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丽的彝族服饰，作为民族的标志，在生活仪式活动（生、婚、丧）和重大节日活动（如十月年、火把节、三月三、插花节、端午或赛马节、政府或团体组织的文化艺术节）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示，同时也在释放出代表民族心理素质的深层的文化符号，因而受到本民族的一致认同。同所有的民族服饰一样，现代彝族服饰，既扮演着传承古老文化的重要角色，又面临着因时代挑战而不断改进的双重任务。但无论如何改进，代表标志的形式与代表文化内涵的符号却是不能改变的。这也是各型彝族服饰所面临的课题。彝族是中国各民族中，服饰样式资源最丰富的民族之一，数十个支系拥有上百种式样的服饰，可谓五彩纷呈，美轮美奂。在四川和云南的大小凉山地区，服饰样式往往带有地域性，而在云南和贵州的大部分地区，服饰又因支系而异。上世纪的1987年秋，《全国彝族服饰展览》先后在北京、贵州、云南、四川举办，部分精品还被选送到加拿大等国展出，同期编印了一部《中国彝族服饰》画册。这次活动，把全国彝族服饰大略分为6型16式，即“山型——美姑式——喜德式——布拖式；乌蒙山型——威宁式——盘龙式——红河型——元阳式——建水式——石屏式；滇东南型——路南式——弥勒式——文西式；滇西型——巍山式——景东式；楚雄型——龙川江式——大姚式——武定式”。彝族服饰的大量向外展示，且规模越来越大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近年来，借助一系列隆重的传统节日与文化艺术节来不断推出。
节日文化与服饰文化达到了一个水乳交融的境地，服饰因节日而得到了展示的空间，节日因服饰而庄重与异彩纷呈。如果说桂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各地区彝学研究会（联谊会）等活动使彝族服饰有了自发展示机会的话，那么，近些年滇、川、黔的相关地州与县或乡所举办的火把节、赛装节、文化艺术节、服饰文化节等活动使彝族服饰有了自觉展示的专门平台。在四川凉山州，通过每年一次大型彝族火把节的成功举办，把具有鲜明特色的《五彩凉山》彝族服饰向国内外连续展示，美姑县多年来举办的彝族毕摩文化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服饰的专场表演，昭觉县2004年10月成功举办了“首届彝族服饰文化节”，以后将陆续举办这种专题文化节活动，并对彝族服饰文化展开专题研究。在云南省，楚雄彝州通过若干年的彝族火把节、赛装节等特色活动，把彝族多支系的服饰作了突出的展示，并成功融入全省性的文化旅游建设活动中。石林彝族撒尼人服饰，以节日作推动，与旅游相互促进，率先进入先进的产业化生产，嵌在服饰上的传统花纹图案已进入电脑刺绣制作，大大减轻了手工的劳动强度。在贵州省，主要由彝学研究会推动彝族乌蒙型服饰的展示，但近年来这种方式又有所改变，2002年至2004年，地处贵州屋脊的珠市彝族乡，先后举办了两次文艺会演和文化艺术节，抢救乌蒙型服饰的传统手工工艺以及推陈出新成为主要专题之一，对服饰工艺和服装表演节目进行了重点奖励，进一步鼓励了周边彝胞着本民族乌蒙型服装的信心。在六盘水地区，随着凉都文化艺术节与彝学研究活动的开展，乌蒙型与盘龙型得到很好的展示。由此可见，节日活动与服饰（生产）形成互为依托、互为促进的关系，由服饰文化带动节日文化的释放，服饰是节日活动的主要看点，服饰增加并烘托了节日气氛，互动效果与意义十分明显。然而，这种互动，仅是在层面的表现，从属于视觉行为的一个方面。这种互动，还表现在深邃的文化底蕴与深刻的文化内涵中。节日是先民对大自然规律进行探索的记录，十月年与火把节（又称星回节）就是观察北斗星座的记录，北斗斗柄正北指正南正好是大寒与大暑季节气候的两个极，两大节日蕴藏着彝家丰厚的天文、历法、气象、农业等文化。这些文化，被抽象为符号后，往往出现在服饰的某些装饰上。彝族八卦，彝语称之“吐鲁恨佉”，它是彝族先民总结方位规律的符号，又系二进制的四倍数；彝族先民把天地、日月、昼夜、阴晴、男女等这些事物与现象归纳为黑白两种颜色及抽象符号，用黑白两蝌蚪互抱运动图表示，彝语称之“输毕孜”或“米古鲁、靡阿那”（参见《物始纪略》第二集，还有汉族用的“太极图”亦与之相似）。彝族八卦和“输毕孜”是彝族服饰中有着明显意义与代表性突出的文化图案，尽管这种图案被表象地认知为“涡纹”、“涡旋纹”或“羊角纹”等，“输毕孜”图纹变化丰富，又善于被表现，因而常常出现在各型各式的彝族服饰中，不仅表现在抽象的表象符号上的共同喜好与认同，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对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意义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又往往得益于节日与服饰形式的交流，从这种意义上说，节日与服饰又有着文化和承载文化的必不可缺的重要功用。节日与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承担了弘扬文化的使命，尤其是服饰以装饰这种视角艺术传播和表达了文化信息，节日则以推陈出新的手段加强了服饰对文化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往往滞迟或者阻止一种处于弱势势态的文化的消亡进程。节日与服饰对文化的承载又往往表现在对文化符号的承载上，两者以互动为依存，在这种存在的前提下，节日相对固定，而服饰却善于以变化的方式来表现，总之，它的活动空间十分广阔，但必须以时空、环境、材料、质地、制作手段的适应来决定自己的生存，必须顺应自然界适者生存的规律，因此，服饰随着时空、环境、材料、质地、制作手段的变化而变化，而所承载的文化符号的核心内涵却不因载体的变化而变化，这既是文化心理的作用，亦是更得益于节日的推动，两者对于文化的承载可谓功不可没。
从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上说，节日活动与服饰文化对平衡人际关系也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节日的活动为人与人之间提供了直接交流思想感情的平台，尤其在农村地区，节日活动更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理想的社交舞台，人们之间的一些误会、误解等通过节日活动的交往会得到解除；同时，一些新的关系也会在此建立。有组织的一些服饰表演和比赛的在节日里展开，对于促进人们的竞争意识同样也会取得一种看似无形、却有水到渠成的效果，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缺乏竞争意识是极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竞争意识的缺乏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的社会里落伍。当然节日里展开的服饰表演和比赛是建立在公开、公平的基础之上的。有一个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2002年、2004年在贵州省赫章县珠市彝族乡先后举办的两次文艺会演和文化艺术节，都组织了服饰表演和比赛，对于精品服饰的奖励，在树立珠市乡及周边彝胞着本民族乌蒙型服装的信心的同时，也树立了建立在精品意识上的竞争意识。以节日活动与服饰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节日活动的相对固定，能为服饰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时间和空间上的保证，而对这种传统文化的弘扬又反过来服务于服饰等产业的发展，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关系。节日活动展开与服饰文化的弘扬，能带动服饰产业的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首先，节日活动对某些型、式的服饰需求量的大增，利于制式民族服饰的推广，给制作制式民族服饰的厂家带来相对固定的季节性商机，并能解决城乡的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对手工制作的如挑花、刺绣、镶滚等传统服饰也会有一定的需求量，对于本民族来说，拥有一套手工制作的传统服饰是一种民族心理上的满足；对于本民族以外的兄弟民族和有关收藏和研究机构来说，手工制作的挑花、刺绣、镶滚等传统服饰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收藏、研究与观赏价值。传统服饰保留手工制作的方式，也可解决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岗位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特别是农村中的部分能工巧手的收入。
节日活动展开与服饰文化的弘扬还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这就是节日活动与服饰文化的互动，好山好水、好的自然风光，即好的旅游景点的开发，离不开传统的和民族的文化作灵魂，这是一条被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途径，民族节日活动与服饰文化本身就是当地旅游资源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彝族聚居的云南石林风景区，自然景光的石林因五彩的彝族服饰而增辉；耀眼的彝族服饰因石林的千姿百态而靓丽；民族节日活动也因石林风景的优美与彝族服饰的靓丽而得到了空间，民族节日活动与服饰文化和优美自然风光，在这三大旅游资源之间，又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就贵州的彝族聚居区而言，民族节日活动、服饰文化、优美自然风光这三大旅游资源是丰富的，如十月年、火把节、赛马节为主的节日活动，百里杜鹃、韭菜坪石林、威宁草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向星”墓等景点，独具特色的乌蒙型服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理顺民族节日活动与服饰文化和优美自然风光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盘活和开发这些资源，意义十分重大。
服饰与语言是民族的根本特征和标志，也是除文字而外的传统文化的根本载体，节日活动则是展示传统文化的基本平台，在贵州省和云南省的一些彝族地区，带有民族根本特征和标志的服饰和语言消失的现实正面临加剧，无论服饰还是语言，既然是传统文化的根本载体，它们的消失不利于多元文化中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如果说有朝一日在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只剩下数种语言和服饰，失去了五彩，那这世界将是多么的单调和乏味，这也就意味着保护多元文化载体的民族语言与服饰同保护生态环境一样重要，彝族的节日、服饰与语言文字已作为这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加大对它的保护已刻不容缓，应当作为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来做。我们研究节日活动与服饰的互动关系，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传承的层面和开发利用及其价值来开展，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有关保护方面的探讨。
原载：王继超著《彝文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05-01。
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