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来发生了多起事关少数民族的突发性事件，由此引发国际国内一小部分鼓吹民族分裂的动乱分子诋毁我国民族政策、歪曲少数民族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均对国家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故总结历史经验弘扬少数民族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贡献，不仅必要而且及时。见微知著，通过对贵州彝族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历史贡献的分析，弘扬和继承贵州彝族维护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优秀传统，为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贵州彝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学术界普遍认同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同时，在当前国际形势极为复杂的条件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进一步探讨和分析少数民族参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其发挥作用的细节原委，从而总结历史经验并为现实服务，就显得十分必要。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在“大一统” 进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相对充分一些，对少数民族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已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对少数民族在这一进程中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还有待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分析。笔者拟就贵州彝族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发展的贡献方面做一些分析。
一、贵州彝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始于元朝，发展于明朝至清朝时达到高潮
彝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是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其中元朝土司制度建立是开端，明朝至清朝时期是一个发展到高潮的重要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的贵州彝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简略概括就是政治上服从效忠、军事上与分裂势力作斗争、思想文化上与中华文明融合。
据史料记载，彝族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已迁入贵州，主要分布在贵州西部的毕节、六盘水、黔西南一带，成为最先开发这块土地的有功之民，被后人认为是贵州西部的地盘业主。根据传说，三国时期黔西北彝族因效忠蜀汉政权，得到后者支持而建立了一个罗甸国。从文献考辨可以肯定，至迟在宋代，甚至更早，它已经有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政权架构和行政制度。
贵州彝族地方政权的建立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开发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十分重大的一个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彝民族的发展命运，也对活动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历史发展、对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以及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原王朝的发展轨迹。
贵州彝族的土司制度从元代就已经有了。忽必烈要进攻宋朝，采取战略迂回从云南进来，当时云南贵州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迫于蒙古人的强大势力，只好归顺。蒙古皇帝短期内无法对这些政权进行中央集权领导，不得不维持那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地位，土司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贵州彝族政权建立以后，这些地区进入一个历史上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无论行政管理体制，还是军事、法律等各项制度都得到大力发展。为以后与中央政权的大一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打下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大局已定后，决心用兵西南，实现全国的统一大业，确定了“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战略方针，而要稳定贵州，首先就要政治安抚，争取贵州当时的宣慰司霭翠和奢香夫妇等土官的支持，以便解除明王朝的后顾之忧。奢香夫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奢香“相其夫输忠率土归附”，和明王朝中央统治者保持着密切友好的臣属关系，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亲自赴京入朝，或多次遣使“贡方物与马”。当明王朝遣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时，霭翠和奢香备马万匹，毡万领，牛羊各一万，以助军资，对稳定贵州局势协助明王朝平定云南起到了重要作用。云南平定后，版图统一，但乌撒、乌蒙、东川等地区又先后发生叛乱，招致明王朝军队的残酷镇压，严重破坏了各族人民的和平生活，只有水西地区仍然维持着统一和安定的局面，没有卷入到叛乱和战争的漩涡中去，成为芒部、乌撒等地人民的“至夜举火掣家”前来投奔的避难环境。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贵州都督马烨“欲尽灭诸罗，以代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水西四十八部首领“威集香午门”纷纷表示“愿尽死力助香反”，在此关键时刻，奢香能够顾全大局，洞悉奸谋，明确表态“反非吾愿”，和水东土官刘淑珍一起采取赴京上诉，和平解决事端，正确处理了由马烨挑衅激化水西地区与中央王朝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了水西和水东与明王朝的亲善关系。奢香为维护水西地区的统一和贵州西南边陲的稳定，也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为贵州的建省创造了条件。
奢香重视发展贵州的交通，她所开辟的农场九驿，虽只是一条省内的驿道，但它的意义却非常重要，她不仅把驿道修进了水西地区，促进水西的开发，而且沟通了川、滇、黔驿道，其他四条驿道干线，加强了水西、水东之间及与境外的联系，把三省分管的地域联并起来，将境内的驿路纳入全国的驿道网络，与全国各地连成一气，并起到了沟通滇、川、湖、桂的作用，贵州的战略地位也因此突出起来，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形势下，贵州建省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奢香为后来贵州的建省所创立的条件增添了基石，其历史功绩亦当光辉千秋而彪炳史册。
清康熙年间吴三桂带兵反清，战火烧及江南大部，百姓遭殃，贵州也未能幸免，龙天佑（1644— 1690，生于贵州盘县保基乡，彝族世袭土司）率领彝族部众，誓死不降，以国家统一大局为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与吴三桂的叛军周旋数百里，大小战斗数百次，体现了彝族人民反对压迫反对分裂的大无畏精神。清康熙十八年间（公元1679年）归附清王朝，康熙二十年清军南征，“普安州土州同龙天佑率士兵助战”“造盘江浮桥以济大军，导大军入滇”。为清王朝平定云南，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清政府拟以征吴三桂有功，赐与总兵爵位，人称龙总兵，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光禄大夫左都督，享正一品衔。龙总兵死后，公元1691年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清政府特在盘县旧营为他建造了墓碑，占地一百八十平米。
二、贵州彝族通过改土归流为真正实现“大一统”做出重要贡献
贵州彝族土官制度尽管对于本民族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也没有对于中央政权的统治构成威胁。从中国历来中央统治者的角度，废除土司，派遣流官直接统治土司地区是大势所归。历史上因为文化的隔膜、武力的限制使得中央朝廷不能随意改土归流。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到清朝改土归流成为不可避免的局势。
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贵州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改革土司统治管理，变为中央政府派“流官”管理，这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土归流” 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主制摧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代之以封建地主所有制，从而使贵州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从社会进步意义上讲，“改土归流”是顺乎历史潮流的措施，具有进步意义。“改土归流”的政策促进了彝族地区资源特别是土地的转移，改流后很多汉人进去了，他们主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慢慢取得了土地。改流后彝族地区的经济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农业从刀耕火种变成了精耕细作，铜、铅矿业的兴起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流还加速了民族融合，以前贵州西北部是很少汉人的，到清乾隆时期，汉族人跟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数已经大致相当。这部分是移民的结果，另外就是其他少数民族经过通婚等等方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如果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看，“改土归流”加强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以前土司是最高权威，改流后他们认识到了还有朝廷和皇帝。在传承本民族文化和习俗的同时他们也学汉文，考科举，向汉人靠拢，并认同官府的权威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大一统，朝廷不惜动武为此付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成本，贵州彝族在国家大一统认同中表现为主动响应而不是消极抵抗，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贵州彝族对国家团结统一发展贡献的历史启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政治统一是少数民族实现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局部统一是中国大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必要条件。贵州彝族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在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贵州彝族繁荣昌盛的根本保障，搞好彝族小区域自治，区域内各民族的团结、平等，是彝族发展的必备前提。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贵州彝族既要坚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个性，又要拥护国家统一、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前提条件。元朝时期，贵州彝族完成了内部的认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念，同时开始了和中原王朝之间认同的历史进程。元朝将贵州彝族地方政权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贵州彝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彝族民族特色，是发展旅游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条件，是贵州彝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尊重民族特色，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彝族地区政局稳定的根本保障，是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第三，明清关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时期，贵州彝族其内部的相对稳定和发展也使其能在历史的若干重要时期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条件。在国家统一的大事上都是力促统一坚决反对分裂，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重要历史性贡献。实践证明：在贵州彝族地区，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方针，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利益，反对民族分裂，是民族地区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不二选择。
第四，当前，是民族矛盾和冲突热点问题频发时期，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煽动民族分裂，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贵州西部地区的彝族发展历史证明：民族分裂、民族对抗是各民族的巨大灾难；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保障，任何企图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都是违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和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认清：从古自今贵州彝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彝族人民对于贵州省以至全国的安定团结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弘扬和继承贵州彝族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优秀传统，为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结论
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其中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民族关系是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五大关系之一；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去年以来，针对我国民族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一论断，突出强调了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历史证明，贵州彝族在长期的中国大一统过程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州彝族也将继续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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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本文时，作者龙江为贵州大学马列部副教授，作者似庆岑为贵州大学马列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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