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族属问题，迄今尚无一个被普遍公认的定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三星堆高度发达的文明，决不会是凭空出世，或所谓“天外来物”。它一定是扎根于中华大地这一块现实的土地上，在遥远的历史长河中，由一批有高度智慧的人群，通过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
笔者拟从追寻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中，以求找到三星堆族属问题的答案。
一、 悠久文化溯源头
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震惊了世界，想不到在南方，尤其是所谓的“蛮夷”之区，会有如此先进的文化。况且，此前的史籍中也未曾透露出哪怕一点点蛛丝马迹，说这里曾经存在过某种先进文化。因此，初期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多把眼光放到文化发达较早的先进地区，如中原、西亚地区，于是有“北来说”、“西来说”等观点的出现。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都难具说服力，因为三星堆青铜文化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极具冲击力的艺术造型和表现手法等，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和民族特性，为一些已知的先进地区文化所难寻。近年来，一批学者把视角转向西南地区的民族，尤其对彝族的研究最受关注，于是有了“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各有其理，各具其据。我们期望最终能达到一个共识。
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基本上属于彝族文化范畴，三星堆文化主要的或基本的特征，与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的或基本的特征是符合的，或者说是最为接近的，甚至可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那就让我们沿着古彝人的足迹去探寻一下三星堆的来龙去脉吧。这里所说的“古彝人”，即“古夷人”（“彝”为后起之词），指彝族先民。
三星堆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一个高峰期，那它必然有一个上升与下行的历史过程，正如一部戏剧，高潮的形成，前有序幕，后有尾声。现在所见的三星堆文化就是高潮，只有探寻出它的序幕和尾声，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先让我们徐徐拉开这个“序幕”。
（一）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化
研究彝族古代历史，有两个节点，或两个坐标点值得注意。一个是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最早记录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著作，其中所记彝族先民在西南地区的居址或活动范围已很广泛。时间距今2000余年。一个是杜宇（许多学者都认为即彝族共祖笃慕）时期。杜宇从滇东北的朱提（今昭通）到蜀国“称帝”，“失国”后又撤回滇东北，其六个儿子又带着余部，分别到滇川黔各地发展，这便是彝族历史上有名的“六祖分支”。杜宇（笃慕）上承历代蜀王，下启六祖分支，其族属为彝族殆无可疑，时间距今约3500余年。由这两个时间节点观之，两三千年以来，夷（彝）人一直较稳定地生息繁衍在川滇黔这片土地上，只是由于秦并巴蜀及汉代以来“汉化”的不断推进，彝族的居住地在不断缩小，但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迄今，彝族人口仍然是最多的一个民族。 “彝族是一个神秘的民族，它有与汉民族一样有古老的的历史，有一切古老民族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黄光诚：《云南民族文化纵横谈》，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246页）
1．历法
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在现代中国天文史上是一件引起轰动的大事。尽管在十月历出现的时间点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学者都充分肯定彝族十月历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今天西南一些地区的彝族群众仍在使用，并且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等人对此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传统历法太阴历，简称阴历，是以月亮绕地球一周（以月亮的“朔望”作观测点）为一日进行计算。这是最易观测到的天象。但“朔望月”的长度为29·5306日，约29天半。把29天或30天称为一个月，一年12个月，只有354天或355天。而以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回归年（太阳年）为365·2422日。这样，阴历的一年与太阳年相差就有11天，过十多年就有一年中寒暑颠倒的现象。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就采取闰年的办法，闰年多一个月，19年7闰。中国古代的“颛顼历”就用这一办法。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等国最初使用的也是阴历。
彝族十月太阳历与上述阴历不同之点，是不按月亮盈亏为周期，而是以地球绕太阳为周期，以观测太阳运动来确定冬夏，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来确定寒暑。一年分为10个月，每月恒定36天，一年共360天，余下的5天或6天（闰年6天，每4年一闰）为“过年日”或“岁余日”。一年分为五季，以土、铜、水、木、火来代表，每季又划为公、母各一个月。每月36天，每季72天。每月日数相等，不分大、小月，便于使用和记忆。这些数字，竟解开了中国经、史、子、集中的一些神秘数字。如《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郑玄笺注：“一之日，十之一也”。长期无人能解其义。刘尧汉先生解释为：过完一年10个月后，所留余日，即“十之余也”的余日。这种解释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又如《幼官图》中的“五方十图”和“三十个节气”，每相隔“十二”而一个节的记载等，都可据十月太阳历数字作出解释。这就帮助我们解决了“千古之谜”。（杨向奎：《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序》，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第19页。）再如，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兵法韬略有36计，社会行业有36行（或其10倍360行），练功有36法，《水浒》中有36天罡、72地煞，道教中有10部妙经36卷，观庵仙山有10大洞天、36小洞天、72福地，等等。这些数字都与彝族十月历中的一年10个月、一月36天、一季72天的数字相契合。由此可以判定，先进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十月历的存在。此外，山西临汾地区的地下考古发掘和云南绥江岩画的发现，进一步用实物证实了彝族十月历的存在。
2004年，在云南省绥江县的新滩发现了一处5平方米（共三个区）的岩画。据专家考证后证实，新滩岩画的年代约当在仰韶文化之前，距今约7000年或略早，这时彝族的虎崇拜业已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太阳历。自2011年以来，“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黄懿陆，以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在石质构建上的日月为易图案为依据，比较文献‘日月为易’的历史记录，参照了20世纪80年代数字易卦为符号卦易经基础的研究成果，以殷墟鸡卦与数字易卦同时出现同一卜甲的证据为依托······仔细研究了绥江新滩三个区的岩画与彝族十月太阳历和彝族鸡卦和易学数卦的关系，确认绥江一区岩画为彝族十月太阳历起源的考古证据，二区、三区图案为十多个易经数卦的组合图案，三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绥江系彝族十月太阳历起源地》，载《云南政协报》，2012年3月23日，第6版《文史春秋》）。黄懿陆先生还在他的《彝族十月太阳历起源真相》一文中说：“绥江新滩岩画的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里是一条长江上游向中原地区或内地进行文明传播的主要迁徙路线。一切都在证明，远古云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著名天文学家、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张钰哲教授，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一事兴奋地说：彝族十月太阳历“开辟了天文学中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即可以十月太阳历为基础，研究探讨阴阳五行、十二兽纪日和八卦的起源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万辅彬采访陈久金的文章（《彝族十月太阳历发掘者之一——陈久金先生访谈》，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中指出：“山西临汾陶寺尧都天象遗址十个夯土二十个节日历法的发现为研究十月历的存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及研究，引起了世界天文学界的极大关注。
2．文字
众所周知，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彝族文字的起源很早。彝族先民很早以前就以结绳和契木的原始方式，记载着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情，后来演进成刻划符号记事。著名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他还明确指出，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据《西南彝志》记载：彝文的创造者名叫伊阿伍，他是一个聪明无比，能知天文地理的人物，他创造了文字，并用文字写了许多历史书籍。此外，著名彝族翻译家罗文笔先生译注的《爨文丛刻》一书在《人类历史前序》中说：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义初备。
通过这些有关彝族文字的起源传说和记载，不难看出彝族的文字起源和仓颉造汉字的传说一样，长期备受人们推崇。
汉字的出现，以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最为典型和完备。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已经成熟的文字，在这之前，必然还有一个形成过程。传说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仓颉是黄帝史官，他“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序》）后来在西安市西郊的原始社会遗迹中发掘出一批甲骨文，其字体极为细小，有如蚊子脚，但却刚劲有力，结构严谨，与殷代甲骨文接近。经专家鉴定，这批文字比殷墟甲骨文早1200年以上，距今4500~5000年，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接近，说明“仓颉造字”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战国时的荀子曾认为，文字是众多人发明的，仓颉的功劳只是在于整理罢了。
汉字究竟何时出现，一直是学者们在寻找的答案。直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念被引进中国，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考古学实践，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陶器、陶片上的刻划符号，以及少量龟甲、骨片上的刻划符号，如果其中有与文字相关的刻符，都会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所有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符号加以汇集和整理，因而对其数量和种类很难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根据初步观察，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里都曾发现过这些符号，距今大约8000年左右。观察新石器时代各种符号的分布范围，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遍及全国，从陕西、青海到东南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发现。”（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第307页）
学者们对这些刻划符号给予高度关注。例如西安半坡遗址中的陶文，考古学权威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曾两次去考察，对这些陶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殷墟文字已合了六书规律，则文字之起源必尚可追溯三、二千年。仰韶、龙山似乎进入有文字的时期。······半坡刻划符号，其为文字殆无可疑。”但郭老不能释读其义，也无法确定文字系属，并说：“将来发掘更多时必能进一步解决此问题。”一些汉族学者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李孝定1969年发表的《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一文，最先提出“半坡陶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参阅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第307页。）1973年，于省吾认为，半坡“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1973年第二期）
正当学者们在这些刻划符号中寻找汉字的起源时，半坡刻划符号的谜团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被揭开。彝族著名作家李乔于20世纪80年代到西安参观半坡遗址，发现半坡陶文像古彝文，于是把32个陶文字符带回云南，并将其发表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文化》杂志上。1988年，李乔到云南红河州参加一个会议期间，请一位老毕摩认读。老毕摩名李八玉昆，不识汉文，也不会说汉话，但却释读出了23个半坡陶文，可分为三组，一组意译：开始用彩釉工艺的盆、瓶、罐、碗、碟、缸、瓮堆；二组意译：满仓库的众多产品是康若珍（姓名借音）；三组意译：一家全家去用百日之功夫生产。（详见左玉堂主编：《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第133~135页。）对半坡陶文，贵州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成员也能用彝文的形、音、义进行阅读；四川凉山州的彝族学者也能释读出其中某些刻划符号，并指出陶器上的一些彩绘植物图案与凉山彝族人民绣在衣饰上的图案相似。（同上，第132页）云贵川三省的彝族毕摩、学者能释读半坡陶文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该陶文属古彝文无疑。
西安半坡遗址属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年。仰韶文化遗址在渭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发现，而其中出土的陶文也都有同半坡陶文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如临潼姜寨陶文，二里头陶文，马厂陶文，蒿诚台西陶文，郑州二里岗陶文等。除黄河流域外，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也有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而且时间更早，如湖南醴陵县彭头山遗址刻划符号，距今有9000年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陶文，大多可用古彝文进行释读。一些汉族学者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株州工学院的刘志一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河南贾湖遗址以及甘肃大地湾、二里头、马厂、山东大汶口、湖南醴陵彭头山等遗址的刻划符号，把彝文创制历史推至9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陶文与汉字有何关系？学者们还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与甲骨文是同一系统，是汉字的初期形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与古汉字是不同系统的符号”。我们的看法是，新石器时代陶文已经证实为古彝文，与汉字不是一个系统，但它对汉字的形成产生过影响。彝文是典型的音节文字、表意文字，其构成基础是点和线，它的基本要素是“字素”，并形成形、音、义相统一的造字单位，由此产生的字（词），也有象形、形意、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几种方式。而汉字的特点是以象形为基础，再由此衍生出象行、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所谓“六书”。正如许慎所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便是以象事物之形而造字，所以汉字笔划多繁复。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都是以点、线构成，与汉字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古彝文无疑。时间上，古彝文字也早于汉文字出现，而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亦在情理之中。
（二）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化
彝族具有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除其勇武的性格特征和强烈的内聚力外，其长期保持下来的鲜明独特的文化也是重要因素。
1．祭祀文化
彝族素以祭祀多而著称：祭天祭地祭祖先，祭山祭水祭鬼神。云南便有“罗罗祭祀多”的民谚。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了解一下彝族的祭祀情况：
彝族的祭祀场合由毕摩主持。毕摩为彝语的音译：“毕”的原意为吟诵；“摩”的意思是对年长而有威望者的尊称。总的意思就是“歌吟法言之长老”（马学良：《倮族巫师“呗耄”和“天书” 》，载《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毕摩相当于汉族等民族的祭司或经师，但其权威性更高，他们是沟通天与地、神与人的中介，而且还是彝族文化的传承人，被认为是族中最有学问的人。当今能见到的卷秩浩繁的彝文古籍，大多是由毕摩保存下来的。据考证，在原始公社时期，毕摩曾是氏族部落的首领。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阶级的出现，其在族中君、臣、师、匠四位一体的政治职能逐渐被剥离，而专司祭司职能，但其职能仍较广泛。
“毕摩的根本职能是为家支、家族安灵、送灵、指路、招魂（亡魂）、作呗（道场）、做斋、祭祀。在履行本职的同时，毕摩也兼行占卜、画符、咒鬼、驱鬼、咒人、禳解及对窃案进行‘神明’裁判等巫术。有的毕摩占有律历、天文地理、谱牒、伦理、神话、史诗、诗文、历史等方面的彝文典籍，并传授知识；有的毕摩从事彝文著述和翻译工作。”（左玉堂：《中国西南彝族毕摩文化》，载《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2页。）“总而言之，毕摩是原始宗教祭坛的主持者、祭司，也是古彝文、毕摩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亦是造诣很高的歌手、艺人，有的还是著名的经师、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彝族通史》，第一卷，第4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毕摩在彝人心目中无疑是能通天地鬼神、卜疑释惑、知识渊博、无所不能的超人。滇川黔桂历代彝人称他们是彝族之“鹰”。在三星堆青铜塑像中，可以明显找到毕摩的身影。
彝族地区的祭祀场景有多种，大都根据人们所处地位高低和经济条件而定。一个村落的祭祀活动，是在村旁选一棵高大的树木，或在树林中选一棵最高的树，在其旁举行祭祀。在彝人的理念中，最高的树木离“天”最近，易于跟祖先的在天之灵进行沟通。高高的“通天树”就是连接天人之间的桥梁。更为隆重的祭祀活动则要建塔、设场，布置更加庄重。在家庭中的祭祀便简易一些，只是对着“祖灵筒”进行祭祀。“祖灵筒”用葫芦、陶罐、竹筒等做成。祭祀时，要在筒中插一株如松树枝一类的植物，这类植物也起到“通天”的作用。这种“通天”的理念和表达方式各地各有不同。贵州省威宁县境内的“彝王坟”就修的高大壮观：有大、中、小三层圆台，底座周长217·2米，直径约70米，高47·3米。据说此坟修于唐代，为乌撒部落首领死后火化所建，装骨灰的陶罐置于塔顶部位。这种坟也称“向天坟”。三星堆的三个大土堆，一些学者也认为当初是作为祭祀用的。而那棵高大无比的青铜神树，树干上盘旋而下的巨龙、栩栩如生的枝头飞鸟，把通天树的意蕴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异常。滇东北地区的彝族首领乌蒙王，把王城直接取名为“天梯”，即表明他所统治的中心正是通往天上的梯子。彝人的祖先崇拜和认祖归宗的传统根深蒂固，他们相信灵魂不死，生者要把逝者的灵魂送到他们可追溯到的祖先住地，为此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让逝者的灵魂顺利回到祖先身旁。祭祀时，由毕摩吟诵“指路经”，由近地起，一程一程相送，直到祖源地。至今，西南地区由毕摩保存下来的《指路经》数量很多，学者们极看重它的价值，由此可看出各地彝族的迁徙路线，对研究彝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彝族祭祀时常用公鸡作牺牲。彝族视公鸡为可以通神的灵禽，有“超度鸡占先，作战鸡占先”的谚语。毕摩在祭祀时宰杀公鸡，告慰天上的神灵或祖先。青铜鸡也是祭祀用品。云南昭通出土的青铜鸡，体型大小与实鸡一样。巧合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鸡同样与实鸡一样。两地青铜鸡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古朴，一个精美。两地出土的青铜面具，极其相似，同样表现出上述风格。
2．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
各个民族大都有祖先崇拜这一传统，而彝族对祖先的崇拜更有其鲜明特征。彝族祖先崇拜在彝族庞大的信仰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是人类最原始、最古老的信仰。在原始启蒙时期，人们对天地、日月、自然物及龙（蛇）、虎、鹰等鸟兽隼禽有神秘和敬畏感。于是这个时期以图腾为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部族发展壮大了，阶级特权和财产继承的问题凸显出来，于是就有了集政权、神权于一身的酋长“鬼主”出现，形成了君、臣、师分制的形制，促成了世代继承的祖制，彝族的父子连名制，成了财产和政权顺利交替的保障，这时，祖先崇拜的分量不断增升，自然崇拜分量下降，图腾逐渐瓦解，彝族先民从自然的图腾崇拜转向人类自身的祖先崇拜。祖灵信仰跃居首位。
彝族的崇拜物较多，有山中的杜鹃、竹子、葫芦、杜鹃花（马缨花），动物中的牛、虎、龙、蛇、鹰等数十种，主要是龙、虎、鹤、鹃、鹰四种，涉及到海陆空三界：海底蛟龙，陆上猛虎，空中雄鹰。特别是对猛禽猛兽的崇拜，充分体现了彝人勇武强悍的民族性格。对虎的崇拜可说是彝族最为显著的特征。彝族以龙虎为图腾，后又成为族称。彝族自称“倮罗”。“倮罗”在彝语中为“龙虎”意。龙虎是原生图腾，母系崇龙，父系崇虎，最受器重。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昭通的出土物中，就有石虎，已可见彝族对虎崇拜的萌芽。昭通市巧家县石棺墓中出土的石虎，距今已4000多年。特别是巧家县毕摩保存的一部经书上的虎形插图，与三星堆文物上的虎形图极其相似，这是一种天然的契合，还是有其渊源关系？很值得探究。彝族对虎的崇拜自古延续至今。云南楚雄地区的彝族，在祭祀时还以泥塑虎作祭祀用。在彝人心目中，虎是兽中之王，威猛彪悍，强势自信，无所畏惧，正显示了彝人坚毅刚强，勇武彪悍，不畏强敌的性格特点。前面我们已提到，这是彝族自古以来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鹤代表君，鹃代表臣，鹰代表师，彝族早有古训：老鹰飞得高，飞得远，见闻知识多。是知识的象征。
彝族对鹰的崇拜即知识崇拜。鹰是空中猛禽，威严勇猛，众鸟难敌。对鹰的崇拜，同样在彝人的思想深处注入了坚毅威猛的性格特征。古滇国的“滇”就出自彝语，其意为“鹰”，滇民族便是鹰崇拜民族。 “滇池”在彝语中意为“鹰祖之湖”。彝文古典史诗《勒俄特依》、《阿鲁举热》中的主人公支格阿鲁，就是彝族鹰部落的首领。西南地区的一些彝族毕摩家中，还供奉有鹰的雕塑。在三星堆文物中，鹰（鸟）的造型很多，也应该是彝族文化的一种标识。
二、 巴蜀广汉本南夷
（一）“蜀”字的本义及族属
古蜀国最迟在殷商时代就已存在，殷墟甲骨文中多次记有“伐蜀”之事。周武王伐纣便有古蜀八国联军参与。但“蜀”字的来源，确众说纷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蜀”字：“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像蚕头形，中像其身蜎蜎”。“葵”在古代是一种蔬菜名，“蜎蜎”是蠕动的样子，指“蜀”为在菜中蠕动的虫（蚕）。这是从纯文字学的角度所进行的解释。“蜀”也是一种祭器。《管子·形势》：“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注》云：“蜀，祀器也。”这些解释，似乎与族属无关，但似乎也有联系。《说文》释义中提到蚕，有学者认为与“开国”的“蚕丛”有关联；“蜀”是祭祀用品，也可能蜀地广泛的祭祀活动引起过中原人的关注，抑或蜀地的祭器传到中原，那里的人便把这种祭器叫做“蜀”。这一点还值得进一步探究。
赵殿增先生对“蜀”字起源的看法可备一说：甲骨文中的“蜀”字“起源于对蜀人主神——始祖神‘纵目人’蚕丛图像的客观描绘与象形记录······蜀字的产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纵目神’崇拜在早期蜀人精神世界中具有极特殊的地位，因而‘蜀’成为了该人群、该民族、该国家、该地区的标准称呼，并一直影响到后世，沿用至今。”（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134页。）
笔者认为，“蜀”不仅源于‘纵目神’崇拜，应该与彝族远古对眼睛的崇拜也有关系。在《甲骨文编》中收录的20余个“蜀”字中，上面均为“目”，像人的眼睛；下面大部分字形像卷曲的身子，只有少部分呈“虫”形。最早的蜀字没有“虫”字，虫字是后来发展出的，甚至一只虫到两只虫，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到了汉代才固定为现在的蜀字。总的看来，最早的蜀字就是在人的身子上突出大大的眼睛，以代表这一人群。大约中原人知道这一族群的祭祀活动广泛而突出，因此把他们得到的一种祭器也称之为“蜀”。三星堆两坑中出土了众多的眼形器，青铜人物造像的两眼特别凸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说明蜀族是一个眼崇拜的民族。
尽管对“蜀”字的本义有不同看法，而古蜀人属“夷人”则是明白无误的。《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自秦统一中国之后，蜀地的汉化程度加快，夷族逐渐往南退缩。“夷”在古代是泛称，是中原华夏族之外的民族的统称，具体又可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又被称为“蛮夷”，如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便说：“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史料记载看，蜀族就是夷（彝）族，蜀国就是由夷（彝）族建立的国家。《尚书·牧誓》记蜀参加武王伐纣。《注》云：“蜀，叟”。孔颖达《疏》：“叟者，蜀夷之别名”。可见蜀、叟可互训。孙次周先生早已指出：“蜀乃中原译音，古蜀国实为夷族之邦，南迁后为叟，与今之彝族有关。”（孙次周：《评“古蜀国为蚕国说”的献疑》载《齐鲁学报》1941年第一期。）方国瑜先生也明确肯定：“叟即后来的彝族”。（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彝族自称“诺苏”、或“纳苏”、“尼苏”， “苏”与“叟”为一音之转，意为“族”，“诺”、“纳”、均为“黑”意，即这是“黑族”或“尚黑的人”，指彝族。
在殷墟甲骨文中有关“蜀”的记载有：“蜀受其年”，“王宰缶于蜀”，“至蜀无祸”，“在蜀”，“至蜀我又（有）事”，“蜀庚示蜀不用”，“蜀御”，“蜀射三百”，“王登人正（征）蜀”等。西周初年的甲骨文中也有“征蜀”、“蜀、克”的记载。甲骨文中还有商王朝曾向蜀抽调射手三百，武丁时期曾抽调军队伐蜀等的记载。甲骨文是殷周时期的占卜记录，文字很简略，但简短的文字还是会透露出一些信息。国家每有大事都要占卜，以断吉凶。而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祭祀和战争看作头等大事。当然，其它大事也会问卜。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可看出，蜀国与殷周间的交往、战事等，还是 经常发生的。其中，“在蜀”、“至蜀”“受年”、“蜀庚示蜀不用”等，应属一般交往；“征”、“御”、“射”、“克”等，则与战事有关。这些战事大约只是一些边境冲突，未深入蜀国腹地而危及到国家安全。上面提到“王宰缶于蜀”中的“缶”，据郭沫若考证，其地在今陕西南部，也就是蜀国的边境。由此我们看到了殷周之时在西南地区一个强盛的蜀国的真实存在。
（二）古蜀国的民族成分
四川地区（包括今重庆市）古称巴蜀。《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在巴蜀外特加一个“广汉”，值得体味，至少说明广汉在这一地区占有值得重视的地位，“南夷”在这个地方尤为突出。三星堆古蜀国正是在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等遗存发现后，专家学者们震惊于它的先进科技，纷纷猜测它的族属，多往“先进”地区的民族去找，如中原、西亚等，不敢相信“蛮夷之区”会有如此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而三星堆器物的特点，大多带有“蛮夷”的特征，与中原等地的文化迥异，于是猜想不断，研讨不止，都不得要领，一时间成了“千古之谜”。后来一些学者（尤其是研究彝史的学者），把眼光投向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方使探索有了突破，但尚未得到那些具有传统主流文化眼光的学者认同。因此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其次来看古蜀国的民族成分。在古代，西南地区的民族众多且复杂，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还真不易。例如，在探讨彝族的来源时，就有僚人说、濮人说、楚人说、越人说、卢戎说、氐羌说、东夷说、土著说，等等。各“说”各有理。现在“土著说”的理由越来越充分，即彝族自古生活在西南这片土地上，从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彝族就有着相对稳定的地域，秦汉以前，地域更广。而彝族族源各“说”的出现，的确也有各自的证据，不过，这些“证据”也正好说明古代各族之间不断交往、融合这一事实的存在。彝族中有多种民族成分融入，也是历史事实。如人口最多的汉族，按著名史学家吕振羽的说法，汉族就是一个“大杂烩”。（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46页。）彝族虽然没有这么“杂”，但也并非是纯血统一直延续下来，也会不断融入各种民族成分。据研究，古蜀国境内有众多民族：夷（彝）人、僚人、濮人、楚人、越人、卢人、羌人、氐人、僰人、东夷人等。但谁是这里的统治民族或主体民族还有争论。从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人物形象分析，可以看出有多种民族成分，但最明显的还是彝族的特征，包括青铜大立人像在内的戴冠者和插笄者，其发式均为椎髻，还有服饰的左衽。“发式均为椎髻”、“左衽”等，正是彝族发式、服饰的最主要的特点。文献记载中的蚕丛、鱼凫、杜宇（笃慕）等几代“蜀王”，其族属已由不少学者证实为彝族。尤其是近年出版的《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古蜀国鱼凫王后裔今昔调查研究》（贾银忠编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一书，用翔实的资料证实了现在仍生活在川南的雷波、马湖、屏山、南溪一带的一些彝族，正是古蜀国鱼凫王的后裔，“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三星堆文化的‘活态’基因。”
（三）从蚕丛到杜宇
在秦灭蜀置郡之前，“蜀国”曾历经五代“蜀王”：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最先称王的蚕丛，起源于岷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的迁徙路线，也有地名可考。《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蚕陵县，治所在今叠溪，旧称蚕陵，此即岷江“南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在蚕陵县以南，岷江入成都平原一带，也有蚕崖关、蚕崖石、等古地名，都反映出蚕丛向成都平原迁徙和拓展的路线。“居岷山石室中”，也符合岷山的地质状况，那里的岩石呈板岩和片岩状，适于采凿建屋。至今当地居民仍保持着片岩作瓦，石头砌墙的建筑形式。此外，还有以石作棺椁的习俗。《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氏生以石作室，死以石作棺椁，且影响到他的属民将此习俗沿袭下来。在岷江上游发现的许多石棺葬，已有2500年以上（约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近年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发掘出一批“大石墓”，主要分布在越西河、安宁河流域两岸的台地上。较早的石墓相当于战国至西汉初期，多为集葬墓穴，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有明显的传承性，应是蚕丛时代留下的遗俗。蚕丛从岷江上游迁入四川盆地“开国”，“始称王”。这位“开国之君”的相貌特征是“其目纵”，眼球较为突出，长相特别。后世为追念他，奉之为神灵，在塑造其头像时，便以夸张的手法突出其眼球；蚕丛的后裔也被称为“纵目人”。因此，当见到石棺墓时，便称之为“纵目人冢也”。凉山州考古发现的石墓穴，可以印证蚕丛的后代或族人已经往南迁徙了。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分析：人像头戴日神兽面回字纹高冠，冠上饰有“V”形羽毛，人像浓眉阔眼，眼角上翘、高鼻梁、凸颧骨、嘴宽角下勾、扁额方脸、下颌蓄有络腮短胡，着身衣左侧有两组相同的龙纹，右衽前两边各有竖行的两组纹饰图案，一组为横例的蝉纹，另一组为虫纹和目纹。这组虫纹和目纹，恰巧是甲骨文、金文“蜀”字的组合。
从这些长相和服饰纹图看，与彝族的长相及服饰极为相似。可以认为这尊青铜立人像是蜀国开山祖蚕丛王的化身。蚕丛应是彝族父子连名族谱中的“撮朱笃”，蚕丛就是彝族古蜀文明的始祖。
蚕丛之后是柏灌（又作“柏濩”），史籍记载缺如。有的学者据“灌”或“濩”中有“隹”，判定是崇拜鸟的民族，因“隹”便是“鸟”。三星堆遗存中便有许多鸟的造型。而有学者认为，柏灌时期一直处在迁徙途中，尚未走出龙门山。（见刘诗兴：《古蜀文明探秘》，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
柏灌之后是鱼凫。鱼凫王时期是古蜀国的繁荣时期。鱼凫是一种水鸟，又叫鸬鹚，或鱼鹰，四川人叫水老鸦，是人们捕鱼的得力助手。鱼凫族崇拜“鱼鹰”，或者是他们的徽号、标志。三星堆青铜器有许多鸟类造型，其中不少为鱼鹰形象，鱼凫王在蜀国的统治应是真实的存在。
鱼凫之后便是杜宇。有关杜宇的记载较详。杨雄的《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史记·三代世表》“索引”引《蜀王本纪》的记载稍有不同：“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至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廓，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其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让之义，遂禅让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说郛》卷六一辑《寰宇记》说：杜宇在与开明的斗争中“国亡”，“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
据近年不少学者考证，杜宇即彝族“共祖”笃慕。根据彝语翻译成汉字，往往写法不同，而各地彝语方言又有差异，翻译出来的字便出现差异。同是杜宇这个人，除叫“笃慕”外，还有“杜米”、“笃弥”、“渎母”、“杜慕”、“杜莫”、“笃莫”、“居木”、“祝明”、“隆穆”、“仲牟”，等等。杜宇（笃慕）便是从朱提（云南昭通）去的彝族首领。扬雄《蜀都赋》：“昔天地降生杜宇，密促之君。”“密促”，彝语有“椎髻”之意，亦可证杜宇的族属。他不仅带去了朱提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带去了彝族特有的祭祀文化，并且把这一文化成就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杜宇治蜀的功绩，让蜀民永世难忘，他们立祠建庙供奉，延续数千年而不断。
三、 三星堆遗存的彝族文化特征
（一）祭祀与习俗
三星堆两坑出土的青铜器有600多件，总重量达1吨多。类型有大型青铜雕像群，包括大型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神树、动物雕像、海洋动物雕像等；青铜礼（容）器，如尊、罍、釜、钲、甑、鼎、盘、编钟等；青铜兵器，如剑、戈、矛等；青铜生产工具，如刀、斧、凿等；青铜杂器，如轮形器、鸟形饰件等。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与滇川黔彝族特有的文化对比，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下面我们举一些云南昭通的例证，有一定的典型性，因为这里是杜宇（笃慕）的故乡，许多文化因素与三星堆相同，正好说明两者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当然，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将看到：两者文化之间的这种明显的传承关系，不仅证明彝文化的独特性，也证明彝文化的延续性，更显示了彝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祭祀物品
彝族的祭祀活动非常广泛，祭天祭地祭祖先，祭山祭水祭鬼神，云南便有“倮罗祭祀多”的民谚。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大量祭祀品也是一个明证。其中的不少祭祀品，与彝族自古以来的居住地（也是蜀王杜宇的故乡）——云南朱提（昭通）出土的遗存惊人地相似。彝人在多数祭祀场合都要用鸡作牺牲。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鸡，与昭通出土的青铜鸡相比，两者的大小体型与实鸡基本一致。两地同样出土祭祀用的青铜面具，不过一种古朴，一种精美，也正反映了民间所用与帝王所用的区别。
三星堆中大小不一的青铜神树就有8株，而尤以一棵高4米的青铜神树最为突出，可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高的青铜器，其浑然一体的铸造技术和精美程度都堪称艺术珍品。这种祭祀神树，彝族称之为“通天树”。普通人使用的“通天树” ，只是在祖灵筒中放一株植物，或直接用松树枝作祖灵。彝人认为，人与神是可以互通的，但要有一种中间联系物，“通天树”便起到这样的作用。乌蒙（昭通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前称“乌蒙”）王的王城就叫“天梯”（昭通土城），也来源于此，即这座王城便是通往上天的梯子。
有两种祭祀时使用的法器，三星堆中的青铜面具和维庹，在昭通也有青铜面具出土，而维庹，现在彝族的毕摩仍在使用。
（二）这天然契合
三星堆青铜人像群，造型奇特、形态多姿、气势恢宏、艺术绮丽，一出土便震惊了世界，不愧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瑰宝。人像群形象多种多样，大小差别也很大，高者达160厘米以上，低者仅3厘米。造型有大型立人像、兽首冠立人像、小型立人像，有立姿、跪姿（又分单膝跪、双膝跪），有头像、半人半兽像等多种多样。人物形象的众多，体貌的各异，反映出民族的差别，可看出古蜀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度，并有着明显的阶级差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人像中，表现出非常鲜明彝族特征。
先看最为引人瞩目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立人长袍左衽，赤脚，耳垂穿孔，脑后有发髻 ，与中原华夏族的人物造型迥异，而与彝族的穿着打扮和习俗相一致。这些穿着打扮和习俗延续了数千年，清楚表明了三星堆遗存的族属问题。青铜大立人是祭师的形象，是主持祭祀者。彝族的毕摩（祭师）被认为是能通天的人，即连接天与人的“中介”，在祭祀活动中处于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青铜大立人在设计时特意把身躯拉长，正体现了他在天与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地位。不少研究者不解大立人的双手为何铸造得如此粗大？其实这正是要突出祭师双手的功能。彝族毕摩在祭祀时要用酒作祭奠。大立人左右手各握一酒具，右手中的酒具盛满酒，逐步将酒倒入左手的酒具，然后撒出，表示祭奠。这种两手倒酒的姿势形态，在另一尊青铜兽冠人像表达得也很明显：右手握一盛器，正欲往左手所握的盛器里倾倒，面部神情也显得十分专注。青铜大立人像既有神秘性、想象性，也有现实性、写真性，是一种写实与写意相统一的表现手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也是人性与神性、具象与抽象的完美统一，美轮美奂，绝世无双。
还有那棵高大的青铜神树，设计造型更富神思妙想。青铜神树共出土6棵，最大的一棵高达3·96米，加上残缺的枝尖，高度当在4米以上。枝干分三层，每层又分三枝，每枝上各立有一只鸟。树干上那条盘旋而下的巨龙，体现了它能上天入地的本领，更彰显了通天神树的超强功能。
前面说过，彝族地区的祭祀场景有多种：一个村落的祭祀活动，是在村旁选一棵高大的树木，或在树林中选一棵最高的树，在其旁举行祭祀。在彝人的理念中，最高的树木离“天”最近，易于跟祖先的在天之灵进行沟通。高高的“通天树”就是连接天人之间的桥梁。在家庭中是对着“祖灵筒”进行祭祀，在筒中插一株如松树枝一类的植物，这类植物也起到“通天”的作用。滇东北地区的彝族首领乌蒙王，把王城直接取名为“天梯”，即表明他所统治的中心正是通往天上的梯子。三星堆的那棵高大的青铜神树，树干上盘旋而下的巨龙、栩栩如生的枝头飞鸟，把通天树的意蕴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异常。现在还有很多彝族地区保留着“密枝节”即祭龙树祭龙神的祭祀活动，数千年来，这种祭祀活动的场面、方式和理念能够不断沿袭下来，或者说这种祭祀活动的“基因”能够在彝族地区一直保存和延续，显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追求和虔诚理念所致。这一现象，迄今在其他民族中尚难有与之相匹者。
四、古彝民的南迁
（一）这鱼凫后裔今犹在
鱼凫王在与杜宇的战争中失败，他的一些后裔便往南迁徙，至今还有“鱼凫支子”生活在四川凉山州的部分地区。鱼凫族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与蒲泽（又作蒲卑，即杜宇）的战争中失败。《华阳国志》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田”即田猎，代指战争。湔山，地名，在今四川通济坝子一带。“忽得仙道”，指突然去世，为战死的美词。蜀人为纪念他而为之立祠祭祀。
凉山州的一批学者，对至今仍生活在凉山州境内的鱼凫族后裔进行了翔实认真的社会调查，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古蜀国鱼凫王后裔今昔调查研究》一书的“前言”中说：“我们采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与田野调查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至今仍居四川境内的古蜀国鱼凫王族进行了调研，尤其实地史考了当地相关的古洞穴、古岩画、古文字（符号）、古墓、神木山碑、皇城遗址、皇城后花园、大小庙宇和相关文物遗迹数十处，特别是获得了当地‘鱼凫支子’后裔的帮助，取得了他们夷、悦、夏三姓的族谱。我们通过对鱼凫王族后裔谱系的研究，通过对夷都河流域龙虎洞、大坟岗、夷太平古墓铭文及相关文物的考证，进一步证实了鱼凫王族在历史上经历了各种艰辛，但至今仍有1600嫡系后裔生活在‘古马湖府’的境域（雷马屏一带）。从他们的谱系来看，他们自称‘蜀族’，从他们祖先的名字‘腊曲’‘腊朴’‘庭印’和图腾物‘龙虎’等文物看，他们应该是彝族。”（贾银忠编著：《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古蜀国鱼凫王后裔今昔调查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前言”第1页。）这些学者们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不仅“发现”了鱼凫王族的后裔，而且证实了史籍和传说中的鱼凫王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大大增强了我们对古籍记载真实度的确信，为进一步探讨古蜀国的族属等问题更加增强了信心。
（二）六祖分支传后世
杜宇（笃慕）在其相鳖灵发动政变后“失国”，带领余部从“西山”隐蔽撤退。经长途跋涉，来到他的老根据地——滇东北地区的“洛尼白”这个山区集结和休整。在此期间，笃慕做了大量工作：招募兵员，扩充队伍，加强训练，并制定了向各方向进军的计划。
笃慕是有雄心抱负的人。在洛尼白一带集结休整以后，又在这里举行了出发前的动员宣誓大会。彝籍里记载是举行了“祭祀大典”。这也符合实际。祭祀活动是彝族的传统。在大的行动之前举行祭祀大典，同时进行宣誓动员，也合情合理。大会或大典结束后，便按事先的部署，六支队伍向三个方向出发了。这六支队伍由笃慕的六个儿子所统率。其中三、四两支队伍（糯、恒部）向昭鲁坝子进发，收回了笃慕的老根据地。此后，“德歹濮卧（昭通的古称）地广人多，遍布糯子孙。”三、四两支其中一部分向大、小凉山发展，形成曲涅、古侯家支。乌蒙地区成为彝族恒部之西恒“乌蒙王”的领地，直到清朝“改土归流”时被云贵总督鄂尔泰剿灭，使乌蒙地区彝族人口极大地缩减。五、六两支队伍（布、默部）向黔西北开拓，建立了夜郎、牂牱、罗甸诸国。长、次两支队伍（武、乍部）经曲靖、师宗一线到达滇池地区，建立了滇国。后又向滇西发展，建立了南诏国（据近人考证，“南诏”为“彝王”之意）。“六祖分支”是彝族历史上的大事，笃慕被看作彝族的再生始祖或人文圣祖，他的子孙遍及川滇黔地区。笃慕在川滇黔地区也保持着他的崇高威望：“隆穆（笃慕）避居南方，诸夷奉以为君”（《且兰考》）。
（三）三星堆文化余响
杜宇（笃慕）的后代，在川滇黔地区的繁衍，古蜀国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和发展。由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不及广汉、成都地区，因此，其规模、工艺水平等也远远赶不上三星堆。尽管如此，彝族文化仍在较偏远的云贵川地区兴起并传承下来，尤其是滇文化，彝族特征表现得非常鲜明。滇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传承。有外国学者也已意识或捕捉到了这一现象：
“地理上与三星堆最接近的例子是大约在公元前第八到第三世纪之间盛行于云南中部地区的滇文化，它在青铜海贝容器等器物上带有华丽的雕塑。其与三星堆的相似主要是观念而非风格上。但同时，四川地区也必须被考虑为将由商兴起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传入滇文化地区的可能媒介。巴纳观察到三星堆及云南剑川海门口铜器在‘铸造棱脊的折叠和锤击’技术上相似。不过与其认为这是三星堆晚期的定年指标，笔者倒宁愿认为这个现象是两个区域早期互动的结果。这种关系在滇文化的各类青铜武器型式上也能找到证据。
“笔者在关于牟托的一文中讨论了一号墓出土，具独特风格的‘饰牌’可能是滇文化青铜铸造的先驱，但经以上分析，认为它是三星堆及滇文化之间的衔接可能是更好的说法。
“在本书中提到的两个关于三星堆及滇文化的相似性是在青铜雕像上使用金箔以加强人物的面部特征，以及将海贝放置在青铜容器上的习惯。但考虑到这两个文化青铜器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如果认为这两个文化之间确实有关联的话，那一定是通过某种目前还未发现的中介阶段。”（罗泰：《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巴蜀书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61页。）
罗泰先生已经把三星堆文化与滇文化之间的承袭关系说得很明白，但尚未发现它们之间的某种“中介阶段”。其实，这一问题，在我们上面一系列的阐述中，已经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简言之，三星堆文化实为彝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两种文化为同一族属，明此，一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杜宇（笃慕）南撤后，他的六个儿子及其后裔，在滇、川、黔地区再度崛起，建立了滇、夜郎等国，于是有滇文化、夜郎文化等的出现，只是因为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远不及南北交汇的广汉地区，滇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差距也便在情理之中。
结语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其先民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在西南地区生息繁衍，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迹。他们的足迹还遍及长江、黄河流域，在广袤的大地上留下不少彝族文化的印痕。尤其是他们那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字，更为我们探寻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毋庸置疑的有力佐证。彝族先民参与了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创造，又把先进地区的文化带到四川北部的广汉地区，再与本土文化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三星堆高度发达的文化。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然而到杜宇（笃慕）时，由于政权易帜，三星堆文化被彻底埋葬，以致数千年来无人所识。开明王朝被秦国并吞后，北方文化不断南下，汉代以后，汉化进程加快，彝族聚居地退缩到川滇黔邻近一带。由于彝族自古以来较强的内部凝聚力，迄今，彝族仍然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从蚕丛到杜宇（笃慕），三星堆文化一直是延续着的，他们是同一族属。唯在鳖灵发动政变，杜宇“失国”后，这一文化便突然中断。但彝族文化在彝族地区仍然一直延续着，只是再也达不到三星堆文化的高度。在“六祖分支”后所建立的国家中，古滇国的青铜文化水平最高，也最具民族特点。但滇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相比，其规模、工艺水平等，已不是一个档次。滇文化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而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不少学者研究后认为，古滇国为彝族首领建立的国家，古滇文化属于彝族文化范畴。从一定的角度审视，古滇文化应是三星堆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继承和延续，但因与外界隔绝及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无法再现昔日的辉煌。
原载：云南彝学学会 彝韵天地。
审核：黄宇东；编辑：马志钱，李霞。
作者简介：黄宇东、1957年出生，男，彝族，乌蒙山巅会泽人，下乡当过知青，做过工人，曾就职于云南民族大学、云南信息报社。现担任云南省彝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省民族学会副秘书长；《云南彝学研究》主编；《彝学通讯》主编；《中国彝族史简编》副主编；《中华彝学文库》副主编；《中国彝医药典籍》副主编;民族文化自由学者，彝族历史文化学者，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