝族花灯的特点
蒙自市彝族花灯是集歌唱、舞蹈和话剧三位一体的剧种，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蒙自市彝族花灯，大多源自当地彝族传承下来的彝族传统舞蹈，如《打花鞭》《篾马舞》《阿尼勾娜》等[1]，具有独特的蒙自风味。在表演中，男舞者舞蹈动作夸张，有大幅度甩手臂在空中划动，与其他舞者身形交错时力求干净利落，禁拖泥带水，通过舞蹈来表现男性所特有的粗犷豪放；女舞者舞蹈动作秀气优雅，不可过度张扬，力求舞者在舞时要像燕子归林一般灵巧轻盈，像蝴蝶穿花一样飘逸洒脱。蒙自市彝族花灯尤其重视表演时送膝屈膝等动作，此乃便是蒙自市彝族花灯特有的动作，具有浓厚的当地彝族特色。
蒙自市最具代表性的花灯表演组织是永宁村业余彝族花灯队。永宁村位于蒙自市西郊长桥海畔[2]。据老一辈村民相传，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彝族民间花灯艺人受汉族花灯的影响，对当地彝族花灯进行改进，并逐渐形成了蒙自市彝族花灯集歌唱、舞蹈、戏剧为一体的剧种。唱腔以四平调为主，伴奏音乐由勾曲、称曲、平曲三个部分组成，低回婉转，十分悦耳。
综上，蒙自市彝族花灯具有浓厚的彝族特色，将中原汉族文化和滇南彝族文化结合起来，并取长补短后，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深受蒙自市彝族的喜爱。换言之，蒙自市彝族花灯具有刚柔并济、风趣诙谐的特点，并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独特花灯。
（二）建水县彝族花灯的特点
建水县彝族花灯前身是明代中叶流行的社火游行活动，主要流行于建水县岔科、普雄、东坝、东山坝、南庄、曲江等乡镇。清朝时采用汉文剧本如《打鱼》《打花鼓》《乡城吵闹》《补缸》等。在此基础上，彝族民间花灯艺人将当地彝族特有的文化元素融入到音乐、舞蹈、念白中，并充分吸纳汉族花灯中的优点，成为具有建水地方特色的彝族传统戏剧。建水县彝族花灯如今仍保留彝族花灯具富有彝族特色的音乐[3]。其音乐由声乐和器乐两个部分组成，声乐吸收了彝族民歌音调，具有宽泛的音域和细致的音乐节奏，节拍精细，特别是声乐演唱中渗入彝族民歌唱腔如润腔方法，时不时通过转换大小嗓来丰富唱腔，使得建水县彝族花灯富有浓厚的彝族特色。
建水花灯剧团是建水县最具代表性的专业彝族花灯表演剧团，成立于1960年12月。自成立以来，建水花灯剧团常年上山下乡，足迹走遍红河州工矿、农村、部队、工地，并到玉溪、普洱、西双版纳及贵阳、六枝等地演出。建水县彝族花灯剧目，具有独特的红河彝族花灯风味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除了传承下来的彝族花灯传统剧目外，还拥有大量的现代剧目和自己创作的剧目，如《沙家浜》《龙江颂》《牡丹山》《红灯记》《槐树庄》《小刀会》《刘三姐》《爱情的审判》《官星高照》《如此孝顺》《药王庙传奇》《三气孙传芳》《称心如意》《竹林风雨》《白云与阿芳》《山乡之路》及花灯歌舞《文化货郎》《摘石榴》等。
《扭松毛节》是建水和石屏两县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彝族传统烟盒舞之一，但彝族花灯中的《扭松毛节》与传统烟盒舞有细微的差异。大型花灯歌舞剧《白云与阿芳》是建水县彝族花灯的代表作之一，其中音乐、舞蹈、念白、服装、化妆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化特点。该剧本以建水县汉语方言和彝语为主，舞蹈动作大多为花灯和烟盒舞，以击打道具发出声响，划动手臂扭动肢体，模拟添加烟草等动作，反映日常生活中的情景，从而形成诙谐闲适的一个舞蹈小品。由此可见，建水县彝族花灯节拍丰富，节奏变化较大，拥有宽泛的音域和清晰的旋律。
质言之，建水县彝族花灯不仅保留了当地彝族文化的基调，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推出具有时代教育意义的新颖剧目，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和较强的创新性，是早期彝族传统花灯经过时间的洗礼而衍生出与其他地区彝族花灯有所区别的剧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三）开远市彝族花灯的特点
据史料记载，彝族是最早居住在开远市的民族。早在西汉时汉文史籍中就提到了彝族先民在开远市建立部落，清嘉庆年间编纂的《阿迷州志》中有“阿之先地属彝人”的记载。彝族传统歌舞在开远市具有广泛的分布，有十二种彝族传统舞蹈。开远市彝族花灯分布较广，其辖区七个乡镇、一个办事处三十七个彝族聚居区都有建立过灯帮组织，从事演出彝族花灯的历史记载，其中以与蒙自市相邻的羊街乡是彝族花灯表演集中盛行的地区，并最具代表性。其中最受当地民众喜爱的是以鞭类（如金钱棍）为主的花灯，其次是“团灯”花灯。
羊街乡彝族花灯是彝族民间口口相传的一种花灯歌舞，因而一般民众都会唱上一两段。羊街乡黑泥地社区建有占地21333平方米的彝族文化广场，并彝族民俗雕塑、羊街彝族花灯传习所也在其中，具有深厚的彝族文化底蕴。羊街乡彝族花灯传承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传至第七代，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2015年，开远市彝族花灯被列为红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开远市彝族花灯曲目繁多，服饰、道具极具当地民族特色，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霸王鞭舞》《霸王下山》等代表性剧目。开远市彝族花灯重视舞蹈的技巧性，技巧性贯穿于整个花灯歌舞中，也可以单独作为节目来表演[4]。以《霸王鞭舞》为例，也可以窥见开远市彝族花灯的特点。《霸王鞭舞》多在集会、节日、祭祀、丧葬等场合中表演。舞者右手手持金钱棍，用擦出擦入，抬首横尾，击足击尾，弓步擦棍等动作，利用手中的金钱棍敲击舞者的手臂、肩膀、背部、脚踝等部位，使金钱棍内的铜钱发出铿锵的声音，当舞蹈高潮时，舞者会转身下蹲，两两舞者互相碰撞身体，再跳跃起身，之后再蹲下碰撞，如此反复至高潮结束。舞者身姿轻盈、优美，能给观赏者带来极强的艺术冲击和视觉体验。由此可见，开远市彝族花灯特征：音舞紧密结合，动作严谨整齐、刚柔并济，以晃、拍、碰、击为主要动作。除此，剧目中的女舞大量使用汉族花灯中的“十字歪莲”步法。
综上，对开远市彝族花灯进行分析，其特征是受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时间的流逝，不断创新传承与衍生，最终形成了如今与各地彝族花灯共性相似，而个性鲜明的特色。也就是说，开远市彝族花灯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冲击较少，仍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彝味”，为研究者探究早期红河民族歌舞文化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四）三市县彝族花灯特色比较
综观前述，蒙自市和开远市彝族花灯都力求舞者刚柔并济，男舞者力求表现出男子的粗犷豪迈，女舞者力求表现出女性的文雅含蓄，夸张豪放和轻灵飘逸之间，将舞者性别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也就是说，开远市彝族花灯具有更加浓厚的彝族风味，要求舞蹈动作整齐划一。而建水县彝族花灯更倾向于声乐，以向观众表达剧目的思想内涵，因此蒙自市和开远市彝族花灯而言，对表演者有不同的要求。
虽不同的剧目而要求舞蹈动作和舞蹈风格有所不同，但如果把相似类型的剧目放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三市县彝族花灯在风格整体上是相似的，都要求舞者扇子需根据音律节奏的变化而舞动，时不时变换舞蹈队形，并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只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各地彝族花灯都属于同一个源头，所以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彝族花灯整体风格依旧有着相似之处，其舞蹈风格也是相似的，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红河彝族花灯在当地彝族早期社会中还起到了祭祀娱神、吊丧娱尸、喜庆娱乐、交际娱乐的作用，同时也教化彝族民众如何做人做事的道理，为彝族民众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为维持社会的题解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 红河彝族花灯区域性差异形成的原因
蒙自、建水和开远三市县现存的彝族花灯，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受地理、交通、教育、审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地理因素
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因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各地彝族花灯大多都就地取材，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剧目，并其舞蹈动作也有所不同。
第一，蒙自市彝族大多居住在长桥海畔，与桥梁河海息息相关，所以其花灯的主题也大多表现其生活长桥海畔的生活，如经典剧目《打花鼓》便是，从中可看出蒙自市彝族民众生活的细节。
第二，建水县地处平坝与山川交界的地带，所以当地彝族大多生活于平坝，并都体现平坝耕种、爬山赶集等生活气息的情景，因而在建水县彝族花灯剧目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如《补缸》《乡城吵闹》等都体现了当地彝族简朴、快乐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
第三，开远市彝族花灯流行地区彝族主要于傍山而居，因而受这种生活环境的影响，开远市彝族花灯的主要题材就是反映当地彝族依山农耕的生活情景。因为开远市彝族大多聚居在山区或者半山区，因交通相对闭塞而阻碍了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并开远市彝族受汉文化冲击较少，因此开远市彝族花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彝族风味。
由此可见，地理因素影响是蒙自、建水和开远三市县彝族花灯地域性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二）交通因素
因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这就决定了他们三县市有不同的交通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三县市彝族花灯地域性差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建水县因有便捷的交通条件，为建水县彝族接收新鲜事物与时代信息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有利于建水县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建水花灯剧团剧目的传承和创作提供了基础，并逐渐更加专业化、商业化。除此，便利的交通还为当地彝族提供了接收更好的教育条件，为建水花灯剧团业务骨干创新传承和创作花灯剧目奠定了坚持的基础。
第二，蒙自市也有一定的交通条件，因受中原汉族花灯的影响，剧中戏服扮相既有中原汉族花灯剧目中人物的特点，也有彝族特文化元素。除此，因彝族花灯初期是采用汉语进行表演，其曲牌还有明清小曲的遗迹。
第三，开远市彝族花灯主要流行地区，多为山区，交通闭塞，使得开远市彝族难于及时接收到新生事物和信息，并多在本地相互交流，因而形成了“九版十三腔”“二十四腔三十六调”的状况，并共同吸纳、共同传承的格局。而改革开放后，因其具有浓厚地方民族特色的彝族花灯，受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使得开远市彝族花灯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总之，交通条件对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彝族花灯地域性差异也有较大的影响。
（三）教育因素
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彝族民众接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差异性，也决定了他们三县市彝族花灯创作剧目能力的高低和剧目数量的多寡。
第一，建水县有较好的交通条件，而且有相对较好的教育条件，为当地彝族有条件的将下一代送去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建水县涌现出一大批勇于创新的彝族知识分子，创作出了大量贴近时代、富有教育意义的彝族花灯表演剧目。
第二，蒙自市因交通条件相对一般，教育条件也相对一般，所以花灯表演队大多是业余人员组成的队伍，传统剧目的传承方面较好，但在剧目创新上难于突破。
第三，开远市彝族花灯主要流行区因地处山区，居住环境相对闭塞，当地彝族很难受到较好的教育。但因其悠久历史，文化灿烂，对传统文化也有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一跃成为彝族花灯中的璀璨新星。
总之，文化因素也是导致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彝族花灯地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
（四）审美因素
如前述，因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彝族接受教育程度不同，并各地彝族受各地彝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欣赏心理和审美偏好也有一定的差异，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花灯特点。
第一，蒙自市彝族花灯因受当地彝族的欣赏心理和审美偏好的影响，经几代人的演绎和创新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彝族花灯第一代传人杨鸿仪的“女的要规矩、灵巧，男的要大方、豪放”“扇要舞音律，步要踩弦点，唱词要有韵味”的风趣诙谐、刚柔并济的基调。
第二，建水县彝族民众则更偏向于曲调、节拍的变化，以多元多变的曲风与节奏来抒发情感，加之建水县具有优良的交通条件，其观众也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使得建水县彝族花灯创新发展成主题鲜明的多样化剧目，并建水县历来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所以形成了建水县彝族花灯极富地方民族意味和特色。
第三，开远市彝族花灯则更偏向于音乐与舞蹈的紧密结合，动作严谨整齐，又因当地彝族长期居住在不同的乡镇，各地彝族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也有所不同，因而各乡镇彝族审美爱好也有所差异，他们对彝族花灯欣赏和审美角度也不同，但开远市彝族花灯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为后来开远市彝族花灯的进一步创新发展，反超蒙自市与建水县彝族花灯，便成为红河民族文化的瑰宝。
总之，彝族花灯观众多为本地民众服务，而广大民众的喜爱和偏好给当地彝族花灯剧目不断演绎、改编、创新发展及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动力，所以审美因素的不同也给他们三市县彝族花灯风格带来了影响。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在地理、交通、教育、审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彝族花灯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特色。但总体而言，蒙自、建水、开远三市县彝族花灯具有共性和个性的特点，并共性特点大于个性特点，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造成这种结果是因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是红河彝族花灯的演变和派生。但不论怎么演变和衍生，都起到了祭祀娱神、吊丧娱尸、喜庆娱乐、交际娱乐的作用，并对早期红河彝族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红河彝族花灯作为一种民族民间艺术，不与因时代的更替、时过境迁而不断创新传承和创作问世，更好地融入现当代审美文化，均起到了其教育娱乐的初衷。我们深信，红河彝族花灯创新发展不会断层，并将成为西南彝族乃至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参考文献：
[1]汪致敏.红河彝族音乐文化[J].民族艺术研究.2000,(2).
[2]刘天强. 彝灯新唱 [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3]红河彝族辞典编纂委员会. 红河彝族辞典 [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4]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 [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作者：红河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云南蒙自。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21年3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海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