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地区，过去当地汉族人有一句俗语“倮倮祭祀多”，通俗地说明了彝族民间祭祀多、仪式多、节庆多的文化特点。当前，西南各地彝族的节日文化呈现同源异流、大同小异、一体多元的特点，除了较为知名和具有普遍性的火把节、十月彝历年外，还有大量的区域性、地方性、支系性节日文化存在，构成了类型多种、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彝族节日文化。
彝族磨打秋 (石金实摄)
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是人类创造出来的那些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功能论者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社会中的某个社区，都是一个功能统一体。构成统一体的各部分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确保了文化社会统一体的稳定有序运行。传统文化的社会作用主要指传统文化以其自身的功能对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其功能的多样性源于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与社会各方面联系的广泛性。彝族传统节日文化，无论是观念层面还是实践和仪式层面，对个体、群体、社会、国家都发生着交互性的影响和作用。
一、 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优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封建统治者和主流社会奉行“夏尊夷卑”的民族中心主义，彝族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文化偏见和民族歧视，特别是在明清两个朝代，彝族被污名化现象异常严重，对彝族的称谓也从中性词“罗罗”变成了贬义的带反犬旁的“猡猡”“玀玀”“猓猓”等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进步的新型民族政策，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权利。
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融合”或“淡化民族”时期，而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 民族平等，首先反映在民族文化的平等发展上。“彝族文化发展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梦”是当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强民富的梦，是 56 个民族共同的梦。我国 56 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繁荣了，中华民族文化也就发展繁荣了。因此，56 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国家文化。56 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属于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可缺少的单元。56 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被世人认识和欣赏，不断传播和塑造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这种认识，应该成为当今国家和少数民族群众的一种新的国家文化认同，需要从较高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所以，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进步发展和繁荣昌盛，正好反映了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成功和优越。
二、 继承、积淀和宣传、弘扬民族文化
节日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展现，我们在节日文化中可以看到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表现。进入 21 世纪，随着文化相对论、文化多元主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逐渐流行，人们一下子发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彝族传统文化，是数千年彝族文明的积淀和结晶，是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既是遗产，也是财富。彝族节日文化，是一个广泛和复杂的文化体系，它包括彝族的民风民俗、祭祀仪式、道德伦理、歌舞文化，以及彝语、彝文、古彝文文献、口头传统等诸多方面。当前，传承和弘扬彝族节日文化，可以有效促进彝族文化的整体保护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彝族传统民间文化的复苏，最先在那些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程度最轻、民间历史记忆较强、信仰及仪式有残存的地区开始，如凉山、黔西北、滇西、滇东北等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因而这些地方是彝族传统民间文化复苏得较快的地方。如在大理州巍山县，近年来在彝族民间信仰复兴的影响下，普通彝族村民对彝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通过观看或参加地方政府主办的土主祭祖活动及民间的各种庙会、打歌等活动，人们才发现“彝族的文化原来是那样子的”“其他地方来的彝族代表的服饰和巍山的不同”……可见，这些信仰仪式活动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彝族文化。如果没有这些地方的节日活动，人们很难有机会目睹和了解更多的彝族文化内容。对很多普通彝族民众来说，吸引他们的往往是彝族文化里那些特色鲜明的外在表征，如语言、服饰、音乐、舞蹈、仪式等这些显性文化。那些隐性文化，如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则很难重新建立，但至少一定程度上使得游离于传统彝族文化之外的彝族人重新认识了彝族文化，有助于恢复和重建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三、 满足彝族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要
节日文化同时具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的综合特性。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同时满足和服务于经济和文化两种诉求。多数彝族聚居区为山区，生存环境恶劣，生态脆弱，经济欠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卫生条件等还有待改进，和汉族地区相比，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在民族地区，现代与传统并不成二元对立。民族村寨中的村民，即文化的主体和文化持有者，他们身上既有历史和传统的体现，也有现实的诉求反映，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他们的普遍想法。从全球范围来看，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中，由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外来文化逐渐蚕食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特别是边缘民族及其传统文化。面对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带来的压力，人们有意识、有组织地努力以求复兴和保存其民族文化的某些方面，表现出本土文化需要平等生存、发展的文化诉求。所以，彝族传统节日文化，极大地满足和服务了普通彝族民众的经济和文化两种需求，只有民族文化和现代化相共存、相适应，共同发展，才能体现少数民族同胞建设家园的主体性地位，激发主人翁精神。
四、 强化文化濡化力，增强凝聚力和文化自信
涂尔干认为，社会中存在一种集体意识，它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的语言、道德、信仰、习俗、传统意识，以及神话、故事传说等。这种集体意识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它对社会中的个体施加一种无形的强制性的影响。人的一生是社会化的一生，个体在社会中的后天教育的过程，称之为“文化濡化”。彝族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优秀的文化内容、精神和价值观，使人们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得以继承社会生活必需的优良传统。比如火把节中就包含有爱国爱家、匡扶正义、舍生取义、见义勇为、乐善好施、止恶向善、孝敬老人、助人为乐、关心弱小、维护水利、保护林木、敬畏土地等价值观，对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彝族的节日文化中具有很强的祖先崇拜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传承传统孝道文化。祖先崇拜的目的不是死者获得益处，而是使活着的人从实践这些仪式中得到某种人生的体悟。儒家的解释是：这种仪式有助于培养德行，尤其是子女的孝心、孝道，并且有助于促使支持这些价值观的人类感情更加细致。
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各族人民自尊、自爱、自信、自强，才能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避免和抵御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前不迷失和丧失自己，不崇洋媚外，不数典忘祖。只有树立民族自信心，才能激发少数民族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家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主人翁精神，少数民族农民也才能大胆、自信地走出山寨“闯天下”。
五、 拉动和繁荣彝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
现代化和传统并不是截然对立割裂的，一个地方、民族、社会的现代化总是在对历史、传统的传承基础上进行的。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是“精神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范式，其正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全球性大趋势。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实质是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价值实现过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地区，应发展当地世居少数民族的独有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业，集景观旅游和人文旅游为一体，促进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地方世居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是文化产业开发的一个核心内容和主体部分。多数彝族聚居区，搞工业化建设是比较困难的，只能是从突出优势和特色、错位式互补性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规划发展战略。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走文化产业开发这种低碳、绿色、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是一条比较可行的发展路子。彝族的传统节庆仪式，形式丰富多彩，文化内涵深厚，具有相当程度的大众性、娱乐性、展演性、健身性和欣赏性，有很强的节日性质，因此，稍加利用就有条件参与地方旅游经济的建设和开发。
如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彝族同胞利用当地彝族民间信仰来搭建平台、凝聚人心、整合资源，谋划地方旅游经济和文化产业开发。他们的运作是相当成功的，一个原先偏僻、贫困的民族自治县，自从搞起了一年一度的彝族祭祖节暨地方特色文化节之后，极大地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据统计，2015 年全县旅游经济总收入已达 30 亿元。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打造彝族节日文化，发展文化产业，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区位优势的不足，在这方面，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确闯出了一条路子。
六、 促进彝族聚居区地方文化重构
对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表明，山里和山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山里的世界受山外世界的影响，会通过文化的重构来调适内外的关系，“面对外来的文化，原住民族或运用、或操纵过去，进行社会的重构”[2]。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各种社会的结构、关系、资源等诸多要素的互动、协调和整合的过程，社会因此重新确立和确认了新的结构和秩序。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各种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在重新调整和建构，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
在当前，由于地位、话语权、发展资源的不对等，在市场化竞争中，彝族底层民众并不占据多少优势，处于边缘和劣势地位，社交空间有限，发展空间也有限。因此，在现代化过程和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大与外界的互动和交流，才能突破其本身的局限性。彝族节日文化刚好可以整合族群内外的各种社会关系，促进地方文化重构。
彝族节日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勾连了隐藏在不同大山上的彝族村寨，编织出了一张社会关系网。这张看不见的无形的网建立在某种历史和宗教文化的认同上，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和亲属关系。这张网中普遍存在着个体之间及群体之间在人员、信息、物资、生产、生活、婚恋嫁娶等社会生活领域的交换、互助、互惠关系。所以，彝族节日文化可以整合村寨内部及与外部的关系，调节人际与族际、民族文化与市场经济、当地人与外地人、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使地方文化重构朝着百花齐放的多元文化道路健康、良性发展。
七、 促进彝族聚居区基层社会治理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封闭保守的农村社会逐渐发生变化，劳力外流、人口结构失衡、宗族解体、凝聚力下降、功利主义盛行，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生了衰落。市场经济对农民的影响巨大，甚至超过国家权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既要让农民“听市场的话”，也要让农民“听党和国家的话”，就成为基层农村治理的一个研究课题。同时，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多地聚焦于“物”而非“人”，也成为基层治理中急需加强的一个方面。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国家权力可以适当介入和引导民间文化，成为一种柔性的地方治理方式，效果会比较良好。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中国华北农村时则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试图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他认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民间信仰即为其一”。传统中国文化和近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中，都有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顺势利用和引导，从而加强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
国家主动利用或征用少数民族节日文化，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在各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使之上升成为地方的法定节假日，或者官方支持或主导。这样，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家的意志被嵌入，抓住了主动权，引导了发展方向，趋利避害，以达到和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的目标，与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转型时期国家对市场之外的社会事务、民间文化领域的治理能力。
结语
事实上，少数民族权利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保护机制，使少数群体免受可能的不公正待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为确保多元社会的公正，必须有这样一些权利。我国少数民族的多数传统节日在当代一般都是非政治化的，没有国际背景，却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依托，并与民俗文化融为一体，是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我国要实现长久的民族平等、团结，就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把他们看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符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同”的文化理念，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了解和交流，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和谐国家。
文字来源：云南彝学学会 彝韵天地。
审核：黄宇东，编辑：马志钱 李霞。
作者简介：李金发，男，彝族，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人，红河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民族学博士，红河学院国际彝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