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我也算一个走南闯北的人了，“你是彝族吗？”“是”“阿诗玛是你们彝族的，是吧？”“是”“刘伯承和小叶丹彝海结盟是和你们彝族结盟”“是”“你们分黑彝和白彝，是吗？”“黑彝是奴隶主，白彝是奴隶，是吧？”“你是黑彝，还是白彝？”“”在巴斯（Barth）之前，学者们认为一个民族对应于一种文化，使用同一种语言，处于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拒绝或抵制其它文化的单位。这种看法受到巴斯的反对，他认为这种看法会妨碍我们去理解族群现象及其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Barth,1969）。在中国西南地区，彝族是一个分布很广的民族，它北起四川省西南部的大渡河流域，东至贵州省西北部的乌江流域，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地区，南至云南省南部红河流域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各县及越南，西达云南省西部的澜沧江、怒江流域及缅甸境内。彝族分布的广阔，所包含族群众多。也许受“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一个社会，一个抵制其它文化的单位”的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实施少数民族语文政策时，遇到了严重的不平衡。致使长期以来，彝族的文化教育等在族群间存在一边倒的现象，给人的错觉是彝族就是以凉山彝族（诺苏族群）为代表的，凉山彝族的文化代表了整个彝族文化，凉山彝语是彝语的代表，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也是彝族社会的缩影……而云南、贵州、广西的数百万彝族却享受不到或很少享受到宪法赋予的民族语文优惠政策。这是将民族概念和族群概念混为一谈的缘故。我们认为，应该分开民族和族群的概念，加强族群的研究，有些政策是针对民族的，有些政策应该是考虑到族群差异的。本文想以彝族为例，分析在民族语文政策实施过程中，偏向某一族群，以某一族群代表整个民族的现象。这些现象在中国其它少数民族中间也是存在的。
二、彝族与彝族群
中国西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地区。这些族群在汉文献中被统称为“西南夷”。司马迁在《史记》中专立《西南夷列传》，其开卷篇便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居。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 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陇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在列传末司马迁总结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华阳国志.蜀志》记定笮县：“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常遽，1984，P.320）。唐朝的时候，彝族地区有“东方黑爨三十七部。”（尤中，1980，p.123）彝族这个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定下来的,"彝"字里有“米”有“丝”，说希望彝族“有米吃，有衣穿”。
历史上的西南夷包括现在的彝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白族、基诺族等等。五十年代民族识别时，除以上提到的群体被划为单一民族外，彝族中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族群，如：
1. 诺苏族群
分布在四川的西南部和云南的北部。其具体的四界是：东至云南省昭通地区的永善县、巧家县；南至云南省禄劝县、永仁县、剑川县；西至四川省木里县；北至四川省汉源县、泸定县。诺苏族群的彝族自称“诺苏”，其所使用的彝语属于彝语的北部方言，有传统老彝文，一九八零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使用一种规范彝文，字数819个，属于音节文字。诺苏族群的人口在200万人以上。
2. 纳苏族群
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安宁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县、元谋县。自称“纳苏”，汉称“大黑彝”。纳苏族群使用的彝语属于彝语东部方言，有传统老彝文，彝文文献相当丰富。人口约20万。
3. 能苏族群
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毕节地区，东至黔西县、关岭县。其次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云南省的永善县、巧家县、昭通县等。能苏族群使用的彝语属于彝语东部方言，有传统老彝文，彝文文献最丰富，有彝文《西南彝志》等巨著。人口约80万。
4. 聂苏族群
聂苏族群的彝族自称“聂苏”，其分布区域东至云南省的开远市、蒙自市；南至江城县、金平县，直入越南境内；西至双柏县、普洱县；北至昆明市。聂苏族群使用的彝语属于彝语南部方言。有传统老彝文，人口约100万。
5. 撒尼族群
著名的风景旅游区－－石林，就在撒尼族群的寨子边上，家喻户晓的阿诗玛就是彝族撒尼族群的同名长篇叙事长诗中的人物。撒尼族群自称“尼”，撒尼是汉称。撒尼族群主要集中在云南省昆明市路南彝族自治县，其次分布在周围的弥勒县、泸西县、昆明市、安宁县等。撒尼族群所使用的彝语属于彝语东南部方言，有传统老彝文，人口约20万人。
6. 阿细族群
著名的舞蹈“阿细跳月”就是彝族阿细族群的舞蹈。阿细族群的彝族自称“阿细”，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县，其次分布在周边的路南县、开远市等地。阿细彝语属于彝语东南部方言，没有文字，人口约10万人。
7. 阿哲族群
自称“阿哲”，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弥勒县及其邻近的县。阿哲彝语属于彝语东南部方言，有传统老彝文，但文献较少。人口约10万人。
8. 普拉族群
自称“普”、“普拉”、“土拉”等，内部还有若干亚族群，各亚族群因服饰不同而被汉人称为“花尾巴普”、“筲箕普”等等，往往带有蔑称的含义。普拉族群分布较广，分布于云南省文山州的广南县、富宁县、马关县、麻栗坡县等，其所用彝语属于彝语东南部方言，但差别较大，无文字。人口约5万人。
9. 嘎苏族群
自称“嘎苏”，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人口只有5千人左右，由于与外界接触少，该族群所使用的彝语保留的古彝语成分很多，有利于历史比较。无文字。
10. 姆基族群
自称“姆基”，人口约有2万人左右，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个旧市及周围的县，无文字。
11. 山苏族群
分布在云南省玉溪地区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及其邻县，“山苏”是周围的聂苏族群的人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山间野兽”（含侮辱意义）。因其住在山上，经济较为落后，无文字，人口约3000人。
12. 腊罗拔族群
自称“腊罗拔”，分布在云南西部，四界大致是：东至弥渡县、景东县；南至景谷县、澜沧县；西至腾冲县、龙陵县；北至永胜县、鹤庆县。腊罗拔族群所用彝语属于彝语西部方言，无文字。
13. 罗罗族群
罗罗族群的人自称“罗罗”或“罗罗颇”，分布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的南华县、永仁县、姚安县、大姚县等，其所用彝语属于彝语中部方言，无文字，人口约50万人。
14. 里颇族群
自称“里颇”，也叫“里苏颇”，其实是与傈僳族很近的一个族群，其所使用彝语与傈僳族语言可以通话，划为彝语中部方言。与罗罗族群交错而居，但多数居住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东部的元谋县、禄丰县等。人口约30万。
这些是彝族中人口较多的族群，其它还有一些人口较少的，或较为分散的，例如，米撒、腊鲁、阿车、所都、洗期、改苏、昨柯、阿扎、阿乌、期期、三苏、姑若、土里、撒梅、子君、他六、六米、莫吉、仆瓦等，自称和他称加起来，据说有70多种（武自立，1987）。
二、彝语文在识别彝族中所起的作用
一个民族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族群？当初民族识别是怎样认定这些族群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各方面综合考察，最后确定识别结果。其中语言学材料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作为例，在50年代初，由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省统战部、云南大学、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28个人组成“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以下简称“识别组”），对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二次民族识别工作。这次识别工作是在已经定下了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对自己上报为单一民族的39个族群单位进行了分门归类，采用的是客观的求同存异的归类方法。
在识别永胜县“支里”、“倮族”、“水田”、“子彝”、“黎明”的5个群体时，“识别组”认为：“5单位的语言，都是彝语支中彝语的一种方言。他们与‘莨莪’、‘他鲁’、‘水彝’共8个单位，彼此之间可以畅通无阻地会话。” 识别组认为：“六个单位与‘水田’相同相近的比例数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各单位间的语法现象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确定以上七个单位的语言，只是‘彝’语方言中的不同方言。” 识别组又进一步将‘水田’语与另一个县永平县的‘土家’（作者按：识别组已将其识别为彝族，不是指现在法定的土家族。）语比较，认为在875个词汇中，两者相同相近的词有537个，占全数的61％，不同的338个，占39％。“这表示‘水田’语和‘土家’语是很接近的彝语方言。”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水田语’、‘支里语’与彝语同属一个方言，识别组又列表将其与凉山彝语和碧江傈僳语进行了比较。 识别组由此得出结论说：“‘水田’并‘支里’语与凉山彝语相同相近的，都比与傈僳语相同相近的更多；并且在与凉山彝语比较中，具有语音对应现象者较多，而与傈僳语比较中 ，则很少有语音对应现象。根据这些情况，更可断定‘水田’、‘支里’、‘倮’、‘子彝’、‘黎明’、‘莨莪’、‘他鲁’、‘水彝’等语言，是彝语方言。”
漾濞县、祥云县、永平县、凤仪县、邓川县、永胜县他称“土家”的群体，其自称稍有差异，漾濞的自称‘腊鲁波’，祥云的自称‘罗罗坡’，永平和凤仪的自称‘腊罗巴’，邓川和永胜的自称‘利帕’。在证明他们是彝族支系时，识别组进行了语言比较，永平、祥云、漾濞的“土家”语的比较的结论是：“三县‘土家’语的对比结果，词汇相同相近的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并且彼此间都有明显的语音对应规律。语法结构一致。（凤仪‘土家’语只记了四百多个词汇，但与三县‘土家’语词汇也多相同），由此可断定四县‘土家’语是共同的一种语言。”
邓川、永胜的‘土家’语与凉山彝语比较，在692个词汇中，有392个相同相近，占56％，299个不同，占44％。识别组的结论是：“‘土家’语和凉山彝语比较结果，相同相近的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也有明显的语音对应规律，在语法方面也基本一致，因此可断定这些‘土家’语是彝语的方言。”在识别永胜县的“莨莪”、“他谷”、“六得”、“纳渣”、“他鲁”为彝族的支系时，识别组认为五单位彼此会话通畅无阻。‘他鲁’、‘莨莪’与‘水田’（已确定为彝族，前详。）人彼此通话。‘他鲁’语与‘水田’语比较，在281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有219个，占77.9％，不同的62个，占22.1％。‘莨莪’语与‘水田’语比较，在270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有207个，占76％强，不同的63个，占23％强。‘水田’语与凉山彝语比较，在875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有455个，占52％，不同的420个，占48％。而且语音对应规律很明显。结论是这五个单位的语言属于彝语的同一方言。
云南省华坪县自称“腊罗”的群体，汉族在1949年以前称他们为“罗罗”，后改称为“水彝”。在识别时，其所使用的语言，与彝族‘水田’群体的语言相比，在525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有371个，占70％强，不同的有154个，占29％强。它们只是方音上的差别。再与凉山彝语比较，在875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有455个，占52％，不同的为420个，占48％，二者之间有语音对应规律。根据这些结果，识别组认定，‘水彝’语是彝语的一种方言（调查人：林耀华、杨毓才、安荣、黄淑娉、王辅仁、王良志、宛文涛）。
云南省新平县有四个汉族称之为‘腊鲁’、‘咪哩’、‘密岔’、‘蒙化’的族群。‘腊鲁’群体自称‘罗罗’；‘咪哩’群体已忘记民族自称，但邻县景东县的‘咪哩’的自称是‘罗罗濮’；‘密岔’、‘蒙化’等也忘记了民族自称。新平的‘蒙化’已改用汉语，但邻县景东县的‘蒙化’语属于彝语已得到证明。‘腊鲁语与自称聂苏的彝语（属彝语南部方言）比较时，在812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有425个，占百分之52.3%。咪哩语与聂苏彝语比较，在812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330个，占40.6%，而且语法构造基本相同，因此，识别组判定‘腊鲁’、‘咪哩’是彝语的方言。‘腊鲁’和‘咪哩’之间比较，在946个词汇中，除去两者都与聂苏相同相近的外，它们相同相近而与‘聂苏’不同的有134个，说明两者关系更近。
新平县自称‘尼苏颇’，他称‘罗武’的群体，人口不多，300余人（1955年），多转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在812个基本词汇中，与聂苏彝语相同相近的有362个，占44.5％，语法构造基本相同，属彝语方言。另一个自称‘聂苏濮’，他称‘阿车’的群体，人口很少，约150人（1955年）语言接近聂苏彝语，在812个词汇中，相同相近者为759个，占93％，由此断定是跟聂苏彝族很接近的彝族支系。
新平县的自称‘山苏帕’的群体，人口共3，700多人，汉族和聂苏彝族称之为‘山苏’。居住在高山上，聂苏彝语里的‘山苏’原意为山间野兽，含侮辱意义，该群体对这个他称不满。为了证明‘山苏’是彝族支系， 识别组将其语言与‘聂苏彝语’进行的比较，在712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有606个，占85.1%，语法结构一致，因此认定‘山苏’语是彝语的方言。还有一个自称‘出枢巴’的群体，他称‘车苏’，人口约360余人。识别组把‘车苏’语与聂苏彝语进行了比较，在712个词汇中，相同相近的有521个，占73.1%,语法结构相似，因此，证明‘车苏’也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调查人：沈家驹、常宏恩、施联朱、陈凤贤、王晓义）
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住着分别自称‘阿扎’、‘昨柯’、‘泼哇’、‘图拉帕’、‘颇罗’、‘泼拉培’的六个族群，汉语统称之为‘普族’或叫‘普拉’。阿扎分布在文山县和砚山县，人口约10，000人；昨柯分布在文山县和砚山县，人口约2，500人；泼哇分布在开远市、蒙自县、屏边县、西畴县、邱北县和麻栗坡县等六县市，人口约30，000人；图拉帕分布在马关县，人口在10，000人以上；颇罗分布在砚山县和广南县，人口约10，000人；泼拉培分布在石屏县、红河县和元阳县三县，人口约5，000人。这六个群体在地域上连成一片， 其周围住有聂苏彝族和苗、瑶、壮等其它民族。
识别组认为这些群体都属于彝族支系，证据之一是语言的比较。‘阿扎’话与个旧市的聂苏彝语比较，在718个词汇中，有117个词完全相同，369个词基本相同或有语音对应规律，有233个词有差异。相同相近的词加起来为486个，占67％，语法基本一致。因此，确定‘阿扎’话为彝语的方言。‘昨柯’话与‘阿扎’话比较，在605个词汇中，有22个词完全相同，340个词基本相同或有语音对应规律，相同相近者计362个，占60％，不同的有243个，占40％。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因此，‘昨柯’话也属于彝语的方言。‘泼哇’话与个旧市的聂苏彝语比较，在1，102个词汇中，相同和有语音对应规律的词有627个，占56％，语法结构基本一致。‘泼哇’话与永胜彝语比较，在1，114个词汇中， 相同相近的有511个，占45％，因此，‘泼哇’话属于彝语方言。‘图拉帕’话与‘泼哇’话比较，在1，080个词汇中，有194个词完全相同，439个词基本相同或有语音对应规律，全同和有语音对应规律的共有633个，占58％，不同的有447个。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因此，‘图拉帕’话也是彝语的方言。‘颇罗’话与‘图拉帕’话比较，在1，072个词汇中，共有579个词相同相近，占64％，493个不同。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因此，‘颇罗’话也属于彝语方言。‘泼拉培’话接近撒尼彝语。
在个旧市和蒙自县自称‘姆几’的族群，人口约有10，000人以上。他们的话与‘图拉帕’话相比，在1，085个词汇中，有134个完全相同，491个基本相同或有语音对应规律，这两项加起来占总数的57％，不同大有460个。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因此，‘姆几’话也属于彝语方言。（调查人：张凤歧、吕光天、黄文斌、严汝娴）
云南省昆明市住着一个自称‘撒摩都’，他称‘子君’的群体，人口约1，637人。通过语言比较，识别组将其识别为彝族。从语言上看，和新平彝语比较，在661个词汇中，有115个相同，占17.3％，319个相近，占48.2％，相同相近共占56.5%。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其语言是一种彝语方言。（调查人：童玮、萧庆文）（以上内容参见《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编，1955年）
三、国家语文政策在彝族群中的实施
中国自1949年起，共有5部根本法，它们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目前生效的是1982年的《宪法》。本《宪法》对民族问题和民族语文政策有明确指示。 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第134条进一步规定：“各民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查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解释。”还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它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1951年，政务院在《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指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宪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一）语言文字
大部分地区的彝族，彝语是他们的交际语言，如，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插甸区上核桃村，抽样调查65个彝族，都会说彝语，有5个会汉语，占抽样数的7.6％，略懂汉语的5人，不懂汉语的55人（武自立调查，见周耀文，1995，P199）也有部分地区兼通汉语，呈彝汉语双语状况，有少部分地区彝族已转用汉语。例如，根据1982年统计，云南省的彝族共有335万人，其中已约有44万人转用汉语，不会说彝语了，如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约有3万彝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周耀文，1995，P202）。
彝族分布广，族群多，语言文字的使用却极不平衡。彝族有一种传统彝文，是表意义兼表音相结合的文字。由于彝语方言分歧较大，方言间通话有一定的困难，因此造成不同族群不同方言的差异增加，文字逐渐为各方言服务，加上历史上缺乏规范，造成目前彝族文字问题。在50年代，政府曾给四川凉山彝族创制了一种拉丁文字，叫《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但没有推行开来。彝族群众私下仍然使用老彝文。因此，1975年起，四川省民委组织专家对诺苏族群所在的凉山彝族地区的8000多个彝文进行了规范，选出了819个字，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是一套音节文字系统，名字叫“彝文规范方案”。1980年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正式推行。由此，彝族诺苏族群在文化教育上得到了政府的很多实惠。例如，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彝汉双语教学，在中学实行两种教学体制，一种是在彝族聚居区，以彝语文课程为主，加修一门汉语文，另一种是在彝汉族杂居区，以汉语文课程为主，加修一门彝语文。据1990年统计，已开设双语文课的学校共有393所，其中小学329所，初中58所，高中6所。以彝语文课程为主的小学有110所（邓成伦，1990）
1982年6月，云南省民语委根据云南彝族干部和群众对民族文字的要求，在昆明召开了彝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讨论云南彝族的文字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由于云南彝族支系繁多，分布广，方言差别大，不适合用凉山的表音彝文，决定规范一套表意的彝文，供云南各地彝族群众学习，并成立了云南彝文规范领导小组。1985年5月，规范出第一批超方言表意文字方案，分别在红河州建水民干校和楚雄州民族中学举办规范彝文试验班。试验后认为这套文字好学、好用，适合于云南彝族地区实际情况。1987年，得到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试行。贵州和广西的彝文未进行任何规范。
（二）报刊杂志
根据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报纸、杂志等作为宣传品，在普及和提高民族文化水平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地区，创办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杂志，是非常有利于“自治机关执行职务”的。因此，中国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多数已有本民族文字的报刊杂志。彝族也不例外，用彝文出版的的报纸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日报社出版的《凉山日报》彝文版，创刊于1977年，目前日发行量6，000份，日刊，4开4版，1997年改进为电脑激光照排，据说要扩版。另外有《凉山文艺》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凉山文艺》彝文版，月刊。除了这两份固定的报刊杂志外，西南民族学院彝族语言文学系也常常不定期出版《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增刊彝文版，西昌师范专科学校彝族语言文学系已组织出版《西昌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增刊彝文版。所有这些固定的和不固定的报刊杂志影响很大，深受广大彝族群众的欢迎，对履行民族区域自治，宣传国家政策法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报刊杂志仅仅是在彝族中的诺苏族群中出版发行，其它族群却没有一份彝文的报纸或杂志。我们可以与兄弟民族作个比较，有自治区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等我们且不比，我们只比较一下跟彝族一样只有自治州的民族，看他们的报刊杂志出版情况。朝鲜族只在吉林省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而朝鲜文的报纸在吉林省有《吉林朝鲜文报》，创刊于1985年，发行量10，000份，每周三刊，对开四版；《延边日报》朝鲜文版，创刊于1948年，日刊，对开4版；《延边少年报》创刊于1957年，1985年改刊名为《中国朝鲜族少年报》，发行量65，000份，每周一刊，4开4版；《参考消息》朝鲜文版，创刊于1979年，1986年改刊名为《综合参考》，发行量10，000份，周二刊，4开4版。在辽宁省有《辽宁朝鲜文报》，1982年创刊，发行量9000份，周三刊。黑龙江省有《黑龙江朝鲜文报》，创刊于1961年，发行量40，000份，周三刊，4开4版。同样是只有自治州没有自治区的哈萨克族，用哈萨克文出版的报纸就有：《新疆日报》民语版，用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蒙古文等出版，创刊于1950年，发行量70，000份，日刊，6版；《伊犁日报》哈萨克文版，创刊于1950年，发行量3000份，周三刊，对开4版；《阿勒泰报》哈萨克文版，创刊于1935年，发行量2，300份，周六刊，4开4版；《塔城报》哈萨克文版，创刊于1958年，发行量1，440份，周三刊，4开4版；《新疆科技报》哈萨克文版，始于1984年，发行量3，100份，旬刊，4开4版；《伊犁少年报》哈萨克文版，创刊于1957年，发行量15，000份，周二刊，4开4版；《参考消息》哈萨克文版，始于1975年，发行量2，900份，周六刊，4开4版（马树勋，1990；又曹逢甫，1997）。在云南省没有用“云南规范彝文”出版过报刊杂志，贵州和广西也没有彝文报刊杂志。
（三）广播电视
广播是用耳朵吸收知识的重要手段，广播的好处是不受识字与否的影响，文盲也可能听懂广播传播知识。在文盲人数极多，且多住在山区半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应普及广播。这里的广播当然是指用少数民族语言播送的广播，而不是指少数民族群众听不懂的汉语广播。用彝语广播的电台有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用的是彝语北部方言，即诺苏族群使用的话。省台的广播始自1979年，每天三次，每次30分钟，其中新闻10分钟，专题报道10分钟，文艺节目10分钟。广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诗歌、散文、医药、卫生、歌曲等等。凉山彝族自治州电台没有彝语广播，但有10个县的广播站有彝语广播，县广播站每天转播省台的彝语广播，然后再播一些本县的新闻，放一些彝族曲子，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时间上，昭觉、越西两县每次广播90分钟，喜德、布拖两县每次播60分钟，其它县每次30分钟。电视方面，凉山彝族自治州电视台有彝语新闻，但没有彝语的电视节目。凉山州电视台仅能在州府西昌收看，而西昌城内以使用汉语者居多，而且，许多彝族农民还买不起电视机，因此整体上收效并不如广播那么大。据称在云南省只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广播站用彝语南部方言彝语，即聂苏族群的话播送节目。贵州和广西没有彝语广播电视。
（四）电影配音
彝族有许多听不懂、看不懂电影的情况。政府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作了多方面的努力，目前，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有彝语影片放映单位76个。为了让彝族群众能看懂电影，早在1964年，就借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口译对白”的经验，凉山州训练了一些宣传员作“口译对白”，影片包括：《白毛女》、《农奴》、《汾水长流》、《夺印》、《战火中的青春》、《李双双》、《槐树庄》等。文化大革命时中断，1975年部分县有恢复。1976年，凉山州电影公司组建电影配音班子，完成了第一批涂磁拷贝的影片：《平原作战》、《五朵金花》等十多部电影。1977年，凉山州电影公司和昭觉县电影公司组建了两个专门的电影译制配音机构。从1964年到1989年，已译出故事片185个，拷贝数322个，短片节目22个，拷贝数26个（马林英，1990）。影片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次可以列表如下（见下页）：
云南彝族却没有这样幸运了，据云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87年8月的统计，从1965年用涂磁配音的办法译制少数民族语言电影时起，云南彝族只配了8部电影，统计没有显示是用哪个方言的彝语配的音。这个数量实在太少，是与彝族的人口比例很不相配的，因为彝族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云南全省共有3255.38万人，其中汉族2223.48人，占全省人口的68.3％，彝族人口335.49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0.31%，其它的上了100万人口的有两个民族，白族人口112.1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4%,哈尼族105.84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25%（周耀文，1995，p.196）。我们且看其它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所配的电影数量：傣语（傣族人口仅83.6万，占全省人口的2.57%）345部，其中西双版纳方言172部，德宏方言103部，临沧地区傣语70部；哈尼语75部，景颇语（景颇族人口9.29万，占全省人口的0.28%）78部，苗语（云南苗族75.22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31%）53部等等（周耀文，1995，p.204）。是不是彝族都会说会听汉语，不用彝语配音的电影了呢？不是的。在云南，约占云南彝族人口的53％强的彝族群众基本上不会说汉语，也不会听汉语，这多半是聚居于山区、半山区的人，如：弥勒县西山区、双柏县大麦地乡、新平鲁奎山、石屏哨冲、巍山、南涧、宁蒗等地的彝族；还有约32％的彝族兼用汉语；有2％的人兼用其它少数民族语言；改用汉语的占13％（武自立，1987：103）。
（五）图书出版
1980年国务院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之后，凉山彝文的出版事业蒸蒸日上，以四川民族出版社为龙头的彝文出版机构，出版了许多深受彝族群众喜爱的图书，内容涉及政治、政策、法规、法令、科普、格言、课本、文学、艺术、民间故事、连环画、历书、辞书、小说、诗歌、散文等（详见文后附录‘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至1990年出版的彝文图书表’）。凉山是一个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约有200万，有许多人不会说汉语，更不会读汉文，因此多出版一些彝文图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彝族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在云南省，而云南民族出版社，仅用“云南规范彝文”出版了一些扫盲课本和一些浅显读物，远远谈不上用彝文出版政治、经济、文化等读物。这其中原因，除云南规范彝文起步晚，文字系统比较复杂的原因外，还存在重视程度。重视程度差的话，出版经费就会减少，出版物自然也就少了。
四、讨论
材料显示整个云南省从1965年至今只译制过8部彝语影片，且不清楚是用哪一种方言配的音。“云南规范彝文”由省政府批准试行以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有些云南规范彝文的课本和读物，有些读物（如民间故事）来自某方言，因此，这些出版物可以算此方言的，但多数情况下，读物的内容并不是来自某一方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语文政策在彝族各族群间是严重不平衡的。若要让它们平衡起来，就要加强族群研究。我认为应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加强彝语语言学研究，首要解决文字问题
加强彝语语言学研究，对已有文字的方言和族群，要继续推广规范彝文，要研究文字，要让规范彝文符合彝语的规律，对那些不符合彝语规律的文字条款，要及时更改过来。对以前没有彝文的族群，如果他们有学习规范彝文的愿望，就要积极予以支持和鼓励。首先要细心研究他们的语言，找出规范彝文和他们的语言的规律，便于他们尽快掌握。确定好文字后，要坚决、果断地在彝族地区推行，不能犹豫不决。
2. 每个族群至少应该出版一份报纸
云南彝族族群间的差异较大，既使是通用“云南规范彝文”，也应结合各地的特点，出版一些反映本地情况的新闻出版物及其它读物。报纸的出版可以促进规范彝文的普及。彝文的普及更能促进彝文图书的出版，提高彝族群众的文化素质。
3. 普及有线广播
族群多、语言差别大的特点最适合用有线广播。无线广播只能选少数的语种广播，会造成顾此失彼，覆盖面不大，而且，无线广播需要购置较为昂贵的收音机，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有线广播则灵活性较大，可以充分选择本地所使用的语言，选择老百姓喜欢的广播内容，而且广播喇叭的成本比较低。
4. 用不同的方言译配彝语电影
用少数民族语言给电影配音是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看懂电影。既然目的是为了让少数民族同胞看懂电影，就要充分了解他们的需要。我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按民族来分，比如说，明明云南的彝族看不懂汉语电影，硬说四川彝族已经有彝语电影了，不用给云南的彝族配音。这样一来，云南的彝族群众仍然看不懂，这是极不公平的，同一地区的其它民族有本民族语言的电影看，而他们却因为是彝族而看不上听得懂看得懂的电影。因此，我认为应该充分调查了解各族群，掌握他们之间语言的差异程度，有的放矢地按不同族群配音，以期让更多的人都看懂电影。
族群认同是可以分层次的，比如彝族的各族群在认同本族群的同时，对外则认同彝族。研究族群可以从实际出发，掌握和了解各族群的所思所想，给政策制定和决断者，提供参考意见，以便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资源和权力），避免决策失误，造成资源的浪费。决策者应充分了解族群理论，明白族群是可以分层次的，了解一个民族里面是允许有差别较大的族群存在的。承认族群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否定民族，相反，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各族群的差异，避免以点概面。其实，道理很简单，以彝族为例，凉山彝族不能也不可能代表所有的彝族。总之，一个民族里面的某一个族群是不应该代表整个民族的。
Abner Cohen
1974a "‘Invisible’ organizations: some case studies". In Two-dimensional Ma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b "Introduction：the Lesson of Ethnicity". In Abner Cohen, ed., Urban Ethnicity. Tavistock Publications.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11.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常遽（晋）
1984 《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曹逢甫
1997 《族群语言政策──海峡两岸的比较》，台北，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邓成伦
1990 "发展中的凉山彝汉双语教学"。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
Keyes, Charles F.
1979 "Introduction. In Ethnic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the Karen on the Thai Frontier with Burma"
1981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Charles F. Keyes, ed., Ethnic Change.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马林英
1990 “喜闻乐见的彝语影片”。载《彝语研究》，1990年年刊，总第4期，《四川民族语文通讯》编辑部和《彝语研究》编辑委员会合编。
马树勋
1990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Moerman，Michael
1965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1215-1230
武自立
1987 “云南彝族语言使用情况、文化教育和文字问题调查”。载《彝学研究》（年刊），云南彝学学会主办，一九八七年刊，总第1期。
1993 “规范彝文在凉山地区的巨大作用”。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尤中
1980 《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周耀文
1995 《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使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
1955 《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编印。
注：“云南规范彝文”由省政府批准试行以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一些规范彝文识字课本和一些读物。这些读物均以“云南规范彝文”为准。有些故事或内容可以以某一个方言为参考，故所出版的图书既可以说是该方言的，也可以说不是。
附录：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至1990年出版的彝文图书表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凉山州编译局译，1980年9月。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推测》，凉山州编译局译，1980年12月。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着；谢志礼译 ，1980年9月。
《凉山马铃薯栽培》，凉山州编译局译，1980年11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凉山州编译局译，1981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凉山州编译局译，1981年1月。
《彝族格言》，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1981年10月。
《彝文识字课本》，凉山州教育局，1981年10月。
《凉山油菜栽培》，凉山州编译局译，1981年7月。
《勒俄特依》，冯元蔚搜集整理，1981年9月。
《林业政策》，勒尔瓦倮译，1982年8月。
《彝族民间故事选》，李明编写，1982年7月。
《彝文美术字》，马志强编，1982年7月。
《彝语会话六百句》，李民、马明，1982年2月。
《工农业余算术课本》，凉山州教育局，1982年4月。
《凉山荞麦栽培》，凉山州编译局译，1982年1月。
《凉山燕麦栽培》，凉山州编译局译，1982年11月。
《猎霖古卓驷》，莫色尧土，1982年12月。
《奴隶的儿子》，毛勇编绘，1982年12月。
《蛤蟆和水獭》，凉山州编译局译，1982年11月。
《凉山彝语语法》，李民、马明，1982年8月。
《看图识字》，沙如真、吴大军，1982年11月。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中共四川省民工委译，1983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川省民族语文办公室 ，1983年10月。
《政府工作报告》，四川省民族语文办公室，1983年12月。
《喀吉思》，罗希吾戈、马海木呷，1983年12月。
《一九八三年彝族历书》，罗家修，1983年1月。
《一九八四年彝历书》，罗家修，1983年12月。
《工农业余彝语文课本》，凉山州教育局，1983年8月。
《欢笑的金沙江》，李乔着；阿库史格译，1983年4月。
《猎村的歌声》，沙马拉毅，1983年3月。
《妈妈的女儿》，凉山州编译局，1985年1月。
《我的幺表妹》，凉山州编译局，1983年4月。
《凉山彝语语音概论》，李民、马明，1983年3月。
《彩虹的传说》，米大中，1985年7月。
《彝文检字本》，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1984年3月。
《口弦声声》（年画），郭道尊，1984年8月。
《红瓦拉》（年画），杭鸣时，1984年8月。
《一九八五年彝族历书》，罗家修，1984年12月。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伍精忠译，1985年6月。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辅导讲话》，凉山州编译局，1985年6月。
《彝族格言》，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1985年9月。
《玛牡特依》，罗家修，1985年6月。
《一九八六年彝族历书》，罗家修，1985年10月。
《彝语语言学讲话》，陈士林，1985年8月。
《小仙鹤》，沙马拉毅，1986年9月。
《海俄典古》，卢学良，1986年11月。
《闪光的彝寨》，穆秀英，1986年11月。
《凉山半细毛羊的培育》，凉山州编译局，1986年4月。
《凉山彝语语音与文字》，张余蓉、赵洪泽，1986年5月。
《彝族民间故事选》（二），赵洪泽、朱建新搜集，1986年9月。
《返老还童的扇子》，罗家修，1986年9月。
《一九八七年彝族历书》，罗家修，1986年10月。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6年11月。
《支格阿鲁》，卢占雄整理，1987年2月。
《一九八八年彝族历书》，罗家修，1987年12月。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7年8月。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7年11月。
《彝族克智》（一），阿鲁斯基、卢占雄搜集，1987年11月。
《越西彝族民间歌谣》，越西县语委搜集，1987年11月。
《怎样写应用文》，谢志礼、沙马拉毅，1987年11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拉各、木呷译，1988年7月。
《一九八九年彝族历书》，罗家修，1988年11月。
《彝族克智》（二），嘎哈史者 搜集，1988年9月。
《农村成人彝文语文课本》（上），凉山州教育局，1986年7月。
《农村成人彝文数学课本》（上），凉山州教育局，1988年10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8年7月。
《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8年6月。
《彝族妇女歌谣》，马志强搜集，1988年4月。
《彝语文基础知识》，曲木铁西，1988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8年5月。
《学习党的十三大报告辅导讲话》，凉山州编译局，1989年2月。
《汉彝词典》，彝语辞书编译委员会编，1989年8月。
《奥秘奇闻》（上、下），沈伍己等译，1989年12月。
《伊索童话》，阿合、铁西译，1989年。
《彝文金石图录》（一），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1990年3月。
《云崖初暖》，高缨著；马海木呷译，1990年1月。
《大千世界》（一），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9年11月。
《物始纪略》（一），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1990年3月。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文件集》，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9年11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1989年12月。
《一九九零年彝族历书》，罗家修，1989年12月。
《彝族民间歌曲选》，阿鲁斯基、杨羽健，1989年10月。
《汉彝翻译技巧探微》，沙马拉毅，1989年12月。
《龙云传》，谢本书着；苏克明、沙马拉毅译，1990年5月。
《汉彝成语词典》，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1990年7月。
