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自然崇拜习俗来源于彝族先民对自然界的依赖，伴随彝族的诞生而产生，对彝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在彝族聚居区还有许多自然崇拜习俗流传下来，是彝族独特民俗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彝族的自然崇拜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推动了彝族地区的农耕社会、生态意识、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它不仅是彝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还是彝族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关键词：彝族；自然崇拜；稻作文化；生态意识；艺术文化
人类初期的自然崇拜物主要是那些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然现象和动植物，随着人类生产工具与思维能力的不断发展，自然崇拜不断发生变化，崇拜对象也越来越多样化，形式也不再限于对事物表面的浅层再现。人类学进化论学者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写道：“对于原始人的部落来说，太阳和星星，树木和河流，云和风，都变成了具有人身的灵体，它们好像人或其他动物一样地生活，并且像动物一样借助四肢或像人一样借助人造的工具，来完成它在世界上预定的职能。”［1］诚然，人类在对大自然单纯崇拜的基础上，想象并创造出了自然现象背后的神明。这种想象力促进了万物有灵观的产生，进而又衍生出了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精神文化。彝族作为我国一个历史悠久、民俗文化丰富的民族，在其民族形成的初期就已经产生了自然崇拜。彝族先民在自然物崇拜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自己的自然神形象、图腾信仰及其神话传说。这些富于想象力的精神文化是彝族民俗文化中尤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其社会功能对彝族社会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一、彝族自然崇拜的内容考察
自然崇拜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现存彝族自然崇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其民族诞生之初，并且与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彝族在其民族衍生和成长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用来寄托情怀和慰藉心灵的自然崇拜偶像，并将自己民族的日常生活愿望和人生追求赋予其上，从而获取动力和精神支撑。根据彝族自然崇拜的内容和特征及其功能作用，可以归纳为对自然敬畏和对自然资源利用两类。
关于对自然的敬畏，从彝族典籍就可以窥见一斑。如流传久远的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便记载了多则有关彝族发祥初期的神话传说，其中有与汉族神话“后羿射日”相似的故事情节。该神话描述创世英雄支格阿鲁出生前便有异象，据说龙鹰身上掉落三滴鲜血到支格阿鲁母亲的腰上，其母亲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当支格阿鲁出生后便抛弃了他。之后，支格阿鲁便跟随龙一起生活。他十分聪颖，一岁便能自制弓箭，两岁就可以参与放羊，三岁便能跟随猎人云游四海，且精通刀剑与射箭之技。一次，六个太阳与七个月亮同时挂在空中，大地因此干涸，万物失去生机，支格阿鲁便搭弓开箭，射下五月六日，并把它们压到大地之下，万物才得以复苏。另一则神话是对洪水灾害的记忆描述。天神的使臣告诉居木家族三兄弟，人类勇者赫体拉巴打死了一位使臣，因此天神震怒，要放洪水淹没人世间，随后这位使臣告诉了居木家族三兄弟在洪水中生存下来的方法。洪水泛滥后，大哥贪图财富，躺在金银打造的床上，二哥则躲在铜铁床上，两人都溺水而亡，只有三弟居木武吾躲进木制柜子中得以存活。最后三弟与天神的女儿结婚，生下彝族祖先。这两则神话传说，说明彝族先民曾遭遇过干旱、洪灾等人力无法抵挡的自然灾害，为了抗拒灾害，创造出了战胜旱灾的英雄支格阿鲁和祖先神居木武吾。彝族先民认为这些灾难是神秘力量所为，人力难以抗御，从而对太阳、水等自然现象产生敬畏心理并加以崇拜，创造出了与之相应的神灵。在抗御自然灾害上，反映出世界各民族自然崇拜的同源性和人类思维的相通性。
关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彝族先民对火的利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火，与天、地类自然物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永恒存在的物质。火的来源已经无从考证，但无论它来自雷电打击获取火种抑或是钻木摩擦取火，还是以燧石相击产生火苗，无论它最初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彝族先民面前，都与彝族先民的生存密切相关，尽管火也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它带给彝族先民的益处却不可估量。考察彝族史料及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得知彝族先民最早是游牧民族，并居住于高寒地区，在以采集及狩猎为主的原始社会，正由于彝族先民对火的有效利用，才使他们得以抵御寒冷和吃上熟食。后来，彝族先民对火的应用范围进行了拓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如在制作工具与兵器的过程中，用火焰对这些器具进行炙烤，劳动工具的耐久度因而得以提高，彝族先民的农耕产品也因之更为丰富；他们还用火将兵器打制得更加锋利，在对抗野生动物或外来威胁时更具优势。彝族先民在面对病痛的折磨时，逐渐探索出了火在医疗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外伤治疗方面，用火进行熏蒸、拔火罐、热压等方式更能有效治愈伤者。正是因为彝族先民在利用火的过程中得益火的恩惠太多，火在彝族社会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彝族先民自然而然对火产生崇拜，从而衍生出流传至今的火把节、祭火神等民俗节日。
彝族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将崇拜的精神偶像神异化，正是本着民族生存繁衍吸取精神力量而出发的。作为一种原始崇拜，彝族将自己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依赖和愿望附上神异色彩，正体现他们渴求民族成长壮大的理想和改变命运的意志。彝族先民对自然物的崇拜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即是崇拜对象都与彝族先民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或是对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物，如对太阳、水、火的崇拜等；或是生活中所常见的自然物，如对农作物、飞禽走兽、花卉草木的崇拜等。彝族所崇拜的这些自然神灵，并非是无凭无据的臆造，而是由自身生活与自然物的关系结合切身需求所拟造的产物，是彝族按大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特征而创造的崇拜偶像，因而在彝族的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作用。
二、彝族自然崇拜的社会功能
（一）对稻作文化的协同推进功能
稻作文化是人类的早期文明之一，它的出现和发展与阳光的作用息息相关，因此在原始社会，太阳崇拜成为人类自然崇拜中最为重要和极为普遍的一种崇拜。自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太阳图形符号经常出现在许多民族的出土物件上，佐证了太阳崇拜的普遍性。在国外，古埃及认为创世神是太阳神，太阳神“拉”是最伟大的神明；日本人认为太阳给予他们荣耀与恩惠，认为是太阳创造了一切，从而他们将太阳奉为神明。在中国，三星堆出土的“太阳神乌”金饰上的“金乌”便是古代我国神话中太阳的化身，直接证明古蜀人早就有了太阳崇拜的习俗。在彝族的发祥初期，太阳崇拜就已经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万物生长离不开太阳，太阳对彝族先民的生存影响极大。水稻耕作是彝族获取粮食的重要途径，在农耕社会农作物收成的好坏，与阳光的作用关联紧密。太阳光过于强烈，持续无雨，水源干涸，就会发生旱灾，使农作物枯死，造成彝族先民生活困难；太阳光适宜，便能促进农作物良好生长，获得丰收，才能得以免除饥饿，使彝族社会有了发展的保障。因此，彝族先民在对太阳充满惧怕的同时也充满感激之情，彝族地区出土的文物，就有绣着太阳纹样的军旗。在人类学纪录片《虎日》中彝族的戒毒盟誓仪式上，家支头人念道：“让我们的眼睛像太阳一样明亮，让我们团结起来向毒品斗争。”［2］反映出太阳在彝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对太阳崇拜的强烈意识。这正是在以农耕为主要生存依赖的时代，太阳崇拜功能在彝族成长中的反映。
彝族同许多南方水稻种植区的少数民族一样，主要粮食来源是靠农耕种植业，但在原始社会，彝族先民的种植业发展过程并不容易，除了对太阳的依赖外，一定意义说自然崇拜的协作推进功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首先，种植业是否能出现，其先决条件是是否能发现利用稻谷的种子，彝族先民在维持生产活动的同时经过不断地探索，历经千辛万苦寻找到了稻谷、大豆、小麦等农作物并加以种植。其次，彝族先民早期培养谷种的过程自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其中旱灾洪涝、病虫危害等威胁都会使培育即将成熟的作物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长期的努力极有可能毁于一旦。彝族先民正是经历了许多艰辛探索才发展出自己的种植业，而早期彝族祈求风调雨顺的水崇拜、祈愿丰产的谷物崇拜等仪式，都与种植业发展过程中彝族先民遭遇的困难有很大关系。彝族的稻作文化，源远流长，云南楚雄彝族聚居地便有这样的传说：一对彝族弟兄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口渴难耐，便去河边饮水，不慎从背上的箭袋中掉落了几粒随意捡拾到的谷种。之后，两人再次狩猎，路过那条河边时，惊奇地发现那里长出了几株金色的稻谷，于是二人将稻谷带回家中培育，彝族人从此就开始种植水稻。除神话故事之外，彝族至今还保留着的供奉龙神的传统民俗也与稻作文化有联系。由于强烈的水崇拜，彝族人塑造了龙神的形象，认为龙神是管理水源和雨的神明，雨水是否降下，降雨量的多少都由龙神控制。彝族人祭龙神的目的是为了让龙神不发怒，不至于不降雨引发旱灾或降雨过量引发洪灾。可以说，彝族农耕种植活动推动了自然崇拜，而自然崇拜又促进稻作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稻作文化推动了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民间祭祀等民俗文化的产生。彝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在稻作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协同推进功能作用。
（二）对生态意识培养的导向功能
珍视大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是21世纪人类进入全球化时期应具有的责任意识和应担当的使命。彝族先民形成的自然崇拜主观上基于其内在的敬畏感和生存需求，客观上则有效地使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从而避免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对自然物的伤害，培养了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3］。当今，面对人们不顾自然法则只顾自己的物质需要，乱砍滥伐森林、过度开挖矿产资源、任意捕猎野生动物等行为所造成的生态失衡、灾害频发、疾病肆虐等现象，彝族先民敬畏大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
1.水资源保护。世间万物的生长和人类持续发展都离不开水，世界文明发源地更离不开水的滋养，如古希腊文明就临近地中海及爱琴海，两河流域孕育出了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离不开尼罗河的养育，华夏文明则孕育于黄河长江。各民族的水崇拜就来源于其民族长时间饮水、利用水资源提高生产力以及从事任何一切与水相关的活动等行为过程，彝族对水的崇拜也源自于此。据彝族相关研究史料考证，金沙江是彝族文明诞生的一个源头［4］。彝族先民早期的种植业、农耕业就是利用金沙江的水源灌溉，养殖的猪羊等也离不开水。因临近金沙江，彝族先民的原始渔猎和畜牧业得以不断发展。当然，水资源也有两面性，干旱时水能缓解旱灾，但过于泛滥也会引起洪涝灾害。因此彝族先民的水崇拜，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保证物产丰收。如在云南红河地区所流传的彝族文献《祭水经》中，就认为万物共同拱卫水源，用以孕育彝族人民，人们依此制定与水相关的规约与禁规，强调水的神灵性［5］。彝族对水的崇拜也沿袭至今，在很多彝族地区，每年祭祀水神仍然是重要的活动，依然十分注重祭祀的仪式。对水的崇拜信仰，使彝族先民很早就具有了较为成熟的水资源保护意识。彝族人民认为任何对于水资源的破坏污染都是对水的不尊重，是一种违反自然规则的行为，即使是无心污染了水资源都会身负严重的罪孽。彝族的长者死后，其后人担心长辈生前有玷污水的举动，圴要专门为长辈进行超度。彝族先民认为无节制的捕捉虾蟹鳖鱼等水产动物作为食物、在水流的发源处洗涤衣物、往水源中投入肮脏的物体、在河水中大小便等等破坏水生态平衡或直接污染水源的行为，都会让自己背负罪孽。这些行为会让死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彝族先民认为造成污染水资源的罪孽，若不加以处罚与制止，神明就会产生愤怒而造成洪灾，毁坏人们种植的庄稼与搭建的居所。久之便养成了彝族村民保护水资源的良好习惯，并由此形成共识和自觉遵守的规则。
2.树木植被保护。彝族先民多居于山区，树木大多生长在山上，彝族崇拜山神，树木也成了彝族先民崇拜的对象，保护树木对于彝族人民来说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如在云南南部的彝族地区，彝族人会用岩石打造出供奉物放置于山林中长得最高大粗壮、枝叶茂盛的古树之下。每年他们都会在树下举办祭祀活动，祈求得到古树的保护，因而对这片树林加以保护，禁止滥砍滥伐，甚至在需要伐木使用时也不能砍伐主干。大部分地区的彝族认为祭山神的山上所有树木都具有神性，砍伐这些树木会受到山神的处罚。据资料记载和彝族长者所述，砍伐古树都是重罪，违反规则的人都要承担巨额赔偿［6］。彝族对树木的崇拜，客观上对彝族村民促进保护森林植被、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有效作用。
3.野生动物保护。彝族先民崇拜自然物的观念，使彝族人民对野生动物的作用具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并由此在彝族村民间产生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条规。“如果某种动物或植物成为敬畏的对象，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性质，而是因为这种植物或动物能够激发起更加强烈的虔诚....”［7］万物有灵的观念早就在彝族先民的脑海中萌发，随着社会的发展，彝族先民除了对自然现象崇拜以外，逐渐对动物等自然界中的生命也产生崇敬心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动物都有自己的灵魂。比较典型的如虎崇拜，彝族认为宇宙由虎演化，虎是其民族的祖先，人死后灵魂就变成虎，再如牛能帮助彝族先民耕种，在彝族先民眼中，牛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劳动依靠，人类获取丰收不能没有它的帮助，牛给予了人们太多赠予，因此彝族先民也把牛当作神明加以崇拜。这些动物崇拜在后来逐渐转换成彝族先民的图腾信仰，并延续至今。彝族进行狩猎活动时，并不是来者不拒，而是要分清楚目标，当发现狩猎对象是怀孕的母鹿或其他动物时，均会停止捕猎而另寻目标；对于水中的动物，彝族人一旦捕捉到了不同寻常的鱼类或特别巨大的鱼虾，都会将其放回水中。彝族人民之所以有如此行为，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如果捕杀了这些野生物，神明会不高兴，认为人类贪婪，从此人们就不会再捕捉到野生物。彝族文献《劝善经》中记载着相类似的条规，诸如捕猎之后捣毁动物巢穴，偷盗鸟类之卵，破坏一切动物栖息地的行为都不能做，至于滥杀滥捕野生动物就更要遭到处罚［8］。现今彝族村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就来源于彝族先民的自然崇拜以及万物皆有灵的观念。
彝族自然崇拜对于培养生态保护意识的功能性，并不仅仅体现于以上三个方面。彝族的生态保护意识使得彝族能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能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本民族的生产力。各种自然物和谐共生，是大自然生态链的内在规律，彝族的水资源崇拜和动植物崇拜正体现了他们对这一规律的认知，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态文化观念，这对彝族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积极促进了彝族生态意识的发展，使之约定俗成了保护自然生态的条规，对维护生态平衡产生了客观的效果。
（三）对艺术文化的应用传承功能
自然崇拜对于人的思维具有开启作用，这是由人类喜爱自然与大自然天然相连的内在因素决定的。在古代，我国各族人民往往将自然崇拜融入自己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与人类生活相关切的艺术文化也不例外。人类早期的艺术文化正是对自然生活的模拟再现［9］，因而自然崇拜物成了艺术生活的内容，先民们对其讴歌和描绘，借以抒发情怀，寄托心志。彝族先民不仅有丰富的自然崇拜偶像，而且又创造了用自然崇拜物来寄情寓怀的艺术文化。在彝族的各种工艺制品、服饰设计、舞蹈绘画中常将自然崇拜物融入其中，民族特色十分显著，成了彝族族群的身份标识，是彝族艺术文化中难得的瑰宝。
1.漆器。彝族的漆器制作历史十分悠久，虽然出现的时间无法考证，但考古资料表明彝族漆器在彝族先民活动之初就已然存在，而且彝族漆器至今仍在传承和使用，通过漆器上的图案纹样，人们依然能感受到彝族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崇拜。彝族漆器除了盆、水壶、杯子等常见的圆形容器形状以外，还有很多模仿动物身体部位形状的器具，如鹰爪、牛羊角等。与圆形容器相关的漆器与彝族先民崇拜日月的关系很深，而动物身体部位形状的漆器则与彝族先民崇拜动物的习俗相关。此外，彝族漆器上也常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各种自然界动植物图案。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彝族自然崇拜在彝族漆器上的体现与传承。
2.服饰。在彝族服饰上也能体现出彝族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识。彝族服饰上的装饰图案包括动植物以及各种自然现象。日月纹样是彝族常用的服饰图案，倾注着彝族人民对日月极为崇拜的情感；蕨类植物曾是彝族先民的一种生存资料，这种植物曾帮助他们得以饱腹，免除饥饿，因此彝族先民将蕨类植物纹于服饰之上，以示对蕨类植物的感恩与崇拜；马缨花是彝族的族花，被奉为花神，并成为彝族服饰上常用的纹样；牛羊是彝族畜牧业中养殖的重要动物，狼、熊等猛兽的力量让彝族先民感到畏惧，因而对这些动物极其崇拜，并将这些动物作为衣物上的图案纹样；彝族服饰上的火、水等纹样，同样来源于彝族的自然崇拜。这些服饰纹样体现出彝族在艺术文化上的审美倾向，表现出崇尚自然的美学观，是对自然崇拜的实体记载和直接承袭。
3.舞蹈。现今彝族传统舞蹈中也或多或少包含着自然崇拜因素。彝族舞蹈中，常有舞者模仿某种特定动物的动作，如在一些彝族传统舞蹈中，舞者会模拟虎的行走与跳跃，甚至对虎的声音也着意模仿，这显然是虎崇拜在彝族艺术文化生活中的直接反映。除此之外，云南彝族的著名舞蹈《阿细跳月》中众人围绕火堆舞蹈的场景，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中用肢体动作来模拟火焰的跃动等，显然都受到火崇拜的影响，表明火在彝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火崇拜在舞蹈艺术中的再现。
功能学派的奠基人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必定要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和衍生需要［10］。艺术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衍生需要。彝族自然崇拜对本民族的艺术文化影响颇为深厚，不单单限于漆器、服饰、舞蹈等常见艺术载体，就是在彝族的手工艺品、建筑艺术中也都具有自然崇拜的元素，这些现象表现出了自然崇拜对彝族艺术品制造和艺术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强大的应用功能。在艺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彝族的自然崇拜物成了借鉴和仿拟的对象，是彝族艺术活动的参照物，对艺术文化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三、结语
彝族先民自然崇拜的对象多种多样，这些自然崇拜的产生都有迹可循，是彝族人民长期在与大自然斗争过程中进行社会实践和生产生活的产物，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源泉。彝族对于自然现象的崇拜，来源于彝族先民在自然灾害中保全自己，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资源利用所做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体现的是彝族先民不惧困难，敢于开发大自然的精神；彝族对于自然物的崇拜，来源于他们受这些自然物的恩赐所产生的感激之情，是彝族先民对利用自然、接受自然馈赠的追忆。彝族自然崇拜的社会功能性也十分强大，体现在许多方面。在稻作文化的协同推进功能上，促进了彝族农耕技术的提高与社会的发展；在生态保护意识的功能上，促进彝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平衡观念的推广，对当今民族地区生态问题改善有很好的启示和导向作用；在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应用功能上，彝族自然崇拜大量应用于民族艺术中，促进了彝族艺术文化的繁荣，吸引更多民族学者去研究和探索彝族艺术文化，从而增进了彝族艺术文化传承应用的推广力度，由此还可以为彝族地区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自然崇拜是各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彝族的自然崇拜现象，探寻彝族自然崇拜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对于探究彝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原载：《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5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